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中共黨員如何過組織生活

　　中國共產黨是仿照蘇俄建黨模式成立的，有嚴密的組織紀律。其中，黨的組織生活是黨的生活的重要內容之一，也是黨組織對黨員進行教育、管理、監督的重要形式。自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起，便要求黨員要嚴格過黨組織生活。

       黨支部開會到深夜

　　中共早期黨員沈雁冰（茅盾）曾有一段回憶：

　　1921年9月，陳獨秀從廣州返回上海，仍居住在法租界環龍路漁陽裡2號。那時，上海黨支部成員很少，所以“我們的支部會議地點就在陳獨秀家裡。支部會議每星期一次，我還依稀記得當時參加漁陽裡2號支部的黨員有楊明齋、邵力子、陳望道、SY（社會主義青年團）書記俞秀鬆等人，又有共產國際遠東局代表魏庭康（原名威金斯基）。討論事項，大抵是發展黨員、發展工人運動、加強黨員的馬克思主義的學習。除了各人自己閱讀外，每星期有一次學習會，時間是下午，從二時到五時乃至六時。學習會採取一人講解，大家討論的形式。擔任講解者，李達和楊明齋。”

　　關於支部成員學習的內容，據茅盾回憶：“臨時編的講義有三種：馬克思主義淺說、階級斗爭、帝國主義。這都是隨編隨講，大家筆記。直到三四年后，楊明齋把當時的草稿改定付印，書名現在記不起來了。”關於支部成員學習時間，茅盾說：“我去出席漁陽裡2號的支部會議，從晚八時后開始，直到十一時以后。”可見，黨支部會議一般要開三個小時左右。

　　那時，茅盾在商務印書館擔任編輯，租住在閘北寶山路鴻興坊，離法租界較遠，開完會后到家，“早則深夜十二點鐘，遲則凌晨一時。如果我不把真實事情對母親和德沚說明，而假托是在友人家裡商談編輯事務，一定會引起她們的疑心。因此，我對母親說明我已加入共產黨，而每周一次的支部會議是非去不可的。”1921年10月4日，陳獨秀在老漁陽裡2號被捕后，出於安全考慮，支部會議隨時轉換地點，有時也在茅盾家舉行。關於討論茅盾的弟弟沈澤民入黨的支部會議，就是在茅盾家裡舉行的。

       明確“黨的生活”

　　1922年，中共二大通過第一個比較完備的《中國共產黨章程》，章程中明確提出建立嚴密的、集權的、有紀律的組織。初步確定了黨員個人服從黨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組織服從上級組織、地方組織服從中央組織等重要思想。

　　黨章對黨小組、黨支部、地方全體黨員會議和全國代表大會召開的周期做出具體規定，從而開創了定期的會議制度。除了對黨組織會議以及活動的規定以外，黨員在黨組織中要認真開展黨內嚴格的組織生活訓練，始終保持對黨忠誠、嚴守紀律、保持氣節。因為中國共產黨初創時期情況特殊，處於秘密狀態，所以特別重視對黨員進行遵守紀律、保守秘密的教育。

　　中共二大還通過了《關於共產黨的組織章程決議案》，指出黨的兩大重要紀律。一是黨的一切運動都必須深入到廣大的群眾裡面去，二是黨的內部必須有適應於革命的組織與訓練。《決議案》提出中共黨員要接受“軍隊似的訓練”，規定黨員要始終堅持為黨服務，必要的時候甚至需要犧牲自身感情、利益以及意見等。

　　1925年，中共四大確立黨的基層組織是支部。新修訂的黨章將原來有五人以上可組織小組，改為“凡有黨員三人以上均得成立一支部”。第一次將黨的基本組織由“組”改為“支部”，把支部作為“黨的命令傳達所和宣傳機關”。至今，支部、黨小組等概念仍在沿用。

　　在轟轟烈烈的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但黨內部的組織生活仍然較為嚴格。1926年5月5日，中國共產黨《校刊》上登載了《支部的組織及其進行的計劃》一文，當時，常常以“校”代稱“黨”，故《校刊》即《黨刊》之意。

　　該文中較早提出了“黨的生活”這個概念：“支部是黨的生活中心，是每個黨員生活的中心——每個黨員的生活，應該是黨的生活的一部分，而黨的生活是集中在黨的支部，所以每個黨員的生活，不能脫離支部，脫離了支部就不能了解黨的全部生活。每個黨員，脫離了支部生活，就等於脫離了黨的生活﹔脫離了黨的生活，就等於脫離了黨。”強調每個黨員應當編入某一支部，參加黨組織生活。

       黨內最早的支部刊物

　　對於過黨組織生活的方法，鄧穎超同志在上海時期，創造性地編輯了《支部生活》的刊物，開創了富有生氣的黨支部組織生活形態。

　　1927年，武漢“七一五”反革命政變后，鄧穎超奉黨組織之命由湖北武漢來到上海，“受命處理黨組織由公開轉入秘密狀態的許多工作，緊急處理黨中央機關遷回上海的相關事務”。1928年下半年，隨著中共中央機關的逐漸完善，設立了中央直屬機關支部，由鄧穎超擔任“直支”書記，其領導成員有惲代英等四人，后來增至七人。

　　在嚴重的白色恐怖下，供黨內同志閱讀的刊物很少，隻有中共中央機關刊物《布爾塞維克》和《紅旗》等。為了增強支部成員的理論水平，搞活支部建設，鄧穎超與“直支”其他成員商量，決定創辦一份刊物《支部生活》。周恩來對此熱忱支持，並由中央組織部向“直支”建議：做《支部生活》的編輯，應將過去的記錄匯刊的方式改變過來，要聚焦熱點問題。“必須注重在一般同志所需要所欲求解答的問題做編輯的材料，以引起同志的興趣與刊物熱烈閱讀的情緒，得到實際灌輸的收益”，同時必須保証定期的出版。

　　1929年1月26日，《支部生活》在上海問世，由鄧穎超兼任主編。《支部生活》經常刊登各黨小組的活動內容，除了登載重要文件和工作紀要，還介紹上海的工人運動和學生運動開展情況，為隱蔽工作的革命者送來革命動態的“及時雨”。周恩來在《支部生活》上發表了許多富有戰斗性、建設性的文章。鄧穎超鼓勵支部黨員努力寫文章，盡量提問題，從而充實支部生活。為了及時完成審稿和編輯，她常忙到深夜才休息。周恩來和鄧穎超，化名“伍豪”與“伍美”，在上海度過一段艱險的革命歲月。

　　秘密黨中央極為強調嚴格征收黨費問題，指出“不要將這看成一個簡單的技術問題”。《支部生活》第39期上發表了《健全支部生活》《黨員為什麼要交納黨費》等文章，緊貼形勢，反映基層動態，使得《支部生活》這份內部刊物深受黨內同志的歡迎，大家爭相傳閱，都將它視為知心朋友。有一次，交通員在送發《支部生活》時，遇到敵人突然搜查，幸好巧妙應變，得以脫身。為了保証隱蔽性，從1930年5月17日出版的第26期起，採用了諧音，以《志夫新話》作為偽裝封面。鄧穎超主辦的這份刊物，是共產黨內最早的支部刊物，開創了支部工作的新台階。

　　（摘編自《世紀》2021年第3期 李紅/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