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稱為“外交核爆”的中法建交

1964年1月27日，中法兩國政府在北京和巴黎同時發表了建交公告，正式建立了大使級外交關系。這份公告別具一格，語言簡潔到隻有兩句話——“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法蘭西共和國政府一致決定建立外交關系。兩國政府為此商定在三個月內任命大使。”然而，這短短兩句話帶來的影響，卻深刻而持久，被西方輿論形象地稱之為“一次外交核爆”。

（一）

中法建交之所以被冠以“外交核爆”，主要緣於當時兩國所處的復雜沖突的國際環境和中法兩國在各自陣營中的獨特身份，再加上兩國獨一無二的建交方式以及突破以往的建交級別，使世界為之震驚。

中法建交時復雜沖突的國際局勢和中法兩國各自的訴求與困境，使兩國的建交具有特別意義。二戰后，在冷戰的背景下，國際政治格局的突出特點是以美蘇為代表的兩大意識形態陣營劍拔弩張，尖銳對立。分屬兩大陣營的世界各國，其外交決策的自主權受到很大限制。美國和蘇聯作為各自陣營的領導者，很大程度上主宰著本陣營中各國的外交決策。中法兩國是各自意識形態陣營裡重要而又獨特的一員。社會主義陣營中的中國，自1949年建立，一直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國一方面要應對資本主義陣營的主導者美國全方位的敵視、孤立和遏制，同時還要處理與社會主義陣營的主導者蘇聯在外交、軍事以及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上的矛盾和對立。1960年，蘇聯專家從中國撤走，兩國關系惡化。彼時的國際形勢下，與中國建交的國家隻有四十幾個，主要是一些社會主義國家、相鄰的亞洲國家和新獨立的非洲國家。而且，當時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一直未能恢復，在國際上發聲的空間受到極大限制。上述一系列外交困境，促使中國努力尋找外交上的突破口。資本主義陣營中的法國，自1958年戴高樂重新執政后，提出了“戴高樂主義”。這一主張旨在通過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維護法國的民族獨立和國家主權，恢復法國的大國地位。面對美國在西方聯盟中的霸權統治，戴高樂極力維護法國的獨立自主。1959年，戴高樂宣布撤出受北約控制的法國地中海艦隊，並反對美國在法國領土上存儲核武器﹔1963年，法國拒絕簽署由美國、蘇聯和英國主導的《部分禁止核實驗條約》，該條約的主要目的是維護美蘇的核壟斷地位﹔1966年，戴高樂宣布將退出美國主導的北約軍事一體化體系。法國的一系列外交舉措，踐行了戴高樂就任時說過的話：“我們所說的和所做的必須保持獨立性。我重新執政以來，這就是我們的規則。”法國為擺脫美國的控制，增加自身的影響力和話語權，也在試圖突破意識形態的束縛，推動世界向多極化方向發展。

分屬兩大陣營的中法兩國，為了各自的國家利益，都在努力走一條獨立自主的發展之路。其重要標志之一，就是兩國都堅定不移地發展自己的核力量，並相繼成為擁有核武器的國家。兩國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尋求國家安全的做法，不謀而合。因此，在這樣復雜交錯、困難重重的時代背景下，中法建交這一驚人之舉，在世界的意料之外，卻也在兩國的情理之中。

（二）

中法建交舉世震驚，還緣於中法建交的方式是中國外交史上的一個特例——法國是唯一一個在沒有先行與台灣斷交的情況下，中國同意與之建立外交關系的國家。台灣問題是中法建交進程中最棘手的一環，中法建交談判也因此一度陷入僵局。為此，周恩來總理親自擬定了四套建交方案，最終雙方以第四套方案達成一致，成功建交。第四套方案的主要內容是，在建交公報的措辭方面，中國政府同意使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而不必加上“代表中國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的字樣。但是，中國政府會向世界發表聲明對公報進行解釋，闡明中法建交的決定，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作為代表中國人民唯一合法政府作出的。然后，在中法對此達成默契的情況下，法國與中國先行建交后，形成事實上隻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為代表中國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的客觀現實，以此自動結束其同台灣的關系。1964年1月27日，中法發表聯合公報宣布建交。1月28日，中國外交部即如約發表聲明，向世界表達了上述立場，法國方面也如約對此默認以表示對中方聲明的支持和肯定。台灣當局則被迫於2月10日宣布和法國斷絕外交關系。至此，中法關系掀開了新的篇章。

中法兩國的建交，是全方位地建立大使級外交關系。而且，建交公報中把“互換大使”的期限明確為三個月，這也是國際慣例中較為罕見的做法。不同於以往中國與其他西方大國建立的代辦級外交關系，法國是西方資本主義大國中第一個與新中國建立完全外交關系的國家。這個“第一”，也使中法建交舉世矚目、意義深遠。

中法建交這一時代的創舉，在塵埃落定之前一直是秘密進行的，因此，篳路藍縷后的簡短公告，更讓世界為之震驚。中法建交談判自1963年10月開始，到1964年1月兩國發布建交公報，歷時三個月。其艱難歷程，大體可分為兩個階段：北京談判階段和瑞士談判階段。北京談判主要由周恩來總理和戴高樂總統的代表、法國前總理富爾來推進，重點解決中法建交中實質性和原則性的問題﹔瑞士談判在時任中國駐瑞士大使李清泉和法國外交部歐洲司司長雅克·德波馬歇之間進行，著重解決中法建交中具體的程序問題和方式問題。

（三）

中法雙方以足夠的誠意，將原則性和靈活性相結合，最終確立了雙方都接受的建交方式。

中法兩國突破兩大陣營的桎梏成功建交，其中彼此成全的戰略意義和由此給世界格局帶來的深遠影響，遠遠超出了雙邊關系的范圍。中法兩國用交流和對話突破了美蘇控制的兩極世界格局，在世界上樹立了獨立自主的典范，推動了世界多極化趨勢的進程。對中國來說，中法建交開創了中國與西方資本主義大國建立正式外交關系的先河。此后，眾多西方國家步法國之后塵與新中國建交，20世紀70年代，國際上出現了與中國建交的又一次高潮。如果把這一創舉放到新中國外交的歷史中，其對后來中國在一系列國際和國內重大事件中的政策選擇都意義深遠。中法建交可以看作是中國最終邁入國際社會的第一步。自中法建交開始，到中國重返聯合國，繼而中美關系正常化，再到中國的改革開放，這一系列重大事件的發生是有其內在的歷史邏輯的。面對西方主導的國際體系，中國逐漸融入並開始發揮越來越大的影響力。對法國而言，中法成功建交提高了法國的戰略地位，使法國可以與兩大陣營中的大國直接對話，賦予了法國更多的外交空間和與美國抗衡的籌碼，這也是法國追求獨立自主的大國影響力的一次成功實踐。中法建交，震驚了世界，也成就了中法兩國反對霸權，對民族獨立和國家主權的堅定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