誕生於“人民政協”的“大紅燈籠”

　　齊燕銘設計的人民政協會議開會時的中南海大門布幕效果圖

　　開國大典大紅燈籠設計圖

　　天安門城樓上第一次懸挂“大宮燈”是在何時？從“新政協”籌備會到“人民政協”會議，從“大宮燈”到“大紅燈籠”，名稱與數量有了怎樣的變化？誰設計了“大紅燈籠”的圖樣？又是誰制作了“大紅燈籠”？

　　七個“大紅燈籠”亮相北平城

　　1949年7月7日，在北平的天安門廣場舉辦了紀念“七七抗戰”12周年大會，不僅是為了紀念“七七抗戰”12周年，也是為了慶祝新政協籌備會成立。《人民日報》報道：“天安門城樓上高懸七個大宮燈，插有三十面紅旗。在毛主席和朱總司令巨幅畫像之間，是一巨大的紅色五角星，閃耀奪目。”

　　七盞大紅宮燈，與“七七”相契合。這是宮燈第一次出現在天安門城樓上。

　　截至目前，還沒有尋到1949年6月15日新政協籌備會開會當天的新華門照片。但值得慶幸的是，中央新聞攝影廠的攝影師們，用電影膠片拍攝了參會代表乘車進入新華門時的情形。從影片中，我們看到新華門懸挂著“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成立會”的橫幅。當然，我們從影片截圖中，還發現了在新華門八個廊柱間懸挂著七個大紅燈籠。

　　新華門的這一布置，是新政協籌委會的精心設計，是將“中國紅”第一次完美綻放在北平城：大紅燈籠與紅色廊柱完美融合，成為一個整體。紅底白字的會標，靚麗醒目。其設計的主要人員有：中央統一戰線工作部秘書長、政協籌備委員會副秘書長齊燕銘﹔剛從東北美術工作室調到北平的張仃﹔中南海俱樂部主任、布置科科長鐘靈﹔國立北平藝專美術老師周令釗。他們共同研究如何在新華門上體現“新政協”的“新”元素：紅燈籠、紅廊柱、紅會標，將中國傳統節日的“張燈結彩”“紅紅火火”率先展現在新政協籌備會上，預祝會議取得圓滿成功。

　　設計方案報周恩來、林伯渠、李維漢等審定后，經毛澤東主席批示，傳閱中央書記處和部分民主人士，得到一致認可。據此，鐘靈書寫剪刻制作了新華門上的大會標，其余的裝飾布置工作交由國立北平藝專的董希文老師負責。董希文老師曾帶領他的學生，於2月12日完成北平和平解放大會的天安門城樓主席台的設計布置任務。

　　紅燈籠懸挂在新華門上，這一全新的布置設計，贏得了各界參會代表的一致好評。由此，“大紅燈籠”與“新政協會議”結了緣。這一熱烈、紅火、喜慶的傳統，由此開始，延續至今，並不斷延伸擴展。

　　如果說，新華門的設計布置是預演的話，那隨后在天安門召開的大會，則是預演的延伸。董希文老師在布置完新華門之后，又承接了北平市委、市政府交給他的任務：布置天安門城樓，主題是北平各界紀念七七抗戰十二周年暨慶祝新政協大會。在布置完新華門之后，董希文老師收到北平各界的反映，普遍認為“紅色”喜慶熱烈、積極向上，在廊柱的長方形內安置橢圓宮燈，既是傳統的延續，又是對傳統的創新。基於這些反映，董希文老師幾乎是用一個新華門設計的“翻版”，布置了天安門城樓。同樣，影像留下了歷史的精彩一瞬，也留下了歷史的經典永恆。當然，對於天安門城樓上首次出現的“大紅燈籠”，《人民日報》還是謹慎地使用了傳統語句：天安門城樓上高懸著七個大宮燈。

　　1949年7月，成立了以周恩來為主任，彭真、聶榮臻、林伯渠、李維漢為副主任的開國大典籌備委員會，專門負責開國大典的籌備工作。其主要工作有三項：舉行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禮﹔舉行中國人民解放軍閱兵式﹔舉行人民群眾慶祝游行活動。這些工作由中共中央直屬機關、華北軍區與北平市委三方共同承擔。

　　隨著新政協會議籌備工作的整體推進，開國大典的籌備工作及實施方案、場地確定、主席台的布置工作都緊張有序地進行起來。

　　8月15日，華北軍區司令部擬定了閱兵地點在天安門廣場和西苑機場的兩套閱兵方案。8月17日，華北軍區將兩套方案同時送到了周恩來的辦公室。17天后的9月2日深夜，反復權衡比較后，周恩來下定決心，提筆寫下了這樣的意見：閱兵地點以天安門前為好。

　　閱兵地點確定在天安門后，將天安門城樓作為主席台的布置工作就成為重中之重。華北軍區政治部副主任兼宣傳部部長張致祥，被任命為天安門城樓布置的總指揮。由他領銜，很快確定了參與天安門城樓布置的人員：鐘靈、張仃、周令釗和華北軍區舞美隊隊長蘇凡等。他們經過緊張的研究討論，充分發揮藝術才能，一致確定要把中國傳統的喜慶元素融入開國大典這一偉大時刻，更加突出“中國紅”，以表達紅色革命、紅色勝利！很快天安門廣場布置效果圖呈報到周恩來的辦公室。

　　日理萬機的周恩來，在呈報的幾份設計草案中，一眼就看上了這份設計圖稿：天安門城樓十個廊柱間懸挂八個大紅燈籠﹔兩側分展四面，共八面紅旗﹔天安門廣場矗立國旗杆……周恩來將扎在天安門前金水橋上的彩球去掉。他認為，紅燈籠、紅旗，天安門紅牆，協調一致，既符合中國傳統和民族風格，又能充分體現出開國大典濃厚的喜慶氣氛。去掉過多的點綴，是為了顯示國家慶典的庄重。

　　關於大紅燈籠的多種記述

　　1949年9月20日，中央有關部門及華北、北平市黨政軍民各機關團體召開會議，決定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慶祝大會籌委會，公推聶榮臻為籌委會主任，下設有秘書處、宣傳部、布置處、指揮處四個部門。布置處主要負責布置天安門廣場和天安門城樓、安裝廣場旗杆與各類大會器材等各項工作。

　　9月21日16時，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大會籌委會秘書處第一次會議召開。會議形成六項決議。這比“人民政協”的正式開會，早了3個小時。

　　22日，北平建設局又報請大會籌委會布置處申請領取四枚職員証，以資佩戴。就在這一天，布置處聘請的“手藝人”也登上了天安門城樓。這些“手藝人”是專門為城樓制作大紅燈籠的。

　　說到這些“手藝人”，就必須說一說，多年來一直流傳的書籍報章上關於開國大典和大紅燈籠的多種記述。

　　1991年，中國華僑出版社出版了舒雲（賈舒雲）的《開國紀事》，作者在書中詳細記述了大紅燈籠的制作過程。后來舒雲又推出多個版本的簡述文章，如在2011年《東方收藏》中，她以《兩位日籍解放軍設計開國大典巨型宮燈》為題，進行了記述：

　　……（華北軍區政治部）副主任張致祥急忙來到洋溢胡同——華北軍區政治部文工團駐地。文工團舞美隊隊長蘇凡卻沒有著急，因為他有“秘密武器”。

　　蘇凡的“秘密武器”是兩位日本畫家——小野澤亙和森茂。小野四十歲，森茂三十出頭，他們先后畢業於日本美術專科學校。長期的舞台美術創作實踐，使他倆技藝純熟，尤其是小野澤亙，更是一流的美術家。

　　……

　　小野說：“找一個扎燈藝人來，我們自己干。”明清兩代，北京城雲集了全國各地的能工巧匠。蘇凡直奔故宮，在清宮檔案中查到一個健在的扎燈藝人，住在西城區豐盛胡同。七十多歲的老藝人第一次見到如此大膽的設計圖，他一言不發，到天安門城樓上轉了三圈，說：“這麼大的宮燈隻能在城樓上做，否則抬不上去。”

　　蘇凡買來綠竹、紅布、黑釘、黃穗，舞美隊的全體人員都上了天安門城樓。八個宮燈圓托由老藝人找木工做，兩位日本畫家負責畫宮燈的雲頭和制作流蘇。整整三天三夜，他們沒有離開城樓。離慶祝大會還有一天時，八個大紅宮燈終於做成了。

　　在舒雲的文章中，提到了“兩位日籍解放軍”，還提到了請一位老藝人到城樓上做大宮燈。因為她的文章刊發得較早，各媒體日后多是引述她的說法，就連一些電視台的紀錄、檔案類節目，也直接“摘述”，廣泛流傳。

　　1997年，遼寧少年兒童出版社出版了鐘靈的《奮斗與機緣》。書中寫道：“布置天安門城樓最為繁重的任務是制作和安裝八個大紅燈籠。這八個燈籠是張仃和我設計的，每個燈籠的直徑兩米多。我曾開玩笑地對張仃說：燈籠做好后，裡面可以坐四個人打扑克，因為燈籠太大，我們跑遍了北平城，竟然找不到敢承包這個活的工人。后來終於在前門外廊房頭條一家‘小器作’（即做紅木家具的作坊）裡找到了一位尹師傅，他一聽燈籠是為新中國政府成立用的，便滿口答應。說是拼上老命也要將燈籠做成。第二天，他就帶了一班徒弟到天安門城樓上干起來。”

　　1998年，中國商業出版社出版賈英延的《天安門》，書中寫道：“蘇凡直奔故宮，功夫不負有心人，在浩如煙海的清宮檔案中，還真記載了一位健在的扎燈老藝人。他們根據提供的地址，在前門外尋到了這位姓尹的老師傅，請他出山”。

　　這些出版物，在大紅燈籠的設計上，有了“差異”“不一致”之處。但在大紅燈籠的制作上，又基本上趨於“一致”：找了一個姓尹的師傅。

　　“找了姓尹的老藝人”，對不對呢？姓尹，全名叫什麼呢？

　　2020年12月28日，德州新聞網上刊發姜仲華撰寫的《齊河人尹作賓：制作開國大典天安門大紅燈籠》一文。文章寫道：尹作賓，二十世紀初出生於齊河縣馬集鎮尹庄村，因家境貧困，十一歲逃荒去北京，拜著名手工藝人張玉寬為師。尹作賓雖沒讀過書，但聰明好學，心靈手巧，善於動腦筋想辦法，在制作家具、燈籠方面表現出極高的天賦。憑著一手精湛的手藝，他在北京成家立業。1949年開國大典時天安門的大紅燈籠，就是他制作的。

　　這篇文章給出了具體名字：尹作賓。這個名字對不對呢？

　　應該說，找到了一位姓尹的師傅，是對的，但名字准確的三個字應該是：尹作濱。

　　1949年時，尹師傅並不是一位“七十多歲的老藝人”，也不是生活居住在“西城豐盛胡同”：尹作濱出師之后，便在前門外廊坊二條甲37號創立“永順成小器作”。當會場布置科長鐘靈、華北軍區舞美隊隊長蘇凡登門請尹作濱為天安門城樓制作八個紅燈籠時，他激動地說：共產黨是恩人，解放軍都是好人，又是為新中國開國大典，我一定盡心竭力把燈籠做好。因為燈籠直徑達到兩米以上，鑒於運送不便，尹作濱提出現場制作。那個時候十歲的兒子尹盛喜在天安門城樓上跑上跑下，有時送送飯，還幫著打打下手。1949年，尹作濱三十七歲。

　　至此，關於開國大典天安門城樓大紅燈籠的制作，理應清楚了。2015年首都師范大學出版社推出“北京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口述史系列”之《北京燈彩傳承人李邦華》。

　　李邦華口述中，提到了天安門城樓大紅燈籠是他師傅設計的。他師傅叫李冬雪。

　　北平解放后，北平軍管會派人來到華美齋，希望制作八隻大紅燈籠用於開國大典懸挂在天安門城樓上。李冬雪帶領華美齋眾師兄弟，聯合文盛齋、文華閣兩家諸位師傅，接受了設計並制作大紅燈籠的任務。

　　李邦華的這段口述，有兩處明顯的“硬傷”：一是說軍管會派人到華美齋﹔二是說他師傅設計並制作。

　　從史實來說，應該是新政協籌委會會務組或開國大典籌委會的工作人員派人請他們，不是軍管會的人請他們﹔天安門的設計布置效果圖，是開國大典籌委會人員設計的，李冬雪沒有參與設計，是參與制作。

　　在舒雲女士的著書和文章中，多次提到“兩位日籍八路軍”參與了開國大典天安門城樓的布置設計。她的說法，多來自於蘇凡和他的夫人田華的記述、口述，也與山田晃三撰寫《白毛女在日本》一書有關。在這本書的第三章中，用較多的篇幅記述了小野在中國進行舞美設計、參加華北電影隊、參與開國大典天安門城樓大紅燈籠設計的情景。其記述引用了森茂的日記和蘇凡的回憶。2008年（賈）舒雲女士發表《日本美術家和天安門宮燈》。2009年賈舒雲給張致祥寫信，再次陳述天安門城樓大紅燈籠的設計問題，隨信附寄她在《青年參考》上發表的《開國大典巨型宮燈出自日本畫家之手》。

　　因工作關系和居住的便利，我曾多次採訪百歲老人張致祥和他的夫人伊芝，他們將（賈）舒雲寄給他們的相關資料，提供給我用於研究。張致祥以極清晰的記憶，講述開國大典前后的工作日常和緊急、突發情況的處置。特別是將開國大典和新中國成立一周年前夕，天安門城樓布置、修繕和國旗杆電動升旗裝置的調整，還有移到天安門前的石獅、華表的珍貴影像一並給我，用於考証研究。

　　影像還原了當時的歷史細節：1949年9月，“人民政協”大會秘書處和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慶祝大會籌委會提出開國大典會場的兩個備選方案。在得到明確以天安門為主的批復后，“人民政協”大會會務組的張仃、鐘靈、周令釗等繪制了天安門廣場布置效果圖。在具體任務下達到華北軍區后，軍區黨委經研究，明確由軍區政治部副主任張致祥擔任天安門城樓布置的總指揮。於是，張致祥將其華北軍區舞美隊的主創設計人員抽調進來，增加天安門廣場布置力量。華北軍區舞美隊隊長蘇凡將一直從事舞美設計的“兩位日籍八路軍”帶到布置團隊。隨后，他們一起對天安門廣場布置效果圖作了更為精細化的處理。

　　天安門城樓布置的重點是制作和懸挂大紅燈籠。於是，鐘靈、蘇凡等人在前門的“燈籠大街”找到了尹作濱。尹作濱是木匠，做燈籠還需要篾匠，於是他們到華美齋，請李冬雪參與大紅燈籠的制作。

　　八個“大紅燈籠”亮相天安門

　　1949年9月28日，天安門城樓上的大紅燈籠制作如期完成后，張致祥調來一隊戰士，搬來幾架梯子，開始懸挂大紅燈籠。然而，這八個龐然大物卻難以馴服，折騰了大半天，也沒挂上去！蘇凡和小野商量后決定：把燈拴在橫梁上，兩旁砸兩個鐵環用以輔助。這招果然行。

　　八個大紅燈籠高高懸挂在天安門城樓上，給古老的城樓增添了別樣異彩。周恩來在最后檢查驗收時，握著“藝人”們的手說：精工細作，謝謝你們啦！當時稱“藝人”，實為我們現在所說的“大國工匠”！讓我們記住第一批為天安門增色的人：尹作濱、李冬雪、鐘靈、蘇凡、肖野、森茂、李仙洲、薛威海、李光祖、李洪斌、謝慶壽、武秀華、呂玉沛、呂啞巴等。

　　以上文字記述，真實地說明了：北平城的大紅燈籠、新華門上的大紅燈籠、天安門上的大紅燈籠，與“新政協”“人民政協”密切相關。“大紅燈籠”實現了中華民族燦爛的文化，展現了協商共進，攜手建國的洋洋喜氣，彰顯了革命成功、執政事業起步的紅火高歌！

　　從1949年七個“大紅燈籠”首次亮相北平城，到八個“大紅燈籠”首次亮相北京的天安門城樓，這不僅是北平與北京稱謂的改變，也不僅是燈籠個數的區別，更是新生共和國“人民意志”“民主結晶”的生動展現。

　　從1949年至今，天安門城樓的大紅燈籠，精彩亮相在國家慶典的節日裡或重大活動上，這就使她有了濃重的“政治身份”。盡管在新中國成立后的多年時間內，懸挂她都是使用的“抬舉”之法，這也足顯她的“分量”。當然，在時代前行中，對她也有過“變革”。1994年9月，為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45周年，天安門修葺一新，城樓上原有的四對巨型大紅宮燈停止使用，代之以折疊式新型宮燈。由首鋼承制的大紅燈籠，全部是鋼龍骨結構，這種新型鋼結構折疊式燈籠，具有便於運輸、吊挂和收存的三大優點。懸挂前，鋼結構的燈籠像雨傘一樣收束著，用升降機把燈籠推舉懸挂，然后轉動下燈盤處的機械裝置，收束著的燈籠就像傘一樣被撐開，變大、變圓。

　　對於天安門城樓上原有的四對巨型大紅宮燈，除了妥善保存外，還有了另外一個驚人之舉：拍賣。

　　1995年2月18日，天安門城樓舊宮燈專場拍賣展示活動在北京朝陽體育館舉行。19日，在拍賣現場，有競拍者以1380萬元競拍到曾經懸挂在天安門城樓上的東二、西二這兩個大紅燈籠。

　　誕生於首屆“人民政協”會議期間的“大紅燈籠”，是珍貴的革命文物，保存好並讓她說話，讓歷史活起來、傳下去，是我們的神聖職責。如今，天安門城樓上每到節日，都要懸挂上大紅燈籠。這八個大紅燈籠的制作，也恢復並延續了傳統的制作工藝手法。而原有的大紅燈籠，在國家博物館的《開國大典精品展》和香山革命紀念館《為新中國奠基》展陳中，繼續向觀者講述著“人民政協”“開國大典”的紅色故事。

　　（本文作者朱彥為西北政法大學教授、民盟盟員，閆樹軍為北京古都學會影像專業委員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