牢牢佔據戰場認知高地

　　“用兵之道，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心戰為上，兵戰為下。”平津戰役,作為改變中國前途命運的關鍵一役，伴隨著戰場上激烈的兵力較量，一場精彩的認知較量也在同時上演。

　　擺下一路空城，迷惑對手認知

　　家喻戶曉的“空城計”，通過虛張聲勢、故布疑陣，扭曲對手對客觀現實的認知，使其感知失真、判斷失准、決策失誤，從而導致錯誤的行為。平津戰役前奏序曲中，再現了空城退敵的經典橋段。

　　1948年10月，國民黨在全國的腐朽統治搖搖欲墜，但傅作義仍抱有“翻盤”幻想，策劃了一次對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的偷襲。偷襲部隊沿平漢線南下，直奔石家庄和西柏坡。當時，華北軍區主力不在冀中，但中央軍委並沒有調主力部隊回援，毛澤東同志一方面指示地方部隊埋地雷、挖壕溝，展開運動阻擊﹔一方面通過廣播、報紙刊發新聞稿，故意把敵軍的偷襲計劃予以公布，表達對偷襲行動的蔑視和嘲諷。這讓敵軍的偷襲部隊感到掉入了我軍設下的大網裡，一路下來皆是空城，當到達清風店時，不斷受到驚嚇和襲擾的偷襲部隊趕緊回撤，行動草草收場。

　　今天的信息化智能化戰場上，先進的偵察手段在全維戰場空間布下“天眼”，隱真示假的難度越來越大。但“看到”不代表“知道”，“看見”不代表“看透”。人們對一件事物的深層認知受各種信息的影響，隻要精心謀劃、奇正結合，把真實意圖隱藏在信息“迷霧”之中，“空城計”在未來戰場仍可以唱起來。

　　加速決策循環，擾亂對手認知

　　20世紀70年代，博伊德提出著名的“OODA”決策周期理論，該理論的精髓在於認知對抗，即通過加快己方“OODA”循環速度，在對手來不及決策時，就進入下一個“OODA”決策周期，這樣對手就會在不斷被動應對中陷入認知癱瘓。平津戰役甫一開始，國民黨軍隊的認知就陷入了癱瘓。

　　遼沈戰役剛結束，國民黨就開始考慮華北是戰是撤的問題。蔣介石和傅作義都認為，擁兵約60萬的華北國民黨軍對陣我華北軍區46萬部隊，仍有較大勝算，而這一勝算是建立在我東北野戰軍暫不南下基礎之上的。根據軍事常識，東北野戰軍經過大戰，至少要休整3∼6月，國民黨方面遂決定暫守平津，保持出海口。此時，中央軍委決定東北野戰軍提前入關，客觀上加快了我們的決策周期。為進一步誤導國民黨方面的判斷，東野指揮員還故意在沈陽公開出席各種慶功活動，讓蔣、傅以為我東北野戰軍來年才會入關。

　　現代作戰，時間的重要性更加突顯，尤其在關鍵時刻，敵我雙方就是在進行一場搶時間的賽跑，而跑贏的關鍵在於加快己方“OODA”循環，敵變我變、先敵而變、快敵而動，這樣才能影響對手決策認知，拖慢其“OODA”周期。信息化智能化作戰，更要面臨信息被壓制的風險，在“迷霧”重重的戰場上，指揮員不能等所有情況都明了再做決策，而要敢於和善於在“黑暗”中決策，不被對手的節奏牽著走。

　　逐步軍事增壓，誘導對手認知

　　認知戰包括針對感知的認知欺騙，針對思維的認知干擾，針對情緒的認知威懾，針對意志的認知瓦解，以及針對態度、觀念的認知誘導。尤其是針對態度、觀念的認知誘導，可以直接改變指揮決策人員的想法，實現不戰而屈人之兵。平津戰役中，圍繞傅作義搖擺不定的態度，我軍對其展開了積極的誘導和催化。

　　傅作義對華北局勢和自身命運充滿了矛盾心態。傅並非黃埔系，對南撤十分排斥﹔如果向西退到綏遠，地廣人稀，不利長久堅持，對西逃沒有信心﹔對於同我黨和談，也是顧慮重重。中央軍委的意圖是抑留傅作義集團於華北，最好能以和平方式解放平津。為達成這一意圖，第一步，穩住傅作義，命華北第1兵團停攻太原，第3兵團撤圍歸綏，造成局勢緩和假象。第二步，徹底斷了傅作義南撤想法，命華北第3兵團包圍張家口，第2兵團包圍傅系王牌於新保安，圍而不打﹔命入關的東北野戰軍隔斷平、津、塘聯系，隔而不圍。第三步，迫使傅作義放棄成立華北聯合政府的幻想，相繼發起新保安戰役和張家口戰役，全殲傅嫡系部隊。第四步，迫使傅作義放下武器出城改編，發起天津戰役，吃掉傅作義最后一個籌碼。

　　戰爭中，認知戰與其他作戰方式相互滲透、互為支撐。有了其他“硬摧毀”手段的支撐和運用，認知戰的效果才會更加顯著。強大的軍事實力、軍事優勢，對於塑造、催化對手認知具有不可替代的倍增作用。現代戰爭中，一定要多種手段並用，才能獲得最佳作戰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