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理論要面向生活

　　《易經·系辭》有言：“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真正的智慧不在於玄奧晦澀，而在於大道至簡。真正的理論必須面向生活，心系蒼生，才能夠掌握群眾，成為現實的物質力量。艾思奇（1910—1966年），著名哲學家、教育家，他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的人民性、革命性和實踐性本質，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的具體實際相結合，用生動具體的事例、通俗活潑的語言把馬克思主義真理的種子播撒到廣大人民群眾的心中，為推動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中國化大眾化不懈奮斗，被毛澤東評價為“黨在理論戰線上的忠誠戰士”“學者、戰士、忠誠的人”。艾思奇的治學之道，充分彰顯了知識分子“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的使命情懷，為廣大理論工作者樹立了光輝典范。

　　真正的學問厚積薄發大道至簡

　　能夠把馬克思主義的深刻道理通過通俗易懂、簡明扼要的語言表達出來，並非易事。這不僅需要厚積而薄發的學術積澱，而且需要深入生活的實際體察，還需要面向大眾的語言文風。

　　艾思奇在《我怎樣寫成〈大眾哲學〉的》一文中感嘆：“寫通俗文章比專門學術文章更難。”用專門的學術語言向同樣學術圈子裡的人表達學術問題，一般可以借鑒既有的概念和框架，隻要充分佔有了資料且有了獨到的見解，用規范的學術語言表達出來即可。即使文字抽象難懂一些，但也不是十分要緊的問題，讀者不會過分挑剔。但是，大眾化就不同了，在做到通俗易懂的同時，必須理論精神絲毫不能走樣，否則就容易走向庸俗化。隻有學者深刻領悟理論的本質和精髓而又要超越具體理論表達的局限，既遵循經典而又不迷信經典，既通曉道理而又不遠離生活，才能夠做到從心所欲不逾矩的通俗表達。

　　艾思奇出生於進步思想的家庭，父親李曰垓曾做過愛國將領蔡鍔的幕僚，是一位深受民主主義思潮影響的傳統學者﹔大哥李生庄學識淵博，是五四運動時期雲南地區的新文化傳播者，曾任騰越日報第一任社長、《東方雜志》特約撰稿人。正是由於生長於這樣深厚的家學背景，年少的艾思奇不僅深受中國傳統文化滋養，而且得以接受先進的民主、愛國教育。艾思奇早年在日本留學時，對西方哲學諸流派，尤其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就有濃厚的興趣。那時，馬克思主義哲學文獻才剛剛引入中國不久，雖然在日本已經廣泛傳播了，但大多數是德文原著和日文譯本。為了克服閱讀障礙，艾思奇一邊學日語，一邊學德語，照著字典一字一句地讀，為日后深入研究馬克思主義哲學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在潛心研究馬克思主義哲學之余，艾思奇還閱讀了牛頓、達爾文、海克爾、赫胥黎、湯姆生、艾丁頓等著名科學家的作品，深入分析他們的科學成就，一方面肯定其科學內容，一方面以獨到的哲學眼光指出其存在的謬誤。他提倡自然科學、推行科普工作，寫成《怎樣研究自然科學》，還以讀者問答、名詞淺釋的形式為青年指明研究自然科學的方法論。

　　可以說，正是因為真正做到了學貫中西、博古通今、博採眾長，艾思奇才具備用通俗的風格推進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學術功底和基本素養。這也是一定程度上存在條塊化、各自為政、畫地為牢等弊端的今人學術研究，值得深刻反思的地方。

　　真正的哲學深深扎根人民生活

　　馬克思指出，哲學家“是自己的時代、自己的人民的產物，人民的最美好、最珍貴、最隱蔽的精髓都匯集在哲學思想裡”。真正的哲學，從來都不是純粹彼岸的遐思，而是深深扎根人民生活的智慧。人民立場是馬克思主義的根本價值立場，它必然會像空氣一樣浸透在無產階級政黨的思想活動和歷史實踐中，發揮著價值引領和凝神聚力的文化功能。學術研究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運用科學的邏輯、遵循實事求是的路徑，解決好為什麼人的問題，搞清楚為誰著書、為誰立說，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導向，汲取人民群眾的生活智慧。

　　馬克思主義理論工作者一定要和人民群眾在一起，自覺地把馬克思主義理論同人民群眾的生活實踐結合起來，不能把理論變成脫離人民群眾根本利益、脫離群眾火熱生活的空洞說教。學識高深、學貫中西的思想家艾思奇並非把哲學當作在象牙之塔中故弄玄虛的神聖殿堂，而是把哲學當作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世界觀方法論，在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通俗化、大眾化方面開創出一條新路。艾思奇努力使哲學貼近生活、貼近群眾、貼近青年，引導人們喜愛哲學、掌握哲學，運用哲學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真正使哲學成為廣大人民群眾和進步青年陶冶性情、經世濟用的精神追求，成為了掌握自己命運、推動歷史進步的強大精神武器。

　　縱觀艾思奇一生的貢獻，他在中國最早從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大眾化工作，使哲學變為群眾手中的銳利思想。1935年，李公朴在為艾思奇所著《大眾哲學》寫的編者序中說：“這本書是用最通俗的筆法，日常談話的體裁，融化專門的理論，使大眾的讀者不必費很大氣力就能夠接受。這種寫法，在目前出版界中還是僅有的貢獻。”“這一本通俗的哲學著作，我敢說是可以普遍地作我們全國大眾讀者們的指南針，拿它去認識世界和改變世界。”毛澤東也稱贊《大眾哲學》是“通俗而有價值的著作”。這部著作在教育和幫助中國廣大青年和人民群眾樹立科學的世界觀和人生觀上，起到極為重要的作用。有許多青年在《大眾哲學》的啟蒙教育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成為優秀的領導干部，對中國革命事業作出重要貢獻。

　　真正的理論時刻面向時代問題

　　每個時代都有每個時代的問題，准確地把握並解決時代問題是思想和社會進步的動力。任何哲學研究都必須對現實生活中人的生存境遇、價值訴求等層面的矛盾與問題進行深度的研究、審視與批判。實踐性決定了馬克思主義必然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科學技術的進步而不斷發展，決定了馬克思主義不是封閉的、僵化的、凝固不變的抽象理論，而是面向實際的、革命的、鮮活的、發展的理論。作為理論工作者要時刻把握時代的脈搏，隨時吹響時代的號角。

　　艾思奇在《哲學講話》（后更名為《大眾哲學》）第四版序言中指出，“我隻希望這本書在都市街頭，在店鋪內，在鄉村裡，給那失學者們解一解智識的飢荒，卻不敢妄想一定要到尊貴的大學生們的手裡，因為它不是裝潢美麗的西點，只是一塊干燒的大餅”。正是這塊“干燒的大餅”，給無數在黑暗中徘徊、在痛苦中思索的進步青年點亮了一盞指路明燈，成為追求真理正義的人們的精神食糧和精神導師。《大眾哲學》把握和體現了當時中國社會的時代精神和世界歷史潮流，在中國民主革命的歷史上發揮了巨大的精神作用。

　　實現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最重要的是使哲學與實踐相結合。抗戰時期，艾思奇在《哲學的現狀和任務》中指出，“最重要的還是實踐，辯証法唯物論是最和實踐一致的哲學”，“要從各部門的抗戰動員的經驗中吸取哲學的養料，發展哲學的理論。然后才把這發展的哲學理論拿來應用，指示我們的思想行動，我們要根據每一時期的經驗，不斷地來豐富和發展我們的理論”。

　　新中國成立后，他講授歷史哲學、社會發展史，為青年和廣大干部作報告、寫文章，都堅持問題導向，深入實際生活，並貫徹通俗生動和大眾化的方針。特別是艾思奇受中央書記處委托主編的《辯証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成為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精品和典范，既繼承和堅持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本原理，又體現了毛澤東哲學思想的成果，概括了中國革命實踐的寶貴經驗，具有中華民族的特色，對於培育中國哲學理論工作者，教育廣大知識青年、干部和群眾樹立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推進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都起了巨大作用。

　　“理性主義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針。”艾思奇認為，科學世界觀是人類哲學史最高的總結，以極大的包容性吸取一切哲學的合理的精華。不應把哲學理論當作死板的教條，當作可以到處硬套的公式，要實現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要善於在中國應用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正確地研究中國社會的特殊性，把握中國社會的客觀現實和客觀規律，正確解決中國無產階級在本國革命斗爭中的任務和戰略策略等問題。

　　哲學扎根生活，理論面向實際，力求返璞歸真、大道至簡，正是“人民的哲學家”艾思奇治學之道的精髓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