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時期的紅色家風

延安時期保持艱苦朴素、勤儉節約的好風氣。

　　延安時期，以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為代表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不僅是卓越的革命者和政治家，也是紅色家風建設的實踐主體。這些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從中華民族優秀家風家訓中汲取養分，結合馬克思主義家庭觀，在殘酷的革命斗爭環境中，以身作則，教育子女，為世人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

　　愛黨愛國、革命為先的信念觀

　　在20世紀30年代，國民黨反動派利用人民群眾對馬克思主義的誤解，肆意歪曲馬克思主義的家庭觀念。

　　事實上，中國共產黨人為了國家獨立和民族解放，把傳統的忠孝仁義信勇等好的方面發揚到空前的地步。因為革命事業，毛澤東的兄弟姐妹、妻子兒女等六人相繼犧牲，可謂滿門英烈。朱德在抗日戰爭爆發初期給家人的信中寫道：“我對革命盡責，對家庭感情較薄亦是常情，望你諒之。”無奈之情溢於言表。周恩來和妻子鄧穎超則將他們的生活與革命緊緊聯系在一起，鄧穎超在回憶她和周恩來的感情交往時說道：“我們的思想受了國際、國內新思潮的影響，我們彼此走上了共同的道路，這使我們的感情不只是個人的相愛，而是上升到為革命、為理想共同奮斗，這是我們能夠相愛的最可靠的基礎。”從這些隻言片語中可以看到，這些黨的領袖們對溫暖的家庭生活無比向往，但為了民族、為了革命，他們毅然選擇了一條更為艱難的道路，他們不僅自己為國為民盡職盡責，而且把他們的家人、他們的生活都融入了整個革命斗爭之中。

　　勤勉好學、心系人民的奮斗觀

　　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都是歷經戰火的淬煉成熟起來的，他們深知革命成果來之不易。在平時的教育引導中，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們要求家庭成員必須身體力行，以自己的實際行動服務人民、奉獻社會、報效國家。

　　1941年1月，毛澤東致信已經在蘇聯留學的毛岸英和毛岸青，囑咐兄弟二人“趁著年紀尚輕，多向自然科學學習”。1946年，毛岸英從蘇聯回到延安后不久，毛澤東即讓他跟著勞動模范吳滿有學種地，到“農業大學、勞動大學”學習。對另一個還在蘇聯的兒子毛岸青，則要求他“繼續學習，將來學成回國，好為人民服務”。1939年，劉少奇反復叮囑即將遠赴蘇聯留學的女兒劉愛琴：“你到蘇聯學習，最重要的任務就是要學到更多的本領，同時要把身體搞好，回來建設我們的國家。”勤勉學習、努力奮斗，是延安時期共產黨人的共識﹔報效祖國、服務人民，是他們對后輩的殷切期望。正是在對子女的嚴格要求中，他們將個人的命運與國家的命運緊緊地聯系在一起，讓勤勉、奮斗之風得以發揚光大。

　　艱苦朴素、勤儉節約的生活觀

　　作為中國共產黨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毛澤東以身作則，在延安的生活十分清貧簡朴。

　　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曾在《西行漫記》中寫道：“毛澤東和他的夫人住在兩間窯洞裡，四壁簡陋，空無所有，隻挂了一些地圖。……毛氏夫婦的主要奢侈品是一頂蚊帳。除此之外，毛澤東的生活和紅軍一般戰士沒有什麼兩樣。做了十年紅軍領袖，千百次的沒收了地主、官僚和稅吏的財產，他所有的財物卻依然是一卷鋪蓋，幾件隨身衣物——包括兩套布制服。”作為八路軍總指揮的朱德秉承了父母勤儉朴素的生活作風，身著戰士的衣服，腳蹬草鞋，平時睡覺就蓋一條補得幾乎失去原本樣子的毛毯，也從不舍得丟棄。作為陝甘寧邊區政府主席的林伯渠更是身先士卒，不僅個人保持著艱苦朴素的作風與本色，而且還非常嚴格地要求子女們建立“革命觀點、勞動觀點以及群眾觀點”。

　　廉潔奉公、無私奉獻的事業觀

　　1937年，第二次國共合作開始后，隨著國共兩黨關系的逐漸改善，許多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名字漸漸出現在國統區的報紙上，這給與之失去聯系多年的家人們帶來了希望。那時的革命先輩們在面對家鄉親人提出的要求時，展現出共產黨人堅持公平正義、堅決不謀私利的崇高風尚。

　　1937年11月，與毛澤東關系親密的表兄文運昌寫信給毛澤東訴說家中困難，並提出希望到延安謀職，毛澤東委婉而堅決地拒絕了表兄這一請求：“吾兄想來工作甚好，惟我們這裡僅有衣穿飯吃，上自總司令下至火夫，待遇相同，因為我們的黨專為國家民族勞苦民眾做事，犧牲個人私利，故人人平等，並無薪水。如兄家累甚重，宜在外面謀一大小差事俾資接濟，故不宜來此。”朱德在寫給家人的信中也說道：“至於那些望升官發財之人決不宜來我處，如欲愛國犧牲一切能吃勞苦之人無妨多來。……我為了保持革命軍隊的良規從來也沒有要過一文錢，任何閑散人來，公家及我均難招待。革命辦法非此不可。”被毛澤東評價為“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的徐特立，在長子離世后開導夫人說，要以國家民族的事業為重，以天下的兒女為兒女。種種事例不勝枚舉，生動反映出延安時期共產黨人克己奉公、無私奉獻的高尚品質。

　　嚴管家人、不搞特殊的親情觀

　　毛澤東、周恩來等黨的領袖們，在延安時期不僅自己始終如一，清正廉潔，不搞特殊，還嚴格教育、引導並要求家人同普通群眾一樣，不能搞特殊。

　　1946年1月，毛澤東的長子毛岸英從蘇聯回到了延安，爺倆兒在一起總共隻吃了兩天飯，毛澤東便要求毛岸英到機關食堂吃大灶。在后面的生活中，毛岸英“絲毫沒有因為自己是毛澤東的兒子而搞什麼特殊化，穿的是一件舊軍大衣，住的和普通干部群眾一樣，吃也是在機關的大食堂”。延安“五老”之一的謝覺哉，也始終將自己視作人民公仆、普通共產黨員，常常告誡和提醒自己的兒女們不許有特權思想。徐特立則將“不要搞特殊，要始終與人民站在一起”奉為個人的人生基本准則和教導子女的家訓。

　　黨的領袖們就是從衣食住行這些細節上以身作則，嚴格要求自己的子女，讓不搞特殊化的思想扎根於下一代的內心深處，讓他們自覺從一言一行做起，做一個合格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

　　（摘編自《鄧小平研究》2021年第6期 黎妮 高盛楠/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