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四唯”，田間地頭的科研更有奔頭了

 講述

東北林業大學林學院教授 鄒莉

“鄒老師，我家菌棒上長青苔了……去年也是這麼種的啊，是不是這次買的種子有問題？”正驅車奔馳在鬆嫩平原廣袤的黑土地上，一陣急促的手機鈴聲響起，一接聽，原來是去年我做過技術指導的菌菇種植戶老王。

“去年潮熱天氣發生在入伏后，今年咱黑龍江則是入伏前就泛潮了，如果按去年的方法管理，只是簡單地噴水降溫，的確很容易長青苔。”明確而又耐心的分析后，老王不再埋怨賣種商戶不地道，而是仔細詢問我補救措施，“既然明白原因了，咱就努力把損失挽回來”。

和黑土地上的農戶打交道，是我教學科研生涯裡的日常。尤其是近些年，來到學校對口扶貧的黑龍江泰來后，我帶著團隊一年有四五個月時間在田間地頭奔忙，指導農戶種植菌菇等經濟作物。在我們的技術指導下，當地農戶除了種糧外，還能另有一份收入，貼補家用、供孩子上學，就連因病致殘、無法從事重體力勞動的農戶也嘗到了勞動致富的甜頭。我們還培養了一批鄉土專家，能夠及時解決一些簡單的技術問題，並成為農戶和專家溝通的橋梁。農戶對我們非常感激，經常將自己種植的新鮮蔬菜帶一些給我們。

能實打實地幫助農戶脫貧致富，讓我們感到非常幸福。然而，一開始，也有很多現實的顧慮擺在面前。

回想前幾年，因為科研方向偏重技術推廣、應用研究，我們的論文很難在權威科研平台發表。學校評職稱要看成果，沒有高引用率、高影響因子，很難脫穎而出。如何在服務農戶的同時實現自己的學術追求、個人成長？我們的工作如何才能體現更大價值？其間存在的矛盾，一度讓我心存憂慮。

但我堅持下來了，從沒有打過退堂鼓。因為在田間的實踐告訴我，農戶需要我們，緊跟節令的農業生產容不得我們猶豫彷徨。在此過程中，我們進行了很多邊干邊學的探索。有人認為，一種科技手段隻有徹底搞清機理后，才能付諸實踐。但長期的農業實踐讓我們意識到，隻要確定一種成果能夠幫助實現穩產高產，並且對環境、作物等沒有害處，那麼，在研究清楚應用場合、用量、環境條件等前提下，可以大膽應用、跟進研究。畢竟，讓作物林木不得病、讓農民能增產豐收，才是我們追求的目標。例如，種植在干旱地區的樟子鬆會出現衰退病，我們發現，把血紅鉚釘菇打碎作為肥料，能較好地避免病害。雖然原理暫時還沒搞清楚，但不妨“邊應用，邊研究”。

近些年，也有越來越多的改變增強了我們的獲得感。我們助農扶貧的實踐得到了學校、省裡、國家林草局的認可，先后獲得了好幾個科技進步獎﹔一些學生將學到的技術帶回家鄉農村，幫助鄉親們富起來，家家戶戶蓋起了大瓦房，孩子上學也不再愁了﹔落實“破四唯”的導向，學校職稱評定、先進個人評選等開始綜合評價立德樹人、科研、社會服務等各方面，不再唯論文地機械打分了﹔社會服務成果范圍不斷拓寬，促進生產、建立標准、建言獻策等，都能得到相應的認可。這樣的導向讓理論研究和應用研究結合得更加緊密，我們的科研也更加關注實際應用，關注國家發展重大戰略。最近，我剛剛撰寫了“大食物觀”“向森林要食品”等方面的研究報告提供給地方政府，我還作為科技特派員到伊春農村，幫助農戶解決黑木耳種植的技術問題。

眼看著“四唯”逐漸被打破、科研評價標准越來越豐富，讓每個領域的科研工作者都更有價值感、成就感，我心裡說不出的喜悅。做著產自“田間地頭”的科研項目，我們更有奔頭了！

（本報記者周世祥採訪整理）

對話

鄒莉：

讀罷光明日報《天地間，有大課堂有大舞台——中國高校扶貧掠影》報道，我想向長期服務於雲南臨滄茶產業生產一線的朱圓敏老師請教：您投入這麼多精力幫助地方發展產業，自己的科研是否受到了影響？科研學術的“求真”和幫扶生產的“求實”，二者之間路徑和方法的差異，您是如何彌合的？

華中科技大學生命科學與技術學院教師朱圓敏：

對高校教師而言，科研成果是放到“貨架上”，落地在實實在在的產品或產業中，還是放到“書架上”，體現在高水平論文、論著裡？這也是我長期思考的問題。參與對口幫扶雲南臨滄的相關工作后，我一年有數個月吃住在螞蟻堆村，對此有了深切體會。我感到，科學研究不能脫離實踐應用，而且，實踐中的摸爬滾打，對進一步的學術研究是有促進作用的。

不妨從我們的親歷講起。在雲南臨滄，通過調研，我們發現當地的茶葉不管是從產量上還是品質上，在全國都 很有優勢，但由於產業鏈短、生產管理粗放等原因，守著一片片茶山卻賣不了好價錢。在我們的推動下，當地引進相應設備，應用了熟茶純淨可控發酵技術，茶葉品質提高了，產值上去了，農戶也增收了。在產品精深加工過程中，我們發現了一些 新的微生物，它們之間作用以后， 會產生一些很特別的產物。我們通過一次次實驗將其提煉出來，研究其作用原理，利用其特性提高茶的品質。原先當地的生茶不適合冬春季節飲用，通過技術轉化后，刺激性物質去掉了， 茶葉變得溫和適口，春夏秋冬都可以飲用，還可以養胃調理腸道，提升成了“養生茶”。

就這樣，理論指導實踐，實踐推動理論，我們將研究成果申報了省部級科技專項課題和專利，科研成果有了，發論文不再難了，學校和當地政府也聯合成立了研究院和院士專家工作站，我們團隊不再是“單打獨斗”，信心越來越足了。

所以，我覺得學術研究和社會服務並不矛盾，隻要事情有意義、值得做，就 安心踏實地去做。在用心做、勤鑽研的過程中，科學問題自然而然就提煉出來了，離學術上有所發現 也就不遠了。

（本報記者周世祥採訪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