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西南革命根據地的二十三年斗

麗水地處浙江西南部，是全省唯一所有縣（市、區）都是革命老根據地縣的地級市。從1927年1月建立第一個黨組織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黨領導浙西南人民譜寫了可歌可泣的奮斗詩篇，在孤懸敵后的國民黨統治腹心地區不斷掀起局部的革命高潮，創造了“二十三年紅旗不倒”的革命奇跡，在中國革命史上具有獨特的歷史地位。

（一）

1927年1月，在國共合作的大革命浪潮中，浙西南第一個黨組織——中共遂昌支部建立，猶如一顆革命火種在浙西南大地燃起熊熊紅色烽火，開啟了浙西南革命的偉大征程。

1934年4月廣昌失守之后，中央紅軍在根據地內粉碎國民黨軍隊的第五次“圍剿”已極少可能。為了調動和牽制敵人，中革軍委令紅七軍團改稱北上抗日先遣隊，向蔣介石腹心地區閩浙皖贛進軍，執行牽制任務。

7月，先遣隊從瑞金出發，深入敵后，浴血轉戰，橫跨閩浙贛皖四省，掩護中央紅軍長征。其間一度轉戰到浙西南，佔領慶元縣城，奪取竹口大捷。10月，在先遣隊等掩護下，黨中央、中革軍委率中央紅軍主力8.6萬余人開始長征。11月，轉戰閩浙贛蘇區的先遣隊，接到中革軍委電令，要求先遣隊（紅七軍團）與紅十軍合編為紅十軍團。由於先遣隊兵力依然過小和“左”傾錯誤影響，1935年1月，先遣隊在江西懷玉山地區遭敵重兵包圍進攻，損失大部，方志敏等主要領導人被俘犧牲，僅參謀長粟裕、政治部主任劉英率先頭部隊突出重圍，北上行動受挫，革命面臨嚴重危機。

粟裕、劉英率部轉移至閩浙贛蘇區，隨即接到閩浙贛省委傳達的中央指示：以先遣隊突圍部隊為基礎，迅速組建紅軍挺進師，進入浙江境內，開展游擊戰爭，創建蘇維埃根據地，從戰略上配合主力紅軍的行動。

1935年4月，歷經艱難轉戰的挺進師，在慶元縣齋郎地區以500之眾迎擊3000余敵，取得大捷，從而打開進入浙西南的通道。挺進師乘勝迅速挺進浙西南腹地，在鬆陽縣境受到當地農軍歡迎，獲得了群眾依托，使“垂餌虎口”的挺進師如魚得水。接著，挺進師集中以打擊敵人，分散以發動群眾，廣泛開展游擊戰和群眾工作，在浙西南實行武裝割據，創建革命根據地。

浙西南燃起熊熊革命烈火，深深觸痛了國民黨當局的中樞神經，國民黨當局不得不抽調中央軍入浙，調集以第18軍為主力的約7萬兵力“清剿”浙西南。這對有效減輕其他根據地的軍事壓力、戰略策應紅軍主力長征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

1936年6月以后，挺進師抓住敵情相對緩和之機，再次掀起革命高潮，建立浙南游擊根據地，恢復浙西南的工作，在浙東、閩浙邊、遂（昌）宣（平）湯（溪）邊區等地建立小塊游擊根據地和游擊基點，游擊區域擴大到30多個縣，粉碎國民黨軍約10萬兵力的第二次大規模“清剿”計劃，在彼時全國革命低潮時掀起革命的局部高潮，重新開創了浙江革命基業。

全面抗戰期間，浙西南成了戰時浙江的省會和政治、軍事、經濟、教育文化中心，浙江國共合作抗戰的大后方，浙江抗戰的大本營。正如時任中共中央東南分局副書記兼組織部部長曾山指出，浙西南是“今后抗戰和進行革命斗爭的主要戰略支點”。

抗戰勝利后，浙西南黨組織積極做好和平與內戰兩手准備，一面加強黨員“革命必勝”的信念教育，開展群眾工作，爭取和平﹔一面購置、收集社會槍支，籌集武器，准備開展武裝斗爭，成為黨領導人民堅持革命斗爭的基本地區。解放戰爭時期，浙西南黨組織與浙東黨組織聯合建立浙江壯丁抗暴自救軍第三總隊，開展浙西南各縣革命武裝斗爭。1948年春，抗暴自救軍與各縣武工隊一起開展系列游擊戰爭，摧毀國民黨區、鄉基層政權，拔除反動武裝據點，鋤奸反特，收繳民間槍支，切斷國民黨武裝的通訊，與國民黨武裝作堅決斗爭，形成了解放戰爭中的浙西南游擊根據地。1949年5月17日，浙西南全境解放，奪取了革命勝利。

（三）

經過發展才千余兵力的挺進師，面對國民黨軍數十倍兵力的大規模“清剿”，斗爭形勢極為嚴峻。為此，粟裕提出“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實行敵進我進的方針”。1936年12月，國民黨第四路“剿匪”總指揮劉建緒等調集約10萬兵力，採取“大拉網”戰術“清剿”閩浙贛皖蘇區。挺進師提出必須把隱蔽精干、保存力量同機動靈活、積極作戰的方針統一起來，運用“化整為零”的分兵游擊戰術，使敵人的“大拉網”毫無所獲，哀嘆“未奏膚功”。可見，挺進師在浙西南革命中創造性地提出並實施了“敵進我進”“化整為零”的方針，實現了“以最小的犧牲換取最大的勝利”，豐富和發展了游擊戰略戰術。

挺進師學習運用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和中央蘇區斗爭的經驗，以打土豪、分田地為基本政策，公開發動群眾，公開建黨，建立蘇維埃政權和地方游擊隊，這在創建游擊根據地之初對於打擊地方反動勢力、發動基本群眾和迅速打開局面起著決定性的作用。但浙西南畢竟是國民黨統治的腹心地區，這種斗爭方式對國民黨反動統治的威脅特別大，很快遭到敵軍重兵的“清剿”，使挺進師及浙西南革命根據地遭受重大損失。面對血的教訓，挺進師改變斗爭方式，把公開的武裝斗爭同隱蔽的群眾工作更加有機地結合起來，不再公開建立黨組織、蘇維埃政權等，而是秘密開展群眾工作，秘密建立黨組織、“白皮紅心”式的兩面政權以及秘密交通聯絡點。這樣一來，挺進師“部隊打了仗，疲勞了，一個晚上急行軍便轉到了游擊根據地或游擊基點”“休整三五天，偵察好敵情，再跳出去，打擊敵人”，各種類型的游擊區給游擊隊創造了活動自如的環境，使游擊隊如魚得水，豐富和發展了根據地建設經驗。

在浙西南革命斗爭中，紅軍一手抓武裝斗爭，一手做群眾工作，既當戰斗隊，又當宣傳隊、工作隊，使人民群眾充分認識到“紅軍是人民的軍隊，共產黨是人民的大救星”。規定有文化的戰士每人每天要書寫5條標語，缺少文化的戰士則每人每天找10個群眾談心交朋友。紅軍積極開展武裝斗爭，得到人民群眾的擁護和愛戴，涌現出了浙西南農軍三迎紅軍、畬族革命老媽媽等感人故事。正如粟裕在回憶中說：“我軍所到之處，都有大批大批的群眾跟著，簇擁著，復仇的吶喊聲，勝利的歡呼聲，山鳴谷應，日夜不絕”。浙西南革命斗爭的實踐充分証明，“真正的銅牆鐵壁是什麼？是群眾，是千百萬真心實意擁護革命的群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