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艷艷：准確把握中共百年黨史中的三個歷史決議

在黨的百年奮斗歷程中，黨內規范性文件體系中已出現三個以“歷史決議”命名的文件：第一個是1945年4月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第二個是1981年6月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第三個則是日前十九屆六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三個歷史決議都彰顯著銘記歷史、啟迪未來的深遠戰略考量。

歷史視域中的歷史決議

我們黨歷來高度注重總結歷史經驗。1945年，在抗日戰爭勝利前夕、中華民族由衰敗走向復興的重大轉折點上﹔1981年，在改革開放大潮初起、決定當代中國前途命運的歷史轉折時期，我們黨先后制定兩個歷史決議，都對推動黨和人民事業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1945年的《歷史決議》，從政治、思想、組織和軍事各層面高度評價了毛澤東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解決中國革命問題的杰出貢獻，為黨的七大確立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做好了准備。

1981年的《歷史決議》，既重點糾正指導思想上“左”的傾向，也對右的傾向發出了警告，標志著黨在指導思想上的撥亂反正勝利完成，對於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的發展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

立於百年華誕的歷史坐標，在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的起步之年，中國共產黨制定了第三個歷史決議。它同前兩個歷史決議一脈相承，又獨具特質。

三個歷史決議的共通性

其一，三個歷史決議在黨的歷史和中華民族歷史上都具有裡程碑意義。三者都誕生於黨和民族重要歷史關頭，都注重以史為鑒、開創未來，是建黨以來最為重要、權威的歷史文獻，起到了全面總結黨的歷史經驗、統一全黨思想、對未來發展提供指導理論等一系列重大作用。

其二，三個歷史決議貫穿並構成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歷史進程的關鍵節點。1945年《歷史決議》加強了中共全黨的團結，有力支撐了解放戰爭勝利、新中國的建立，帶領中國人民“站起來”。1981年《歷史決議》標志著撥亂反正任務勝利完成，中國進入“富起來”的快車道。第三個《歷史決議》則是中國進入“強起來”新時代之后又一集結號與動員令，它與前兩個歷史決議一同貫穿中華民族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三次歷史性飛躍。

其三，三個歷史決議都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綱領性文獻。1945年《歷史決議》第一次從黨的指導思想的高度確立“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思想原則，為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次歷史性飛躍創設了重要基礎。1981年《歷史決議》發展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第二次歷史性飛躍創設了條件。第三個歷史決議突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這個重點，從黨的指導思想的高度將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概述為“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二十一世紀馬克思主義”與“中華文化和中國精神的時代精華”，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新的飛躍。

第三個歷史決議的獨特性

其一，從時間維度來看，前兩個歷史決議是分別站在階段性的時間節點上做出的﹔第三個歷史決議貫穿百年，涵蓋了前兩個歷史決議的時間階段，具有更全局的視野和更宏觀的角度。它是我們黨第一個百年征程的裡程碑和第二個百年征程的動員令，為把全黨意志更加凝聚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旗幟下，更加緊密團結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為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嶄新篇章發揮重要作用。

其二，從認知維度看，前兩個歷史決議的主題詞是“歷史問題”，既總結成功經驗，又強調從歷史教訓中汲取智慧，目的是廓清迷霧、正本清源﹔第三個歷史決議主要是為了全面總結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這是因為，從建黨到改革開放之初，黨的歷史上的重大是非問題，前兩個歷史決議基本都已解決。

其三，從思想溯源維度看，第三個歷史決議不僅體現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的結合，同時也體現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結合。它首次提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中華文化和中國精神的時代精華”，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新的飛躍注入了中華民族5000多年漫長奮斗積累的文化養分，是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進行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的典范。

（作者系湖南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湖南師范大學基地特約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