新中國第一面國旗誕生史實校訂

　　一九四九年九月三十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上，新中國第一面國旗展現在全體委員面前。右上邊的展旗人就是彭光涵。

　　▲ 1949年10月1日下午，毛澤東主席就職時，中南海勤政殿會場主席台懸挂的國旗。這是第二面國旗，由趙文瑞縫制。

　　在對“紅地五星旗”進行表決時，很多人不知道，竺可楨是投了棄權票的。曾聯鬆是國旗的“創作者”還是“設計者”，多數人也說不清。到底是誰縫制了第一面國旗？為什麼說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禮上，毛澤東主席在天安門升起的是第三面國旗？

　　本文還原了上述事件的來龍去脈。

　　竺可楨投了棄權票

　　在很多圖書和相關的報道中，對於國旗方案的選擇，通常都是這樣記述的：1949年9月27日，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上，代表們一致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旗為紅地五星旗，象征中國革命人民大團結。

　　其實，在這次關於對國旗圖案的表決中，竺可楨投了棄權票。

　　竺可楨是畢生為國“求是”的氣象事業和物候學的開拓者，從1936年始，擔任了13年浙江大學校長。1949年，他拒絕了蔣介石的赴台邀請，辭去了浙江大學的所有職務，來到北平，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

　　竺可楨，這位為氣象研究作出巨大貢獻的科學家，有一個特別習慣，堅持寫日記。他持之以恆地寫了38年零37天的日記。這些日記，既是難得的科研資料，又是切實可用的知識，也是一些重大史實的記錄。

　　《竺可楨日記》第2卷1289頁，記錄了他在1949年9月27日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對五顆星圖案進行表決時的情況：

　　九月廿七日，星期二，北平，晨晴。

　　……十點出，赴……北平圖書館，……余在天文書中見有Surya Siddhanta《印度天文學教本》英譯本，系1860年布吉爾斯譯、Gangooty重加注釋，有P.Sgngupta序，1935年加爾各答大學出版。……以邢雲林名下借出。……三點至中南海懷仁堂開第六次大會。今日發言……者又有二十五人，……講畢已將七點，開始討論國都、國旗、紀元。……國都……紀元……國歌……國旗……均無討論通過，並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及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組織法……。國旗用五星紅旗系審查委員會意見，……今日驟然提出，實無余暇再行討論，故余在投票時棄權。

　　竺可楨的日記，直接明了地記述了他是投了棄權票的。這也從史實上表明，當時的國旗表決並不是一致通過。

　　第一面五星紅旗

　　事實上，關於“復字第32號”圖案選定並制作樣旗一事，也是進行了精心准備的。一直擔任第六小組秘書的彭光涵在他88歲壽辰時，由鄭奕鈞撰寫的《歸僑彭光涵的〈往事·今事〉》一書中，翔實地記述了他監制第一面五星紅旗的經過：

　　日理萬機的周恩來，專門聽取了彭光涵關於各組對國旗圖案的討論意見。彭光涵匯報完之后，周恩來拍著彭光涵的肩膀說：“好，你按復字32號圖案畫一張大一點的圖樣，還要做一面大旗，用綢料做，明天下午交給我。”

　　彭光涵接受任務后立即四處尋找畫筆、顏料、紙張，等一切備齊時已是后半夜了，他自己動手，畫了一幅比《國旗參考資料》開本大一倍的圖案，涂上顏色，用了近兩個小時。他對著這面自畫的紅地五星旗，左看右看，遠看近看，還挺滿意。此時，窗外微微發白，雀鳥開始吱喳歡叫，新的一天又開始了。他把畫好的紅地五星旗交給周恩來的秘書，並告訴他，這是周恩來副主任要的，千萬別忘了交給他。

　　彭光涵通宵工作之后，卻毫無倦意。他跑到食堂吃了一碗棒子面粥和兩個窩窩頭，抹了抹嘴就騎上自行車，直奔前門。他要搶時間，一定要在當天下午把紅地五星旗縫制出來。

　　在前門大柵欄，彭光涵找到了一間制旗社，對站在櫃台后的師傅說要做一面大的紅地黃五星旗，把復字32號國旗圖案給他看，強調這面旗很可能成為新中國的第一面國旗。師傅聽后十分興奮，馬上把老板請出來洽談。老板表示能為新中國做第一面國旗是制旗社的光榮，一定要用最好的綢料，最好的工藝，最快的速度按要求把旗做好。

　　霎時間，整個制旗社忙碌起來，把各種紅色、黃色綢料擺開讓彭光涵挑選。彭光涵根據小組內專家平時對顏色搭配的討論，選了淡黃色和鮮紅色綢料。他同工人一起確定五顆星的大小和擺設位置，而后又一直站在縫紉機旁看工人縫制。到下午3時，一面大旗做好了。

　　工人們把旗挂在牆上，請彭光涵檢查。彭光涵仔細地審視五顆星的形狀和位置，看著紅黃顏色的搭配，最后說：“這面旗你們做得真好，很好看，很好，謝謝各位師傅，你們辛苦了。你們做了一件很有意義的工作。”聽到贊揚，工人們熱烈鼓掌，興奮異常。

　　彭光涵問老板要付多少錢。老板笑著回答：“不要錢，小店能為新中國做一面國旗十分榮幸了，這樣的機會想找也找不到。”彭光涵執著地說：“你不收錢，我無法向公家交待啊，你知道解放軍有條紀律：買賣要公平。我不付錢就犯紀律了。”老板在彭光涵的堅持下收了錢，還開了發票。后來了解到，所收的錢還不到正常價錢的一半。

　　下午4時，彭光涵回到中南海，立即把五星紅旗親手交給周恩來。周恩來叫秘書們把大旗展開，看了又看，表示滿意。

　　1949年9月27日，大會表決通過國旗圖案時，展現在代表們面前的，就是彭光涵監制的那面旗。這面旗也是9月30日，當選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齊亮相大會主席台時，展現在主席台上的那面旗（國旗右上角的展旗人就是彭光涵）。

　　這面旗當屬第一面五星紅旗。

　　第二面五星紅旗

　　說到這裡，可能有人會問，1949年10月1日下午2時，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在中南海勤政殿宣布就職並舉行第一次會議時，展現的五星紅旗是誰縫制的呢？

　　這次展現的五星紅旗，是第二面五星紅旗，這面旗誕生於開國大典前一日，是由普通女工趙文瑞縫制的。趙文瑞在北平和平解放后，到一家美術供應社當上了工人。機緣巧合，在1949年8月底，一輛吉普車把她和幾位工友姐妹接到中南海懷仁堂，參與會場的布置工作。趙文瑞分工制作窗帘和台布。當時隻有一台借來的縫紉機，她吃住在機器旁，沒日沒夜地干，渾身像有使不完的勁兒。在國旗式樣通過后，大會籌備處交代她們，按國旗圖樣，趕制一面國旗。

　　趙文瑞從前門外瑞蚨祥綢布店買來大幅的紅綢料和黃緞料，反復琢磨如何裁剪、如何縫制。按照政協主席團公布的國旗制法說明，她用黃緞子剪出兩顆大五角星、八顆小五角星，精確地貼在紅綢旗面的正反兩面，把五角星比齊對正，因室內沒有大桌面，她就把地板擦干淨，把旗平鋪在地板上，趴下來，一針一線密密實實地縫制起來。

　　幾乎是一個通宵，趙文瑞以絕好的縫紉手藝，制作完成了這面紅旗。很快，大會工作人員將這第二面國旗懸挂在中南海勤政殿會場。

　　在中南海勤政殿懸挂著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的會場上，毛澤東宣布主席、副主席、委員就職，中央人民政府成立。

　　光影見証，歷史留真。在中南海勤政殿舉行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就職典禮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一次會議這一史實，也糾正了多年來關於趙文瑞縫制的五星紅旗，是用於開國大典當日在天安門廣場上升起的那面的誤傳。

　　第三面五星紅旗

　　開國大典這一天，毛澤東主席在天安門城樓按下電鈕升起的國旗是第三面五星紅旗。

　　這第三面國旗是由宋樹信和孟朱海監制的。

　　宋樹信，中共黨員。北平和平解放前，他的公開身份是北平的生意人，真實身份是北岳區地下黨前門支部宣傳員。北平解放后，宋樹信被安排進北平市國營永茂公司業務科工作。這家公司當時是中共北平市委、市政府所屬的領導全市生產的一個部門，負責接管敵偽工商產業。1955年，永茂公司改為北京市紡織局。

　　1949年9月27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確定了新中國的國旗、國歌、國都。28日，永茂公司便接到一項重要的政治任務：制作1萬面大中小三種款式的國旗。29日，永茂公司經理甄樹德對一早來上班的宋樹信說，市委指示，10月1日毛主席要在開國典禮上親手升起一面特大規格的國旗，長500厘米，高333厘米。制作任務交給了我們公司，公司領導研究決定，由你來負責完成這項任務。甄樹德經理向宋樹信布置完任務后，又非常庄重地說了一句：“這是一項重大的政治任務，必須在10月1日前，把特大規格的國旗送到開國典禮籌備處。”

　　宋樹信受領任務后，來到瑞蚨祥，找到唯一一卷3米多長、不到2尺寬的黃緞子，又來到一家叫新華縫紉社的店鋪。特大規格國旗是連夜用縫紉機趕制的。做到一半時，發現黃緞子的寬度不夠，做不了最大的五角星。大家左比右量，總有一個角需要拼接。宋樹信不敢下決心，馬上向公司匯報，經過一層層請示，最后同意拼接方案：在大五星的一個角上接一個尖。接好尖后，如果不仔細看，根本看不出哪個尖是拼接縫的。縫制好兩面特大規格國旗時，已是10月1日凌晨。

　　10月1日下午3時，首都30萬軍民齊集天安門廣場參加開國大典。毛澤東主席在天安門城樓上按動了升旗電鈕，新中國的第一面五星紅旗在雄壯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代國歌《義勇軍進行曲》和禮炮聲中如一輪紅日冉冉升起。

　　宋樹信說，升上去的國旗就是他監制的那面拼接了五角星星尖的國旗。而另一面國旗當時由聶榮臻元帥指示護旗的戰士用繩子系起，隱蔽在旗杆一邊。萬一電動升旗裝置出現故障，隨時准備改用人工升旗，保証萬無一失。

　　73年過去了，開國大典升起的那面五星紅旗，現已保存在國家博物館。盡管對於第一面國旗的縫制者有不同的說法，那是因為當時為開國大典准備的國旗不止一面，縫制者顯然也不止一個人，但是無法否認的是許多人默默無聞地為此作出了貢獻。今天，我們把彭光涵、趙文瑞、宋樹信都看作是新中國第一面國旗的縫制者或第一批國旗制作者中的一員。

　　曾聯鬆是國旗設計者

　　行文至此，關於國旗的誕生，還有一個重要的謎團未解開：國旗的設計者是曾聯鬆，但在官方的表述中，為什麼曾聯鬆的“個人創作”最后成為“個人設計”？“創作”與“設計”之別，在國旗設計者心中留下了怎樣的憾事？這段歷史又是誰披露出來的？而國旗設計的誕生地又在哪裡？

　　國旗的設計者是在上海“現經社”（黨的秘密辦事機構）工作的曾楫。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時，他改名曾聯鬆。7月底，曾聯鬆在報刊上看到征集國旗圖案的啟示后，經幾個不眠之夜，在自己的宿舍構思出輪廓后，剪出一個大五角星象征中國共產黨，並以大星導引於前，4顆小星環繞一側，如星拱北斗。並把五角星設計為黃色，這不僅與象征革命的紅色旗面相協調，也表達了中華兒女作為黃種人的自豪。

　　這組金星圖案應放在紅旗的什麼位置呢？經過反復推敲、比畫，曾聯鬆把五星挪向旗面的左上方。如此一來，整個圖案庄嚴而顯華麗，明朗而不蕭疏。曾聯鬆終於感覺有了一個最佳的構圖方案。

　　曾聯鬆據此制成兩幅五星紅旗圖案：第一幅圖案上，左上角大五角星上貼著用紅色油光紙制作的“鐮刀斧頭”標志，即“紅地五星旗”。第二幅圖案上，左上角大五角星裡則沒有“鐮刀斧頭”標志。

　　在投稿應征之前，曾聯鬆把他在中央大學讀書時的校友陳樹三請到家中，征求老同學的意見。

　　陳樹三仔細看了兩幅圖案后，建議曾聯鬆寄送第二幅沒有鐮刀斧頭的圖案。作為老同學，陳樹三把看法說得特別直率：“第二幅紅旗好，第一幅不好。第一幅從內容上說，政治意義重大，符合國情﹔從形式上看，簡潔明了，鮮艷亮麗，看了令人喜愛。但第一幅大星上嵌鐮刀斧頭，不但影響了大星形象，而且看后有壓抑感。有些擠，不自然、不自在！”

　　陳樹三的這個意見，著實讓曾聯鬆感到意外。但曾聯鬆還是在不動聲色地聽著。同時也在思考著旗面是否要改進。

　　但誰也不知道曾聯鬆到底是怎樣思考的，最終他沒有聽取陳樹三的意見，還是把那幅有鐮刀斧頭的國旗圖案稿寄往北京。

　　當時，全國共收到應征的國旗圖案3012幅，從中篩選出38幅，在北京飯店舉辦了國旗圖案選閱室，供大家評選。曾聯鬆設計的有鐮刀斧頭的圖案也陳列其中，十分醒目，首先被田漢、郭沫若看中了，他們建議送毛主席審閱。為了選出最好的國旗樣稿，這38幅國旗樣稿全部隱去姓名，編號成冊。曾聯鬆的設計稿編為“復字第32號”。這幅國旗設計稿樣，以其獨特的構思、深刻的蘊意，得到了毛澤東的賞識，得到了與會代表的贊同。毛澤東同時建議：把大星中的鐮刀斧頭刪去。因為五星紅旗要表現我國人民革命大團結，現在要團結，將來也要團結。

　　毛澤東的建議被採納，這幅經修改過的“復字第32號”國旗樣稿，在9月27日的大會上獲得高票通過。

　　由於大星上的鐮刀斧頭被刪去，作為國旗的五星紅旗的創作屬性，就發生了質的變化。即由原來的“個人創作”變成了“集體創作”。曾聯鬆也就成為集體創作的一員，由此他也隻能是五星紅旗“設計者”，而不是“創作者”。假如曾聯鬆當時就把第二幅五星紅旗作為應征圖案，就不會有刪改的問題，那曾聯鬆肯定就是獨佔鰲頭的五星紅旗——國旗的創作者。這是留在曾聯鬆心中一生的遺憾。

　　當曾聯鬆設計的圖案被選中，並最終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時，曾聯鬆已在愚園路1136號華東合作事業管理局任科長了。盡管他看到了《解放日報》在頭版頭條刊登了套紅的國旗圖案，但因沒有寫他的名字，曾聯鬆也就無法確定，這國旗圖案是否是他設計的那幅。

　　1950年9月13日，已擔任全國合作社總社華東辦事處供銷處副處長的曾聯鬆來北京出差。剛在飯店住下，就有來自全國政協的工作人員登門拜訪。來人問了曾聯鬆關於國旗設計的情況和投稿的經過，他們問得很詳細，還做了認真的記錄。

　　1950年9月27日，回到上海的曾聯鬆收到一封北京寄來的公函，邀請曾聯鬆參加國慶一周年活動，一份紅色的觀禮請柬，一份綢質的觀禮券。這一天，離曾聯鬆投稿的日子，相隔了整整13個半月。遲到的喜悅，依然令曾聯鬆心速加快。

　　一個人，一個普通的人，能夠為偉大的共和國設計國旗。這是個人的無上光榮，更是共和國的無比榮耀！

　　曾聯鬆如期來到北京，被邀請登上天安門觀禮台側的97號座位上，喜慶共和國的生日。這特殊的待遇，讓他興奮難眠，在賓館寫下天安門觀禮詩《赴京觀禮》：

　　乘風秋日走燕台，香擁紅旗桂蕊開。

　　巧奪天工遺玉宇，叨陪盛典萃英才。

　　霞帔牛斗留詩去，鎧甲山河入畫來。

　　更喜月明燕趙夜，高歌萬戶一新醅。

　　197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30周年，曾聯鬆受邀參加國慶典禮，再次登上了天安門廣場觀禮台。

　　1982年3月5日，中國革命博物館保管部給曾聯鬆寄來了一封征詢函（革保第11號），稱：“我們擬將您的國旗設計原稿作為革命文物收藏，今去函與你協商，不知意見如何，你有什麼要求也可詳細說明。”曾聯鬆當即復信，表示同意，並寄去“國旗設計原稿”，並特別明確：個人沒有任何要求。

　　革命文物，彌足珍貴，若開價拍賣，定錘當以萬計。而曾聯鬆無私地捐贈給中國革命博物館。他認為這一舉措，增添了國家的榮譽，有利於教育后人。

　　1999年10月19日，曾聯鬆因病醫治無效，在上海逝世。享年82歲。

　　（本文作者朱彥是西北政法大學教授、閆樹軍是北京古都學會影像專委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