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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伯堅:我黨我軍政治工作第一人

陳春美 馬曉敏

2022年09月20日08:09    來源:學習時報

原標題:劉伯堅:我黨我軍政治工作第一人

  2022年,是南方紅軍三年游擊戰爭勝利暨新四軍組建85周年。艱苦卓絕的南方三年游擊戰爭,有力地掩護和策應了紅軍主力長征,保持了黨在南方的戰略支點,也犧牲了一大批黨和紅軍的高級干部。劉伯堅,就是犧牲在中央蘇區的紅軍高級指揮員和政治工作者,被毛澤東譽為“我黨我軍政治工作第一人”。

  黨的早期組織發起人

  劉伯堅,1895年1月生於四川省巴中縣(今平昌縣)。他自幼聰穎,才華出眾,志存高遠。面對豺狼當道、列強入侵的殘酷現實,1920年6月,他遠渡重洋,一邊勤工儉學,一邊尋求救國救民之道。至1920年年底,赴法勤工儉學者達1600名,其中有周恩來、趙世炎、蔡和森、鄧小平等一批中國革命的先驅。劉伯堅與他們先后在法國巴黎、比利時沙洛瓦、蘇聯莫斯科等城市一起學習、生活、戰斗,發起和組織了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1922年,劉伯堅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歷任中共旅比(比利時)支部書記、中共旅歐總支部書記。1923年11月,他進入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為中共旅莫支部和旅莫共青團負責人。1928年春,劉伯堅再次被派往蘇聯學習軍事,並出席了在莫斯科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

  在旅歐期間,劉伯堅介紹聶榮臻、蔡暢加入旅歐中國共產黨,發展黨團員30余人,為我們黨的發展壯大培養輸送了一批優秀的領導干部和堅強的革命活動家。他與旅歐支部成員探討中國共產黨的建黨理論,還組織了“二二八”運動、“拒款運動”、佔領裡昂中法大學斗爭等。理論學習與實踐斗爭使劉伯堅深刻認識到,資本主義世界不屬於人民,隻有馬克思主義才能救中國,他積極投身黨組織的創建與發展,迅速地鍛煉成為黨的優秀組織工作者和政治工作者。

  紅軍學校的創始人

  1930年,劉伯堅來到中央蘇區工作。隨著紅軍隊伍的壯大和革命斗爭的需要,劉伯堅建議辦一個“紅軍隨營學校”(也叫“馬背上的紅軍學校”)來提高紅軍的政治文化素質。他的建議得到毛澤東的認可。毛澤東對劉伯堅說:“國民黨有個‘黃埔’,我們就辦一個‘紅埔’,把紅軍學校辦成培養我黨軍事政治人才的基地!”1931年11月,中央軍事政治學校(1932年改稱中國工農紅軍學校)在瑞金建校,劉伯堅任政治部主任。這是中國共產黨創辦的第一所政治干部學校。

  劉伯堅說,“一個紅軍指揮員,既要懂軍事會打仗,還要學政治,學會做戰士的思想工作”。他負責紅軍學校政治部工作后,高度重視軍隊政治工作,為學員量身設計課程、安排師資。課程結構包括五分之三的軍事課和五分之二的政治課﹔課程內容既包括理論知識,也包括實踐鍛煉﹔師資既有專職軍政“教授”,也有兼職“教授”。紅軍學校不打仗時就學習,戰時就到前線指揮打仗,戰前做宣傳鼓動工作。劉伯堅是紅軍學校的組織者、教育者和領導者。他為此更忙碌了,不僅和戰士們一道參加艱苦的行軍、轉移、反“圍剿”戰斗,一有空隙還學習和備課,到紅軍學校去上課,與學員交流談心。在他的努力下,紅軍學校培養了一大批德才兼備的軍事政治干部,大大提高了紅軍的戰斗力,同時也為人民軍隊的軍事教育積累了寶貴經驗。

  紅五軍團的奠基人

  為了爭取愛國將領馮玉祥共同北伐,1926年,劉伯堅應邀在西北軍馮玉祥部任政治部副部長。在劉伯堅的幫助下,馮玉祥重振軍威,士氣高漲,為后來東出潼關、會師鄭州,爭取北伐勝利積蓄了力量。是什麼讓一敗涂地的西北軍起死回生?就是劉伯堅的政治工作。劉伯堅經常給士兵講“新三民主義”“為什麼當兵、為什麼打仗”等。他的講話受到士兵們的熱烈歡迎,甚至在軍中流傳著“聽劉主任一席講,當關兩月薪餉”的口頭禪。在他的影響下,劉振亞、袁血卒、王超等同志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劉伯堅也給董振堂等官兵留下深刻的印象,這為后來的寧都起義播下了革命的火種。

  1931年2月,國民黨第二十六路軍(原西北軍的一部分)被蔣介石調往江西“圍剿”紅軍。九一八事變后,蔣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內”反動政策讓全體官兵義憤填膺。“聯合紅軍,北上抗日”成為愛國官兵共同的呼聲。於是,劉伯堅就成為第二十六路軍的“救星”。正如季振同所說:“我參加紅軍,第一是相信毛主席,第二是相信劉伯堅。”於是,董振堂等派人探聽、尋找劉伯堅。在中革軍委領導下,在劉伯堅等人的周密組織、策劃下,1931年12月14日,寧都起義爆發,國民黨第二十六路軍1.7萬余人,攜帶2萬多件武器,毅然加入紅軍。“寧都暴動是中國蘇維埃革命中的一個最偉大的士兵暴動”,使當時的中央紅軍兵力由3萬余人猛增到5萬余人,壯大了革命力量。隨后,起義部隊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五軍團(簡稱“紅五軍團”),劉伯堅任政治部主任。如何把這支起義部隊改造成為一支紅色勁旅?這個重擔又落到了劉伯堅身上。按照黨中央和中革軍委的要求,劉伯堅等在紅五軍團建立起黨的組織,按照紅軍的建軍原則,對部隊實施革命的政治教育和多方面的政治工作,紅五軍團很快成長為中央紅軍一支能打硬仗、惡仗的紅色鐵流。在攻打贛州、漳州、南雄水口等戰役中,紅五軍團與敵人展開肉搏,讓敵人聞風喪膽。

  1934年10月,劉伯堅站在於都河畔送別遠征的戰友,並鼓勵他們要勇敢地沖破黎明前的黑暗。中央主力紅軍長征后,他奉命留在中央蘇區堅持游擊斗爭,任贛南軍區政治部主任。1935年3月,劉伯堅率部隊轉移突圍時不幸負傷被捕。粵軍團長勸降他,但他從未動搖過。這個粵軍團長后來對人說:“劉伯堅這個人,真不愧是特殊材料制成的共產黨員!”敵人讓他戴著沉重的鐐銬在大余縣青菜街游街示眾,企圖以此來瓦解他的斗志,劉伯堅卻氣宇軒昂,高聲朗讀著那首蕩氣回腸的正氣歌《帶鐐行》。在獄中最后的日子裡,他給妻嫂鳳笙等留下“生是為中國,死是為中國”的絕命書。3月21日,劉伯堅在大余縣金蓮山英勇就義,時年40歲。

  劉伯堅的一生雖然短暫,卻極其光榮而壯麗。他的杰出貢獻將永遠銘刻在人民心中,他的不朽精神將永遠激勵后人勇毅前行。

  (摘自2022年第8期《黨史文苑》)

(責編:劉圓圓、萬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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