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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代館員數十年如一日在中國國家博物館——

執著堅守  熱愛擔當(講述·一輩子一件事(特別策劃))

本報記者 施 芳

2022年07月08日08:08    來源:人民網-人民日報

圖①:國博展覽的后母戊鼎。
  本報記者 張武軍攝
  圖②:在《復興之路》展覽展廳,觀眾在認真參觀。
  本報記者 張武軍攝
  圖③:周士琦近照。
  孫 龍攝
  圖④:信立祥近照。
  徐長青攝
  圖⑤:周寶中近照。
  受訪者供圖
  圖⑥:齊吉祥近照。
  黨 杰攝
  圖⑦:中國國家博物館外景。
  本報記者 張武軍攝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一個博物館就是一所大學校”“文物承載燦爛文明,傳承歷史文化,維系民族精神,是老祖宗留給我們的寶貴遺產,是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深厚滋養。保護文物功在當代、利在千秋”。

“無其器則無其道”,蘊藏在文物中的價值,構筑了中華民族的文化基座。作為擁有140多萬件藏品、世界上單體建筑面積最大的博物館,中國國家博物館在文物的保護、搶救、利用、管理方面不斷探索,走過110年崢嶸歲月。一代代館員數十年如一日堅守在國博的各個崗位上,深挖文物背后的歷史文化,見証、記錄、呈現著中華民族五千年文明的生生不息、澎湃活力、薪火傳承。本報記者獨家採訪國博老館員,傾聽他們參與國博建設的奮斗故事,展現他們對歷史負責、對人民負責的家國情懷和責任擔當。

——編  者  

天安門廣場東側,中國國家博物館靜靜矗立。從開館之初的9名館員、1萬多件館藏文物起步,國博走過110年歷程,琳琅滿目的藏品訴說著五千年燦爛文明﹔一代代館員與歷史對話、與文物相伴,在加強文物保護和講好中國故事中度過一個個春夏秋冬……

原中國革命博物館美工部設計組組長周士琦:

“中國的博物館不能照搬國外經驗,必須要體現中國風格中國氣派”

依靠救濟金和助學金完成了學業,1951年,19歲的周士琦從中央美術學院實用美術系畢業。畢業前夕,他和同學們制作了一塊匾,上面寫著“堅守崗位 永不掉隊”八個隸書大字,作為給母校的留念,而這八個字也成為他一生的誓言……

畢業后先做設計師,1955年調入中央革命博物館,承擔黨史陳列的設計工作。“不了解黨史,就干不好這份工作。”那時候,周士琦利用業余時間到中國人民大學開辦的馬列主義夜大學,系統學習了中國革命史、馬列主義原理,一學就是兩年。

1958年,中央決定在北京建設包括中國歷史博物館和中國革命博物館在內的十大建筑,周士琦參與其中。從設計到建成,工期不到一年,施工人員採用了邊設計、邊備料、邊施工的方法。“這麼短時間完成這麼大的工程,靠的就是一股拼勁。”周士琦負責聯系北京建筑設計院,每天騎著自行車,在辦公地、設計院和工地之間來回跑。在梁思成、張開濟等專家主持下,兩個博物館最終採用“目”字形布局,通過比較大的院落和柱廊,把相對較小的建筑格局延展開來,同人民大會堂形成交相輝映的效果。“先生們對於博物館空間結構、尺度比例的思考很深刻,這是一次難得的學習機會。”周士琦深有感觸。

與此同時,中國革命博物館的“中國革命史陳列”和中國歷史博物館的“中國通史陳列”也在緊張籌備……博物館發端於西方,新中國的博物館事業基本從頭起步。周士琦按照中國傳統家具的樣式重新設計了陳列櫃,把中共一大代表的頭像等重點圖片懸挂在中式屏風上﹔開國大典的展區擺放著28面紅旗,寓意從中國共產黨誕生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所走過的偉大歷程,“中國的博物館不能照搬國外經驗,必須要體現中國風格中國氣派。”周士琦說。

為了解文物的文化內涵,讓設計盡可能貼合實際,周士琦經常深入一線體驗生活、多方查証收集資料。在為宋慶齡故居紀念館設計展覽時,他同宋慶齡的秘書、司機乃至花匠等工作人員一一溝通,閱讀了大量書籍,還反復到故居實地體驗﹔位於河北樂亭的李大釗故居原先陳列著一尊李大釗坐像,“李大釗是站著為共產主義事業犧牲的,坐像不能充分表現這位革命先輩的精神”,在周士琦建議下,故居用立像替換了坐像……

雖已年逾九旬,但周士琦每天依然忙碌,不時要接待登門求教的設計師,為各地新建博物館的方案作評審,“看到年輕的朋友不斷取得新成果,真為他們感到高興……”周士琦說。

原中國歷史博物館科技部主任周寶中:

“文物是先人留給我們的珍貴遺存,一定要千方百計保護好”

出生於1935年的周寶中,讀中學時正逢工業建設在全國各地廣泛推進。當一名工程師,成為那時周寶中和同學們的共同理想。1954年,他進入中國礦業大學選礦專業學習,畢業后在中科院的研究所開展分析化學研究。

1973年,一紙調令改變了他的人生軌跡。中斷7年的“中國通史陳列”計劃恢復,要加強文物保護科技工作,急需科技人才!在庫房裡看到一件件精美的珍貴文物時,周寶中被深深震撼了……“來了就要干出一番事業來!”周寶中暗下決心,一頭扎進了用現代科技手段對文物進行更有效保護的全新領域……

缺人缺設備缺場地缺經費,工作遠比料想的更困難,“最開始,文保設備需要自己尋找。”周寶中回憶:大家用超聲波潔牙機、超聲波清洗器給文物除鏽、去污,將雕刻刀、打磨機、吹風機、畫筆和各種刷子用於文物修復……

“文物是先人留給我們的珍貴遺存,一定要千方百計保護好。”周寶中像做科研一樣探索文物的科學保護手段:上世紀80年代初,他用溫濕度記錄儀對歷博的陳列室和庫房進行了長達一年多的環境監測,提出了調節博物館室內保存環境的具體措施並形成論文,被收錄在《博物館學論集》上,為國家文物局制訂博物館藏品保存環境標准提供了重要依據。

平日裡,周寶中經常去展廳和庫房仔細觀察文物,一旦發現問題立即解決。周寶中說:“重視預防性保護,可以使文物延年益壽。”后母戊鼎被譽為“鎮館之寶”。有一回,周寶中在檢查時發現后母戊鼎的銘文附近和鼎足局部出現淡綠色粉狀鏽,並且有擴散趨勢,隨即提交了改善保存環境和搶救保護后母戊鼎的報告,隨后的專家論証會通過了保護方案。

一花獨放不是春。如何把文物保護的科學方法推廣開來,這是周寶中極為關注的一件事。上世紀80年代,國家文物局舉辦的博物館領導干部培訓班,專門開設文保科技課程。6年間,周寶中為來自30個省、市、自治區的數百名學員授課,編寫了《現代科技與博物館》《博物館藏品的陳列環境》等3篇講義。

到北大、北科大等高校開設文物保護課程,參與編寫《中國大百科全書·文物博物館》卷,主編《中國傳統工藝全集·文物修復和辨偽》卷,參加重大文物保護項目評審……1996年,周寶中從歷博退休,現為國博終身研究館員、國家文物局科技專家組成員,他依然忙碌,“全社會越來越重視文物保護,我們趕上了一個好時代。”

原中國歷史博物館群工部主任齊吉祥:

“我希望更多人了解歷史、喜歡歷史,體會到身為中國人的自豪”

1959年,在籌建中國歷史博物館和中國革命博物館時,高中畢業的齊吉祥等幾十名學生成為第一代講解員。

為了讓這些年輕人盡快勝任工作,單位專門安排專家講授歷史等課程。京韻大鼓演員良小樓被請來教他們吐字發音,“她講的‘吐字如珠’,讓我受用一生。”齊吉祥經常一大早就在故宮筒子河邊練聲﹔一年以后,他們又被送到北京大學等高校,學習考古學、中國通史、中共黨史等課程……

在齊吉祥的記憶中,當時全國知名的歷史、考古、文物專家幾乎都參與了籌建工作。全國77個單位支援了3萬多件文物,“每到一處,他們都打開庫房讓中國歷史博物館的專家挑﹔一些正在展出的文物,隻要‘中國通史陳列’需要,就從展廳裡撤下來,直接運到北京。”

1961年7月,“中國通史陳列”正式開展。開館第一天,齊吉祥和伙伴們穿著嶄新的黃色咔嘰布制服,熱情地迎接觀眾,“那是我當時最好的衣服了”,站在展櫃的玻璃前,他仔細整理著衣服,唯恐有一絲瑕疵,“每天一開館,觀眾就涌了進來,一天平均有五六千人”,大家工作熱情很高,“一萬多字的講稿,背得滾瓜爛熟……”

但一切似乎沒有想象中順利。有時遇上觀眾詢問講稿上沒有的內容,齊吉祥隻能尷尬地搖頭:“不知道……”怎樣才能滿足更多觀眾的需要?齊吉祥開動腦筋,慢慢悟出了“必須要因人施講”的道理,於是立馬著手改寫講稿﹔他和同事們先后完成了外賓講解稿、普通觀眾簡明講解稿等多個版本。

“是什麼、為什麼、給誰講、講什麼、怎麼講”,這看似平常的15個字,凝結著齊吉祥的不懈追求﹔他努力探索每件文物相關的知識、故事,多方了解各類觀眾的特點、需求,從而進行有針對性的講解,“上午有農村干部來參觀,我重點介紹古代的農田水利。”齊吉祥家中,保留著一沓沓泛黃的紙張,上面工整地記錄著為不同群體制訂的講解計劃以及講解后的總結與思考。

“我希望更多人了解歷史、喜歡歷史,體會到身為中國人的自豪。”多年來,齊吉祥給許多歷史老師講過課。為了配合教學,群工部制作了歷史教學挂圖和幻燈片,到學校舉辦流動展覽。

“沒有小崗位,隻有小人物”,齊吉祥在中國歷史博物館工作40多年,從一名普通講解員成長為知名的文史專家,創下了業內多個“第一”:第一個評上研究員的講解員,迄今唯一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主編過歷史教科書的講解員……

原中國歷史博物館考古部主任信立祥:

“我這一輩子最著迷的就是考古。每當搞清楚一個歷史謎團,真有說不出的高興”

“我很幸運,趕上了好時代。”回顧過往,信立祥無比欣慰……

1983年,信立祥畢業后被分配到中國革命歷史博物館考古部。這一年,山西平朔露天煤礦建設中,施工方發現了一大片戰國晚期到兩漢時期的墓葬群。受國家文物局指派,36歲的信立祥出任平朔考古隊副領隊。

平朔風大,黃沙直往耳朵、鼻子裡灌。考古隊員罩著紗巾,蹲在墓坑裡仔細清理文物、精心繪制圖表。冬天凍土堅硬,必須先用炭火解凍,才能用鎬锨挖開土層。信立祥白天盯現場,晚上在暗室埋頭沖洗相片,經常干到大半夜,每天的工作滿滿當當……

雖然條件艱苦,但大家干勁沖天,現場最多時有上千人在勘探。平朔考古前后持續10余年,共發掘戰國、秦、漢至遼、金的墓葬5000余座,出土文物2萬多件。那些年,信立祥一年要在山西待八九個月。有一年過春節,信立祥坐火車回到北京已是大年三十,愛人看見他灰頭土臉的模樣,頓時就落淚了……

1987年,俞偉超任中國歷史博物館館長。他出國考察后發現,加強水下和航空考古力量建設很重要,而我國長期以來隻有田野考古。

“必須迎頭趕上,填補這些空白!”信立祥協助俞偉超立即開始組建中國水下考古中心。隊員由新招收的大學生以及海南、廣東、福建等沿海省份的年輕考古人員組成,在青島、廣州等地進行了為期3個月的潛水訓練,還跟著外國專家學習使用水下攝影機,用專用紙、筆做記錄……

1991年7月,漁民在遼寧綏中三道崗海域捕魚時,打撈出一批古代瓷器和一些破碎的船板,考古隊員聞訊趕來,用聲吶等設備確定了沉船位置……1992年至1998年間,由水下考古中心牽頭組建的“綏中水下考古隊”,先后對三道崗元代沉船遺址進行6次水下考古勘探和發掘工作。“事發海域能見度幾乎為零,風浪又高,考古隊員穿著潛水服,背著近40斤重的氧氣瓶,一次潛水二三十分鐘,還要拍照、繪圖,體力消耗很大。”信立祥介紹。1997年,中國航空與遙感考古研究中心正式成立,歷博揭開了海陸空考古的新篇章……

“他很執著,認准的事一定干到底。”同在中國歷史博物館工作,老伴宋淑悌默默支持著信立祥的事業,獨自挑起了家庭的重擔﹔中山懷王劉修墓、平朔戰國秦漢墓葬、班村遺址、連雲港孔望山遺址、禮縣大堡子山遺址、海昏侯國遺址……數十年來,信立祥一直奔波在考古路上,參與的許多項目入選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作為知名的漢畫像石研究專家,他用近7年時間編寫出版《中國民間收藏漢畫像磚石選集》,收錄了全國近80位收藏家的漢畫像磚石3500余件,填補了這一領域的空白。

“我這一輩子最著迷的就是考古。每當搞清楚一個歷史謎團,真有說不出的高興!”說到興奮處,信立祥提高了嗓音,幾乎讓人感覺不到他不久前剛經歷過一次大手術,“還有好多事沒有做完,希望能夠盡快恢復工作……”

《 人民日報 》( 2022年07月08日 06 版)

(責編:彭靜、任一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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