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景漢：構建本土化的社會學理論

李景漢（左二）主持的定縣調查團隊工作照

李景漢（1895─1986年），著名社會學家、社會調查專家。1928年，應晏陽初之邀任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調查部主任，主持著名的“定縣調查”，在國內外產生了深遠影響。1935年進入高校從事教育工作，曾任清華大學、西南聯大等校教授，后長期在中國人民大學工作。著有《北平郊外之鄉村家庭》《實地社會調查方法》《定縣社會概況調查》《中國農村問題》等著作。李景漢的名字與社會調查是分不開的。通過扎實的社會調查掌握精確的社會事實，進而提出社會改造和建設的方案，並構建本土化的社會學理論，是他畢生的追求，也是他的治學之道。

“我是信仰社會調查的”

李景漢堅信“從事社會調查者本人對於調查工作有了信仰，才能感動別人亦對於調查有信仰”。正是將瑣碎甚至枯燥的社會調查作為一種崇高的“信仰”，李景漢才為之付出堅韌不拔的努力和常人難以理解的熱忱，一頭扎進河北定縣，在鄉村做了長達八年的調查，鑄就了“定縣調查”這一學術史上的豐碑。此后，盡管世事紛亂，他始終沒有放棄開展社會調查，甚至還撰文倡導“學術的旅行”，將每次旅行都作為社會調查的機會。

對於社會調查的堅定信仰萌生於李景漢早年在國外求學之時。在美國的課堂上，教師常會問及各國留學生所在國家人口的年齡、性別分布等情況，其他國家的學生往往都能對答如流，唯有他回答不上來，因此感到十分窘迫和內疚，以至於上課都不敢抬頭。這類事情深深刺痛了李景漢，被他視為“國恥”，他決心回國從事社會調查：“做這個職業，我的目的是要把中國的人口、土地等情形都要記錄下來，我是雪恥。中國的國恥是對自己的情形一概不知道，所以我說回中國，我要一生做社會調查。”在回國前，他還給自己立下了一不做官、二不經商、三不給軍閥當爪牙的“三不”戒條。

1924年回國后，他當即投身於社會調查工作，先后在北京進行了妙峰山“朝頂進香”的調查、京郊農民家庭的調查以及人力車夫、手藝工人、行會、普通人生活費等調查。之后，他深感當時中國社會的根本在鄉村，把調查的重點轉到農村，開展了著名的定縣調查。再后來，隻要一有條件他就開展調查，在戰亂時期的雲南、新中國成立初期的京郊，都做出了頗具影響的社會調查。為了堅守調查理想，他抵擋住了各種誘惑，甚至不惜得罪當時的軍閥等權貴勢力，也經受住了疾病、戰亂等考驗。

晚年，他在向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的同事們回憶一生經歷時，仍饒有興致地談到五十多年前朋友送給他的兩副對聯：一副上聯是“一二三四五”，下聯是“六七八九十”，橫批是“加減乘除”﹔另一副是“座上無鴻儒，往來盡白丁”，他自己加了一個橫批，叫“我行我素”。由此可以窺見他當年的工作狀態。

“最要緊最根本的是一個實字”

無論是開展調查研究，還是讀書治學，李景漢最強調的是一個“實”字。他說：“作人要作到一個實在的人，要說實話，作實事，要切實，要篤實，要忠實，要誠實不欺，要充實有力，要實干，要腳踏實地，要實事求是，要朴實無華，要買賣循實，講學要講實學，要講到如實的地步。”翻開李景漢的學術作品，隨處可見的是各類數字、表格、事件，初讀甚至有些枯燥，但正是這些“赤裸裸的事實”，使得他的研究具有可靠的基礎和恆久的價值。

“事實是最好的証人，也是最有力的反駁者。”以《定縣社會概況調查》為例，裡面呈現的多是各類事實，少見李景漢的主張和觀點，但正是這些事實，使得這本書至今仍是認識那個時代華北鄉村最為重要的文本之一。也正是在這些事實的基礎上，李景漢得出了土地問題為農村的根本問題，要通過節育、移民、增加生產等措施來解決農村人口過密問題，中國農村不能走工業資本主義道路、要注重發展農村手工業及農民合作經濟等一系列理論灼見。晏陽初、梁漱溟、費孝通等眾多學者也將這些事實作為核心証據引用，進而提出自己的理論觀點。

李景漢從創造力、判斷力的培養等方面強調從實求知的重要性。在他看來，人生的最大貢獻和價值是創造，但如果不善於讀書，非但不能提升，反倒削減了創造力，使自己的思想不知不覺跟著別人走。他認為，“我們處在大自然裡與日常和社會的各方接觸，也可以說是在讀書”，因為讀書的目的不外乎求知識、求真理，書不過是記敘事實的一種工具，從讀書中獲得的是古人的經驗、知識、心得，而社會調查則是自己直接從實踐中發現真理與事實。自己直接體驗出來的知識和思想，才是創造，才是真有生命的東西。

他還特別強調讀書必須要有判斷力，無論讀多少書，要能始終維持我們的主人地位，即思想自由、創造自由。他認為一本書有三個方面最值得注意：一是內容，須要完全真實，言之有物而不空洞﹔二是寫法，要清楚俐落，有條理﹔三是文字，要敘述得辭句生動。其中第一點為首要，為要達到真實的目的，即使犧牲了“寫法”和 “動人”也在所不惜。這些觀點在今天看來仍有很強的現實意義。

“不是為調查而調查”

雖然痴迷於社會調查，但李景漢始終認為“如果只是為了調查而調查，最好不舉行調查，舉行調查必有一定清楚的目的”。他的志向是要把現代社會調查法與中國的實踐結合起來，切實反映中國國情，給立志改造中國社會的志士仁人們提供材料。具體來說，這種志向又包括兩個方面：一是改造社會，即“使人們根據調查的結果來改善社會實際生活，解決社會問題，增進人類幸福”﹔二是推進社會學的本土化，建立一套適合中國實際的社會學理論和方法。

出生和成長於風雨飄搖、民族危亡的時代，李景漢與那一代優秀知識分子一樣，懷有強烈的救世情懷和歷史使命感。他反對空喊口號，主張要“多用理智、少用情感”，要先把現狀和事實搞清楚。他認為，中國實有其不可磨滅之固有精神與文化，隻有通過細密的調查研究，才能認清中國之本來面目，保存和發揚其優點、美德，並鏟除其劣點、惡習，而不能停留於“舉凡不合某人之心或不合某派之意者，統在打倒之列”。這樣看似熱鬧，但結果則是有打而不倒者，有不打而自倒者，有打倒而又起者，反而大受其罪。他主張要通過社會調查掌握事實，搞清楚何者確應打倒，如何才能打倒，打倒之步驟為何，“誰認清了現實，誰就是時代的主人、時代的向導﹔誰遠現實，誰就是時代的附庸、時代的渣滓”。

在中國人民大學舉辦的“祝賀李景漢執教六十周年暨九十壽辰”座談會上，李景漢仍壯心不已，提出了中國社會學要趕超世界先進水平的設想。其實早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他就曾尖銳地指出“中國現在所用的社會學課本皆為洋文原本，或譯本，純為外國社會之材料”的問題，提出要立足於中國實際發展自己的社會學理論和方法。他的社會調查，就為推進社會學本土化作出了杰出貢獻。這種貢獻，不僅僅體現在積累了大量本土的、系統的資料上，而且在於他在此基礎上提出了關於農村發展、社會建設的一系列真知灼見，提出了一整套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調查方法。體現出中國社會學人最初的方法論自覺和艱辛探索，是中國社會學界的寶貴財富。

馬克斯·韋伯在那篇經典演講《以學術為業》中講到：“沒有這種圈外人嗤之以鼻的奇特的‘陶醉感’，沒有這份熱情，……你將永遠沒有從事學術工作的召喚！”回望李景漢的治學歷程，不難發現，他所堅持的就是這一份沉浸在社會調查中的“陶醉感”，伴隨著他為中國社會學的發展獻出一生的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