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毛澤東年譜》裡的文藝（之十三）

近期以來，全國文藝界都在紀念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下文簡稱《講話》）發表80周年。這裡的“發表”，是指毛澤東在座談會上面對文藝界的兩次講話，分別是1942年5月2日和23日。《講話》的正式發表，則在1943年10月19日延安《解放日報》上。那也是專門挑選的日子，那一天是魯迅逝世7周年紀念日。

紀念《講話》，可以討論的話題很多。我讀《毛澤東年譜》的直接感受是，《講話》的發表有一個很重要的前提：有的放矢才能讓人心服口服。為了召開這次座談會，為了發表講話，毛澤東事先做了大量深入的調查研究。強烈的問題意識，深入的調查研究，在調研中發現問題，從分析、總結問題的過程中尋求理論上的提煉、升華，這是《講話》重要的前提。

1942年1月以來，毛澤東多次就糾正黨內作風、改進新聞輿論發表講話，其中的觀點與他對文藝問題的思考具有系統性和一致性。1月17日，在《〈文化課本〉序言》裡，毛澤東認為很多干部“急切需要解決文化基礎問題”，提出希望革命干部要能看能寫。1月24日，他就延安《解放日報》工作發表意見，指出報紙言論題材應切實，文字應通俗﹔黨八股必須廢除，空洞抽象的言論必須糾正，教條主義必須休息。其后幾天，又在不同場合指出“所謂文風不正，就是說有黨八股的毛病。”“從歷史來看，黨八股是對五四運動的一個反動。”同時又指出“但五四運動本身也是有缺點的”，所以黨八股“也是五四運動的消極因素的繼承、繼續或發展”。還指出現實中對文化水平低的工農老干部沒有以文化教育為主，今后應強調文化教育。這些論點，事實上已經指向了文藝如何與人民群眾相結合等問題。

從3月開始，毛澤東就文藝問題開展調查研究。3月31日，在楊家嶺各部門負責人及作家座談會上，討論《解放日報》改版問題。針對整頓學風黨風文風過程中出現的冷嘲熱諷現象，指出“批評應該是嚴正的、尖銳的，但又應該是誠懇的、坦白的、與人為善的。隻有這種態度，才對團結有利。冷嘲暗箭，則是一種銷蝕劑，是對團結不利的。”他邀請作家蕭軍、歐陽山、草明、舒群等人搜集文藝界情況，並與作家們深入討論黨的文藝方針政策等問題。4月13日致信歐陽山、草明，談到“前日我們所談關於文藝方針諸問題，擬請代我搜集反面的意見，如有所得，祈隨時賜示為盼。”17日又復信二位作家：“如果你們在搜集材料，那很好，正反兩面都盼搜集，最好能給我一個簡明的說明書。”在實踐中發現問題，同時又要深入調查，以求做到實事求是、有的放矢，為文藝座談會的召開作了充分准備。4月下旬，他召集魯迅藝術文學院的何其芳、周立波等談話，討論歌頌光明和暴露黑暗等問題。指出：“知識分子到延安以前，按照小資產階級的幻想，把延安想得一切都很好。延安主要是好的，但也有缺點，這樣的人到了延安，看見了缺點，看見了不符合他們的幻想的地方，就對延安不滿，就發牢騷。”

毛澤東深諳文藝之道，但他不是從文藝研究者、創作者的姿態上去談文藝，而是以一個政治家的遠見卓識來看文藝與革命、時代、社會、人民的關系，由此討論究竟應當為什麼人和怎樣為的問題。他的調查研究，目的也不是考察文藝家們的創作動態和藝術風格，而是從中分析研判他們對中國革命的態度。

自己親自去參觀展覽、觀看演出，閱讀各種文藝作品，召開小型座談，聽取作家藝術家的意見，請有關作家廣泛征求意見，搜集情況。正是因為有了這樣的調查研究，才使得他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能夠站在政治家高度，出於對作家藝術家的充分認識，針對當時文藝尤其是延安文藝界的動態，存在的問題，與革命不相符、不適應的地方，達到文藝理論上的精准論述，對文藝實踐做出評價，指出問題，提出要求。可以說，這種實踐性是《講話》生命力的重要體現，而實踐性的扎實根基正是建立在毛澤東一貫以來的理念：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講話》正頭就指出：“我們討論問題，應當從實際出發，不是從定義出發。”這句話看似平淡，實質上卻是《講話》要義與文風的概括。

（作者系全國政協委員，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