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共產主義知識分子的群眾動員

新民學會部分學員合影。

　　回顧百年前，中國共產黨的創建主要不是由工人運動直接推動而是由先進知識分子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習和理論教育活動直接推動的，這是中國共產黨創建史的一個重要特點。然而，如何使共產主義運動從“三五文人的運動”轉變為“勞工階級的運動”，使“少數人研究主義的團體”轉變為“群眾的行動的政黨”，離不開早期共產主義知識分子艱苦卓絕的群眾動員。

       工人的喉舌

　　正如列寧所說“報刊是集體的組織者”，報刊是近代中國社會變革的積極參與者。早期共產主義知識分子認為“將圖國民之事業，不可不圖國民之輿論”，報刊應為多數人的自由和幸福而發聲，即為社會主義政治服務。

　　早期共產主義知識分子繼承了傳統士大夫“以天下為己任”“拯萬民於水深火熱”的優良傳統，認為“最大的覺悟”在於“我們（先進知識分子）是中國唯一可靠的救星”，故他們用激昂、通俗的文字寫下自己肩負的思想啟蒙和社會改造的重任。這些知識分子不僅仰望星空，也腳踏實地。他們以筆為戎，積極運用馬克思主義觀點討論中國社會問題的具體解決方案。該時期《新青年》雜志刊發了反映上海、北京、天津、唐山、武漢、長沙、南京等工人階級勞動狀況的調查報告，刊登了專門征集來的12位工人的題詞。

　　盡管早期共產主義知識分子的宣傳重心是城市工人，但並不意味著他們不關注農村和農民，因為“中國農村的黑暗，算是達於極點。那些贓官、污吏、惡紳、劣董，專靠差役、土棍，作他們的爪牙，去魚肉那些老百姓”，“我們中國是一個農國，大多數的勞工階級就是那些農民。他們若是不解放，就是我們國民全體不解放。”為此，早期共產主義知識分子帶著很大的熱情來動員農民，1920年由何叔衡、謝覺哉等主辦的《湖南通俗報》便是一個典型的例子。該報經常刊登有關勞工神聖、婦女解放、文學革命、反對貪官污吏和反對吃人的封建禮教等通俗文章，積極傳播新知識、新思想。例如“諺語”欄目將“破鼓亂人打，牆倒眾人推”新解為“中國有鼓破牆倒的樣子，日本便是打鼓推牆的主使的人”。“兒歌”欄目編寫的一首歌這樣寫道：“牛兒瘦，馬兒肥，哥哥耕田沒飯吃，嫂嫂織布沒衣穿。沒飯吃，肚子餓，沒衣穿，房裡坐。朱三公子來收租，嫂嫂忙向門后躲。”

　　對於長期被壓榨、被侮辱的工農群眾來說，閱讀了陳獨秀、李大釗等知名教授為其發聲的通俗文章后，倍感親切溫暖，故紛紛為這些刊物“點贊”，如一位工人讀者給陳獨秀的信中寫道：“現在有了你們所刊行的‘勞動界’，我們苦惱的工人，有話可以講了，有苦可以伸了，做我們工人的喉舌，救我們工人的明星呵！”又如《湖南通俗報》的訂閱量從數百份激增到六七千份，不少中小學還將其作為課外必讀之物﹔何叔衡曾經任教過的寧鄉雲山學校的學生幾乎人手一份。謝覺哉1921年6月12日日記記載：下午船山學社開游藝會，當場賣出《通俗報》800多張。

       沙漠裡出現了綠洲

　　在現代社會中，組織傳播開展得如何，對組織既定目標的實現及其發展將產生直接影響。正因如此，先進知識分子認為“我們不是為了咬文嚼字才來辦讀書會，辦讀書會、學習革命理論，是為了救我們的國家，救被壓迫的勞動人民”。他們非常重視馬克思主義研究團體、工人夜校、補習學校、識字班等組織在動員群眾中的作用。例如毛澤東在長沙創辦了“文化書社”，周恩來在天津組織“覺悟社”，惲代英在武漢創辦“利群書社”，王盡美在山東建立“勵新學會”等。此外，他們還在北京創辦了長辛店勞動補習學校，在上海創辦了小沙渡工人半日學校，在廣州開辦了“機器工人夜校”等，並深入學校或識字班向工人宣傳革命道理。包惠僧后來回憶稱：“那樣的一個荒僻地方，辦了這樣的一個學校，好像是沙漠裡出現了綠洲，大家都覺得新奇，粵漢鐵路的員工，大部分的人同這個學校發生了聯系。”

　　當然，“沙漠裡出現了綠洲”的奇跡出現，離不開先進知識分子在思想啟蒙荒野上的辛勤耕耘。他們通過同鄉、同學或親戚等爭取上層開明人士的支持，以減少外來的重重阻力。

　　更為重要的是，早期共產主義知識分子深信“最苦痛最悲慘的人，恐怕就是這些勞動的人”，“我們不能從苦痛裡救出他們，還有誰可能救出他們，肯救出他們”。於是，他們脫下了長袍，穿上了勞動者的服裝，學習勞動者的語言，幫助其識字，極力與勞動階級打成一片，使其認識到“隻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貴重”“隻有做工的是台柱子”，進而尋求“待遇改良”和“管理權”。一方面，他們極力向群眾揭露階級剝削和壓迫帶給人們的痛苦，喚起群眾對自身命運的關切。例如1919年秋，陳潭秋、林育南等人在鄉村的涼亭和集鎮上自編自演了小話劇《九頭蛇》。劇中敘述一個豪紳地主殘酷剝削和壓迫一戶佃農，這種剝削和壓迫就像一條毒蛇，緊緊纏住佃農，使之陷於死亡的絕境。演出得到了貧苦農民的一致稱贊，他們對陳潭秋說：“演得真像啊！”另一方面，他們還依據群眾的認識水平幫助其識字，在群眾中發展積極分子，凝聚革命力量，夯實建黨的群眾基礎。例如長辛店勞動補習學校成立后，鄧中夏等組織的平民講演團為工人授課時，教員們從“天為什麼下雨、為什麼打雷”講到現實的社會和工人的斗爭，幫助工人認識到組織工會、組織政黨的重要性，“隻要大伙心齊，結結實實抱成團兒，什麼事情都能辦到，就有法子不受壓迫了。”

　　隨著星羅棋布的補習學校、工人俱樂部和識字班等的建立，經過宣傳教育，覺悟的工人有了組織起來的要求，於是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便在各地相繼成立。

       從容莫負少年頭

　　基於社會革命思想的影響，先進知識分子利用各種節日抨擊封建剝削制度，號召人們為共產主義理想而奮斗。例如1920年“五一”勞動節，李大釗領導北大學生和校工等500人舉行了紀念大會，號召人們“把全世界人人紀念五一節當作我們一盞引路的明燈”。何孟雄等游行學生分乘兩輛卡車，沿街散發了數千張傳單，高呼“勞工神聖”“五月一日萬歲”“勞動紀念”等口號。

　　不僅如此，先進知識分子還積極領導了群眾反抗斗爭，努力為群眾爭取公平和正義。例如1920年11月16日，何孟雄領導了北大印刷工人罷工斗爭，抗議北大庶務主任李辛白拖欠工人工資的不義之舉。1921年5月，惲代英在宣城紀念“五四”“五七”國恥日的群眾大會上，慷慨激昂地發表演講。他以朝鮮亡國的慘重教訓，激發民眾振作起來“團結自救”。在惲代英的鼓動和率領下，宣城掀起了愛國的熱浪。

　　然而，讓“麻木不仁的社會鬧起來”的革命向來不是請客吃飯，革命萌芽的破土而出相當不易，早期共產主義知識分子很快就感受到黑雲壓城。例如為聲援五四時期愛國學生撰寫《研究室與監獄》的陳獨秀，不久因當街散發《北京市民宣言》而被捕，踐行了“我們青年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監獄，出了監獄就入研究室”的格言。曾組織參加1920年五一勞動節的何孟雄等7人，因投擲傳單、包括《北京勞工宣言》而被巡警抓捕，后經李大釗等人營救才出獄。次年3月，何孟雄等人在去蘇俄開會的途中再被北洋政府抓捕，受盡酷刑，傷痕斑斑。獄中，他寫詩一首：“當年小吏陷江州，今日龍江作楚囚。萬裡投荒阿穆爾，從容莫負少年頭。”出獄后，他表示：“此次坐牢，殊出意外，但機會難得，確也長了不少見識。”

　　（摘編自《文史雜志》2022年第3期 楊紅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