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川軍將領回憶飛奪瀘定橋之戰

　　飛奪瀘定橋，是紅軍長征途中發生的一場十分重要的戰斗。聶榮臻在《紅一方面軍的長征》一文中說：“毛澤東同志特別向我們指出，奪取瀘定橋是一個戰略性措施，隻有奪取瀘定橋，我們才能避免石達開的命運。”近年來有所謂的“研究者”竟然論証說沒有發生過這件事，造成了一定的負面影響。

　　翻看《文史資料選輯》，早在1965年，作為當年紅軍的對手、原川軍將領張伯言、楊學端、朱戒吾、張懷猷（后來此4人均參加民革組織，為民革黨員）撰寫的回憶文章，我們可以從另外一個角度感知飛奪瀘定橋之戰的背景和過程。

　　所謂“質疑”缺乏史料支撐

　　英籍華人作家張戎在其出版物中稱：“其實，在瀘定橋根本沒有戰斗。紅軍到達時，瀘定橋沒有國民黨軍隊把守”，她認定“飛奪瀘定橋”純系虛構。張戎還說她曾採訪過當地一位93歲的婦女，這個老人說紅軍“陰一炮，陽一槍地打過去”，然后“慢慢過完橋”，過橋時“沒有打”。作者竟然沒有記載下史料提供者姓名，治學態度顯然不夠嚴謹和專業，令其結論的可靠性大打折扣。

　　另外，兩位英國人李愛德、馬普安在重走長征路后寫的《兩個人的長征》一書中（2005年長江文藝出版社出版），引用他們採訪當地一位86歲的目擊者李國秀的話：“紅軍早上8點開始打仗，打了一天一夜。老百姓在前面帶路，紅軍跟在后面，幾個老百姓被國民黨擊中掉進河裡。”針對李愛德等所謂“紅軍逼老百姓帶路”的說法，后來有人向李國秀老人查証此事。她斷然否認曾講過這樣的話。實際上即使講過，也未必可以成為有說服力的証據。（參閱盧毅：《“飛奪瀘定橋”是虛構的嗎？》，《歷史評論》2020年第2期）

　　最早撰寫文章記敘飛奪瀘定橋之戰的，是時任紅一軍團政治部宣傳科長彭加倫寫的親歷記《飛奪瀘定橋》，收錄在《紅軍長征記》（1937年2月在延安編纂完成）一書中，該書於1942年正式出版。彭加倫的文章應該是在1937年2月以前完成的。

　　《飛奪瀘定橋》一文是對飛奪瀘定橋過程的敘述方式及關鍵細節上的用詞，為后來許多相關文章所沿用。這篇文章在記敘紅軍飛奪瀘定橋時，在細節上有不准確之處。文章說：“22名英雄組成的突擊隊冒著濃密的彈雨，一手扶著鐵欄，踏著鐵鏈，沖鋒過去……”這裡的“冒著濃密的彈雨”“一手扶著鐵欄”“踏著鐵鏈”“沖鋒過去”4處敘述不太經得起推敲。

　　隻要看一下瀘定橋的照片就知道：瀘定橋共有13根鐵索，9根鋪著木板作為橋面，兩邊各有兩根是護欄。在橋面很窄的條件下，如果敵人以“濃密的彈雨”來阻擋，加上敵人已經把橋上的木板拆掉了很多，紅軍戰士過橋就必須經過很多隻剩下鐵索的部分“橋面”，紅軍戰士不可能“踏著”鐵鏈“沖鋒”。

　　筆者推斷，在22名紅軍戰士“沖”到瀘定橋橋板被拆掉抽去的部分時，最佳的選擇應該是：先騎坐在兩根鐵索上，然后身體趴下，兩隻胳膊夾緊那兩根鐵索，兩條腿再夾緊那兩根鐵索，匍匐前進，才能夠比較穩當地爬過去。

　　比較合乎邏輯的過程應該是：敵人拆橋板應當是從橋中心拆起，因為未能全部拆完，靠近橋西頭的橋面上應該有一部分橋板還在，紅軍戰士從橋西沖到橋板被拆除的中心橋段之后，一部分戰友爬鐵索過去，另一部分戰士在那裡向對岸射擊掩護爬鐵鏈的戰友﹔隨后爬鐵鏈的紅軍戰士到達靠近橋東頭剩有橋板的橋面，也開始向著東岸開槍射擊，掩護后邊處於橋中心趴在鐵索上匍匐前進的戰友，讓他們盡快爬過鐵索橋。突擊隊全部隊員到達橋東頭有橋板的橋面時，過橋就成定局了。

　　實際上，現保存在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的紅一軍團政治部辦的《戰士》報第一八六期上（該報於1930年在江西中央蘇區創辦），即有“二連21個英雄首先爬鐵鏈冒火過河”的記載，其中就有“爬鐵鏈”的描述。這裡的“冒火過河”的描述是准確的，守敵在紅軍飛奪瀘定橋的最后階段放火燒橋，但已經阻擋不了紅軍了。

　　張伯言等人的回憶

　　1979年6月內部發行的《文史資料選輯》第六十二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中有一篇《二十四軍在川康邊區阻截紅軍的實況》，作者是張伯言、楊學端、朱戒吾、張懷猷，此文從國民黨軍方面完整記載了紅軍飛奪瀘定橋的過程。

　　北上紅軍在大渡河、瀘定橋遇到的敵人，是當時駐守川康邊區的國民黨軍第24軍。該軍司令部駐雅安，軍長劉文輝，參謀長張巽中（即張伯言），第四旅駐雅安，旅長袁國瑞，下轄第10團、第11團、第38團（團長李全山）。第五旅駐滎經、天全、蘆山、雅安，旅長楊學端，參謀長張懷猷，下轄3個團，第7團、第21團、第28團。

　　這裡的當事人張伯言、楊學端、張懷猷就是多年后寫回憶文章的作者。文章作者之一的朱戒吾雖然未上此前線，但此時他在24軍的另一個部隊任職。他們應當是共同回憶研究后寫出這篇文章的。

　　當時，川軍將領對蔣介石布防堵截的電令並不打算堅決執行。張伯言作為24軍參謀長向劉文輝提出的建議是，乘機向蔣介石要槍要彈，對紅軍隻要據險阻斷其去路，等待蔣介石的追兵到了即算勝利。就是說，川軍的基本指導思想是打仗應付一下、算賬計較一下。

　　1935年5月13日，國民黨軍第24軍第5旅旅長楊學端率全旅3個團從滎經到四川省漢源縣富林鎮，第7團團長余味儒布防在安順場，在安順場還有當地的彝務總指揮部營長賴執中。

　　5月24日晚，紅軍先頭部隊趕到安順場，殲滅守敵兩個連，賴執中逃走。劉伯承、聶榮臻親臨前沿陣地指揮。紅一團第一營營長孫繼先從第二連挑選17名勇士組成渡河突擊隊，連長熊尚林任隊長，由帥士高等4名當地船工擺渡。

　　5月25日早晨7時，紅軍17勇士開始強渡，岸上輕重武器同時開火，掩護突擊隊渡河，炮手趙章成兩發迫擊炮彈命中對岸碉堡。張伯言四人的回憶文章說：“駐守北岸的7團韓槐堦營被紅軍火力壓得抬不起頭來，沒有阻擊能力，隻好退卻。”17勇士渡河成功后，將余味儒團整個陣線擊潰。隨后，紅一軍團第一師和干部團渡過大渡河。但由於河水深、河面寬、水流急而不能架橋，用僅有的幾隻小船將幾萬紅軍渡過河是不可能的。5月26日上午，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人發出了奪取瀘定橋的命令。

　　按照聶榮臻《紅一方面軍的長征》的記載，毛澤東親自部署，決定由劉伯承、聶榮臻率領紅一軍團一師和陳賡、宋任窮領導的干部團為右路軍，由中央縱隊及1、3、5、9軍團為左路軍，左路軍由紅二師四團為前鋒，由團長王開湘、政委楊成武率領，兩路紅軍夾河而上，前往瀘定橋。瀘定橋坐落處，大渡河河道為南北走向，“飛奪瀘定橋”是由左路軍從橋西進攻橋東守敵而奪取瀘定橋的。

　　瀘定橋上的木板未能全部拆完

　　在瀘定橋駐防的是川軍第4旅，剛從雅安開來。根據張伯言、楊學端、朱戒吾、張懷猷4人在《二十四軍在川康邊區阻截紅軍的實況》一文中回憶，其部署是：

　　1. 以38團（缺一個營，駐守蘆山未來）由團長李全山率領，為一線右翼，兵力重點擺在瀘定橋。

　　2. 以第11團3個營由團長楊開誠率領，為一線左翼，位於海子山、冷磧。

　　3. 以第10團（缺一個營）由團長謝洪康率領，位於飛越嶺，作為總預備隊。

　　4. 袁國瑞率旅部在龍八步，位於飛越嶺山下。

　　川軍第4旅部隊到達龍八步時，得知安順場已經被紅軍突破，他們的任務是阻擊夾河而上的兩路紅軍，以李全山部搶佔瀘定橋，阻止對岸紅軍主力過河，以楊開誠團阻擊從安順場過來的紅軍。

　　第38團團長李全山於5月28日派周桂三營跑步由冷磧進佔瀘定橋。周桂三營於午后7時出發，當即派兵一連為先遣隊，連長饒杰選出身體健壯的士兵約一排20多人跑步前往瀘定橋。

　　傍晚到達瀘定橋，饒杰安排人員扼守瀘定鐵索橋的兩端，一部分人撤除橋板，一部分人構筑工事。但由於天色已晚，又開始下雨，士兵疲勞不堪，有的士兵鴉片煙癮發作，撤除橋板進度極為緩慢。

　　營長周桂三率領其余部隊（內有重機槍、迫擊炮各一連）在泥濘道路上沿河北上。這時已經入夜，對岸也有部隊打著火把急進，互相詢問，對方回答是退下來的友軍，實際上是紅軍。周桂三營到達瀘定橋時已二更，他仍然立即派兵也參加拆除橋板、構筑工事。

　　天明前，團長李全山率領李昭營到達瀘定橋。李全山下令以周桂三營為守橋主力，李昭營接周桂三營左翼進入陣地，並以機炮各一連位於橋頭，高地歸周桂三指揮。李全山團部位於周桂三營附近。直到5月29日天明后，撤除橋板的工作還在進行中，未能徹底完成。可以想象，拆除橋板應該十分困難，因為把橋板固定在鐵索上是力求牢固穩固的，沒有足夠的時間和工具很難拆除。

　　營長周桂三下令部隊扼守瀘定橋兩端，拆橋的川軍應該是一部分人一邊拆一邊往東岸退，一部分人一邊拆一邊往西岸退。李全山部署剛剛完成，就已經從東岸看到對岸橋頭有紅軍，便下令開始交火。想必那邊扼守橋頭的川軍士兵已經被紅軍解決完了，張伯言4人文章沒有提及此事。

　　聶榮臻在《紅一方面軍的長征》中說：“瀘定橋被拆得隻剩下幾根光溜溜的鐵索，懸挂在令人頭暈目眩的激流之上。”這個記載顯示可能聶榮臻到達瀘定橋時，觸目之處就是光溜溜的鐵索，而實際上橋板並沒有全部拆完。畢竟橋面全長103米、寬3米，究竟拆掉多少，沒有文獻記載。橋東頭敵人放火燒橋，也顯示並沒有全部拆完。如果全部拆完，不僅紅軍過橋的難度會非常大，敵人守橋也會容易得多。

　　川軍全線潰敗，主力撤出瀘定橋

　　紅四團於5月28日接到紅一軍團命令：“限左路軍於明天奪取瀘定橋，你們要用最高的行軍速度和堅決機動的手段，去完成這一光榮的任務。”紅四團晝夜兼行240華裡山路，29日晨就已經出現在瀘定橋西頭。張伯言4人文章証實，李全山部於5月29日早晨與瀘定橋西的紅軍交火。

　　《二十四軍在川康邊區阻截紅軍的實況》一文中說，雙方打了一天，互有傷亡，李全山團傷亡約50人。到了晚上，紅軍大部隊到達，進攻的火力更加猛烈，守橋已經很困難。李全山召集周桂三、李昭兩個營長研究對策，他們稍微商量一下，就決定打電話向旅長袁國瑞請示怎麼辦。

　　《二十四軍在川康邊區阻截紅軍的實況》一文中記載，此時“袁國瑞這時正受對岸紅軍襲擊，情況混亂不堪”。實際情況應該是袁國瑞此時正受到“東岸”紅軍的進攻，而不是“對岸”紅軍的進攻，最終部隊難以抵擋紅軍的進攻，更不用說對袁國瑞有什麼更好的“指示”了。

　　袁國瑞說了一句“我們這裡也很緊張”，就將話機放下，還沒有挂斷時，李全山從電話裡聽到袁國瑞那邊的槍炮聲，還聽到有人喊“旅長，快點，快點”，電話才挂斷。

　　袁國瑞沒有明確答復李全山所請示的“怎麼辦”，很明顯是旅長已經顧不上他們了，他要李全山自己臨機決斷。也就是說，正在瀘定橋守敵感到難以招架來自西岸的紅軍進攻的時候，東岸紅軍也正在向瀘定橋方向壓過來。

　　紅軍武器殺傷力超過川軍

　　前邊已經提到，紅軍勇士強渡大渡河時，駐守北岸的7團韓槐堦營“被紅軍火力壓得抬不起頭來”，沒有阻擊能力，隻好退卻。在瀘定橋這一邊也是一樣，雖然張伯言4人文章說周桂三、李昭兩營各有機槍連、炮連扼守橋頭，還說到29日白天互相交火時“互有傷亡”，而之所以李全山驚慌失措，也因為橋頭紅軍用猛烈火力集中射擊，使守軍傷亡很大。

　　事實上，許多文獻都記載了川軍裝備十分落后的情況。1935年也參加了阻截紅軍的原川軍將領、后來也成為民革黨員的張宣武，在《抗日戰爭晉東戰役·四十一軍作戰經過回憶》一文中寫道：41軍作為首先出川、首先接戰的川軍部隊，其裝備極其落后，“全軍沒有一門野炮和山炮，更沒有任何防空武器和反坦克武器，輕重機槍和步槍都是四川土造，射擊距離很近，准確性極差，極易發生故障。”（《張宣武文集》第138-139頁，內部資料，山東省聊城市新聞出版局准印証聊新出准字（2002）1-016號，2002年4月第一次印刷）這裡記載的是川軍阻截紅軍的兩年之后的裝備情況，顯示出川抗戰時還沒有任何改善。張宣武當時在川軍29軍，守瀘定橋的是24軍，但川軍裝備基本上是同等水平。

　　這時，川軍李全山團長作為一線主官，他的戰斗意志已經崩潰。紅軍夾河而上，自己腹背受敵，絕難久持。於是李全山決定，由周桂三營留部分兵力斷后，李全山自己率兩營主力退往天全，當夜即出發。周桂三下令以饒杰連的虎班長帶一個班的人作為最后守橋部隊。到放火燒橋的時候，紅軍22個勇士已開始打到橋東頭靠近東岸的橋面上。

　　時任紅四團黨總支書記、新中國成立后曾擔任鐵道兵司令部副司令員的羅華生負責組建突擊隊，他到二連挑選了22名勇士擔任突擊隊員，二連連長廖大珠擔任突擊隊隊長。根據彭加倫《飛奪瀘定橋》一文的記載，22名突擊隊員從橋西向東岸進攻時，因為敵人放火燒橋，突擊隊一時停了下來，但廖大珠很快帶頭冒火沖了過去。這個記述應該是准確的，因為必須趁著橋板還沒有完全燒毀時，才可以“踏著”火沖過去，如果停頓時間很長、火把橋板完全燒透了，很可能鐵鏈也燒紅了，想要爬過去就更難了。由此假定如果敵人一開始就決心燒橋而不是拆橋板，紅軍過橋就難了。

　　紅軍勇士最后沖過瀘定橋，是飛奪瀘定橋的高潮，充分體現了紅軍戰士“飛奪”瀘定橋的英雄姿態和英雄氣概。所以《戰士》報用最簡潔語言的記敘描寫，是最為精確的。

　　綜合攻守雙方將士的回憶，關於飛奪瀘定橋之戰可以作出如下總結：

　　（一）瀘定橋之戰不僅確實發生了，而且國民黨軍川軍部隊作出了周密部署，進行了頑強抵抗，但川軍在紅軍的強力進攻下失敗。紅軍在極為困難的條件下，取得了強渡大渡河、飛奪瀘定橋兩場關鍵戰斗的勝利。

　　（二）紅軍勝利的根本原因，是因為紅軍是一支革命理想高於天的隊伍，戰斗意志、戰斗力極強，紅軍戰士壓倒一切的英雄氣慨無堅不摧、所向無敵，而國民黨軍盡管佔據有利地形和防守優勢，特別是川軍為了私利而戰，根本沒有戰斗意志，必敗無疑。

　　（三）紅軍指揮有方、英勇善戰，一部分部隊強渡大渡河，形成兩路紅軍夾河而上之勢，飛奪瀘定橋志在必得。國民黨軍雖然也從安順場到瀘定橋都部署了足夠的兵力把守，但應對失據、執行不力，大渡河、瀘定橋兩處都被突破。他們擋不住紅軍的進攻。

　　（四）強渡大渡河和飛奪瀘定橋是緊密關聯的兩場戰斗。強渡大渡河是飛奪瀘定橋的前提，如果沒有強渡大渡河的勝利，就沒有飛奪瀘定橋的勝利。雖然西岸部隊已經奪取瀘定橋后東岸部隊才到達，但沒有東岸部隊有力攻勢的支持和策應，瀘定橋橋東守敵主力不會很快撤走。強渡大渡河和飛奪瀘定橋兩場戰斗可謂珠聯璧合、相得益彰。

　　（五）紅軍裝備雖然並不太好，但川軍裝備更加低劣，加上士氣不振，根本無法抵擋紅軍的進攻。

　　（本文作者為民革中央社會服務部原一級巡視員，中共黨史專業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