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和平解放前后的鄧寶珊

　　1949年2月，周恩來在西柏坡和傅作義（右一）、鄧寶珊（右二）合影。

　　平津戰役期間，鄧寶珊應傅作義之邀來到北平，共商接受中國共產黨的和平建議，並擔任傅作義的全權代表，同中國人民解放軍談判並達成協議，對促進北平和平解放作出了重要貢獻。

　　“隻要有機會，決當為人民革命事業盡一番力”

　　抗戰勝利后，鄧寶珊不願卷入蔣介石挑起的全面內戰，回到家鄉 “養病”。1947年夏，愛國民主人士劉紹庭攜朱德及續范亭的信去見鄧寶珊，要他當機立斷舉行起義。鄧寶珊復信表示：“隻要有機會，決當為人民革命事業盡一番力。”

　　1948年，鄧寶珊徹底認清了蔣介石的反動統治，進一步堅定了起義決心。8月中旬，他飛往北平，在北平住了一個多月，與傅作義反復研究華北戰局的發展前景，同時提出了“選擇一個適當的時機起義歸向人民”的建議。10月，晉綏人民解放軍進攻包頭，鄧寶珊命令部下不要和解放軍交火，退駐陝壩。不久，解放軍從包頭撤離，鄧寶珊又率部回到包頭。

　　幾乎與此同時，中共地下黨組織對傅作義也開展了積極的工作。中共晉察冀城市工作部部長劉仁曾指示北平地下黨：要通過各種社會關系去接近傅作義將軍周圍的人，去做傅作義的工作。北平地下黨經縝密研究后，認為鄧寶珊和傅冬菊、劉厚同一樣，是一位“與傅作義真正說得上話的人”。從10月開始，中共北平地下黨員李炳泉（傅作義辦的《平明日報》採訪部主任）等通過李騰九（傅部聯絡處少將處長）與鄧寶珊接觸，“工作取得了一定進展”。

　　鄧寶珊從解放軍的廣播中得知東北野戰軍和華北野戰軍包圍了平津等地的消息后，感到和平起義已迫在眉睫。與此同時，傅作義也越來越多地開始考慮走和平起義的道路。他熱情接待來訪的愛國民主人士和各界代表，認真聽取了“和平解決北平問題”“保存北平千年的文物古跡，避免百萬人民生命涂炭”的呼聲，對於要求出城活動的康同璧、何思源等愛國民主人士，傅派人安全送到城外解放軍的聯絡站，又把他們安全接回。傅作義更在中共北平地下黨的幫助下，派《平明日報》社社長崔載之攜帶電台，在李炳泉的陪同下前往解放軍平津戰役前線司令部秘密談判。“由於雙方在如何實現和平解放的問題上距離較大，尚未達成協議”。

　　考慮到鄧寶珊和共產黨關系較深且有威望，且深受傅作義信任，馬佔山向傅作義提出了“叫寶珊幫你分擔一點，他的主意多”的建議。傅作義欣然同意，立即派飛機接鄧寶珊來北平協助自己推進談判事宜。有人建議派和鄧寶珊同級別的一個副總司令出城直接與解放軍談判即可，傅作義回答說:“接鄧寶珊來再說。”

　　為和平解放殫精竭慮

　　鄧寶珊於1948年12月28日乘飛機來到北平。當夜，傅請鄧寶珊到馬佔山家為其接風。三人進行了長談。鄧寶珊為傅作義分析了形勢，指出“和平解放北平是大勢所趨，人心所向。為了保護市民的生命財產和故都的文化古物，必須和平解放北平，避免不可估計的損失和空前的浩劫”，希望北平能夠得到和平解放。經過和鄧寶珊的連夜探討，傅作義“決心響應和平解放的號召，走起義的道路”的思想“更明朗了”。

　　此前，有人曾向傅作義“建議”：談判中要向中共要求成立“華北政務委員會”，這個委員會“由中國共產黨和各界人士以及志願參加的國民黨人士組成”﹔同時提出“保留傅作義的現有部隊和解放軍共同維持治安”。鄧寶珊在得知這個“建議”后堅決予以否定。他認為：談判中提出這樣的條件，根本“不屬於和平解放”。聽了鄧寶珊的意見后，傅作義決定“不考慮這個方案”。

　　在商談中，鄧寶珊還特別提醒傅作義說:“蔣介石對他在平津的幾十萬嫡系部隊，能直接發號施令，我們不能掉以輕心。”隨后的日子裡，傅作義和鄧寶珊派人對北平城內的蔣系部隊開展工作。當摸清蔣系部隊中也有大批官兵正在和中共地下黨組織談判、准備起義的情況后，鄧寶珊又和傅作義及其親信將領，針對蔣系部隊中可能發生的如少數頑固分子挑動士兵騷亂，特務、憲兵進行破壞活動等緊急情況進行研究，制定了應變措施。由於防范周密，北平城內的國民黨官兵在接受和平改編時，上述“兩件事都沒有發生”。

　　鄧寶珊還通過愛國民主人士的關系，迅速與中共北平地下黨組織的崔月犁等人進行了秘密接觸。他對崔月犁說:“我是了解共產黨的政策的，我有個女兒曾在延安學習。我見過毛潤之、朱玉階先生，陝北電台的廣播我經常聽。”崔月犁等鼓勵鄧寶珊“勇敢地擔當起這項和談的光榮使命”，並和鄧寶珊共同研究了由鄧代表傅作義將軍出城談判的具體細節。同時，鄧寶珊還利用自己的社會關系，秘密召集專家學者開會，廣泛聽取他們對國際形勢的分析，得出了帝國主義不敢出兵干涉中國解放進程的結論，並將這一結論告知了傅作義。

　　1949年1月6日，蔣介石派鄭介民來到北平，企圖說服傅作義率兵南下。傅作義在和鄧寶珊等商議后，經過一番虛與委蛇，將其“禮送出境”。同一天，傅作義派周北峰(傅部少將土地處處長)出城和解放軍談判。周北峰在解放軍平津戰役前線司令部各位首長會談后，草簽了《會談紀要》。

　　周北峰攜帶《會談紀要》回城后，鄧寶珊又和傅作義進行了談話，表示“毛先生是個了不起的人，我們要完全信賴他”，進一步幫助傅堅定了和平起義的決心。鄧寶珊還和崔月犁見了面，高興地告訴他：“傅先生……決定跟共產黨合作。這個問題解決后，他的心情也很好，我把他的女兒冬菊叫到一起，親近的人一塊兒吃了頓飯。”

　　傅作義的全權代表

　　由於解放軍平津前線司令部提出希望派“一位有地位的、能負責的代表”前往談判，以達成協議，傅作義便請鄧寶珊作為自己的全權代表出城與解放軍談判。鄧寶珊第一次出城后，由於通訊不暢，不得已中途折回。后傅作義讓周北峰發電給解放軍，說明擬派鄧寶珊作為全權代表赴解放軍處談判，解放軍回電表示：歡迎鄧寶珊將軍的到來。

　　1949年1月13日中午，鄧寶珊在周北峰的陪同下前往解放區。出發前，傅作義將鄧寶珊和周北峰約到辦公室，“表示決心起義”，請鄧、周二人，“一切問題相機辦理，務期於成”。當日下午，鄧寶珊等到達通縣，受到解放軍東北野戰軍政治部副主任陶鑄、參謀處處長蘇靜的熱情接待。

　　在隨后的兩三天裡，鄧寶珊和解放軍平津戰役前線司令部各位首長就北平和平解放、傅部接受和平改編的具體條件進行了談判。由於15日下天津已獲解放，談判內容完全集中在北平和平解放的問題上了﹔而綏遠傅作義部隊的起義問題，按中共中央意見“留待以后再談”。很快，雙方整理歸納出了十余條條款。其間，鄧寶珊曾提議，將不同意見電呈毛澤東主席，解放軍各位首長表示同意。當晚毛澤東回電說:“尊重鄧先生意見。”中共中央軍委也致電解放軍平津戰役前線司令部:“傅之靈魂是鄧寶珊，可向他表示，毛主席知道他出來談判，表示高興，並致歡迎之意。”

　　就這樣，產生了《北平和平初步協議》。雙方在上面簽字后，鄧寶珊表示“完全可以照辦”，並邀請解放軍代表立即隨他入城。17日，鄧寶珊和蘇靜、作戰科科長王朝綱共同進入北平城內。當鄧寶珊到達西直門時，傅作義已派參謀長李世杰、政工處處長王克俊等人迎候。當夜，鄧寶珊和傅作義共進晚餐，詳細談了會談經過。傅作義看了鄧寶珊帶回的《初步協議》，深為中共的寬容所感動，立即表示完全同意，堅決按《初步協議》執行。

　　“回娘家的見面禮”

　　1949年1月18日，鄧寶珊陪同蘇靜與傅作義會見。第二天，蘇靜代表解放軍，王克俊、崔載之代表傅作義草簽了《關於北平和平解決問題的協議書》，經報請雙方領導人修改、同意后付諸實施。1月22日, 傅作義正式向報界宣布《協議書》內容，北平城內的國民黨守軍開始移向城外，向指定地點出發。同一天，鄧寶珊與王朝綱等乘車東出北平朝陽門，沿公路去通縣迎接解放軍先遣入城工作的人員。第二天鄧寶珊和徐冰、戎子和等一同返回北平。26日陶鑄入城后，由鄧寶珊陪同會見了傅作義。幾天后，解放軍舉行了盛大的入城式，北平城群眾熱烈歡慶北平和平解放。2月8日，進駐北平的中共領導人在北京飯店宴請傅作義、鄧寶珊，贊揚他們為北平和平解放所作的貢獻。2月14日，由顏惠慶、章士釗、江庸組成的“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團”抵達北平。第二天，葉劍英與顏、章、江等人會晤，並於當晚設宴招待一行，傅作義、鄧寶珊也應邀赴宴。

　　2月22日，傅作義、鄧寶珊陪同顏、邵、章、江前往西柏坡，受到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共中央領導人的親切接見。周恩來對鄧寶珊說:“鄧先生，我們是長期合作的老朋友，現在你回到‘娘家’了。”鄧寶珊聽后深受感動，他說：“我這次為北平和平解放做了一點事，也算盡了我一點綿薄之力，就算我回‘娘家’的見面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