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逢何必曾相識

　　白居易（772—846年），字樂天，祖籍山西太原，生於河南新鄭一個小官僚家庭。青少年時代，為避戰亂，四處遷徙，“衣食不充，凍餒並至”。29歲考取進士，任翰林學士、左拾遺。因多次上書批評朝政，被貶為江州司馬，后又出任杭州、蘇州等地刺史。晚年自號香山居士、醉吟先生，官居太子少傅，世稱白傅、白文公。在詩壇上，與元稹並稱“元白”，與劉禹錫並稱“劉白”。其詩現存3600多首，有《白氏長慶集》傳世。另有詩歌理論著作《與元九書》。盡管毛澤東說過“白居易哭哭啼啼，我不願看”這樣的話，但他讀過不少白居易詩作，多次評點和引用，毛澤東詩詞頗受其影響，毛澤東的一些詩學主張與白居易也有相通之處。

       品讀白居易：感同身受

　　白居易曾將自己的詩歌分為四類：諷喻詩、閑適詩、感傷詩和雜律詩。他在《與元九書》中認為：諷喻詩和閑適詩分別體現了他的“兼濟之志”和“獨善之意”，感傷詩“或退公獨處，或移病閑居，知足保和，吟玩情性”，而雜律詩“或誘於一時一物，發於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諷喻詩《秦中吟》十首和《新樂府》五十首最為后人推崇。

　　1958年1月16日，在南寧會議上的講話中，毛澤東指出：“光搞現實主義一面也不好，杜甫、白居易哭哭啼啼，我不願看。李白、李賀、李商隱，搞點幻想。”這話只是表示他不太喜歡杜甫、白居易的現實主義詩風，更偏重“三李”的浪漫主義風格。其實，毛澤東大量閱讀了白居易詩。據中國工人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畢桂發主編的《毛澤東批閱古典詩詞曲賦》統計，毛澤東批閱的白居易詩有31篇。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8年6月第1版、龔國基著的《毛澤東與詩》提供了《毛澤東評點、圈閱過的中國古典詩詞目錄》，其中白居易的作品有37首。而毛澤東讀過的白居易作品遠不止這些。就連白居易一些並不著名的作品，如《燕子樓》《楊柳枝》等，毛澤東也都讀過。有些白居易作品，毛澤東百讀不厭，甚至能過目成誦、信手拈來。

　　白居易詩歌中最精華的部分是他的諷喻詩，特別是《秦中吟》十首、《新樂府》五十首等，著重描寫了現實的黑暗和人民的疾苦。毛澤東對《秦中吟》十首全部圈閱過，對《新樂府》中的《賣炭翁》《上陽白發人》等也很熟悉。1954年，毛澤東的警衛員封耀鬆從文化課上學了《賣炭翁》，毛澤東檢查他默寫的作業時，發現他把“心憂炭賤怨天寒”的“憂”寫成“擾”，將“曉駕炭車輾冰轍”的“轍”寫成“撤”，毛澤東指著他寫的錯別字，風趣地說：“你寫的是憂嗎？哪裡伸出一隻手？你寫的是擾亂的擾，怪不得炭賤賣不出價錢。這是轍嗎？這是撤退的撤。到處插手，炭還沒賣就大撤退，逃跑主義。”

　　白居易十五六歲時為准備科舉考試而寫的《賦得古原草送別》，寓意深刻而富有情趣。毛澤東對四五個集子中的這首詩都做過圈畫，並手書過它的前四句。

　　毛澤東曾說白居易“哭哭啼啼，我不願看”，但白居易在《琵琶行》中自謂“座中泣下誰最多？江州司馬青衫濕”，是典型的“哭哭啼啼”，可毛澤東卻非常願意看。據有毛澤東圈畫手跡可考的，他至少讀過五遍。他曾對這首詩的標題連畫三個圈﹔在“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句旁一路圈畫﹔在“大珠小珠落玉盤”句上批注：“其聲豈其聲乎？”據毛澤東身邊工作人員張玉鳳回憶：“一次，我給毛主席讀白居易的《琵琶行》：‘潯陽江頭夜送客，楓葉荻花秋瑟瑟……’讀著讀著，毛主席也跟著背誦起來。他一字一句地緩緩吟著，那聲調，那韻致，入情入景，到后面幾句，他竟激動得淚如泉涌：‘滿座重聞皆掩泣。座中泣下誰最多？江州司馬青衫濕。’這時，我意識到，主席的思想和感情已經進入詩的意境中了。”后來，毛澤東患眼疾，不能閱讀，文化部為他錄制了古詩詞磁帶，其中就有《琵琶行》。毛澤東曾幾次揮毫書寫《琵琶行》，且每次都是憑背誦一氣呵成。有幅手跡是用8頁紅線豎格的“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的稿紙書寫的。該手跡已由故宮博物院收藏，並被鐫刻在江西九江新建的“琵琶亭”內，古今兩大詩人詩書合璧，流傳天下。

　　《長恨歌》是千古傳誦的白居易詩作，毛澤東至少讀過五遍。到垂暮之年，他還多次要身邊工作人員為他讀《長恨歌》，並且聽得動情落淚。1975年的一天，護士孟錦雲聽到毛澤東吟誦《長恨歌》中的詩句：“忽聞海上有仙山，山在虛無縹緲間。樓閣玲瓏五雲起，其中綽約多仙子。”小孟說：“您會那麼多詩，出口成章，老是文縐縐的，我可聽不懂。”毛澤東說：“這是《長恨歌》裡的名句呀，很有名嘛。”隨后，毛澤東又讓小孟給他讀《長恨歌》。當讀到最后幾句：“在天願作比翼鳥，在地願為連理枝。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小孟發現毛澤東閉著眼睛，似乎陷入了沉思。1975年夏，一次，蘆荻給毛澤東讀《長恨歌》，毛澤東聽了，說她讀得沒有感情。張玉鳳回憶：毛澤東每次聽到《長恨歌》最后兩句“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總要掉眼淚。毛澤東還手書過《長恨歌》，寫在10頁大16開的宣紙上，因原詩篇幅太長，隻抄錄了從“漢皇重色思傾國”到“驚破霓裳羽衣曲”的224個字。陝西省周至縣將其刻碑，並請詩人臧克家題跋，立於《長恨歌》的誕生地仙游寺，成為一道詩書合璧的人文景觀。

　　《上陽白發人》，亦題作《上陽人》，是白居易著名的敘事抒情詩，控訴封建統治者大量強選民間女子以供使役，不讓她們婚配，以致老死在禁宮之中。詩中充分描寫了宮廷的黑暗和宮女們的痛苦：“同時採擇百余人，零落年深殘此身”“未容君王得見面，已被楊妃遙側目。妒令潛配上陽宮，一生遂向空房宿。宿空房，秋夜長，夜長無寐天不明”“上陽人，苦最多。少亦苦，老亦苦，少苦老苦兩如何”。毛澤東曾圈讀此詩，他對詩中宮女的悲慘命運深表同情。

       評點白居易：深得要領

　　白居易是唐代新樂府運動的倡導者，非常重視詩歌的生活內容和社會作用。他在《與元九書》中提出“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文學主張。白居易詩歌正視現實，關心民生疾苦，揭露政治弊端，具有很強的社會意義。“惟歌生民病，願得天下知”（《寄唐生》），“上可裨教化，舒之濟萬民”（《讀張籍古樂府》），這就是白居易的詩學主張和創作目的。毛澤東說“白居易哭哭啼啼，我不願看”，只是一時即席隨口之言，既不說明毛澤東不喜歡讀白居易詩作，也不表明毛澤東不看重白居易詩歌。盡管毛澤東直接評論白居易詩歌的次數不是很多，但點評很到位，切中要領。

　　《琵琶行》是白居易被貶為江州司馬，“謫居臥病潯陽城”時所作。歷代詩評家對《琵琶行》多有評論，雖有口皆碑，但所好不同，見仁見智，眾說紛紜。一般人僅僅從寫作藝術角度稱贊琵琶聲響“大珠小珠落玉盤”的絕妙描寫，或只是從社會意義角度認為它是抒寫詩人的“際遇之感”。而最關鍵的是，白居易借琵琶女的遭遇，感慨自己的政治身世，用平等的姿態和心態，從共同的身世遭遇和相互同情中，一起傾訴對黑暗現實的怨憤。“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成為飽浸著詩人血和淚的不朽名句。這才是《琵琶行》的思想意義之所在。

　　據毛岸青、邵華回憶，毛澤東曾對他們說：“白居易的《琵琶行》不但文採好，描寫得逼真細膩，難得的是作家對琵琶演奏者的態度是平等的，白詩的高明處在於此而不在其他。”在一本《注釋唐詩三百首》中《琵琶行》的天頭上，毛澤東批注道：“江州司馬，青衫淚濕，同在天涯。作者與琵琶演奏者有平等心情。白詩高處在此，不在他處。其然豈其然乎？”毛澤東也很看重《琵琶行》中的藝術描寫，但特別強調“態度是平等的”“有平等心情”是其“高明處”“高處”。毛澤東的評論，不僅肯定了這首詩的文學技巧，而且從人際關系角度一語道破了這首詩的民主平等精神之所在。白居易是彈琵琶女子的知音，而毛澤東則堪稱是白居易的知音。

　　《放言五首》是白居易被貶謫前往江州的途中與元稹的唱和之作。這是一組頗具哲理的政治詩，通過一系列事件、人物或自然現象，闡釋了許多發人深省的生活道理。其中第三首雲：“贈君一法決狐疑，不用鑽龜與祝蓍。試玉要燒三日滿，辨材須待七年期。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未篡時。向使當初身便死，一生真偽復誰知。”這首詩引用歷史事實加以對比，說明辨識人的真偽需要經過較長時間的檢驗。

　　毛澤東不止一次地談到這首詩，並反復加以引申運用。1939年5月30日，毛澤東在延安慶賀模范青年大會上作《永久奮斗》的報告。他指出：“什麼是模范青年？就是要有永久奮斗這一條……總之一句話，要奮斗到死，沒有死就還沒有達到永久奮斗的目標。從前有一首詩說：‘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下士時，倘使當初身便死，一生真偽復誰知？’這在我們的歷史學家那裡叫做‘蓋棺論定’，就是說，人到死的時候，才能斷定他是好是壞。假使周公在那個謠言流傳的時候就死了，人家一定會加他一個‘奸臣’的頭銜﹔又若王莽在那個謙讓卑恭的時候死了，那后世人會贊揚他的。不過我們現在不是講歷史，那兩個人究竟孰好孰壞，我們不論，然而它說明了人隻有到死，才可以論定他的功罪是非。我們說：永久奮斗，就是要奮斗到死。”毛澤東作報告時，是憑記憶引用《放言五首》的后四句，文字略有出入，用來說明“永久奮斗”卻很有說服力。他向青年模范們說明了一個道理：隻有永久地為革命事業奮斗，才能真正稱得上模范青年。如果只是一時優秀，不能長期堅持奮斗，經不住時間考驗，就不可能得到歷史公允的評價。1972年，在批判林彪陽奉陰違、叛國外逃，最終自我毀滅的反革命罪行時，毛澤東又引用了這首詩的后四句，用以說明：一個人錯誤的發展是有一定過程的，認識一個人是真革命還是假革命，也是需要有一定過程的。

　　白居易年輕時曾漫游江南，行旅蘇、杭，后來又在蘇、杭任職，寫過多首《憶江南》。《憶江南》，唐教坊曲中有《望江南》，后用為詞牌。《樂府雜錄》謂此調本名《謝秋娘》，系唐李德裕為亡姬謝秋娘作，后進入教坊。白居易依其調作《憶江南》，始名《憶江南》，又名《夢江南》《江南好》等，分單調、雙調兩體，單調27字，雙調54字。白居易的《憶江南》是單調。白居易的第一首《憶江南》詩雲：“江南好，風景舊曾諳。日出江花紅勝火，春來江水綠如藍。能不憶江南。”

　　在延安時，有一次，毛澤東和戰士們一起植樹，他即景生情，朗誦起白居易的這首詞，並一句一句地講給戰士們聽。然后，他對戰士們說：“陝北荒山禿嶺多，如果我們能把陝北變成江南一樣綠樹滿山，那可是一件功在子孫的大好事啊！咱們住延安，一定把這件事辦好！”白居易的詩作泛憶江南，兼包蘇、杭，只是懷念舊游的觀感，而毛澤東則把它變成一種未來發展的美好藍圖。他希望大家把陝北的荒山禿嶺建設得像“江南一樣綠樹滿山”，要求把這件功在子孫的“大好事”辦好。當年，三五九旅就是響應毛澤東的這一號召，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硬是把南泥灣變成了“陝北的好江南”。正如《南泥灣》所唱的那樣：“往年的南泥灣，處處是荒山，沒人煙。如今的南泥灣，與往年不一般，再不是舊模樣，是陝北的好江南，鮮花開滿山……又戰斗來又生產，三五九旅是模范。”

       借鑒白居易：詩心相通

　　白居易詩歌影響巨大，毛澤東也受其影響頗多。早在井岡山斗爭時期，毛澤東寫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宏文的立意很可能受到《賦得古原草送別》的啟發。而毛澤東當年創作的一系列詩詞，又何嘗不是“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的生動寫照呢？“紅旗躍過汀江，直下龍岩上杭。收拾金甌一片，分田分地真忙”“山下山下，風展紅旗如畫”“百萬工農齊踴躍，席卷江西直搗湘和鄂”。即便到了晚年，毛澤東寫的一些詩句，仍然洋溢著“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的積極和樂觀。諸如，“風雨送春歸，飛雪迎春到。已是懸崖百丈冰，猶有花枝俏”“高天滾滾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氣吹”“正西風落葉下長安，飛鳴鏑”。

　　在毛澤東詩詞中，可以見到不少白居易詩句的影子。《賀新郎·別友》中的“重比翼，和雲翥”，與白居易《長恨歌》“在天願作比翼鳥，在地願為連理枝”如出一轍，但毛澤東表達的是要與楊開慧並肩戰斗的堅強決心，絲毫沒有白居易詩中那種“此恨綿綿無絕期”的嘆惋。《念奴嬌·鳥兒問答》“借問君去何方，雀兒答道：有仙山瓊閣”中的“仙山瓊閣”，出自《長恨歌》“忽聞海上有仙山，山在虛無縹緲間。樓閣玲瓏五雲起，其中綽約有仙子”。白居易的“仙山”“樓閣”，是幻想的海上仙境，而毛澤東詞中的“仙山瓊閣”則是對赫魯曉夫所鼓吹的“三無世界”（沒有武器、沒有軍隊、沒有戰爭）騙局的辛辣諷刺。

　　白居易詩歌婦孺皆知，通俗易懂是重要原因之一。宋代釋惠洪《冷齋夜話》記載：“白樂天每作詩，令一老嫗解之，問曰：‘解否？’嫗曰：‘解’，則錄之，‘不解’，則易之。”宋代王安石評價說：“天下俚語被白樂天道盡。”清代劉熙載《藝概》贊曰：“常語易，奇語難，此詩之初關也。奇語易，常語難，此詩之重關也。香山用常得奇，此境良非易到。”

　　1949年12月，在奔赴蘇聯訪問的火車上，毛澤東就中國文學與蘇聯漢學家尼·費德林交談。談到白居易時，毛澤東說：“白居易，唐代大詩人。他用通俗易懂的口語寫出精彩的文藝作品。盡管他在宮廷身居高位，但是仍然接近群眾，並在作品中表達普通老百姓的情緒和願望。”毛澤東也一貫重視文藝作品的通俗化、大眾化。1939年1月31日，毛澤東在《致路社》中寫道：“文藝的任何部門，包括詩歌在內，我覺得都應是適合大眾需要的才是好的。現在的東西中，有許多有一種毛病，不反映民眾生活，因此也為民眾所不懂。適合民眾需要這種話是常談。但此常談很少能做到，我覺這是現在的缺點。”《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毛澤東指出：“許多文藝工作者由於自己脫離群眾、生活空虛，當然也就不熟悉人民的語言，因此他們的作品不但顯得語言無味，而且裡面常常夾著一些生造出來的和人民的語言相對立的不三不四的詞句。”

　　毛澤東歷來重視向人民群眾學習語言，向現實生活學習語言。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毛澤東指出：“言語必須接近民眾，須知民眾就是革命文化的無限豐富的源泉。”毛澤東詩詞大量運用群眾語言，善於把諺語、俗語、口語和老百姓的話語方式入詩。《清平樂·會昌》“東方欲曉，莫道君行早”，出自清代《增廣賢文》中的舊諺“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水調歌頭·重上井岡山》“世上無難事，隻要肯登攀”一句，化用民諺“世上無難事，隻怕有心人”。《十六字令三首》的“山，快馬加鞭未下鞍，驚回首，離天三尺三”，毛澤東自注：“湖南民謠：‘上有骷髏山，下有八面山，離天三尺三，人過要低頭，馬過要下鞍。’”《漁家傲·反第一次大“圍剿”》“齊聲喚，前頭捉了張輝瓚”一句，將口語入詩。《七律二首·送瘟神》“借問瘟君欲何往，紙船明燭照天燒”，就像民間藝人在說評書，描繪出老百姓送瘟神的生動場面。《七絕·為女民兵題照》“不愛紅裝愛武裝”，用平易近人的口語，生動刻畫出新中國婦女英姿颯爽的嶄新風貌。

　　1958年成都會議上，毛澤東指出：“中國詩的出路，第一條是民歌，第二條是古典，在這個基礎上產生出新詩來，形式是民族的，內容應該是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的對立統一。”1965年7月21日，他在《致陳毅》中寫道：“要作今詩，則要用形象思維方法……將來趨勢，很可能從民歌中吸引養料和形式，發展成為一套吸引廣大讀者的新體詩歌。”民歌來源於民間，以人民群眾為主體，反映人民群眾在生產勞動和日常生活中的思想感情和精神風貌，語言應用生動活潑，凝練傳神，多以人民群眾的口語入歌，體現出鮮明的生活氣息和民族特色。《雜言詩·八連頌》以三言為主體，類似於三字經，朗朗上口，其中“拒腐蝕，永不沾”“全軍民，要自立”“奇兒女，如鬆柏”，該詩以其通俗淺切、鏗鏘有力的風格，明白如話的民歌情調，鮮明突出的政治傾向，產生了獨特的審美效應。

　　毛澤東重視詩詞的語言問題，就本質而言，是在致力於解決“為誰服務”和“如何服務”的根本問題。毛澤東極力倡導詩歌的民族化和大眾化，“適合大眾需要”“反映民眾生活”，是毛澤東一貫的文藝思想，這是毛澤東“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意識在詩學主張中的具體體現。毛澤東詩詞多是舊體形式，但集典雅與通俗於一身，自然本色，言淺意豐。這是毛澤東詩詞廣為傳誦、歷久彌新的重要原因之一。

       （來源：《黨史文苑》，2022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