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一輩革命家敢於擔當的故事

　　敢於擔當是中國共產黨人鮮明的政治品格。老一輩革命家在民族復興的百年征程中，敢於亮劍、敢於擔責、敢於斗爭，面對矛盾迎難而上，面對危機挺身而出，是值得我們永遠學習的光輝榜樣。

       面對大是大非敢於亮劍

　　1919年7月，胡適挑起“問題與主義”之爭，主張多談些問題、少談些主義，實質是反對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李大釗看后，立即撰寫《再論問題與主義》系統批駁胡適的觀點，明確指出“我是喜歡談談布爾扎維主義的”，對於舊中國“必須有一個根本解決，才有把一個一個的具體問題都解決了的希望”。此后，在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爭、無政府主義與馬克思主義之爭等論戰中，李大釗都主動迎擊，積極發聲，幫助人們厘清思想，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廣泛傳播開辟了道路。

　　1927年，國民黨悍然背叛革命，向共產黨人和工農群眾舉起了屠刀。為挽救革命，中國共產黨迅速確定武裝反擊的方針，組織發動了系列武裝起義。毛澤東在領導秋收起義前夕，以湖南省委名義寫信給中央，提出“在工農兵蘇維埃時候，我們不應再打國民黨的旗子了，我們應高高打出共產黨的旗子”“國民黨旗子已成軍閥的旗子，隻有共產黨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要“立刻堅決地豎起紅旗”。毛澤東在危難關頭的勇敢亮劍，直指最核心的旗幟問題。他領導的秋收起義第一次在武裝斗爭中公開打出了中國共產黨的旗幟，由此掀開了黨獨立領導革命的新篇章。

       面對矛盾敢於迎難而上

　　九一八事變后，約20萬東北軍在不抵抗的命令下撤出東北，日軍在短短4個多月內就佔領了東北全境。在國家民族危難之際，趙一曼被黨派往東北開展抗日斗爭。她立下錚錚誓言：“未惜頭顱新故國，甘將熱血沃中華。白山黑水除敵寇，笑看旌旗紅似花。”無論是在城市、農村，還是在冰天雪地的叢山密林中，趙一曼不畏嚴寒、飢餓，不懼敵人的搜捕、酷刑，始終奮戰在險惡的抗日最前線，甚至在監獄裡的最后時刻，她仍然肩挑大義，堅持進行反滿抗日斗爭。

　　1935年，長征途中發生了張國燾分裂紅軍的嚴重事件。在阿壩會議上，張國燾等逼朱德表態，硬要他承認中央的路線是錯誤的。朱德斬釘截鐵地表示：“黨中央的北上方針是正確的。北上決議，我在政治局會議是舉過手的。我不反對北上，我是擁護北上的。我是一個共產黨員，我的義務是執行黨的決定。”此后，在甘孜會師歡迎大會上，任弼時特別強調“我們惟一的道路是北上與中央會合”。他們鮮明的立場和堅決的斗爭，維護了紅軍團結，為實現紅軍三大主力勝利會師作出了積極貢獻。

       面對危機敢於挺身而出

　　1941年，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發生，國共關系極度緊張。黨中央擔心身處重慶的周恩來和南方局其他重要成員的安全，致電要求他們“於最短時間離渝”。周恩來堅決表示要堅持到最后。在疏散了大量人員后，周恩來召集留下來堅守崗位的工作人員開會時說，我們一定要做最壞的准備，必要時我們也要進行適當的抵抗，把機密文件毀完了，就准備坐牢。如果國民黨把我們都抓起來了，我們就一起坐牢。他們要問你們是不是共產黨員，男同志都承認是共產黨員，女同志承認是家屬，因為我們是公開的共產黨機關。問你們黨的組織情況，就說我們的中央在延安，主席是毛澤東，這裡有支部，書記是周恩來。再問還有哪些負責人，就說有董必武、鄧穎超。再要問就說不知道，讓他們問支部書記周恩來。要做最壞的准備，要准備犧牲。要犧牲，我們一塊犧牲。

　　抗戰勝利后，蔣介石採取“假和平、真內戰”的策略，三次致電毛澤東，邀請他速到重慶“共定大計”。為順應民心，盡最大可能爭取國內和平，毛澤東明確表示，“可以去，必須去”“這樣可以取得全部主動權”“這次去是可以解決一些問題的”。他在設想了可能的情況后說：“自然必須作一定的讓步，在不傷害雙方根本利益的條件下才能得到妥協。”毛澤東不顧個人安危，毅然赴重慶談判，表明了中國共產黨為和平、團結與民主而奮斗的誠意和決心，在社會上引起巨大反響，粉碎了過去對中國共產黨的一切誣蔑和誤解，贏得了我黨在政治上的主動權。

       面對失誤敢於承擔責任

　　張聞天曾在中央領導崗位上執行過“左”傾教條主義、冒險主義路線，但當實踐証明自己犯了錯誤時，他勇於自我批評，改正錯誤。延安整風中，他多次對自己在蘇維埃運動后期的錯誤作出深刻檢討，真心誠意地表示“我是主要的負責者之一，應當承認錯誤”。在黨的七大上，他再次誠懇深刻檢討，公開為自己當年犯的錯誤承擔責任，顯示了一個共產黨員敢於擔責的坦蕩胸懷。

　　延安整風中審干運動出現偏差，毛澤東主動擔責，多次向受到錯誤傷害的同志“脫帽鞠躬”“賠禮道歉”。1945年2月，他在中央黨校的一次講話中提到審干時說：“整個延安犯了許多錯誤，誰負責？我負責，因為發號施令是我。別的地方搞錯了誰負責？也是我，發號施令的也是我。”“如果在座的有這樣的同志，我賠一個不是。”毛澤東的自我批評，化解了許多人心中的怨憤，重新實現了同志之間不存芥蒂的團結。也正是這樣，才使審干運動中出現的偏差在延安整風中只是一個支流。

       面對歪風邪氣敢於堅決斗爭

　　1948年初，針對各解放區土地改革運動中出現的“左”的偏差，時任中共中央西北局書記的習仲勛，頂住各方壓力，在對土地改革進行深入調查研究的基礎上，於一個月內三次寫信向中央反映情況，如實報告“老解放區的土地改革問題”“要注意克服土地改革中‘左’的情緒”和“按三類地區有區別地進行土地改革”等重大問題，直言不諱地提出反對“左”傾行為，倡導“為真正的樹立一種踏實朴素的領導作風而努力”。毛澤東批示“我完全同意仲勛同志所提各項意見”，並要求轉發各地，及時制止並糾正了“左”的錯誤。

　　1977年，“兩個凡是”的觀點提出后，尚未恢復職務的鄧小平就旗幟鮮明提出反對意見。4月10日，他致信黨中央，指出必須用“准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來指導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當有關方面希望他改變提法時，鄧小平明確表示：“兩個凡是”不行！5月，鄧小平在同王震等談話時，一針見血地指出“兩個凡是”不符合馬克思主義，“一個人講的每句話都對，一個人絕對正確，沒有這回事。馬克思、恩格斯沒有說過‘凡是’，列寧、斯大林沒有說過‘凡是’，毛澤東同志自己也沒有說過‘凡是’”。隨后，聶榮臻、徐向前、陳雲、張鼎丞等老一輩革命家紛紛響應鄧小平的主張，強調要用科學的態度對待毛澤東思想。此后，真理標准問題大討論迅速在全黨全社會展開，帶領全黨沖破精神枷鎖，到十一屆三中全會徹底否定“兩個凡是”的錯誤路線，重新確立了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

　　（摘編自《秘書工作》2022年第4期 劉慧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