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蘇區的創建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建立

贛閩粵原中央蘇區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由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領導創建，是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全國最大的革命根據地，是全國蘇維埃運動中心區域。

中央蘇區以江西瑞金為中心，主要包括贛南和閩西兩個農村革命根據地。1929年1月4日至7日，中共井岡山前敵委員會在江西省寧岡縣柏露村召開邊界聯席會議，決定由毛澤東、朱德率領紅四軍主力離開井岡山向贛南、閩西進軍。他們以當地黨組織領導的原游擊區斗爭為基礎，廣泛發動群眾，深入開展土地革命，建立各級蘇維埃政權，不斷擴大革命根據地。勝利形勢的迅速發展給予其他蘇區斗爭以引領鼓舞，得到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視。

1930年9月24日在上海舉行的中共六屆三中全會擴大會議上，周恩來講到建立蘇維埃根據地和設立臨時革命政府的重要性時就說：以前“中央有過於機械的設想，以為中央政府一定要設在武漢，至少也要在長沙、南昌，而沒有注意集中無產階級領導的問題、統一指揮問題、統一法令與實現這一法令問題，殊不知這樣是可以更興奮蘇維埃區域的群眾，可以更影響全國的工農群眾，這是建立臨時中央政府主要的作用”。會議決定“中央政治局立即在蘇維埃區域建立中央局”，“以統一各蘇區之黨的領導”。毛澤東、朱德領導下的贛南閩西根據地當時已成為全國力量最強、影響最大的革命根據地，自然成為設立中共中央蘇區局和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的首選地。正是在此背景下，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於1931年11月在瑞金召開，宣告成立以毛澤東為主席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以瑞金為首府。這塊革命根據地就被習慣性稱作“中央革命根據地”或“中央蘇區”了。

1933年1月，中共臨時中央從上海遷至瑞金，與中共蘇區中央局合並組建新的中共中央局，中央蘇區進而成為中共中央所在地和全國革命的中心。1933年春，紅軍取得第四次反“圍剿”勝利后，中央蘇區發展達到鼎盛時期。其轄界包括今江西省的瑞金、會昌、雩都（即“於都”）、安遠、信豐、尋鄔（即“尋烏”）、興國、寧都、廣昌、石城、黎川，福建省的建寧、泰寧、寧化、清流、龍岩、長汀、連城、上杭、永定、歸化等贛南、閩西廣大地區，人口約300萬。而在中央蘇區的外圍，還有環繞它開辟的游擊區、半游擊區，基本區面積約6萬平方公裡。在中央蘇區存在和發展期間，曾先后建立中共江西、福建、粵贛、閩贛和贛南等5個省委及相應的省級蘇維埃政府和軍區。中央紅軍（即“紅一方面軍”）連同地方紅軍共8萬余人，第五次反“圍剿”期間擴充至約10萬人，另有赤衛隊、赤少隊等群眾武裝約20萬人。

國民黨反動派對紅軍和蘇區的發展壯大十分恐懼，不斷調集重兵對各蘇區和紅軍進行“圍剿”作戰。自1930年11月開始至1934年10月，其最主要的戰爭行動都是針對中央蘇區和中央紅軍，先后進行了五次“圍剿”作戰。在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領導下，中央紅軍根據敵強我弱的具體形勢，堅持“誘敵深入”和靈活機動的打法，先后取得了前四次反“圍剿”作戰的勝利。其后，蔣介石集團不顧日本侵略軍大舉入侵華北，中華民族面臨更加嚴重的生存危機，繼續推行其“攘外必先安內”的既定方針，調集100萬大軍開啟第五次“圍剿”作戰，其中50萬大軍專門調集“進剿”中央蘇區。盡管這種“圍剿”規模是空前的，但如第五次反“圍剿”作戰能繼續制定靈活恰當的戰略方針，仍有可能取得勝利。但此時中共黨內受王明、博古（秦邦憲）“左”傾路線的錯誤指導，中央蘇區的軍事指揮權又被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李德掌控，提出“御敵於國門之外”的錯誤方針，使這次反“圍剿”作戰始終處於被動，以致在紅軍遭到嚴重削弱、中央蘇區大部喪失的情況下，被迫進行長征。

在大革命失敗、土地革命戰爭興起的歷史背景下，中央蘇區的創建和發展壯大，如同飄揚在南部中國崇山峻嶺間的巨大鮮紅旗幟，宣示和鼓舞著中國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為革命而不懈奮斗的偉大精神。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央蘇區特別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如同新中國的雛形，中國共產黨首先和主要在這裡的局部執政，為后來延安時期和新中國成立后領導各方面建設，積累了寶貴的歷史經驗，留下了光榮的歷史傳統。

中央蘇區的政權建設有力証明了“蘇維埃制度優勝於歷史上一切政治制度”。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制定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明確政權的性質是“工人和農民的民主專政的國家”。毛澤東非常重視各級蘇維埃政權的建設。1933年11月，他率領中央政府檢查團先后到江西省興國縣長岡鄉、福建省上杭縣才溪鄉實地調查，總結典型經驗，隨后寫出了《長岡鄉調查》和《才溪鄉調查》兩篇調查報告。報告指出，工作任務提出以后，“問題是怎樣動員群眾去完全地實際地實行這些任務與計劃”，“反對官僚主義的最有效方法，就是拿活的榜樣給他們看”，“鄉的中心在村，故村的組織與領導成為極應注意的問題”。這都對我黨后來領導基層人民政權建設具有長期和重要指導意義。

中央蘇區的經濟建設留下了艱苦奮斗、自力更生的寶貴經驗和優良傳統。中央蘇區雖大體存在隻有不到6年時間，又幾乎一直面臨著嚴峻的反“圍剿”作戰任務，但經濟建設也始終是關系到中央蘇區生死存亡的大問題。為廣泛動員群眾開展大規模的經濟建設運動，全面部署中央蘇區的經濟建設工作，臨時中央政府先后召開兩次大會，要求各級政府抓緊對經濟工作的領導，消除認為戰爭忙“沒有閑工夫去做經濟建設工作”、要等戰爭勝利了“才能進行經濟建設”等各種錯誤認識，強調對經濟工作在領導方式上要群眾化，反對官僚主義﹔在工作方法上要和群眾商量辦事，反對命令主義。1934年1月舉行的中華蘇維埃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還規定：“現在我們的國民經濟，是由國營事業、合作社事業和私人事業這三方面組成的”，“我們對於私人經濟，隻要不出於政府法律范圍之外，不但不加阻止，而且加以提倡和獎勵”，“合作社經濟和國營經濟配合起來，經過長期的發展，將成為經濟方面的巨大力量，將對私人經濟逐漸佔優勢並取得領導的地位”。這些經濟建設的方針、政策和舉措，在實際上逐步形成了一種根本不同於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新民主主義經濟的雛形，為后來新民主主義經濟思想的形成、實踐和新中國的社會主義改造提供了重要的經驗和啟發。

中央蘇區開創了系統的宣傳教育事業。當時在中央蘇區出版發行的報刊超過100種，臨時中央政府機關報《紅色中華》發行量曾達4萬份，“戰士的良友”《紅星》報曾達1.73萬份。《斗爭》報、《黨的建設》《蘇維埃文化》等影響也都比較大。革命和大眾文藝事業蓬勃發展，美國記者斯諾曾贊嘆說：“在共產主義運動中，沒有比紅軍劇社更有力的宣傳武器了，也沒有更巧妙的武器了。”中央蘇區在非常困難的戰爭環境和經濟條件下，建立了服務於戰爭、結合生產、適應群眾需要的新的教育制度，包括針對兒童的免費的義務教育（如“列寧小學”）和針對成人的社會教育（包括業余學校、“識字班”等）。國民黨一個高級將領談及蘇區教育時不禁感嘆：“其教育問題，則頗堪吾人注意”，其成績“已至是驚人”。

中央蘇區為我們留下了“蘇區干部好作風”優良傳統和寶貴精神財富。中央蘇區時期，我黨開始有組織、規模性地建立干部教育體系。1933年3月，新合並成立的中共中央局建立了馬克思共產主義大學，承擔著中央局黨校的功能，任弼時、張聞天、李維漢先后擔任過校長。其中還成立了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是我黨歷史上第一個專門和系統組織各級干部進行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習和研究的學會。中央蘇區高度重視干部作風建設。毛澤東在中華蘇維埃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報告中指出：“必須反對貪污浪費現象，因為這種現象不但是蘇維埃財政經濟的損失，並且足以腐化蘇維埃工作人員，使他們對於工作失去熱忱與振奮精神的元素。”在中央蘇區，黨組織和紅軍內設有黨務委員會，負責執行黨的紀律。從臨時中央政府到區政府都設立工農檢察部（后改稱“檢察委員會”）、設立巡視員和工農通訊員、組織臨時檢舉委員會。中央蘇區的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是中國共產黨人堅持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初心使命的真實寫照。

〔作者單位：中國石油大學（北京）馬克思主義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