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濟慈：一生追尋“科學之光”

嚴濟慈。

　　嚴濟慈是中國現代物理學研究工作的創始人之一、中國光學研究和光學儀器研制工作的奠基人之一。徐悲鴻稱其“科學之光”，物理學家潘建偉院士稱其是“知識分子的典范”。有人曾這樣評價：“可以毫不夸張地說，中國物理學事業最早幾十年的成績，主要得益於少數幾個人的影響。嚴濟慈正是這少數幾個人中的一員。”

       “科學之光”

　　嚴濟慈從小聰穎好學，刻苦上進，數理方面尤為出眾。中國著名的翻譯家、當時東陽中學的英語教師傅東華十分喜愛這個學生，為他取表字“慕光”，希望他追求光明和真理。

　　1923年10月，嚴濟慈赴法國巴黎大學深造。他僅用一年時間就考得巴黎大學三門主科的文憑，並獲數理科學碩士學位。這在巴黎大學史無前例，他一舉成名。嚴濟慈是世界上第一個精確測定石英壓電定律“反現象”的科學家，也是第一位獲得法國國家科學博士學位的中國人。他師從著名物理學家夏爾·法布裡。1927年春，剛當選法國科學院院士的法布裡，在他的首次院士例會上宣讀了嚴濟慈的博士論文，這是法國科學院第一次宣讀一位中國人的論文，震動了法國物理學界。第二天，《巴黎晨報》第一版顯要位置刊登了《新院士法布裡教授和中國學者嚴濟慈》的新聞，並配有法布裡和嚴濟慈的醒目照片。在那樣一個國人頗受歧視、被辱為“東亞病夫”的時代，這不僅是嚴濟慈個人的榮譽，更是所有中國人的驕傲。

　　法國一些知名科學家想邀請嚴濟慈到他們的實驗室工作，但嚴濟慈歸心似箭。在致岳父的信中，他寫道：“吾人學稍有進，對國家責任，亦更加加重，尤宜努力前進。”

　　回國后，嚴濟慈同時執教上海大同大學、中國公學、暨南大學和南京第四中山大學，並任中央研究院理化實業研究所籌備委員。1928年底，為使自己更充實、使科學在中國土地上生根，嚴濟慈再次出國留學。他先后在巴黎大學法布裡實驗室、居裡夫人實驗室和法國科學院戈登實驗室從事研究，兩年時間裡發表了七篇影響力頗深的學術論文。

　　兩次赴法留學，嚴濟慈與居裡夫人結下了深厚的友誼。1931年3月，為籌建中國放射性實驗室，他寫信向居裡夫人求教。居裡夫人寄來了含鐳的鹽樣品和放射性氯化鉛，並回信給予熱心指導和良好祝願，希望籌建中的鐳學研究所“旗開得勝，並逐步發展成為一個重要的鐳學研究所”。1932年，北平研究院鐳學研究所成立，嚴濟慈兼任所長。同年，嚴濟慈參與創建了中國物理學會。

　　嚴濟慈以“加倍的努力與拼命的苦干”精神從事科學研究。他在十分簡陋的條件下廢寢忘食、夜以繼日地工作，在《法國科學院周刊》、英國《自然》、美國《物理評論》等學術期刊上發表論文40余篇。他寫論文和寫書都求“新”，“決不能老是做人尾巴”，“不但要自己看出問題，還要自己想出方法去解決這個問題，更要自己創造工具來執行這個方法。這才是獨立研究，這才可使中國科學獨立，脫離殖民地狀態”。

       勇赴國難

　　1937年5月，嚴濟慈啟程第三次赴法，此行他有四項任務：出席法國物理學會理事會，參加法布裡教授的退休慶祝會，作為李石曾的助手參加國際文化合作會議，將錢三強引薦到巴黎大學居裡實驗室深造。

　　嚴濟慈到巴黎一個星期后，“七七盧溝橋事變”爆發。不久，南京淪陷的消息傳來，朋友們勸他留下，把家眷接到法國。但嚴濟慈認為：“國家處在生死存亡的關頭，作為一個中國人，怎能袖手旁觀。我雖然不一定能夠拿起刀槍，但我有自己的崗位，可以用自己的知識為國家、為抗戰效力。”

　　1938年初，嚴濟慈動身回國。途徑裡昂時，他接受《裡昂進步報》的採訪，發表對中國抗戰形勢的看法：“中國是絕不會滅亡的。中國人民的抗戰是正義的事業，不管戰爭要持續多久，情況多麼險惡，最后的勝利必將屬於中國人民。作為我個人來說，我將和四萬萬同胞共赴國難。我雖一介書生，不能到前方出力，但我要和千千萬萬中國的讀書人一起，為神聖的抗戰奉獻綿薄之力。”

　　嚴濟慈的抗日言行引起日本侵略者的注意，給他和尚在北平的家人帶來了危險。他臨時決定不在上海而是香港上岸，經越南到達昆明。經過考察，嚴濟慈決定將北研院物理所遷到昆明遠郊的黑龍潭。

　　從北平到昆明，南北縱橫幾千裡，途中不時有日寇的飛機轟炸。在國家存亡的危難時刻，嚴濟慈帶領物理所全體人員以為抗戰服務為重，全力從事軍需用品的研制和與國計民生相關的應用物理研究工作。在黑龍潭的破廟和簡易平房裡，嚴濟慈親自動手研磨鏡頭，測量焦距，裝配檢驗。在他的領導下，物理所生產了1000多具無線電發報機穩定波頻用的石英振蕩器、300多套步兵用的五角測距鏡和望遠鏡、500台1400倍顯微鏡、200架水平經緯儀、50套縮微膠片放大器等，供前線抗戰和后方醫療、科研教學使用。這是中國自己制造的第一批光學儀器，為抗日戰爭做出了重要貢獻。

       為新中國的科學奠基

　　1948年9月，嚴濟慈赴南京參加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士會議。當時南京國民政府正處於崩潰的前夕，高官政要紛紛逃往台灣。會議一結束，嚴濟慈立即返回昆明。目睹國民政府的腐敗，他堅決不去台灣﹔他也無意出國，因為他的根在中國。

　　1949年9月初，郭沫若邀請嚴濟慈參加中國科學院的籌建領導工作。12月，嚴濟慈出任中國科學院辦公廳主任，全力投入籌備工作，此后，先后擔任中國科學院應用物理研究所首任所長、中科院東北分院院長、中科院副院長、中國科技大學校長、中國科協副主席等重要職務。

　　在中國科技大學遷往安徽后，中國科學院在北京的舊址上創建了新中國第一所研究生院，嚴濟慈出任首任院長。1977年，年近八旬的他在《人民日報》上刊文《要為辦好研究生院而竭盡全力》。他把研究生院辦成了一個“沒有圍牆的學校”。在他的邀請下，李政道、楊振寧等國內外著名學者來校講學，“濟濟一堂，極一時之盛”。如今，這一研究生院已更名為中國科學院大學，被稱為“專門培養科學家的地方”。

　　嚴濟慈曾提出要辦一個國際上沒有的“00班”，入學不分專業，鼓勵學生重視基礎課學習，打牢數理基礎﹔后來他創辦了我國第一個少年班，並建立起授予學士、碩士、博士學位的完整教育體系，他提倡教學和科研要結合起來，實現教學相長。而今，“少年班、科技英才班和百分百自由選專業等，已成為科大人才培養的名片”。

　　1979年，嚴濟慈和李政道聯合發起為中美聯合招考赴美物理學研究生項目。該項目歷經九屆，共選拔915人赴美攻讀博士學位，培養了一大批高層次人才。他鼓勵青年要“勇於好高騖遠，善於實事求是”，“如果一個青年考進大學后，由於教學的原因，一年、二年、三年過去了，雄心壯志不是越來越大，而是越來越小，從蓬勃向上到畏縮不前，那我們就是誤人子弟，對不起年輕人，對不起黨和國家”。

　　1979年底，時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的嚴濟慈回顧自己走過的道路，鄭重地遞交了《入黨申請書》。他發自肺腑地寫道：“我在黨的教育和領導下參加革命工作，已經整整30年。我比我的法國老師之一保羅·朗之萬教授於1945年出獄入黨時還晚6歲。所有這些使我不能不感到慚愧。我雖已年逾古稀，但是我沒有遲暮之感。我爭取要做一個共產黨員，求得光榮的歸宿。”1980年，80歲高齡的嚴濟慈光榮地加入中國共產黨。感慨萬千的他在《中國青年報》上發表了一篇題為《我為什麼在這個時候入黨》的文章，滿懷信心地寫道：“我的信心更足了，信念更堅定了。我要更好地把自己的有生之年，獻給祖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

　　（編者綜合整理自《中國青年報》、科技武林門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