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革命的一支鐵軍”

　　在北京的八寶山革命公墓，有一座刻有“中國人民之友”的特殊墓碑，墓碑的主人是美國杰出的共產主義者、戰地記者和社會活動家——史沫特萊女士。周恩來曾評價她說：“這位偉大的美國人，在專心寫出更多更好的革命回憶錄和革命傳記文學作品方面，作出了卓越的成績，這些作品對中國革命的歷史是一個寶貴的貢獻。”從1929年以《法蘭克福日報》記者的身份來到中國，史沫特萊將自己的后半生奉獻給了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她曾說：“我一直忘掉了我並不是一個中國人！”

　　史沫特萊剛來中國時，正值白色恐怖籠罩全國，國民黨反動派瘋狂搜捕和屠殺共產黨人。為了“搬走封鎖中國的大山”，向世界傳播中國革命的真相，1933年，她撰寫了《中國紅軍在前進》一書，史沫特萊也因此成為第一個將中央蘇區的革命狀況傳遞到國外的記者。《中國紅軍在前進》描繪了1928年至1931年間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創建工農紅軍，決心同國民黨反動派戰斗到底的歷程。史沫特萊預言紅軍“不僅是中國的希望，也是亞洲的希望，全世界被壓迫國家的希望”。

　　紅軍是一支人民的軍隊

　　紅軍來自群眾。共產黨領導的紅軍對工人和農民具有天然的吸引力，紅軍所到之處，都有大批工農群眾選擇加入，在轉戰中不斷發展壯大。正如書中所言：“紅軍的鐵流向前洶涌推進，它一面作戰一面組織武裝群眾。”國民黨對中央蘇區發起“圍剿”后，紅軍的“一切武裝部隊和能找到武器的農民結成一條牢固的戰線去同敵軍作戰”，紅軍被迫轉移以后也有大批群眾參軍。對此，史沫特萊評價：“水有源，樹有根，紅軍來自群眾，它永遠是一支人民的軍隊。”

　　紅軍為群眾謀利益。蘇區人民逐漸發覺紅軍與國民黨軍隊截然不同，他們認為國民黨軍隊“像蝗虫一樣吃光一切、燒殺搶劫把壯丁抓走”，而像紅軍一樣“保護窮人，幫窮人打仗，為工農謀幸福”的軍隊他們從來沒見過。每逢農忙時節，“紅軍戰士同農民一起勞動，他們組成突擊隊，下地生產插秧種田”。1931年召開的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規定：“蘇維埃政權是屬於工人農民，紅色戰士，及一切勞苦民眾的。在蘇維埃政權下，所有工人農民紅色戰士及勞苦民眾都有權選派代表掌握政權的管理。”說明了紅軍和群眾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

　　群眾擁護紅軍。當國民黨對中央蘇區的紅軍進行“圍剿”時，老百姓總是“與紅軍並肩作戰”。彭德懷率部隊攻佔長沙以后，國民黨伙同帝國主義勢力圍攻長沙，群眾用實際行動支持紅軍，“數以千計的老百姓把石頭推入湘江，以為推石塞流可以阻攔外國軍艦開到長沙城下”。在國民黨發起第二次“圍剿”，紅軍被迫轉戰蘇區時，“群眾不分晝夜供應茶飯”，“他們睡覺的時候，老鄉們就近為他們站崗放哨擔任警戒”。國民黨的士兵感嘆：“一路上老百姓把我們當瘟神嚇得飛跑，可是他們不怕紅軍。”

　　紅軍是一支革命的軍隊

　　紅軍的革命目標是解放全中國。國民黨的反動統治決定了其對中央蘇區發動的戰爭是反革命戰爭。正如書中所說：“國民黨同封建地主資本家、大小軍閥、帝國主義各國聯合起來對中國革命的工農進行三位一體、互相勾結的反革命戰爭。”國民黨對侵略中國的帝國主義勢力“伸出奴才巴結討好的手”，對中國人民則“亮出劊子手和鮮血淋淋的劍”，發動幾十萬大軍連續對中央蘇區進行“圍剿”。在此形勢下，隻有通過革命戰爭才能打破國民黨的“圍剿”，也“隻有革命戰爭才能解放全中國”。

　　進行土地革命，建立工農兵政府。紅軍一奪取寧岡便立即通過了一條決議，發動群眾進行土地革命，“提出無償沒收一切地主寺廟、宗族的所有土地，分配給勞苦農民的口號”。通過土地革命實現“土地歸農民，耕者有其田”。紅軍剛上井岡山時，王佐部隊有一個士兵發問：“我們為什麼打仗？”紅軍答道：“我們打仗是要建立一個工農兵當家做主的政府，這個政府會是我們的，保護一切干革命工作和為革命打仗的人。”

　　不斷學習增強革命本領。井岡山會師后，成立政治學習班，學習活動由政治部統一安排，“紅軍在一個地方停留三天以上就必須堅持每天兩小時的政治學習，這已成定律”。毛澤東、朱德等領導人經常去給戰士們上課。不打仗的時候，軍隊會發起掃盲運動，“每個連有初級識字班，規定每人每天識五到十個字”。通過學習，打通了戰士們的思想關，增強了階級覺悟，明白了紅軍為什麼革命及怎樣革命的問題。

　　紅軍是一支有信仰的軍隊

　　紅軍不怕犧牲。在紅軍士兵的心裡，“干革命就有犧牲，需要赴湯蹈火，視死如歸，英勇作戰”，隨時准備為人民獻身。在戰場上，他們奮勇抗敵，即使子彈耗盡了也毫無懼色，“手裡緊緊握著梭標、大刀和刺刀”，發出革命的怒吼向敵人猛扑。對待紅軍，“國民黨部隊談虎色變，怕得要死”，一提到紅軍就說“紅軍是不知道怕死的”。

　　紅軍意志堅強。紅軍戰士身經百戰，他們有著鋼鐵般的意志，在戰場上決不屈服。即使倒下了，他們“仍然抓住奪到手裡的槍支不放”。在黃洋界保衛戰中，紅軍同敵人浴血奮戰，拼到最后，他們相互鼓勵，堅信“敵人打不垮我們”。在大柏地戰斗中，戰士們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還在唱《國際歌》。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國民黨軍隊沒有階級覺悟，被迫打仗，沒有打仗的堅強意志”。

　　紅軍信仰堅定。毛澤東、朱德上了井岡山后，國民黨曾派人對他們進行策反，許諾高官厚祿。毛澤東堅定地回答：“我們指揮紅軍的都是革命的公仆，我們戰斗為的是解放工農。”1928年，彭德懷領導平江起義，當時的紅軍正處於封鎖挨餓、圍困防守、極端困難的時候，而彭德懷堅定地說：“我們是為勞苦大眾而奮斗，為工人階級而戰。”

　　史沫特萊筆下的蘇區紅軍是“中國革命的一支鐵軍”，這支軍隊為了人民、為了革命、為了信仰浴血奮戰，突出重圍，打破了國民黨反動派試圖剿滅紅軍的險惡用心，為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軍隊保留了革命火種，注入了紅色基因。后來，這支軍隊不斷發展壯大，取得革命戰爭的節節勝利，為黨和人民建立了偉大的歷史功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