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軍事斗爭中的妥協智慧

　　“斗爭”是毛澤東鮮明的性格特征。毛澤東一生崇尚斗爭、善於斗爭，憑借高超的斗爭本領、頑強的斗爭精神，帶領黨和人民軍隊實現了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毛澤東十分注重斗爭策略，既善於斗爭，又善於妥協，根據中國革命形勢和武裝斗爭具體實際，正確組織發起攻勢並作出有原則的讓步，做到有理有利有節，把妥協智慧運用得出神入化、發揮得淋漓盡致，使共產黨保存了實力、積蓄了力量、得到了發展、贏得了主動，中國革命不斷由勝利走向勝利。

　　到敵人統治力量薄弱的農村去發展。大革命失敗后，共產黨深刻總結教訓，提出必須組建革命武裝，與國民黨反動派作堅決的斗爭，拉開了武裝反抗的序幕，發動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廣州起義等上百次武裝斗爭。由於當時對中國革命斗爭特點規律認識不夠，武裝斗爭主要在敵我力量懸殊的大城市發起，所以均以失敗告終。秋收起義受挫后，毛澤東科學地分析了敵強我弱和工農革命軍面臨的嚴峻形勢，主張放棄攻打大城市，轉戰至敵人統治力量薄弱的農村地區。他打了一個比喻：我們現在只是一顆小石子，是不可能打破國民黨這口大水缸的，隻有我們上山了，積蓄力量，把小石子變成大石頭，將來我們才有實力打破那口大水缸。此后，毛澤東帶領部隊在井岡山深入發動群眾、實行土地革命、開展游擊戰爭，創建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點燃了工農武裝割據的星星之火。在認真總結探索的基礎上，他撰寫了《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深刻剖析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系統闡述了農村包圍城市革命道路的理論，為奪取全國勝利指明了方向。面對敵強我弱的態勢，為了保存革命力量，毛澤東採取妥協的策略，到敵人統治力量薄弱的農村去發展，從而成功找到了一條符合我國國情的革命道路。

　　以戰略退卻換取戰役戰術主動。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為粉碎敵人的“圍剿”，毛澤東結合敵強我弱的現實情況，指出我們不能犯拼命主義和逃跑主義的錯誤，而要實施誘敵深入的方針。戰略上退卻，戰術上進攻，這是變戰略被動為戰役戰術的主動﹔敵人進攻，紅軍退卻，變外線為內線，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擊破敵人，這是內線中的進攻戰。中央紅軍在毛澤東等指揮下以妥協的智慧和積極防御的戰略思想，取得第一次至第四次反“圍剿”的勝利。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后，中央紅軍被迫撤出中央革命根據地，開始戰略轉移。湘江戰役紅軍損失十分慘重，面對國民黨幾十萬大軍的圍追堵截，毛澤東始終堅持以戰略退卻贏取戰役戰術主動，避開敵軍主力，直逼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指揮千軍萬馬四渡赤水河，上演了人類戰爭史上精彩絕倫的一幕，把蔣介石及其“追剿”紅軍的部隊搞得暈頭轉向，拖得潰不成軍。中央紅軍則跳出了敵軍重重包圍，將其遠遠甩到身后，取得了紅軍戰略轉移的決定性勝利。四渡赤水的勝利，是毛澤東巧妙嫻熟運用斗爭和妥協辯証關系的得意之筆。

　　隻要蔣介石同意改編紅軍，就是我們的一大勝利。西安事變爆發后，在共產黨努力調解下，蔣介石接受了聯共抗日條件，國共開啟了第二次談判。在談判中，毛澤東顧全大局，對國民黨作出很大讓步，以實現國共合作、共同抗戰。尤其在紅軍編制上，由原計劃編為4個軍縮減為4個師六七萬人。然而國民黨仍不滿意，提出無理要求。當談判陷入僵局時，毛澤東要求談判代表團採取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深刻指出，隻要蔣介石同意改編紅軍，就是我們的一大勝利。於是，共產黨再次讓步將紅軍縮編為3個師共計4.5萬人，並取消紅軍名義，服從國民黨中央的統一指揮。盧溝橋事變爆發后，為聯蔣抗日、共赴國難，共產黨鄭重聲明：取消“工農革命政府”的稱號，紅軍正式更名為“國民革命軍”。此外，為了壯大抗日統一戰線隊伍，聯合地主階級起來抗日，中央主動將沒收地主土地政策改為減租降息政策。正是共產黨的一再讓步，才促成國共第二次合作形成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建立。

　　拿一個延安換一個全中國。1947年3月，胡宗南部隊對陝北發動進攻。在陝北戰場，能夠保護黨中央和延安的軍隊僅有3萬人左右。面對敵人優勢兵力三面圍攻和狂轟濫炸，毛澤東毅然決定主動撤離，放棄延安。眾人不解，毛澤東向大家解釋道：如果一個人背著很重的包袱，包袱裡裝滿了財寶，可是路上卻不幸遇到攔路搶劫的強盜，面對這種情況，他該如何是好？如果背著沉重的包袱跟強盜打，一定打不贏，那財寶跟命就都沒了。倘若他暫時放下包袱，輕裝上陣的話，就能全力以赴的跟強盜對抗，戰勝強盜后，包袱自然也就保住了。他還說，我們放棄延安只是暫時的，並不損害戰爭勝利大局，今天放棄延安，將來要拿一個延安換全中國。3月18日，在轟隆的槍炮聲中，毛澤東批閱完手頭的文件，率中央撤離延安。第二天，胡宗南的部隊佔領延安。為了拖住敵軍，黨中央帶領西北地區部隊採用蘑菇戰術，在陝北不斷地與敵人周旋，充分調動之后集中優勢兵力加以殲滅，從而使敵方不得不從戰略進攻轉入戰略防御，為我黨發起戰略反攻打下堅實基礎，成為毛澤東妥協智慧的光輝寫照。

　　以革命的兩手反對反革命的兩手。抗戰勝利后，階級矛盾成為國內主要矛盾。蔣介石迫於國內外強烈呼吁和平的輿論壓力，加之其內戰攤子尚未支好，開始預謀以“和平”方式“統一”中國，極力邀請毛澤東赴重慶進行談判，但背地裡早已調兵遣將枕戈待命，隨時准備發動戰爭。在這關鍵時刻，毛澤東發表《抗日戰爭勝利后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的講演，揭露國民黨反動派的階級本性，提出針鋒相對、寸土必爭，以革命的兩手反對反革命的兩手，以談對談、以打對打、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戰略方針。毛澤東兩手對兩手的斗爭策略為中國革命往何處去指明了方向。在重慶談判中，中共中央決定既要爭取和平民主，還要准備自衛戰爭，把工作的基點放在“打”上。毛澤東明確指出：人家打來了，我們就打。不給敢於進攻解放區的反動派很大的打擊，和平是不會來的。按照毛澤東這一思想，劉伯承、鄧小平指揮部隊在山西上黨地區殲滅來犯之敵，消息傳到重慶，國民黨主動挑起內戰的陰謀就此敗露，這使我黨在談判中佔據了主動，成功促成“雙十協定”順利簽訂。兩手對兩手的策略讓國民黨的陰謀破產，國民黨的反動政權最終被徹底推翻，體現了斗爭和妥協思想的豐富內涵和實踐威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