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川歸流向大海

登高望遠，風物長宜放眼量。今年是中國共青團成立100周年，這是我們得以回顧過往、展望將來的一個時間制高點。壯闊百年，中國青年政治信仰作為一種人類認識運動，與各歷史時期激烈的社會實踐相互砥礪，一方面寫就了中國從屈辱走向強盛的近現代史，另一方面也繪成了中國青年探索不息、曲折發展的思想軌跡。

100年來，中國青年的政治信仰變遷，如同一條蜿蜒逶迤的長河，隱埋於歷史的塵埃下，激蕩於中華民族百年風雨之中，掀起了一個個壯闊的歷史波瀾。

“歷史充分証明，隻有始終高舉共產主義、社會主義旗幟，共青團才能形成最為牢固的團結、鍛造最有戰斗力的組織，始終把青年凝聚在黨的理想信念旗幟之下。”2022年5月10日，習近平總書記渾厚有力的聲音在慶祝建團100周年大會會場回蕩，這既是歷史經驗的總結，也是對中國青年百年來政治信仰主線的概括。

縱觀百年歷程，不難發現，馬克思主義及其中國化成果一直是發展演進的主航道，中國青年的思想河流，盡管有各種洄旋和分叉，但總是不斷回歸，漫出的洪水總會退回河道，畢竟東流去。真理的燈塔始終矗立前方，作為共產主義大學校，中國共青團培育引領一代代青年，為共產主義遠大理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劈波斬浪，奮勇向前。

一

1920年8月22日，上海霞飛路漁陽裡6號，八位平均年齡25歲左右的年輕人聚集在一起，成立了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這是中國最早的青年團組織。

這是一次“主義的集結”。八人中，有六位是共產主義小組的成員，包括21歲的俞秀鬆、施存統，30歲的李漢俊，還有《共產黨宣言》首個中譯本翻譯者陳望道。他們來自五湖四海，操著南腔北調，懷揣開創新世界的熱望，誓師出發。

此時，《共產黨宣言》中譯本剛剛出版，初版1000冊很快售罄，再版1000冊再次被搶空。這本隻有28000多個漢字的小冊子，成為中國共產主義者創造信仰奇跡的思想起點。陳望道后來回憶說，《共產黨宣言》讓青年們懂得，判別新舊事物，“有一個更高的判別准繩，這更高的辨別的准繩，便是馬克思主義”。

馬克思、恩格斯構建的理論體系博大精深，他們把自己對現實世界的研究成果，經由“哲學—政治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的有機鏈條進行抽象和升華，最終形成了關於未來世界——共產主義的根本觀點。這一理論認為，共產主義社會是人類解放的最終實現，人類徹底從支配自己生產和生活命運的異己力量中解脫出來，實現從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的躍遷。共產主義積澱了人類對美好社會追求的精華，是人類歷史上最公平、最合理、最美好的社會，是人類最崇高的社會理想。“這一理論猶如壯麗的日出， 照亮了人類探索歷史規律和尋求自身解放的道路。”

但是，共產主義當時還是一個抽象的理論模型，在現實中並未完全實現。有人因為看見而相信，有人因為相信而看見。共產主義宏偉遠景，雖然至今歷代中國共產黨人都無法眼見，但服膺於其真理性，認定它反映了歷史發展規律的必然，“在沒有充分的理智認識足以保証一個命題為真實，就對它予以接受同意”，這就是信仰的力量！共同的信仰，讓人們凝聚起來，勇往直前以赴之，斷頭流血以從之，殫精竭慮以成之。

二

彼時的中國，正需要這樣一種眾望所歸的信仰。鴉片戰爭過后，“吾國四千年之大夢”既破，五四青年們，承命繼業，自覺擔起開萬世太平的責任。率先覺醒的知識分子，以慨當以慷、舍我其誰的氣魄，求經問道，上下求索。在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下，“重新估定一切價值”之時，各種主義汪洋恣肆，各種理論交相激蕩。“集會結社，猶如瘋狂，而政黨之名，如春草怒生。”

早期共產主義者都經歷過艱難的尋找過程。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的八位發起人大多曾信奉無政府主義，他們的蛻變深刻而劇烈。作為無政府主義的一支，工讀互助主義主張“人人工作，人人讀書，各盡其能，各取所需”。這種空想色彩濃厚的思想在上世紀初，不僅得到眾多知識青年的擁護，而且進行了認真的實驗。1919年12月，少年中國學會執行部主任王光祈發表《城市中的新生活》，在北京發起“工讀互助團”。正深陷“學潮苦悶”的浙江一師學生俞秀鬆和施存統毅然北上，參加了這次實驗活動。據回憶，互助團成員半天勞動半天學習，為了擺脫一切約束，他們在進入這個團體后，就宣告脫離家庭、脫離婚姻、脫離學校，在團體內“絕對實行共產”。但三個月后，勞動入不敷出，內部矛盾加劇，互助團不得不解散。這讓滿腔熱情的俞秀鬆大失所望，“此后不想做個學問家……情願做個被‘舉世唾罵’的革命家”。

南下途中，俞秀鬆、施存統在上海被陳獨秀挽留，進入先進刊物《星期評論》工作。這期間，俞秀鬆在思想上慢慢與馬克思主義靠近，隨后他又“改名換服”到厚生鐵廠做工，目睹了工人被勞動壓迫的實況，也認識到無產階級潛在的巨大力量，由此完成了思想的轉變。他深刻總結道：必須從根本上徹底地改造社會，部分的、表面上的社會改造是行不通的。他后來在自傳中回憶：“他們多方面幫助我了解馬克思主義和革命運動，其中包括十月革命。我認為十月革命是解放人類擺脫壓迫的唯一道路。”

1920年被稱作“破冰之年”。這一年，《共產黨宣言》中文全譯本出版，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成立，共產主義小組誕生，社會主義青年團問世，一批先進青年經過反復辨析思索，選擇馬克思主義作為政治信仰，成為共產主義者。化雪為流，融冰成河，奔向共產主義大海的信仰之河，由此發軔啟程。

三

1920年8月，中國共產黨發起組在上海成立，同月，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隨即誕生。作為曾經的“五四運動總司令”，黨的主要創始人陳獨秀深知青年在推動革命運動中的重要作用，在其提出的上海建黨四項實際工作中，第三項就是關於青年工作的：“需要用各種形式來組織廣泛的青年，使他們參加多方面的工作。”

此時的上海，因其特定的經濟、政治、文化和地理等歷史環境，已成為中國革命新的中心。全國各地許多有志改造中國的熱血青年，在1920年前后，紛紛脫離家庭和學校，會聚在上海。赴華協助建黨的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基於蘇聯青年團組織的經驗，“遂與陳獨秀密商進行”，“第一步，先收羅左傾及革命性之青年，組織社會主義青年團”。由此，“為實行社會改造和宣傳主義起見”，同時也是為“培養和挑選預備黨員”，剛成立的中國共產黨發起組指派其最年輕的成員俞秀鬆，負責組建社會主義青年團。

新舊漁陽裡相隔隻有百米。當年，一群志同道合的“新青年”在兩地之間來往穿梭，陳獨秀、陳望道會過去上課，青年人也常過來討論問題。中國共產主義的初心之地漁陽裡，一頭孕育了黨，一頭孕育了團。兩地之間的這條小道，也因此被稱為“馬克思主義小道”。

“青年團成立之初，共產黨員不管年齡大小，都參加進去。陳獨秀、李達也都參加了”，施存統曾回憶說，很長一段時間，“黨的許多活動都是以團的名義出現”，因為“共產黨的組織當時是秘密的，青年團是半公開的”，大家稱黨為本校，稱團為預校。這形成了團作為黨的助手和后備軍的特殊淵源。1921年6月，俞秀鬆出席青年共產國際二大時如此表述：“社會主義青年團密切配合共產黨工作，服從於黨並與黨一道在工人和士兵中間工作”“我們希望與老同志和師長們並肩攜手在青年共產國際的直接領導下，把幾億人口苦難深重的中國引向幸福而快樂的共產主義制度”。

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正式宣告成立。中共一大研究了在各地恢復和建立社會主義青年團作為黨的預備學校問題。11月，中央局書記陳獨秀簽發《中國共產黨中央局通告》要求，各地黨組織要切實注意青年運動，對青年團組織要“依新章從速進行”，“全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必須在明年7月以前超過二千團員”。

年輕的黨創建了更年輕的團。1922年5月5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這一天也是馬克思誕辰104周年紀念日。陳獨秀在會上作報告指出：“今天有兩個大會，一個是馬克思紀念大會，一個是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成立大會，這兩個大會有很密切的關系，其關系在哪裡呢？因為社會主義青年團就是根據馬克思的學說而成立”。青年共產國際代表達林補充說：這“強調了團的發展方向”。

團一大通過了《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綱領》，確定青年團是“中國無產階級的組織”，它的最終奮斗目標是在中國建立“一切生產工具收歸公有和禁止不勞而食的初期共產主義社會”。作為以馬克思主義為信仰的使命型政治組織，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的成立，開啟了黨領導下的青年運動新篇章。

四

聚陽才能生焰，攏指才能成拳。一個政治組織要遵循統一的共同信仰，並非易事。從成立早期的青年團組織，到團一大的正式召開，其間經歷了革命青年對馬克思主義再確認的過程。

早期的青年團只是“帶有社會主義傾向，並沒確定了哪一派社會主義”，而社會主義流派在當時非常龐雜。“馬克思主義者也有，無政府主義者也有，基爾特社會主義也有，工團主義者也有，莫名其妙的也有”，於是“意見常常不一致，彼此互相沖突”。

在諸多打著社會主義旗號的政治流派中，無政府主義是最需要辨析鑒別的。作為上世紀初影響最大的“主義”，無政府主義曾經與馬克思主義同路，許多無政府主義者曾經加入共產主義小組，許多早期馬克思主義者由無政府主義者脫胎而來。但隨著革命深入，兩大思潮逐步分道揚鑣，甚而公開論戰。

馬克思主義與無政府主義思想分歧甚多，而最重要的沖突，在於是否贊成無產階級專政。無政府主義反對一切組織和強權，尤其反對國家政府，他們描繪了無差別共產共享的美妙遠景，卻沒有提出可行的實現路徑。而馬克思主義者則認為，在到達共產主義社會之前，必須成立嚴密的政黨，暴力奪取政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以鞏固和發展自己的事業，達成理想社會所需一切條件。這一嚴重分歧在1920年黨團籌建期，達到了沖突的巔峰。

信仰的含混造成組織的渙散。1921年春，隨著最初熱情的散去，許多地方的社會主義青年團喪失活力，全國青年團活動逐漸陷入停滯。

廣州是另一座現代經濟和文化較早發育的城市，這裡也經歷了對無政府主義的辨別過程。1920年秋，共產國際遠東局代表米諾爾和別斯林到廣州組建“廣東共產黨”，但參加這個組織的九人，除兩個俄國人，七個中國人都是無政府主義者。此后，無政府主義者區聲白、黃凌霜領導的青年互助團並入廣州社會主義青年團，這使廣州青年團內部更加復雜混亂。當年年底，陳獨秀到達廣東，目睹當時的局面，與無政府主義者“進行過非常熱烈的爭論”。迫於陳獨秀等人的堅決斗爭，1921年3月，無政府主義者集體退出了廣州青年團。

針對青年團的問題，中共中央局根據青年共產國際的指示，派遣張太雷負責整頓、恢復青年團。

舉網以綱，千目皆張。張太雷整頓工作的第一步，便是“確定社會主義青年團為信奉馬克思主義的團體”，不認同的離去，留下的遵從。有了信仰的統一，便有了精神的凝聚，青年團組織隨后很快重現活力。到1922年5月，全國已有18個城市成立團組織，團員達5000余人。廣州的情形更好一些，當年3月14日馬克思逝世日，廣東社會主義青年團舉行了3000余人的成立大會。這為團一大的召開創造了條件。

在馬克思主義創立以后的第二個五十年間，一股篡改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機會主義思潮逐漸抬頭。在當時的歐洲，社會主義青年團已然成為第二國際修正主義者領導下的青年組織名稱，而這一名稱對中國共產主義運動來說已“不甚恰當”。

1925年1月26日，團三大順利召開，會議作出了一項重要決定，便是將名稱改為“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勇敢地以“共產主義”命名，就是對信仰的嚴肅確認。會議發布的《宣言》豪邁地說：“我們用不著隱諱我們代表無產階級利益的主張。共產主義是帝國主義、軍閥以及一切反革命派最恐怖的名辭，我們正應當很勇敢地揭示我們共產主義者的真面目，讓他們在我們的面前發抖。”

五

列寧曾說過，宗教信仰，那不過是精致的不結果實的花朵。而共產主義信仰作為“人間的真理”，既來源於現實，又指導現實，從而產生現實，它是一個客觀的現實過程。

團一大召開后，在黨的領導下，全國各地團組織參與了一系列風起雲涌的工農革命運動，信仰的潮水激蕩起大革命的浩浩洪流。由於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特殊國情，黨團成立之初，革命工作多以學生為中心展開，成員構成也以學生居多，一段時間，黨員之間互稱“大學同學”，而把團員稱為“中學同學”。但是，隨著革命深入，過高的學生成員比例對團的行動目標和能力都造成制約。張太雷就說過：“青年團在從前的時候差不多可說完全是‘學生團’，”鄧中夏則明確指出：“中國革命所以軟弱和不能完成的重要原因，是為革命主力的工人、農民、兵士這三個群眾尚未醒覺和組織起來。換句話說，就是我們青年隻在文章上和電報上空嚷，並未到這三個群眾中去做宣傳和組織的工夫。”為此，從團二大開始，青年團就積極倡導“到民間去”，發動更多工農青年參與到革命運動中來。

伴隨著轟轟烈烈的革命進程，信仰共產主義的隊伍不斷擴大。安源路礦工人大罷工勝利后，安源團員總數超過100人，成為最早建立地方團委的地區之一。湖南在一年內“擴充地方團至十一處之多，幾乎無縣無同志”。經過五卅運動，全國團員人數由1925年1月的2400多人發展到9月的9000多人。1927年5月團四大召開前夕，團員數量猛增到37600余人。

然而，到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共產主義信仰迅猛擴展的勢頭即遭逆轉。隨著蔣介石和汪精衛先后叛變革命，中國革命遭受重創，從1927年3月至1928年上半年，全國有31萬余人死在國民黨反動派的屠刀之下，其中包括26000余名共產黨員。黨員人數由五大時的近6萬人減少到1萬多人，團員從5.5萬人降至1萬余人。

歷史有情也無情，它以最嚴苛的方式淘汰那些投機和懦弱分子。不是所有起初入列的共產主義者都能夠堅守信仰，施存統絕望之下，寫下《悲痛的自白》，宣布脫黨。沈玄廬不僅投奔了國民黨反動派懷抱，而且在大屠殺中充當了凶惡的劊子手。

歷史無情也有情，更多的共產主義者，則始終堅守信仰，經受了血與火的淬煉。同為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發起人之一的葉天底，被捕入獄后曾寫下一封絕命書，其中寫道：“大丈夫生而不力，死又何惜，先烈之血，主義之花。”“我決不願跪著生，情願立著死！”5天后，葉天底被抬到刑場，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撐著幾乎癱瘓了的病體，挺起胸膛，昂首高呼：“中國共產黨萬歲！”

疾風勁草，烈火真金。偉大信仰鑄就驚人的頑強和韌性，從1927年8月到1928年7月，不到一年時間，共青團員數量從1.5萬人，竟爆發式地返增到了7.5萬人。

六

在劇烈的政局跌宕中，作為共產主義信仰的組織載體之一，中國共青團也經受了考驗，完成了深刻的自我改造，先后糾正了取消主義和先鋒主義等錯誤傾向，明確了自己的職能定位，成為純粹的無產階級先進青年組織。

中共四大通過了《關於青年運動之議決案》，提出：“青年運動是共產主義運動中一部分重要的工作，因共產黨是這一般共產主義運動的總指揮，青年運動必須在共產黨指導之下，是無疑的。”這明確闡釋了黨團關系。此后，中共五大通過《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議決案》，進一步指出：“共產主義青年團是共產主義運動中最主要的一部分，共產主義青年團是一條運河，黨須經過這條運河，而影響到廣大的勞苦青年群眾。”會后不久，中央政治局通過《中國共產黨第三次修正章程議決案》，專設“與青年團的關系”一章，開啟了把黨團關系寫入黨章的傳統。

與黨的五大接續召開的團的四大通過《大會宣言》鄭重宣告：“從兩年來的奮斗中，大會堅定地認定，本團是無產階級青年的革命組織。他應當在黨的領導之下，吸引廣大的勞動青年群眾參加革命斗爭，同時在這些斗爭中養成他們的共產主義者的精神。”

隨著黨進一步厘清與團的關系，共青團助手和后備軍作用發揮更加充分，緊跟黨走的步伐更加扎實堅定。在大革命失敗的危急關頭，黨中央召開“八七”會議，確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總方針，團中央隨即召開“八一二”會議，落實黨新的政治路線，號召全團跟黨走上以土地革命和反對新軍閥為中心的革命道路。

當時，中國農民佔全國總人口的八成以上。毛澤東同志曾指出：“誰贏得了農民，誰就會贏得了中國，誰解決土地問題，誰就會贏得農民。”隨著土地革命的推進，共青團這條“運河”也流向農村，對青年開展革命教育，成了蘇區共青團的主要工作。當時的團中央負責人任弼時曾說：“我們的團體，是一個教育機關，並非政黨可比。”在蘇區這個黨創造的新世界，由於青年農民不斷加入，共青團組織也不斷壯大，到1930年10月，根據地團員發展到10萬人，共產主義信仰的星火迅速燎原。

七

現代政治思想的長河，迤邐百年，有時一瀉千裡，有時千回百轉。1931年九一八事變以后，中國青年運動遭遇了新的情況，經受了嚴峻考驗。

此時，日寇的鐵蹄踏上中國土地，中日之間的民族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團結一切抗日力量抗擊侵略者成為當務之急。為響應黨中央號召，1935年12月20日，共青團中央發表《為抗日救國告全國各校學生和各界青年同胞宣言》，提出“一切愛國青年，相信共產主義的也好，不相信共產主義的也好，隻要願意抗日救國的，就可以加入我們的抗日救國青年團”。 1936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中共中央關於青年工作的決定》，正式提出：“根本改造共青團及其組織形式，使團變為廣大群眾的非黨的青年組織形式，去吸收廣大青年參加抗日救國的民族統一戰線。”1937年4月12日，在黨中央直接領導下，西北青年救國聯合會召開了第一次代表大會。會后，共青團中央停止工作，各地方共青團組織也陸續停止活動。

青年組織形式的變化並不意味著黨對青年政治工作的削弱，縣以上黨組織成立了青年工作委員會，共青團員轉為中共黨員。在革命根據地，共產主義信仰的火焰反更熾烈，延安成為無數先進青年向往的“紅色聖地”。

試問九州誰做主，萬眾矚目清涼山。僅在1938年，就有1萬多名青年從八路軍西安辦事處獲准去延安。到40年代初期，延安形成了約4萬人規模的知識分子群體，學歷在初中以上的超過七成，其中受過高等教育的將近兩成。

當時，印度援華醫療隊隊長愛德華看著蜿蜒山路上時隱時現的隊伍，由衷贊嘆道：“奇跡，奇跡，這簡直就是奇跡！這是20世紀中國的耶路撒冷！”

在延安這個隻有六萬多人口的小城周邊，中國共產黨創辦了30多所干部學校，讓延安成為一座名副其實的“大學城”。在延安學什麼？毛澤東的答案是“首先是學一個政治方向”。朱德對學員說：“如果中國青年想前進而不想后退，如果中國青年想在長期斗爭中不做時代落伍者，那末他就必須走上這獨一無二的道路。共產主義的道路就是青年的指路碑。”

當時的中央領導都到學校講過課。陳雲曾在課上說，每個黨員入黨宣誓時都表示自願為共產主義事業奮斗到底，“到底”究竟是什麼意思？用上海人的話說，就是“翹辮子”。

1938年，上海頗有名氣的攝影師吳印咸到延安拍攝一部反映八路軍生活的紀錄片時說：“我可不是共產黨，也不想赤化，拍完片子就回來，誰也別想把我扣下。”片子拍完了，吳印咸主動請求留下，並遞上一份入黨申請書。

數據顯示，抗大第四期開學時4655名知識青年中有530名黨員，到畢業時，他們中的共產黨員增加到3304名，佔71%。陝北公學創建后不到兩年，6000多名學員中就發展新黨員3000多名。

革命性鍛造，首先要灌注政治信仰，其次要融進工農大眾。1939年，五四運動20周年紀念日，毛澤東發表了著名的演講《青年運動的方向》。他認為，全國知識青年和學生青年一定要和廣大的工農群眾結合在一塊，和他們變成一體，才能形成一支強有力的軍隊。“延安的青年運動的方向，就是全國的青年運動的方向。”

延安，這座革命的大熔爐，把一個個經歷各異的青年鍛造成精神雄健、信仰堅定的共產主義者，這其中包括馮玉祥的侄子、袁世凱的外孫、張學良的弟弟。

八

中國共產主義者信仰的理論形態，是馬克思主義及其中國化的成果。“歷史從哪裡開始，思想進程也應當從哪裡開始”。在進入中國以后，馬克思主義不斷與中國實際相結合，不斷中國化、時代化，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次歷史性飛躍，成為共產主義信仰的重要時代形態。

《新民主主義論》被視作毛澤東思想走向成熟的標志。這篇重要著作的理論貢獻，一是指明了中國革命發展道路﹔二是正確回答了“中國向何處去”的時代問題。“關於社會制度的主張，共產黨是有現在的綱領和將來的綱領，或最低綱領和最高綱領兩部分的。在現在，新民主主義，在將來，社會主義，這是有機構成的兩部分，而為整個共產主義思想體系所指導的。”

抗日戰爭即將勝利的時候，歷史走到了一個關鍵路口，這就是選擇建立什麼樣的國家，這將通向不同的最終目標，“是建立一個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呢，還是建立一個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專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這將是一場很復雜的斗爭”。

在中共七大上，毛澤東在開幕詞中指出，中國面臨著兩個前途和兩種命運的斗爭，黨的任務是要用全力去爭取光明的前途和光明的命運，反對另外一種黑暗的前途和黑暗的命運。

兩種前途命運的斗爭，其實質是兩種政治思想的斗爭。以毛澤東思想體系為核心的政治信仰，尤其是以建立人民民主專政政權為目標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體系，隨著自身不斷發展完善和軍事斗爭上的節節勝利，為越來越多青年所擁護與追隨。而國民黨右派的政治信仰，因其腐敗的統治，且日益遠離孫中山“三民主義”的理想，而被對其曾抱有希望的青年不斷離棄，逐漸滑入低谷。到解放戰爭開始時，人心向背早已決定勝負，一經打響就呈摧枯拉朽的壓倒之勢。

共產主義信仰的高漲，讓青年中涌現了大批先進積極分子，他們迫切要求進步，但其中能被吸收入黨的青年隻有四五十萬人。而此時，政治屬性淡薄的青救會已承擔不起組織發動青年的責任，大部分處於停滯狀態，重建共青團的工作被提上議程。

經過縝密研究和試點，在全國解放前夕，中共中央決定在全國普遍建立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建團決議標明：“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是在中國共產黨的政治領導之下堅決地為新民主主義而斗爭的先進青年們的群眾性組織，是黨去團結與領導廣大青年群眾的核心，是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教育青年的學校”。1949年4月11日，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剛剛解放的北平舉行，毛澤東為大會親筆題詞：“同各界青年一起，領導他們，加強學習，發展生產”。

九

1949年10月，新中國成立，中國共產黨成為執政黨，馬克思主義成為主流政治思想，共產主義信仰成為主導政治信仰。九州風雲在此匯聚，萬千溪水在此並流！

新中國的成立不同於此前任何一次改朝換代，一般的政權更迭，已無法概括這次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革，我們要蕩滌舊時代留下來的一切污泥濁水，建立起全新的人民民主共和國。新舊社會的強烈反差，首先喚起了思想敏銳的青年，他們率先站到了鞏固新政權和建設新社會的前列，無論是抗美援朝還是土地改革、推廣婚姻法，青年們都以主人翁的姿態積極響應、熱情投入，發揮了重要先鋒作用。

青年改造著社會，社會也形塑著青年。剛剛重建的中國青年團大力推動了這種形塑，各級團組織開展豐富多彩的活動，尤其是緊跟黨的步伐，開展了學習毛澤東著作和共產主義思想道德教育運動，對工農階級、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進行社會主義思想教育，讓馬克思主義信仰在青年中迅速普及。到1952年年底，全國團員人數從1949年年初的19萬人猛增到850萬人，佔全國青年人數的7%多，成為吸引青年參與新中國建設的光榮旗幟。

1952年，蘇聯作家奧斯特洛夫斯基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在中國出版，團中央把它作為培養“社會主義新人”的“手冊”，推薦給全國青少年。主人公保爾·柯察金的共產主義人生觀深深觸動了中國青年，使之超越文學創作，成為一代人的“集體記憶”。當時，全國黨團組織和班級紛紛以“保爾·柯察金”命名，新中國各行各業也涌現出大量“中國的保爾”。

堅強信仰爆發巨大能量。新中國成立三年后，原先滿目瘡痍的舊山河，就基本“收拾”完畢。1953年9月，中共中央決定開始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毛澤東在會上提出要用10年到15年的時間基本完成向社會主義的過渡，然而，生產關系如此深刻而劇烈的革命性調整，最終隻用了不到4年的時間。

作為共產主義的初級形態，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一經建立，立刻顯示出對生產力的巨大解放。1957年年底，“一五”計劃的各項指標大都超額完成，一大批舊中國沒有的基礎工業部門，一個個建立起來，595個大中型工程建成投產，填補了重工業建設的很多空白。工業化突飛猛進，成就遠遠超過舊中國的100年。

那是一個凱歌行進的年代，也是一個青春勃發的年代。新中國第一代青年建設者們，在團組織帶領下，“把青春獻給祖國”“向困難進軍”“向荒原進軍”“爭做青年突擊隊”“植樹造林，綠化祖國”，為改變“一窮二白”的中國，逢山開路，遇水架橋，沖鋒在前，把最美的青春留在了祖國的每個角落。

1957年5月，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代表們一致認為“廣大團員正在為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工業強國而辛勤地勞動著，並且把在將來實現共產主義當作自己崇高的理想”。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的叫法已不太合時宜，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的命名由此被確定下來，沿用至今。

十

按照馬克思主義經典理論，上層建筑包括政治、法律制度及其設施和社會意識形態這兩個部分。第一部分的變革一般較快，1949年新中國成立，即迅速推動實現。但政治思想和道德、藝術、哲學等意識形態變革則往往來得較慢，經歷了一個調整涵養的過程。

上世紀60年代初期，新的生產關系基本調整到位，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也隨之逐漸演變成型。這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以雷鋒精神為代表的社會主義道德觀念開始蔚然成風。

雷鋒，這個普通戰士，在他身上，共產主義信仰具象為新時代的人生觀、世界觀和價值觀。1963年，毛澤東等中央領導紛紛題詞“向雷鋒同志學習”。共青團中央發出《通知》，號召全國青少年積極參與“學習雷鋒”教育活動。

處於共產主義的過渡階段，社會主義的新中國在經濟基礎確立后，需要建立一種新型的精神品質和行為准則。勞動人民當家作主，要求人們以新的態度對待社會和國家﹔生產資料公有制要求人們用集體主義原則處理國家、集體、個人三者之間的利益關系﹔人與人之間在政治上經濟上的平等，全社會開始形成助人為樂的良好風尚﹔在社會主義按勞分配原則的基礎上，社會先進分子進一步倡導艱苦奮斗、無私奉獻。

雷鋒的典型意義，在於他集中體現了共產主義精神的價值取向，是具備新型社會主義道德的理想人格。社會主義經濟關系所要求的一切精神品質和行為准則，他都默默地、一絲不苟地、全心全意地實踐著。“做一顆永不生鏽的螺絲釘”“人活著就是為了讓別人生活得更美好”“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無限的為人民服務之中”，他用22年的生命朴素地闡釋了理論家們用深奧的語言才能講清的哲理：“我覺得人生在世，隻有勤勞，發奮圖強，用自己的雙手創造財富，為人類的解放事業——共產主義貢獻自己的一切，這才是最幸福的。”

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成型，不僅造就了當時社會道德風尚的黃金時代，而且基本構建了新中國以共產主義為核心的社會思想體系。“雷鋒叔叔”成為跨越時代的精神標杆，共產主義信仰以新的完備形態，成為全社會共同信奉的政治信仰。

十一

社會主義改造和“一五計劃”的巨大成功，讓全國上下信心倍增，對早日實現共產主義的願望更加迫切。1958年先后啟動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開始加速建設社會主義。

按照馬克思主義經典作者的設計，在共產主義社會將實行全民所有的生產資料公有制。社會生產因此將進行統一組織與管理，個人勞動直接成為社會勞動的一部分，個人利益直接在社會利益之中得到實現。這樣，個人勞動就不再需要通過交換價值向社會勞動轉化，社會成員的相互服務也不需要通過等價交換來實現，個人消費隨著產品的極大豐富，而實行“各盡所能，按需分配”，從而實現人類在分配上的真正平等。

不難看出，無論是“超英趕美”的“大躍進”，還是“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都是按照馬列理論的願景來描摹的。然而，真理多邁一步便是謬誤。青年懷著對共產主義的真誠向往投入到社會運動中，他們感情真摯又欠缺閱歷，沒有意識到馬克思主義已經被誤讀和曲解，信仰的浪潮逐漸偏離航線，沖出了河道。

1976年10月，“四人幫”倒台，“文化大革命”結束。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實現“三個歷史轉變”。1981年6月，《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發表，黨在指導思想上的撥亂反正勝利完成。

政治上的撥亂反正依托於思想上的正本清源。深刻的反思，首先來自思想界對社會主義的辨析：什麼是真正的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的本質是什麼？中國的社會主義道路應該怎樣走？

1984年，鄧小平同志總結說：“貧窮不是社會主義，更不是共產主義。”按照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觀點，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目的，就是讓生產關系與生產力相互適應，以推動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不斷發達，為實現共產主義准備條件。這其中，生產力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如果生產力得不到發展，就是生產關系（尤其是生產資料所有制形式）遲滯或超越了生產力水平，就是犯了政策錯誤。所謂“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是用政治運動思維替代經濟發展規律，是偽馬克思主義。

恩格斯說過：“偉大的階級，正如偉大的民族一樣，無論從哪個方面學習都不如從自己所犯錯誤的后果中學習來得快。”正是在對早期實踐的辨析和反思中，我們摸索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二次飛躍。鄧小平理論中關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以巨大的理論勇氣沖破了對馬克思主義教條化的誤讀，正確回答了在現實國情下怎樣搞社會主義這個根本問題，成為現階段我們黨制定路線、方針和政策的總依據。

上世紀80年代初思想界一系列的思辨和爭論，逐漸廓清迷霧，還原出一個真實的馬克思主義。

十二

伴隨著黨和國家大政方針的重大調整，青年政治信仰也經歷了劇烈的震蕩和艱難的重生。

在青年中，一場“人生觀大討論”，異常熱烈地展開。一封來信《人生的路呵，怎麼越走越窄……》，表達著一代人的困惑：“什麼是人生的目的？”“人的本質是不是自私的？”“主觀為自己，客觀為他人的人生信條對不對？”“這是一顆真實的、不加任何粉飾的信號彈，赤裸裸地打入生活，引起反響。”刊發來信的團中央機關刊《中國青年》雜志，由此創下了發行400多萬份的奇跡。

正本清源的暖意融動了冰封的河面，沉寂的思想之河開始破冰奔涌。敏感的大學生群體接收到春天的信號，率先走出迷茫，奮起投身四化建設。

1979年12月，清華大學化學系72班開展了社會主義制度問題的討論。經過討論，同學們作出了三點辨析：把社會主義基本制度與某些具體政策的偏差區分開，把社會主義制度與黨在實際工作中的失誤區分開，把社會主義制度與個別單位、個別黨員的錯誤區分開，某些社會丑惡現象有其社會歷史根源，社會主義制度也需要在探索中逐步完善，這種完善，青年大學生也責無旁貸。在認真深入地思考后，“化72班”響亮地喊出了“從我做起，從現在做起”的口號，經由團中央機關報《中國青年報》報道，引發青年廣泛共鳴。

隨后，1981年3月20日，中國男排在世界杯預選賽上先丟兩局后連扳三局戰勝韓國隊，這一勝利觸發了久藏在青年中的熱情，北京大學校園為之沸騰。同學們點燃掃帚當火把，自發舉行歡慶游行，有人喊出了“團結起來，振興中華”的口號，得到大家齊聲響應。有同學回憶說：“那時候國家百廢待興，人心也比較散，這個口號把大家凝聚起來了。”

短暫的迷失之后，在“同心干四化”的號召下，中國青年重拾信心，共產主義信仰再次高揚。1982年年底，全國4800萬名團員中，有2600萬名是1978年后新發展的。這4年裡，還有270萬名優秀團員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在被“文革”中斷多年后，共青團全國領導機關重新恢復運轉。1978年10月，共青團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會議正確評價了經歷“文革”磨難的青年一代：低估“四人幫”對青年造成的創傷是錯誤的。但看不到青年的主流，看不到這一主流代表著我們國家的未來和民族的希望，同樣是錯誤的。

共青團重新成為團結帶領全國青年的骨干組織，廣泛動員青年為新長征貢獻青春。“五講四美三熱愛”、學習張海迪和“一山兩湖”英雄集體等活動，隨之轟轟烈烈展開。1985年，團中央召開會議提出，要加強和改進新時期的青年思想政治工作，培養造就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共產主義新人。從此，培養“四有”新人成為承載共產主義遠大理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的教育載體。

十三

上世紀80年代后期，東歐一些社會主義國家的共產黨和工人黨相繼喪失政權，發生了社會主義制度演變為資本主義制度的劇烈動蕩。1991年12月25日，蘇聯國旗從克裡姆林宮緩緩降下，從此再也沒有升起。

此時，國內改革也正在過大關，貧富差距拉大、腐敗現象滋生。國際沖擊的惶惑和國內轉型的陣痛，西方思潮在此前后也紛紛涌入，讓部分青年出現思想動蕩，主流信仰再次遭遇危機。

蘇東劇變以后，西方社會高度自信，認為蘇聯解體標志著共產主義的終結，歷史的發展隻有一條路，即西方的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美國政治學者福山斷言：自由民主制度也許是“人類意識形態發展的終點”和“人類最后一種統治形式”，並因此構成“歷史的終結”。

面對“黑雲壓城城欲摧”的形勢，鄧小平以政治家的睿智回應：“馬克思主義是打不倒的。打不倒，並不是因為大本子多，而是因為馬克思主義的真理顛扑不破。”因此，我們隻需“做好一件事，我們自己的事。”

1991年6月，中共中央決定出版《毛澤東選集》第二版，1993年10月，《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發行，在青年中繼“國學”熱后又興起了“毛澤東熱”“鄧小平熱”，這表明在經歷了政治風波的震蕩后，更多的青年逐漸走向現實和理性。

20多年過去，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的中國不僅沒有“崩潰”，還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歷史性飛躍。一組組數據，悄然描畫出飛奔向前的中國腳步：2006年，中國GDP超越英國，實現了“超英趕美”的豪言﹔2010年，中國一躍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2020年，在疫情的不利影響下，中國GDP依然突破百萬億元大關，超過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的70%。歷史沒有終結，歷史不會終結，在歷史之上，中國共產黨人創造了新的更加輝煌的歷史。

伴隨中國的經濟騰飛，共青團實施希望工程、創建青年文明號、發起中國青年志願者行動……帶領青年以嵌入社會的新形態、新方式，投入到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偉大進程中。

十四

中國共產主義者信仰的社會形態，是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具體在現階段，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黨的最高綱領和基本綱領的統一，是共產主義在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現實存在和具體體現，是到達共產主義社會的必經階段。

沒有最高理想的指引，具體實踐就缺乏前進方向和政治定力。沒有基本綱領的實現，最高理想就是空中樓閣，缺乏現實基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綱領，概言之，就是建立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這個新時代，是承前啟后、繼往開來、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繼續奪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的時代，是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而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時代，是全國各族人民團結奮斗、不斷創造美好生活、逐步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時代，是全體中華兒女勠力同心、奮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時代，是我國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斷為人類作出更大貢獻的時代。當下，小康社會已經全面建成，我們正意氣風發踏上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的新征程。

未來20多年是我們實現復興目標的關鍵裡程，這將是一段愈進愈難、愈進愈險而又不進則退、非進不可的“歷史峽灣”。縱觀歷史，放眼世界，當下大國實力對比發生深刻變化，科技進步影響深遠並伴隨眾多不確定性，人口結構改變、國際貨幣體系演化、多邊體系瓦解與重建等等因素疊加，可謂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大變局中，中國是最大的自變量。根據歷史觀察，世界經濟“老二”的GDP達到“老大”的60%就會引發“老大”的極力扼制。自1894年成為世界第一后，美國本著“競爭現實主義”邏輯，先后四次阻止其他強國的崛起。中國的GDP在2021年已超過美國GDP的77%，並且持續保持追趕的增速，這是從來沒有發生過的事情，作為“歷史上最無情的強國”，美西方必將視中國為最大威脅加以遏制，從而加劇世界變局的動蕩。

可以想見，我們民族復興這段沖線的裡程，必然會有許多艱難險阻甚至驚濤駭浪。要避免所謂的修昔底德陷阱、塔西佗陷阱、中等收入陷阱，要警惕“黑天鵝”，也要防范“灰犀牛”，我們還有許多障礙要跨越，有很多任務要完成。沖出“歷史峽灣”的重任，歷史性地落到了當代青年身上。

當代青年是中國發展史上又一個不尋常的重要代群，與百年前的“新青年”相比，時代背景截然不同，但兩代青年的使命擔當一脈相承。當代青年生逢強國時代，生命的黃金時期與完成復興偉業的歷史進程正相吻合，在民族復興接力跑中，我們是沖線的那一棒。

征途漫漫，惟有奮斗。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提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是黨和國家工作大局，也是中國青年運動的時代主題。親身實踐偉大歷程，親手完成復興宏願，這是當代青年千載難逢的歷史榮光，更是當代青年責無旁貸的歷史使命！

十五

共產主義作為一種科學信仰，不僅蘊含著現實批判和理論建設，更蘊含著對社會理想的終極美好性和人的完滿性的引領與感召。這種崇高的信仰，曾使無數共產黨人為之奮斗終身。這種信仰的武裝，對當下肩負著歷史重任的中國青年來說，更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應當看到，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還處在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更具體地說，當下我們處在“新發展階段”，即社會主義從初級階段向更高階段邁進的階段。從自身縱向來看，我們還必須實行多種所有制並存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無法超越﹔從國際橫向來看，借由全球化浪潮和互聯網革命，我們的社會思想環境事實上進入了世界性的后現代主義場域。因此，當代青年的政治意識呈現出復雜性和階段性：個人與集體、現實與理想、自由與權威、協作與競爭、中心論與碎片化相互雜糅並存，摩擦拉鋸。建設共同信仰必須顧及這些階段性特征，讓青年從自身發展中感悟制度優勢，在情感共鳴中凝聚信仰力量。

與革命前輩所處時代不同，當今中國已經累積起相當的共產主義因子，已經展露出共產主義的部分現實和光明前景，馬克思主義生動而鮮活，這是我們向青年開展思想政治工作最有力的依據和最充足的底氣。

從“一窮二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到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用幾十年時間走完了資本主義國家幾百年才走完的路，改革開放后40多年的時間裡，我國經濟佔全球的份額從1.74%增長至超過18%，先進制度對生產力的解放程度，在人類歷史上幾乎沒有先例。

共產主義的優越性不僅體現在能極大解放生產力，更體現在能解放佔人類絕大多數的無產者，最終實現共產共享，讓每個人都得到自由而全面的發展。《共產黨宣言》鮮明地指出：共產主義運動“是絕大多數人的，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獨立的運動”，共產黨人“沒有任何同整個無產階級的利益不同的利益。”中國共產黨人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在改革初期允許和鼓勵“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取得顯著成效后，我們黨就開始著重強調共同富裕，開啟了脫貧攻堅的偉大工程。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目前階段，實現共同富裕已不僅是經濟問題，而且是關系黨的執政基礎的重大政治問題”。

黨的十八大以來，25.5萬個駐村工作隊挺進一線，近200萬名鄉鎮干部、數百萬村干部傾力奮戰，實現了9899萬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832個貧困縣全部摘帽，12.8萬個貧困村全部出列。建黨百年前夕，浙江省被列為全國第一個“共同富裕示范區”，而中國共產黨誕生地嘉興市，已是城鄉收入差距全國最小的地區，兌現著共產黨人的初心之諾。

國家的經濟騰飛給青年提供了制度優越的鮮活証明，共同富裕的生動實踐向青年展現了共產主義的人間美好，同時也帶給青年豐裕的生活條件和充分的發展機會，這奠定了他們鮮紅的思想底色。當前，復興偉業正處關鍵時期，壓力和困難可能構成一些思想迷霧，我們要用建立在事實上的思想邏輯，幫助青年看清“東升西降”的大勢，認識社會主義必將勝利的規律，在中華民族不可阻擋的復興步伐中，夯實中國青年的信仰之基。

十六

《中國共產黨章程》載明：“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先進青年的群團組織，是廣大青年在實踐中學習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學校，是黨的助手和后備軍。”

共青團“政治學校”的職能，從它孕育的那天起，就被設定。黨的一大專門研究了建立和發展青年團作為黨的預備學校的問題。團的二大就團員教育和青年群眾教育專門作出決議：“教育工作是本團根本工作之一，以共產主義的原則和國民革命的理論教育青年工人、農民、學生群眾是本團最重大的責任。”

一百年來，共青團忠實於自己的使命，努力推進馬克思主義青年化，引導青年接受黨的理論主張、樹立共產主義遠大理想，深刻形塑了一代代中國青年的思想觀念和價值取向，在他們追求進步的成長歷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留下了深刻印記，演繹了“為黨育人”的光輝歷史。

2013年和2018年，習近平總書記在同團中央新一屆領導班子兩次集體談話中，明確要求共青團要“把培養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作為根本任務”。響應黨的號召，共青團組織創造性地開展工作。“青年大學習”連續多年開展，每周吸引超過5000萬人次團員青年參加。規模達2萬人的青年講師團隊伍，組成了理論宣講輕騎兵。青年馬克思主義者培養工程，累計已有300多萬各領域優秀青年受到了政治鍛造。在2021年“學黨史、強信念、跟黨走”活動中，全團累計開展活動472萬場，覆蓋99.6%的團支部，3.2億人次青年直接參加。全團“我的中國夢”主題團日活動，超過2.4億人次青年參與。還廣泛開展了“向上向善好青年”“中國青年好網民”等活動，積極培育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共產主義信仰的最新理論形態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它富有創建的思想、觀點和論斷，對馬克思主義作出原創性、時代性貢獻，是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21世紀馬克思主義，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三次飛躍。根據新的時代要求，共青團中央明確提出：“共青團的主責主業，就是在青年中廣泛傳播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傳播黨的思想主張、傳播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新時代共青團共產主義教育的重中之重，就是做好黨的創新理論的“青年化”闡釋解讀，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武裝青年頭腦，指導青年行動。

旌旗引路，戰鼓催征。2021年11月，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決議強調“必須抓好后繼有人這個根本大計”。

在慶祝建團百年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再次提出殷切希望：共青團作為廣大青年在實踐中學習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學校，要幫助青年“從內心深處厚植對黨的信賴、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信心、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要立足黨的事業后繼有人這一根本大計，牢牢把握培養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這個根本任務，引導廣大青年在思想洗禮、在實踐鍛造中不斷增強做中國人的志氣、骨氣、底氣，讓革命薪火代代相傳！”

旗幟鮮明地為黨培養馬克思主義及其中國化成果的堅定信仰者、忠實實踐者，成為共青團這所“政治學校”在新征程上的歷史任務。

十七

共產主義者的信仰，是對人類社會歷史發展規律的敬畏，是對揭示這種規律的客觀真理的追求。這一信仰，需要歷史的接力和信念的傳遞。今天我們所從事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就是馬克思主義在當代中國的偉大實踐。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實現共產主義是我們共產黨人的最高理想，而這個最高理想是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奮斗的。如果大家都覺得這是看不見摸不著的東西，沒有必要為之奮斗和犧牲，那共產主義就真的永遠實現不了了。我們現在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是向著最高理想所進行的實實在在的努力。”

不少學者認為，“使命性”是中國共產黨能夠走過百年輝煌歷史的關鍵因素之一。中國共產黨一經成立，就把實現共產主義作為黨的最高理想和最終目標，義無反顧肩負起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使命，團結帶領人民進行了艱苦卓絕的斗爭，譜寫了氣吞山河的壯麗史詩。作為黨的助手和后備軍，中國共青團隨黨而生，跟黨前進，團結帶領青年為黨的理想接續奮斗，繪就了百年黨史中閃光的青春篇章。

中國先進青年自從尋找到馬克思主義真理，就矢志不渝地堅守自己的政治信仰。前進途中雖有各種沖擊挑戰，但共產主義信仰沒有辜負中國，經受住了歷史考驗，始終閃耀著真理的光輝。社會主義中國向世界展示著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中國青年正朝著共產主義的遠大目標，在青春賽道上奮力奔跑。

一百年的綿延奔涌，中國青年的信仰之河，有過徘徊，歷經曲折，終向東流。歷史大潮正關前蓄勢，即將闖過險峻的關隘，奔向更廣闊的大海。

闖關並不容易，奔流舍我其誰？！我們用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先驅李大釗的一段話作答：“我們的揚子江、黃河，可以代表我們的民族精神。揚子江及黃河遇見沙漠、遇見山峽都是浩浩蕩蕩地往前流過去，以成其濁流滾滾，一瀉萬裡的魄勢。目前的艱難境界，哪能阻抑我們民族生命的前進。我們應該拿出雄健的精神，高唱著進行的曲調，在這悲壯歌聲中，走過這崎嶇險阻的道路。”

青年們，吾輩使命，惟有奮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