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的讀書“辯証法”

周恩來在飛機上看書。

　　美國總統尼克鬆曾這樣評價周恩來：周恩來能廣泛地談論人物和歷史，他知識淵博是驚人的。周恩來淵博的知識，很大程度上源於他孜孜不倦的閱讀，他讀書也有自己的“辯証法”，善於把兩點論與重點論統一起來，把握好各種關系，形成了別具一格的讀書之道。

       廣博涉獵與精專研讀

　　周恩來出生於書香之家，童年時就已讀過《水滸》《三國演義》等書籍。青年時期更是廣讀博覽，涉獵古今中外多種學說思潮。古籍中熟讀四書五經，又愛看《史記》《離騷》等文史類作品，還有清初進步思想家顧炎武、王夫之等人的著作。西方學說中認真研讀過西方啟蒙思想家盧梭的《民約論》、孟德斯鳩的《法意》等。他能直接閱讀英文和日文的書籍，東渡日本期間，閱讀了河上肇的《貧乏物語》《社會問題研究》和幸德秋水的《社會主義神髓》等日本早期宣傳馬克思主義的著作。在歐洲時，更是如飢似渴地閱讀英文版《共產黨宣言》《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國家與革命》。

　　為博覽群書，青年周恩來一方面節衣縮食，省錢買書﹔一方面充分利用時間，珍惜每一分每一秒。和他共住過的留日學生談及對他的印象是：生活朴素，學習刻苦，博覽群書，知識淵博，記憶力強，條理清晰。每次外出散步，他從來不在馬路上溜達，而是走得很快，去書店翻書閱讀。

　　領導革命和建設的過程中，周恩來仍然堅持廣泛閱讀。據曾任總理辦公室秘書的吳群敢回憶，“總理唯一自己給自己封的‘官’就是西花廳學習小組組長。”周恩來既提倡“多多讀書，多多研究”，也辯証地認為“寧精勿雜，寧專勿多”。1949年5月7日，周恩來在中華全國青年第一次代表大會上和青年人講讀書學習方法時指出：“先搞一個方面，沒有通就鑽進去，先把這方面搞清楚。”

　　周恩來讀書有股鑽研的勁頭。讀《共產黨宣言》時，他閱讀了英文版、日文版、法文版和陳望道、華崗等人翻譯的多個版本，通過細微的文字差別把握馬克思的理論真意，甚至在一定意義上成了“翻譯專家”。據陳望道回憶，他1975年在北京參加人大常委會時，周恩來問他是參考哪一個版本翻譯的，陳望道說，日文和英文，主要是英文，周恩來就用英文對《共產黨宣言》英文版作了一些分析，並和他商討了翻譯上的一些問題，給他很大啟發。周恩來還結合《資本論》等其他馬克思主義經典和中國具體實際進行深入研讀，在社會主義革命、私有制改造、統一戰線、思想文化等問題上頗有建樹。

       汲取智慧與質疑反思

　　周恩來讀書強調“審慎求真”，既重視從書中汲取智慧，又不盲從，敢於質疑，善於反思。要做到這一點，關鍵是培養獨立思考的能力。1949年11月，周恩來在外交部成立大會上告誡我們黨的干部：“要培養思考的能力，頭腦不但要記憶，並且要想。必須要多思考、多分析研究。”1963年7月，他在北京市高等學校應屆畢業生大會上的報告中又辯証地指出：“書本上有些東西是對的，有些東西是不對的，就是不對的也要了解。這樣就可以使我們的知識豐富起來。”

　　1960年初，毛澤東號召全黨開展讀書活動。他指定讀的書是1959年1月第三版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是年2月，周恩來到達廣東從化，召集李富春、陶鑄、胡繩、王鶴壽、陳正人等組織讀書小組，用了三個星期時間，把《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社會主義部分通讀了一遍。周恩來在讀書過程中專門強調學習方法的問題，提出要進行批判地學習，要分析這本書，對的要加以肯定、發展，錯的要加以否定、批判。他在研討中進行了兩次發言和一次總結，既肯定了教科書值得學習的地方，也提出了其中的不足之處。

       改造自身與改造社會

　　關於改造自身，周恩來常年堅持讀書學習，注重內心反省，他的個人修養和人格魅力長久以來一直被廣為稱頌，被稱為“我黨我軍優良傳統和作風的化身”。在他看來，“無產階級首先要進行自我改造”，“隻有能自我改造的人，才能改造別人”。1943年3月18日，周恩來農歷45歲生日的當天，他一字一句地寫了一份《我的修養要則》，第一條就是加緊學習。幾個月后，他利用參加延安整風學習的機會，閱讀了大量歷史資料，寫出五萬多字的筆記，深刻總結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和抗日戰爭初期的經驗教訓，進一步增強了理論修養和黨性修養。

　　周恩來非常善於從中國傳統文化經典書籍中吸取人格養分。1939年，周恩來在紹興與《戰旗》雜志社的曹天風有一段耐人尋味的對話。曹天風說：“道家思想對於革命、對於社會改造雖然無用處，但對於個人修養卻是有幫助的，能使自己過好‘黃金關、權力關、美人關’。”周恩來反問：“道家最精彩的話是什麼？”曹天風一時答不上來，周恩來說：“‘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大概是道家最精彩的話了吧？”這句話的大意是生長萬物卻不視為己有，興作萬物卻不自恃己能，長養萬物卻不為主宰。經過多年體悟與實踐，周恩來把道家這種自然主義的宇宙觀轉化為一種崇高智慧的人生觀，達到了“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的人生境界。

　　關於改造社會，首先要解決的是“思想武器”問題，也就是選擇哪一種“主義”。從20世紀初紛然雜陳的學說和思潮中選擇馬克思主義，周恩來經歷了艱難痛苦的摸索歷程。回過頭來看，其中的一些重要關節點多與讀書有關。當他在日本迷茫彷徨之時，讀到了《新青年》，並因為其中宣傳的新思想而豁然開朗。當他經過五四運動風暴的洗禮和半年獄中的沉思，赴歐“對於一切主義開始推求比較”之時，他讀到了更多馬克思主義經典，並最終認定要為馬克思主義終生奮斗。

　　在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改造社會”的過程中，周恩來依然會從書本中尋求治國理政的智慧。他常常根據現實工作需要進行有針對性的閱讀和運用，把“有字句之書”和“無字句之書”結合起來。20世紀50年代，周恩來指導解決中緬邊界問題時，反復告誡相關工作人員，對如此復雜的邊界問題，想當然絕對不行，若明若暗也絕對不行，一定要做到了如指掌，胸中清晰有數，才能提出好主意。他強調，在處理中緬邊界問題時，必須認真地對待歷史資料，必須以正確的立場和觀點對歷史資料進行科學的分析和判斷。為了把問題摸透，他認真查閱各種文獻、圖冊等書籍和歷史資料，研究中緬邊界涉及的各項問題，為公平合理地解決中緬邊界問題提供了保障。

　　周恩來很喜歡一句話，“布衣暖，菜根香，讀書滋味長”，曾以此勉勵后輩。周恩來的一生，正是在朴素的生活中，把書讀出了萬千滋味。

　　(摘編自《炎黃春秋》2022年第4期 茅文婷/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