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政府“第三廳”：我黨領導抗戰宣傳工作的精彩篇章

       抗戰時期，有一個鮮為人知的部門——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第三廳主管抗戰宣傳工作，受時任政治部副部長周恩來直接領導，是國共第二次合作的成果。它書寫了中國共產黨在國統區開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光輝篇章，是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宣傳工作的成功典范。

　　“名流內閣”的誕生

　　全民族抗戰開始以后，因國民黨執行片面抗戰路線，雖然前方將士浴血奮戰，但屢戰屢敗的戰況，讓國內各界大失所望。同時，民間的責難和非議又反過來影響前方抗敵官兵的士氣。為動員全國民眾的力量以取得抗戰的最后勝利，中國共產黨不斷向國民政府提出建議：“政治工作制度必須建立，而且要成為軍隊的生命線來鞏固部隊”。

　　1938年2月，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終於恢復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久負盛名的政治部。政治部負責三項事務：“一、陸海軍之政治訓練。二、國民軍事訓練。三、戰地服務及民眾之組織與宣傳。”國民政府邀請周恩來擔任政治部副主任，主管第三廳的工作，即抗日宣傳工作。中共中央從全民族抗戰大局出發，認為可以利用這個公開、合法的機構，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動員一切力量爭取抗戰勝利。於是接受了這一邀請。

　　4月，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在武漢曇華林鳴鑼亮相。著名詩人、學者郭沫若被委任為廳長，廳下設三個處，分別為文字宣傳處、藝術宣傳處和國際宣傳處。此外，“全國慰勞總會”和“戰地文化服務處”也隸屬第三廳領導。由郭沫若出面，第三廳請到了一大批有影響的文化名人：擔任主任秘書的文化界名人陽翰笙﹔擔任藝術宣傳處第一科科長、負責戲劇音樂宣傳的洪深﹔負責美術宣傳的徐悲鴻。國際宣傳處第一、二科科長杜國庠、董維健是留日、留美博士。還有金山、趙丹、冼星海、李可染等。第三廳最盛時有2000多人，聚集的文化名流不下百人，可謂人才濟濟，盛況空前，由此獲得“名流內閣”的雅號。

　　然而，委任狀下來，郭沫若等名流卻不願意履新。一是認為此舉顯然是到國民黨政府“當官”，這是自負清高的文人所不屑的﹔二是第三廳屬於軍事編制，科員以上都授軍銜，郭沫若居然被授予中將軍銜，要穿軍服、行軍禮，這一招又是知識分子不能適應的。這時，還是周恩來出馬，耐心地做思想工作，他們才心悅誠服地接受了。

　　在第三廳的領導骨干中，專門成立了一個中共秘密小組，由周恩來直接領導，成員有郭沫若、陽翰笙等﹔處以下的黨員則另外成立一個支部，馮乃超任書記。這兩個黨組織平時互相不發生聯系，即便萬一發生問題，也不致互相影響。

　　大放異彩的抗日宣傳周活動

　　第三廳有10個抗敵演劇隊，4個抗敵宣傳隊，3個電影放映隊，1個漫畫宣傳隊，還有著名的“孩子劇團”和“新安旅行團”。“開張”后打響的第一炮是4月上旬的抗日擴大宣傳周活動。周恩來號召大家“把武漢的擴大宣傳周擴大到全國去，武漢要做全國宣傳工作的模范”。為此，第三廳的各個成員對活動周進行了精心計劃和周密安排。

　　以4月7日的火炬游行為開端，之后每天一個主題，聯袂而出，絡繹繽紛。第一天舉行開幕式，確定為“文字宣傳日”。當時“火炬游行，行列綿亙數裡，經過之地區，市民均以鞭爆歡迎，民氣極度振奮”。第二天是“口頭宣傳日”。那一天雖然大雨滂沱，但1000余支宣傳隊活躍在街頭巷尾，沈鈞儒、於右任、鄒韜奮等都被邀請作廣播演講。第三天是“歌詠日”。白天，在中山公園體育場舉行廣場歌詠活動，郭沫若作了“來它個四面倭歌”的動員。晚上，光明大戲院舉行大合唱，《義勇軍進行曲》《大刀進行曲》《救國軍歌》等歌聲此起彼伏。第四天是“美術日”。巍峨的黃鶴樓兩旁展出數百幅抗日宣傳畫，氣氛熱烈。當夜幕降臨后，又開始了畫燈火炬游行，火光映照之下，滾滾長江水浩蕩而去，慷慨悲壯之情油然而生。第五天是“戲劇日”。《最后一計》《團結抗日》《日兵暴行》等群眾喜聞樂見的優秀話劇、小品琳琅滿目。第六天是“電影日”。巡回放映車在武漢三鎮各重要地點放映中國電影制片廠攝制的抗戰影片，同時播放抗戰歌曲。到第七天，宣傳活動達到頂峰，武漢地區舉行了聲勢浩大的游行，近40萬群眾參加了活動。

　　兩個多月后，第三廳又舉辦七七事變一周年抗戰宣傳周。其中的獻金活動最感人肺腑。當時，擔任政治部主任的陳誠反對獻金活動，因為第三廳成立前，國民政府政治部曾搞過3天募捐，才募得4000元。不過這次陳誠估計錯了。“七七獻金”得到了各界、各階層人士和民眾的熱烈擁護，前來獻金的既有高官巨賈、社會名流、機關人員，也有藝人、軍人和商人，甚至還有黃包車夫、碼頭工人、擦皮鞋的孩子、澡堂裡的揩背工、茶樓酒店的堂倌……不少人獻了一次又一次，有些甚至獻了十次二十次，“簡直是狂了”。

　　獻金活動整整持續了5天，在武漢一地就募捐了100萬法幣，這在當時是很大的數目。為貫徹宣傳和慰勞相結合的原則，第三廳又籌建了全國慰勞總會和全國寒衣委員會，委托這兩個組織到香港購買了10卡車藥品和醫藥器械，還為前方將士趕制了20萬套暑衣、40萬套棉衣，其中5萬套給了八路軍。

　　第三廳的對敵宣傳以及國際宣傳工作也做得相當出色。這項工作主要由共產黨員董維健、杜國庠和馮乃超三位科長主持。他們聯絡日本進步人士鹿地亙等，開展日本專題研究、頒發《對敵宣傳要點》、協助散發和投放各類反戰宣傳品、組織在前線對日軍喊話、在戰俘中組織反戰教育活動等﹔在國際宣傳中成功使用世界語對外宣傳，創辦了一個世界語刊物《中國導報》（半月刊），寄給50多個國家﹔每周召集外國通訊社記者招待會，發布的材料真實而豐富。

　　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第三廳的抗日宣傳工作范圍之廣、規模之大、影響之深，都是空前的。

　　意義深遠的“第三廳”

　　1938年10月下旬，日軍逼近武漢，第三廳隨同國民政府輾轉到重慶。此后，隨著抗日戰爭轉入相持階段，蔣介石逐步改變了與中國共產黨合作的方針。1939年10月，國民黨秘密頒布《共產黨問題處理辦法》，蔣介石親下手諭：“凡不加入國民黨的一律退出三廳”。郭沫若義憤填膺，當即提出辭職以示抗議，第三廳其他進步人士也紛紛效仿。

　　周恩來對時任政治部部長的張治中表示：你們不要，我們要！現在我們准備請他們到延安去。蔣介石得知此事，擔心這批文化名人都去延安，於是連忙召見郭沫若、田漢、陽翰笙等人，說明在政治部裡成立一個文化工作委員會，需要第三廳的人員留下來繼續工作。這其實是蔣介石採取的羈縻之計。然而周恩來將計就計，勸郭沫若等答應下來：他畫圈圈，我們可以跳出圈圈來干嘛！挂個招牌有好處，我們更可以同它進行有理、有利、有節的斗爭，展開我們的工作。文工會成立后，郭沫若繼續任文工會主任。

　　就這樣，國共合作的第三廳完成了自己的歷史使命。

　　第三廳活動時間雖然不長，但它擴大了中國共產黨的影響，極大地增強了黨在大后方愛國知識分子和進步文化人士中的向心力和凝聚力。黨領導下的第三廳把流亡到武漢的優秀文藝人才吸攬到自己的隊伍中來，不僅在當時為全民族抗戰大業作出貢獻，而且為新中國培養和儲備了一批杰出的文藝骨干。許多在當年加入第三廳的年輕一代文藝工作者和進步知識分子，通過接受黨的教育、培訓以及戰爭的洗禮，后來成了新中國文藝界和知識界的領軍人物，如影片《八千裡路雲和月》編導史東山、《塞上風雲》導演應雲衛，電影演員趙丹、金山，漫畫家張樂平、廖冰兄，音樂家鄭沙梅，歷史學家尚鉞、蔡儀，外語人才葉君健、張兆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