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維埃中央革命博物館的建立和開放

　　中央蘇區的文體活動現場

　　早在土地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革命政權就開始嘗試建立保管、陳列各類革命文物的博物館。其中，由中央蘇區教育人民委員部籌建，在中華蘇維埃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簡稱“二蘇大”會）召開期間對外開放的中央革命博物館就是其中規模較大、級別最高的博物館。它的建立和開放，充分展示了中國共產黨對革命文化遺產的重視和保護，以及提高和改善群眾精神文化生活的初心。

　　創辦蘇維埃中央革命博物館構想的提出

　　早在井岡山時期，《紅軍第四軍第六次代表大會決議案》中就提出，要“編纂紅軍戰史及死難同志傳略，並收集其遺囑遺物作紀念品”。雖然限於當時嚴峻的革命形勢，這一決議案還未能考慮到建立革命博物館來陳列和保存這些革命文物，但是收集、整理革命人物的相關文獻資料、實物等設想已經開始萌生。

　　隨著各地各級蘇區政權陸續建立及各項蘇區建設工作的開展，文博工作也被提上各地蘇區政府的議事日程。1930年8月，在中共閩西特委的指導下，閩西蘇區政府及其下屬各縣蘇區政府就希望籌備建立革命紀念館或博物館，借以提高群眾的革命覺悟，進而做好黨政宣傳教育工作。這些嘗試雖然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新建的一些紀念館或博物館普遍規模不大，尤其是陳列品較少，因此參觀的群眾不多，影響也較為有限。

　　蘇區博物館建設工作乃至文博工作取得較大進展，還是在1931年11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成立之后。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簡稱“一蘇大”會）召開期間，大會籌備委員會就舉辦過紅軍戰利品展覽。這次展覽雖然陳列品不多，但在蘇區干部群眾中引起強烈反響，於是便啟發了中央蘇區政府建立中央革命文物博物館的構想。

　　在蘇區各項建設事業全面開展后，作為承擔中央蘇區文化工作的主要部門，中央蘇區教育人民委員部在成立之后召開的第一次文化教育工作會議上，提出了“要做好蘇區革命遺跡在內的各類文物的征集、保管等工作”。該會議結束之后，各省、縣、鄉蘇區政府教育部門也紛紛召開了各地的文化教育工作會議，並根據上級會議指示精神著手開展了本級革命遺跡的收集工作。

　　1932年5月，《江西省工農兵第一次代表大會文化教育工作決議》發布，要求“各地方遇有新舊書籍、標本儀器、古物及革命的遺跡，應由當地政府投送省文化部處理與保管”﹔1932年9月，“閩浙贛省蘇”也發布了的《第二次閩浙贛省蘇大會文化工作決議案》，提出：“搜集斗爭中的紀念品，及為革命犧牲的紅色戰士的可留為紀念的物品，一切革命烈士的紀念品等等，建立革命紀念館，使群眾觀覽，興奮群眾革命的斗爭情緒。”當年冬天，蘇區中央教育人民委員部還與中央土地部籌辦了中央農產品展覽，展出了200多件農產品，為蘇區中央教育人民委員部建設革命博物館積累了一定的經驗。

　　除了各級蘇區文教部門，革命互濟會等群團組織也參與了革命紀念館或博物館的籌備工作。其中，1933年4月14日，中央蘇區革命互濟會第一次代表大會上還通過了《為建立革命博物館及紀念黃公略、趙博生紀念碑決議案》，不僅明確贊成中央蘇區創辦中央革命博物館的建議，並要求互濟會配合各級蘇區政府做好相關籌備工作。

　　各項准備工作成熟后，為加快中央革命博物館籌建工作的步伐，1933年5月，蘇區中央政府設立了中央革命博物館籌備處，並將其設置在中央蘇區教育人民委員部內，由該部的工作人員具體負責這項工作。之后為了讓中央革命博物館的管理工作常態化，又將其劃入教育人民委員部社會教育局，由該局直接負責其建成之后的日常管理工作。

　　1933年6月，中央蘇區執行委員會第27次會議作出召開“二蘇大”會的決議，隨后，“興建一批建筑工程迎接二蘇大的召開”也成為大會籌備委員會的一項重頭工作。在這種情況下，代表蘇區文化建設成果的中央革命博物館就被“二蘇大”的籌備委員會納入大會的籌備項目之一，與紅軍烈士紀念塔、紅軍烈士紀念亭、紅軍檢閱台、公略亭、博生堡、臨時中央政府大禮堂等工程一起作為“二蘇大”的獻禮工程。而這一決定也讓中央革命博物館的籌建工作迅速有序開展起來。

　　革命文物征集工作的開展

　　要把中央革命博物館建設落到實處，還需要解決兩件大事：一是場館搭建，二是革命文物的征集。能夠擁有一個較大的場館固然好，但當時的蘇區環境十分惡劣，不僅經常面臨戰爭威脅，經費也比較緊缺，因此蘇維埃中央革命博物館的籌建負責人決定不再新建專門的場館，而是將現成空置的寺院、廟堂、辦公室等進行改造，用於陳列革命文物。

　　在解決場館問題之后，中央革命博物館的籌建工作就主要落在了陳列品的征集方面。1933年5月25日，中央蘇區教育人民委員部在各法律文件的基礎上，由代部長徐特立簽發了《中央革命博物館征集陳列品啟事》，並刊登在6月29日的《紅色中華》上。該啟事一方面說明了中央教育部成立革命博物館的目的，即促進蘇區文化教育，還告知了社會各界革命博物館將暫時建在中央蘇區政府所在地的計劃﹔另一方面還重點呼吁社會各界積極參與革命文物的征集工作，“始請各機關、各群眾團體及個人，幫助搜集下列各種物品，寄中央革命博物館籌備處”。具體包括三大類：一是“革命文件（1933年以前的），包括標語（貼在壁上的標語，或標語稿本）﹔各種決議案、指示信、報告﹔傳單畫報、雜志、報紙及政治簡報﹔革命的印刷品或抄本﹔統計圖表等”﹔二是“反動的文件（敵人進攻的計劃書、反動傳單品、反革命政治派別的各種文件等）”﹔三是“私人的物品”，包括“革命領袖的、烈士的、反革命領袖的”。

　　此后，為了擴大革命文物的征集范圍，時任中央蘇區教育人民委員部秘書長、社會教育局局長阮山在1934年1月13日的《紅色中華》上又發表了《教育人民委員部獻給二蘇大會的禮物——籌備中央革命博物館》一文。文中將待征集的革命文物分為10類，包括：世界革命領袖照片及其事跡﹔中國土地革命歷史的變遷﹔中華全國蘇區發展形勢圖﹔犧牲烈士的遺像及其光榮事跡﹔犧牲烈士紀念品﹔紅軍和地方武裝勝利品﹔機關部隊革命團體的紀念品﹔紅軍機關和地方武裝所發明的與自制的軍用品﹔蘇區各地的特產品﹔蘇維埃文化。這些革命文物的10個分類與之后中央革命博物館的展廳布置基本一致。

　　中央革命博物館隆重開館

　　1934年1月，“二蘇大”會在瑞金隆重召開。大會召開期間，中央革命博物館也與其他獻禮工程一同正式對外開放。

　　中央革命博物館的主場館位於瑞金東郊的一座舊祠堂。這裡除了新建的中央革命博物館，還有中央蘇區土地部下屬的農事試驗場和農產品展覽館。這些展覽館集聚在一起，有利於群眾集中參觀。除此之外，中央革命博物館在中央蘇區教育人民委員部辦公大樓內部還設有一個主展廳。這個主展廳是一間大廂房，與中央蘇區教育人民委員部下屬的社會教育局辦公室毗鄰，距離“二蘇大”會的大禮堂隻有一裡路。

　　“二蘇大”會召開期間，中央蘇區教育人民委員部不僅與“二蘇大”會的會務組一起安排了“二蘇大”會外地代表專門前往參觀，還呼吁在瑞金的蘇區政府機關、群眾團體、紅軍組織集體參觀，並邀請居住在附近的群眾積極參觀。中央革命博物館的主展廳雖然不大，但是展出的革命文物與蘇區發展建設密切相關，備受各界群眾喜愛。同時，中央革命博物館還免費對外開放，是一所完全公益的文化機構，對蘇區紅色文化的普及與傳播起到了重要作用。

　　（作者單位：江西省社會科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