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弘揚中國優秀傳統文化

　　1943年共產國際為適應形勢發展需要，便於各國共產黨根據各國實際情況決定自己的路線和方針政策，宣布解散。中共中央在關於共產國際執委主席團提議解散共產國際的決定中指出：“中國共產黨人必將繼續根據自己的國情，靈活地運用和發揮馬克思列寧主義，以服務於我國民族的抗戰建國事業。中國共產黨人是我們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優秀傳統的繼承者，把這一切優秀傳統看成和自己血肉相連的東西，而且將繼續加以發揚光大。”毛澤東是中國共產黨人作為“我們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優秀傳統的繼承者”的卓越代表。

　　一生酷愛優秀傳統文化，善於用馬克思主義觀點化古為今

　　毛澤東一生酷愛中國傳統文化。他不僅用心攻讀過“四書五經”等經典古籍，還讀了從先秦諸子到明清思想家的著作，以及浩瀚的二十四史、司馬光的《資治通鑒》、116卷《御批歷代通鑒輯覽》和鄭觀應等人的近代時政著作。他在上中學時寫的論商鞅變法的習作，被老師嘉獎為“才氣過人，前途無可限量”，“練成一色文字，自是偉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

　　毛澤東的過人才氣，並非天生的。他的才氣，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諳熟，完全是靠一勤二奮獲得的。光“勤”不行，一定要“奮”，“奮”有目標，是動力。為了獲取更多知識，毛澤東在長沙讀高等中學期間曾退學半年，到省圖書館進行自修，像牛闖進菜園一樣，不停歇地攻讀了大量書籍。他的傳統文化深厚根基，主要是在青年時代奠定的。

　　毛澤東酷愛古籍，但不拘泥古籍。他倡導馬克思主義理論要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這裡的中國具體實際，既包括現實實際，也包括歷史實際。對於后者，即是用馬克思主義解讀中國傳統文化，讓傳統文化為革命事業服務。

　　這裡最著名的例子就是他對“實事求是”的新解。“實事求是”本是古代中國的一個成語，典出東漢班固的《漢書》。那時的漢朝皇帝在河北的河間地區（今河北省河間市）封了一個王叫河間獻王。班固在《漢書·河間獻王劉德》中稱贊劉德“修學好古，實事求是”，其意是講治學態度，做學問要注重事實根據，才能得出正確結論。毛澤東在青年時代曾寄居岳麓書院，對講堂檐前那塊“實事求是”匾額銘刻於心。毛澤東深諳實事求是的要義，投身革命后使之漸漸成為尋求改造中國的思想武器。抗戰期間，他經常引用這個廣為人知而又容易理解的成語，來講述共產黨的思想作風、思想方法和思想路線。他在《新民主主義論》中，講到唯有科學的態度和負責的精神才能引導中華民族到達解放之路時，指出“科學的態度是‘實事求是’”，用它來闡明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實質。在《改造我們的學習》中，他給這個千年前的古典成語賦予新的含意，指出什麼是實事求是。“‘實事’就是客觀存在著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聯系，即規律性，‘求’就是我們去研究。”“實事求是”成為黨的思想路線的代名詞，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光輝典范。

　　提出中國共產黨人正確對待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原則

　　毛澤東不僅是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典范，而且提出並踐行了正確對待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原則。就其大者，至少有四：

　　一是取其精華，去其糟粕。毛澤東雖然非常酷愛本民族傳統文化，但態度一直很鮮明，即決不能不加區分地兼收並蓄。他指出：中國的長期封建社會中，創造了燦爛的古代文化。中國歷史遺留給我們的有很多好東西，但也有許多毒素和糟粕。這些東西對於今天的中國不僅不適用而且有害，必須拋棄。清理古代文化遺產，“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華，是發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條件”。這裡講的“封建性的糟粕”，就是那些毒害青少年、毒害人民的迷信文化、腐朽文化、邪惡文化、厚黑文化和反動文化等﹔“民主性的精華”，主要是那些屬於“真、善、美”，對人民有益無害的文化﹔要發展的“民族新文化”，就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優秀歷史文化相結合的新民主主義文化（改革開放以來發展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先進文化）。這樣的新文化，無疑是“提高民族自信心”，使中華民族屹立於世界先進民族之林的必要條件。這一條是正確對待中國傳統文化的首要基本原則。

　　二是批判改造，推陳出新。對於“封建性的糟粕”要拋棄，對於“民主性的精華”是否就可以照抄照搬呢？非也，不能簡單地“繼承”，必須進行一定的改造，即“批判地繼承”。毛澤東指出：“對中國的文化遺產，應當充分地利用，批判地利用。”這個“批判地利用”，也就是他講的“推陳出新”。怎麼“批判地利用”或“推陳出新”？他不是說過“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嗎？他本人對孔夫子給予的總結，為“批判地利用”歷史文化中的“民主性的精華”，或使它“推陳出新”，提供了很好借鑒。在延安時期，他對孔子的評價還是比較客觀的。一方面，毛澤東認為孔子是中國古代的思想家、教育家、音樂家。毛澤東說：“我們共產黨看孔夫子，他當然是有地位的，因為我們是歷史主義者。但說是聖人，我們也是不承認的。”“孔孟有一部分真理，全部否定是非歷史的看法。”另一方面，毛澤東又認為：一是孔子有不少缺點，如不大注意人民的經濟生活，不民主，沒有自我批評精神﹔二是不贊成孔子的許多思想，但又不是簡單地否定，而是具體問題具體分析。這種分析問題的辯証方法，是用馬克思主義觀點對傳統文化進行批判改造、推陳出新、具體問題具體研究的一個典型。

　　三是厚今薄古，古為今用。毛澤東在延安時期就講到古今問題。他說：古人講過：“人不通古今，馬牛而襟裾”。這就是說，人不知道古今，等於牛馬穿了人的衣裳一樣。什麼叫“古”？“古”就是“歷史”，過去的都叫“古”，自盤古開天地，一直到如今，這個中間過程就叫“古”。“今”就是現在。我們單通（隻了解）現在是不夠的，還須通過去。

　　毛澤東認為，尊重歷史，不是頌古非今。“對於人民群眾和青年學生，主要的不是引導他們向后看，而是要引導他們向前看。”目的仍然是為了人民大眾，使之“變成革命的為人民服務的東西了”，“向古人學習是為了現在的活人”。毛澤東貫通古今，將古書讀活了，信手拈來就能為革命所用。他在延安紀念七七全民族抗戰兩周年時作報告講《封神演義》的故事。他說：“當年姜子牙下昆侖山，元始天尊贈了他杏黃旗、四不象和打神鞭三樣法寶。現在你們出發上前線，我也贈給你們三樣法寶，這就是：統一戰線、武裝斗爭、黨的建設。”

　　四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這是毛澤東在新中國成立不久后提出的一個重要方針。他在多次會上說：百花齊放是文藝界提出的，有人要我寫幾個字，我就寫了“百花齊放，推陳出新”。現在春天來了嘛，一百種花都讓他開放，不要隻讓幾種花開放，還有幾種花不讓它開放，這就叫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本來是說春秋戰國社會處於大變革時期，產生了各種思想流派，有儒、道、法、墨、陰陽、名、縱橫、雜、農等各家，著書講學，展開爭論，呈現出空前的繁榮景象。后世稱這個時代的學術氛圍為“百家爭鳴”。“藝術問題上的百花齊放，學術問題上的百家爭鳴，我看應該成為我們的方針。”“採取現在的方針，文學藝術、科學技術會繁榮發達，黨會經常保持活力，人民事業會欣欣向榮，中國會變成一個大強國而又使人可親。”

　　（摘編自5月30日《北京日報》 石仲泉/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