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群眾做實事是習近平始終不渝的信念”

採訪對象：陶海粟，1969年從北京清華附中到陝西省延川縣段家圪塔大隊插隊，1971年被招聘為干部，曾先后任縣團委書記和公社書記。1978年2月考入北京大學，畢業后曾在中央書記處研究室工作。現為摩科瑞能源集團亞洲區執行董事兼中國公司董事。

採 訪 組：本報記者 邱 然 黃 珊 陳 思 等

採訪日期：2017年2月8日

採訪地點：中央黨校電視台演播室

採訪組：您是在延川縣插隊的北京知青，請問您和習近平是什麼時候相識的？

陶海粟：我是1971年從插隊的村裡被招聘為縣上干部的。記得是1972年，我作為縣上派駐文安驛公社上文安驛大隊的工作隊隊員，參加了八九個月的路線教育工作。其間，聽人說這個公社梁家河大隊的北京知青裡，有習仲勛的兒子，還有雷英夫的兩個兒子，表現都不錯。這引起我的興趣，因為他們的父輩都是傳奇式的人物，我挺想結識一下他們的。

雖然當時他們都頂著“黑幫子弟”的帽子，但我不在乎，因為我根本不相信習仲勛和雷英夫這樣的人會是“反黨分子”。上山下鄉前，清華附中和清華大學都處於“文化大革命”的漩渦中心，今天打倒這個，明天打倒那個，“城頭變幻大王旗”的事見得太多了。有一次我們參加在工人體育場舉行的批判大會，江青在台上講話時惡狠狠地說：“余秋裡是賀龍的人”，當時賀龍已經因為“反黨”被打倒，而那天余秋裡就坐在離江青隔幾個座位的主席台上（余當時是參與中央領導工作的）。這讓我哭笑不得，覺得他們動輒給人戴帽子簡直像兒戲一樣，所以我對他們那些“反黨”帽子也就不當回事了。

有一天我抽出時間，自己到梁家河登門拜訪了他們。在梁家河村一間黑咕隆咚的破窯洞裡，他們三個正好都在。當時，梁家河的十幾個知青，大部分都已經當兵或招工走了，另有幾個沒走的也待在北京不來，隻有習近平和雷氏兄弟還在村裡。我進了窯洞，第一眼就看見炕上、窗台上、箱子上，到處都堆著一摞一摞的書。聊天過程中，我隨手拿起一摞書最上面的一本《共產黨宣言》打開翻了翻，隻見裡面幾乎每頁邊空上都密密麻麻地用娟秀的字體寫著批注，扉頁上有“雷英夫”的簽名。當時我暗自稱奇，心想“共產黨的干部裡還有這麼認真讀書的？！”有這樣的干部，他們孩子們的窯洞裡到處堆著書自有其道理了。

採訪組：當時他們給您的印象是什麼？

陶海粟：他們三個人給我的最初印象是都很誠懇實在。習近平當時隻有十八歲，比雷氏兄弟倆分別小四歲和兩歲，但他看起來很穩重，講起話來有自己的定見，不輕易附和別人，又不咋呼張揚。我認識近平的時候，他已經走出了剛下鄉時曾有過的一段迷茫徘徊階段，心態比較穩定了。

從那以后，盡管交通和電話都很不方便，我和他們還是盡可能保持著聯系。有機會時，我會到梁家河看他們，他們到縣裡辦事，也會到我的辦公室來看我。那時業余生活非常貧乏，我和他們幾個在一起，基本就是海闊天空地聊天。我記得聊得比較多的話題有這麼幾個：一是聽他們講他們父輩的故事。例如有一次，習近平對我們講起解放初期他父親在西北地區處理少數民族問題的故事。他父親當時力克“左”的傾向，反對照搬內地的經驗，對西北少數民族上層人物採取了實力和安撫相結合的政策，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被毛澤東贊為比諸葛亮七擒孟獲還高明。這類故事，由於他父親當時的處境，社會上是根本聽不到的，所以我聽起來覺得很新鮮。習近平在講起這些的時候，我可以感受到他對父親深深的愛戴之情。

二是交流互換“小道消息”。我們幾個人都對政治有著濃厚興趣，而當時國家的政治生活極不正常，報刊廣播上宣傳的東西人們普遍不感興趣，“小道消息”成了人們獲取真實信息的重要渠道。由於他們幾個的家庭背景和社會關系，他們的“小道消息”資源比我要豐富得多，所以在這方面我是聽多講少。那時的“小道消息”中，議論江青、譏諷“四人幫”的很多。他們幾個對國家當時的政治現狀是不滿意的，雖然由於家庭的關系，我認識他們的時候，他們還都入不了黨，但我多次聽他們表達了這樣的意思：不能光停留於議論抱怨，要爭取入黨，在黨內發揮驅濁除弊、改造時勢的積極作用。

三是交流各自讀的雜書的心得。這方面的很多細節記不清了，但記得有一次我們談到都在讀的《世界通史》時，議論到歐洲中世紀的歷史人物，雷平生眉飛色舞地大談“錘子阿炳”這個人物，那個場景至今記憶猶新。還有一次，我們談到中外一些歷史人物在困境中個人奮斗的故事，分別后習近平還專門給我寫了一封信，繼續談論這個題目，並在信中引用了《詩經》中的句子：“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我覺得，那個時候我之所以願意接近他們，並保持了長久的相互信任和友誼，是因為我們存在一些共同點，有很多共同語言。

第一個共同點是，比起北京，陝北農村給我們提供了政治上相對寬鬆、能夠發揮個人潛力的天地。說實話，我們幾個誰也不是懷抱“防修反修”、把自己鍛煉成紅色接班人的崇高理想去農村插隊的，而是身不由己，沒有其他路可走。習近平和雷氏兄弟的父輩都是黨內殘酷斗爭的犧牲品，當時都被關在監獄裡。去延川之前，習近平已確定要被送到少管所，只是因為當時少管所人滿為患，讓他先等著﹔雷榕生當時正在“黑幫子弟學習班”裡關著，喪失了人身自由。對他們的家庭和他們自己來說，北京的環境可以說是“風刀霜劍嚴相逼”，去陝北實際上是某種程度的解脫。我在北京時的境況沒有他們那麼艱難，當時我父親是軍事院校的教員，但不是黨員，祖輩又是地主，所以也受到了各種各樣的冷遇，心情不愉快。上山下鄉前，有一個招兵機會，我想報名參軍，當時駐我們班的工宣隊的人當著好多同學的面挖苦我：“還想參軍呢？也不看看自己什麼出身！”另外還有十幾個北京工廠的招工名額，但都被出身好的同學佔據了，我們班的干部子弟沒有一個下鄉插隊的。所以給我留下的唯一道路就是去農村了。到了陝北以后，我們都感受到，那些解放三十多年了仍然稱自己為“受苦人”的淳朴的陝北老百姓，卻對我們張開了臂膀，敞開了心扉。在他們眼裡，評價一個知青，干活好壞遠比出身好壞更重要。而且經濟文化極端落后，任何一點兒簡單的知識，比如知道氮磷鉀的區別，都能派上用場。因此，雖然在那裡過著近乎原始的艱苦生活，可我們卻感覺來到了一個新鮮的、前景上有著更多可能性的天地。

第二個共同點是，我們都不甘於平淡生活，覺得人活一世，總要干點兒什麼，做一番事業。這種想法，當然和那時革命英雄主義的教育和熏陶不無關系，但更是由於讀書學習，向往歷史上那些建功立業的人物的多彩人生，對中國傳統文化中士人們那些“修齊治平”“先憂后樂”精神的認同。

第三個共同點是，我們有這樣一個共識，就是：志當存高遠，但要從身邊的小事做起。“一屋不掃何以掃天下？”當時很現實的一個問題是上大學。我們幾個都沒有完成中學的學業，因此都夢寐以求地希望能上大學，用現代知識充實自己的精神和頭腦。上大學這件事，當時是超出我們自己的掌控的。1972年時曾有大學來招生，當時雖然名義上實行群眾推薦制，但梁家河有一個知青被招走了，村裡領導和習近平他們卻根本不知情，直到那個知青臨走才知道。后來才聽說，那個知青的父親是北京教育系統的一名負責人，那次給梁家河的招生名額是“戴帽下達”的。我也是幾次申請上大學，但因為當了干部，縣裡不放。對這個事情，我們的態度是：我們內心深處都是想走的，並沒有把“扎根農村一輩子”當作挂在嘴上的口號﹔如果因為各種客觀原因走不了，也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也不應該消沉應付，而是應該把身邊的事情盡量做好。基於這樣的想法，他們幾個先后上大學前，都在隊裡踏踏實實干活、工作，都入了黨。雷榕生做了大隊的團支部書記，雷平生做了大隊革委會副主任，習近平做了大隊的黨支部書記。

採訪組：您為什麼推薦習近平到趙家河搞社教工作？

陶海粟：其實選調習近平去趙家河搞社教工作，已經不是我第一次推薦他當干部了。1973年初，我是團縣委副書記，當時縣團委需要補充干部，我就向團縣委書記劉雲清推薦過習近平。劉雲清說：“可不敢！（陝北方言，意為“可不能這樣做！”）你是個地主，我是個上中農，你再弄個黑幫子弟來，那還了得！”這裡要說明一下，當時農村很講階級成分，每個人的“成分”都是由過去土改時劃定的家庭成分沿襲下來的，所以即便父輩沒有務過農，但祖輩的成分就是我們自己的成分。延川縣委能用我這樣成分的人當縣團委副書記，已經是很有魄力了，如果縣團委干部的家庭成分全都不好，在當時政治環境中確實不好辦，所以我對我們書記的顧慮也很理解。

1973年下半年，我當了縣團委書記。幾個月之后，延川縣委開始醞釀籌備，計劃繼1972年對部分大隊進行社會主義路線教育活動之后，在來年開展第二批活動，抽調縣社干部組成工作隊，在縣委統一指揮下，到另一批大隊去蹲點整頓。當時的馮家坪公社趙家河大隊，是縣委安排的第二批預定進駐的大隊之一。因為趙家河原來就是我們縣團委蹲點的大隊，所以縣裡讓我們組成一個工作隊進駐趙家河。我被任命為隊長，還需要一個隊員，這個隊員可以是脫產干部，也可以是不脫產干部。這時我又想到了習近平，就和他商量，由我們兩個組成一個工作隊，進駐趙家河大隊開展工作。習近平說：“我還是團員，不是黨員。”我跟他說：“沒關系，縣上並沒要求每個工作隊員都是黨員。”他又很實在地說：“我之前沒有這方面的工作經驗。”我說：“沒問題，我是隊長，出了什麼問題自然由我負責。你放手干就是，干得好算你的，干不好算我的。”

我當時之所以推薦他有兩個因素。第一是從工作方面考慮，我們需要得力的人手把分配給縣團委的整頓大隊工作搞得好一些，我了解習近平的為人和見識，相信他能勝任。第二是從他個人方面考慮，我非常想給他創造一個“錐處囊中”的機會。因為創造條件使他發揮才干，才能讓縣社干部更多了解他，以后被推薦上大學或是當干部，機會都會更大些。

到趙家河搞社教的事情定下來以后，經過縣上和公社必要的會議和培訓，1974年春節過后，各個工作隊就開始進駐各自的大隊了。我當時因為縣上還有些工作脫不開身，習近平就隻身先去了趙家河，那個時候他是二十歲。我過了幾天才去。

採訪組：從您的角度來看，他在趙家河干得怎麼樣？

陶海粟：曹谷溪在他的訪談中已講過習近平在趙家河修廁所的故事，這確有其事。習近平曾說過知青在農村要過四關，我看廁所關可以作為第五關。趙家河大隊公窯外面的廁所，過去非常簡陋，又臟又臭，難有下腳之地。我比習近平晚幾天到趙家河，一到大隊部外就看見他正在修那個廁所。我當時還覺得有些慚愧，因為我之前經常來村裡住這孔公窯，卻從沒想到要把廁所修一下。

那天晚上，我和習近平就在大隊的公窯裡，召集隊裡的干部、社員開會。那是我頭一次聽到他以干部身份給群眾講話，他講得很有條理。雖然那個時代口號滿天飛，但他講得實實在在，沒有什麼虛頭巴腦的東西，特別是還講著一口比我地道的陝北話，使我感到他挺善於跟群眾溝通的。那個時候，我就覺得他在這裡整隊，我是可以完全放心的。因為我還有全縣團的工作要招呼，所以不能天天在村裡，隻能過一段時間來一次。就這樣，趙家河大隊歷時七八個月的社教、整頓工作，實際上習近平承擔了主要部分，而且我在當年六月就被調到張家河公社去當黨委書記了，習近平獨自一人做完了其后的全部工作，直到收尾驗收（當然還是在縣委和馮家坪公社黨委的指導下，重大事情還是要公社批准的）。馮家坪公社對趙家河的整隊工作很滿意，結束后要留習近平在那裡繼續工作，但他插隊所在的文安驛公社不同意，把他要了回去，擔任了梁家河大隊的支部書記。

習近平在趙家河帶領群眾辦識字夜校、打壩以及他和群眾的密切關系等等，你們採訪的趙家河村民已經說得很多了，我就不再重復，這裡我想補充一下另一方面的事情。那時“文革”正處於“批林批孔”的高潮時期，當時所謂的“社會主義路線教育”，就是要以階級斗爭為綱，推行所謂的“大批促大干”“堵不住資本主義的路，就邁不開社會主義的步”。但我和習近平在趙家河期間，看來看去實在看不到什麼“階級敵人”，也看不到什麼“資本主義傾向”，所以包括我們共同工作期間和此后習近平獨立負責期間，我們沒有開過一次批判會，也沒有斗爭過任何人。當時農村各個地方通行的做法是，即便沒有明顯的“階級斗爭”跡象，但隻要某個時候需要營造斗爭氣氛了，就會把村裡地主富農成分的人拉出來揉搓一遍，這些人永遠是一些人搞“階級斗爭”的現成靶子。趙家河雖然也有過去的富農，但歲數都很大了，而且都是老老實實干活的人，我和習近平覺得無故欺負人家是沒有道理的，所以我們從來沒有找過他們的麻煩。

那一年，按上面的說法，最大的階級斗爭任務就是“批林批孔”。可是老百姓對那些“抑孔尊法”“抓現代大儒”之類的東西，說實話根本弄不明白，也不感興趣，他們最關心的還是多打糧食，吃飽肚子。幸虧當時還有另一句大口號是“抓革命，促生產”，所以我和習近平在隊裡的工作，對“批林批孔”之類的不過是支應一下，主要精力還是花在了“促生產”上。

我現在仍然記得一件事。有一次我和習近平，還有趙家河的干部及部分社員，到公社所在地參加一個全社規模的批判大會，鄰近一個生產大隊的社教工作隊送去的批判對象是幾個隊干部，他們的罪名是“不重視婦女工作”。大會上，他們幾個低著頭站在台上接受批判。當時我和習近平都感到很不理解，我們倆議論說，不重視婦女工作，充其量也只是人民內部矛盾，用得著採取這樣的辦法整人家嗎？我當時和習近平說：“我真想上台去把他們的批判會沖了！”習近平跟我說：“不要不要。”當然我也只是說說氣話而已。

習近平在趙家河期間還碰到過這麼一件事，差點兒把他自己搞成了階級斗爭的對象。那是他熟悉的一個文安驛公社干部有事到馮家坪公社來，見到了習近平。習近平托他回文安驛時把一封信捎給雷平生。沒想到這個干部私自拆了信，見到裡面有議論江青的內容，威脅要告發。這有可能引起非常嚴重的后果。因為在知青內部的圈子裡，議論譏諷江青其實是家常便飯，誰也不會當回事，但是地方上的干部對上層的斗爭沒有多少概念，也沒有接觸這方面信息的渠道，所以會把這種事當成反對“文革”、反對黨中央的了不得的大事來看待。后來通過共同朋友在中間做工作，給那個干部送了兩件在當時比較稀罕的軍大衣才算把事件平息了。這也算是習近平在年輕時代經歷的一次驚險的“淮陰之辱”吧。

習近平從趙家河回到梁家河時，雷氏兄弟都已經先后上大學走了，他成了村裡唯一的北京知青。但在支部書記的崗位上，他的生活更忙碌、更充實。1975年在梁家河開沼氣現場會時，我也隨各公社、大隊的負責人去參加了。看了他在村裡搞的沼氣，確實有模有樣。我根據自己的經驗知道，沼氣這個事是很難搞的，因為那時燃料稀缺，做沼氣所需要的秸稈之類大都被做飯取暖燒掉了﹔當地土質疏鬆，群眾又買不起水泥，滲漏問題也很難解決。在其它公社（包括我當書記的公社）推廣沼氣的阻力很大，大多是敷衍應付，虎頭蛇尾。而他們村裡辦的沼氣還真的把一些農戶家的燈點亮了。可見習近平在這上面付出了很多心血。

習近平對於他在趙家河整隊的這段經歷是很珍視的。我1992年去福州看他和2008年在北京見他時，都是先和他的秘書聊天等待，這兩任秘書都對我說，領導跟他們說起過，在延川趙家河參加整隊工作，是他走入政界的第一步。2009年，到延川插隊四十周年之際，我回訪了趙家河，給我們當年住過的窯洞及現在的村貌、當年一起栽種現已成林的樹木、村裡老鄉等等照了一些照片。回京后我通過習近平的秘書告訴他，想把照片及當地的一些土特產送給他，他答復說：“照片送來吧，土特產就不必了。”2012年他請幾個清華的同學和我一起吃飯時，很帶感情地向他的大學同學講述了在趙家河工作的前前后后，還開玩笑地說：“我當時是個團員，整隊結束時卻把一個三八年入黨的老支書換下來，讓一個年輕人上了。”

採訪組：請您講一講習近平被清華大學錄取前后的事情。

陶海粟：1975年大學招生，習近平填報志願的時候，三個志願填的都是清華大學。當時因為他上大學的事，在推薦過程中經歷了很多曲折，這方面其他人已經講的不少了。但推薦上去是一回事，后面還有關口，到底能不能上還是未知之數，誰也不能給他打保票。在這種抉擇的當口，他做出三個志願都填清華的選擇，表現了獨特的性格和自我人生設計上的理念。他這麼做，加大了能不能上大學的不確定性，但他之所以有這樣的底氣，就是因為上不了大學在農村繼續干下去，對他來說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他不像很多人那樣，把待在農村看得淒淒慘慘戚戚，能有離開機會就謝天謝地了，哪裡還顧得上挑挑揀揀呢。經過七年的磨練，他在這裡已經有情似親人、貼心知己的父老兄弟，已經有殫精竭慮、日思夜想的干不完的事情，即便走不了又有什麼呢？在他被批准上大學、梁家河鄉親們依依不舍他離開時，他甚至跟鄉親們說出過“要不然我不走了，繼續留下來干”的話，我相信那是肺腑之言。

習近平臨走之前，我正好在縣上開會，和他在縣委招待所裡話了別，我送給他一個筆記本，出了門目送他穿著洗得發白的舊軍裝遠去的身影，心裡有一絲悵惘，但更多的是為他走上了人生的新階段而高興。不管等待著他的前路是什麼，我相信他是做好了准備的。

採訪組：他上大學時你們有聯系嗎？

陶海粟：1977年冬天，我參加了恢復高考后的大學第一次招生考試，被北京大學經濟系錄取。第二年春天，我到北大入校后，不久就去清華大學找習近平。他把我帶到學校附近五道口一個飯館吃飯聊天。當時國家正處在“撥亂反正”的關鍵時期，剛剛開過的黨的十一大正式宣布了“文革”的結束，但仍然堅持了“文革”中形成的某些錯誤的方針政策。我們倆那天的長談中，基本上都是在談論國家正在發生的各種大事情，也談到了他畢業后的去向問題。他明確表示，他不准備做和化工專業相關的技術性工作，還是要進入政界，繼續在陝北農村就早已立下的志向，做一些更能影響老百姓命運的大事情。

習近平在清華的同班同學、畢業后曾擔任過陝西渭南市長的仵西居，在2012年那次和習近平一起吃飯時和我相識，此后我們來往很多。他曾經和我說起過習近平和他同學時的一些事情。他們一開始是在一個大班，后來大班分成兩個小班，習近平任其中一個小班的黨支部宣傳委員，他是組織委員。他說習近平在清華時的生活特別簡朴，同學三年多，他從來沒見習近平穿過新衣服，使他感到很驚奇，因為仵西居自己是從農村來的，有時還會穿新衣服。他還說，習近平在學校時，在專業之外廣泛閱讀政治經濟類書籍。那時候，仵西居從家裡帶到學校一本亞當·斯密的《國富論》，近平見到后就跟他借閱，后來仵西居就把這本書送給他了。他還特別講到，習近平在政治上也非常穩重成熟。當時，清華大學處在政治斗爭的漩渦中心，“四人幫”對清華管控很嚴。1976年發生的紀念周恩來總理、聲討“四人幫”的“四五運動”期間，他們班裡有好幾個北京同學也參與其中，傳抄了天安門詩詞。習近平在北京同學裡面威望是很高的，他給那幾個同學做了很多工作，同情支持他們的觀點，但提醒他們要注意策略，注意保護自己。仵西居是這次事件之后負責清查工作的，正是由於習近平配合做了一些有效的工作，那幾個同學得到很好的保護，都沒有受到傷害，順利過關了。這次事件以后，“四人幫”就開始了“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新一輪折騰。當時清華各級都成立寫作組，有組織地寫作批鄧文章，仵西居詢問習近平的意思，習近平當即就以自己不善寫作為借口，拒絕參加。

採訪組：習近平擔任耿飚的秘書一段時間以后，他決定到正定工作。您了解他當時為什麼要去基層嗎？

陶海粟：1982年初，我快從北大畢業的時候。一天，習近平打電話把我叫到他家裡。他跟我說，他決定要下基層、回農村去工作。他還說，他向耿飚談自己的打算時，耿飚曾經挽留他說，下基層鍛煉是好事，也可以到野戰軍去嘛。但他還是堅持要到地方上去。習近平跟我說，他之所以要下到農村地區去做基層工作，主要是出於兩個考慮。一是國家已經步入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時代，在地方上會比在軍隊裡接觸的事物更全面，更接近民生民情，對自己的全面鍛煉更有利。二是他自己在陝北干了七年，知識和工作經驗最豐富的積累，還是從農村來的，而且農村目前正處在改革的前沿，還是到農村去才更能發揮他的優勢。

說了這些想法之后，他還說了幾句話，我至今記憶猶新。他說：“這次下去，干得好，將來成就一番大事業，干得不好，就在下面給老百姓做些實事，也沒什麼。”聽他說這番話，我很感動，但一點兒也不覺得意外。選擇從政道路的人誰都明白，雖然都希望在這條路上能不斷進步，逐漸承擔更多的責任，開創更大的事業，但能否如願不光取決於自己的努力，還有各種外在的環境因素和機遇因素制約，這是一條充滿不確定性的路。當時由於十年動亂對干部隊伍和大學教育的摧殘，干部隊伍青黃不接，有一批高干子弟通過特殊途徑得到快速提拔，被稱為火箭式的干部，比起下基層，這似乎是一條不確定性較小、快速佔據制高點的路。但習近平不願意走捷徑，他覺得自己雖然做過大隊支部書記，但積累的到底是最基層的工作經驗，歷練和視野還不夠全面，從縣一級起步會打下更堅實的基礎。雖然這樣做，前面的路不確定性很大，但這裡又一次顯示了習近平在人生道路抉擇和自我設計上的不同常人之處，因為不管從政道路的前景如何，在基層為群眾做實事的權利總是不會被剝奪的。隻要有這一條墊底，而且為群眾做事又是自己的樂事，那麼個人前程的不確定性也就算不了什麼了。

我看他下去的決心已定，就對他說：“那好啊，你既然已經決定要下去，我給你帶一個人來，給你介紹一下農村改革的情況。”我說的這個人是我在北大的同班同學鄧英淘，他當時是農村發展研究組的成員，這個研究組主要由在農村插過隊的在校大學生組成，他們已經在全國各地農村做過大量的調查研究工作，給中央提出過很多好的建議。習近平同意后，第二天我就和鄧英淘從學校騎自行車又到了習近平家裡。那天，鄧英淘跟習近平談得很投機，給他分析了農村改革的形勢，提了很多建議，習近平聽了覺得很有幫助。三十年之后，2012年習近平和我見面時，還跟我提起這件事。當時鄧英淘剛剛去世，習近平表達了惋惜之情，並告訴我，他還讀過鄧英淘寫的書。

習近平去正定后不久，我也從北大畢業了，被分配到中央書記處研究室理論組工作。幾個月后，我記得是夏秋之際，習近平有一次從正定回北京辦事，又把我叫到他家裡去，和我聊他在正定工作的情況。當時我看他情緒很好，談起正定的各種事情帶著一種興奮的語調。雖然去的時間還不算長，但他已經對推進正定的經濟文化建設形成了很多設想，其中之一是在正定建一座榮國府，那次回京就和推動這個事情有關。

1992年我去福州看習近平時，他和我說起過他在正定任職時的一件事。那是在他擔任了正定縣委書記之后，有一次中央書記處農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潤生邀請了三個縣委書記去他那裡座談，這三個書記都是從北京下到農村工作的年輕干部。會上三個人分別匯報了所在縣經濟改革的情況和各自對農村工作的看法。會后當天晚上，有熟人就打電話告訴習近平，老杜聽了三個縣委書記的匯報后說：“還是小習講得最實在。”我聽了這個事一點兒也不感到意外，因為在陝北農村共事時我就知道，習近平做事總是沉穩務實的，他不喜歡“三把火”“三板斧”式的工作方法，而是講究吃透實際情況，循序漸進。

2012年時，他在飯桌上還和我們說起，當時有一個外縣的縣委領導帶代表團到正定來交流改革經驗，所有團員都是西裝革履，並且在和正定的干部交流時鼓動正定干部也應該都穿西服。習近平沒有接受這樣的建議，因為他雖然不反對穿西服，但這終究是表面的東西，沒有必要把這作為改革的措施來強求一律。他還說起與此相關的一件趣事，他剛到正定的時候是縣委副書記，書記是個工作經驗非常豐富的老干部，習近平對他很尊重。習近平那時經常穿一件軍大衣，戴一頂鴨舌帽，有一次老書記請他到家裡，坐在炕頭上喝酒，老書記說：“你哪方面都挺好的，就是那個帽子……”習近平聽了后，覺得這不是大原則問題，就欣然聽從了老書記的建議，不再戴那頂帽子了。

我的一個朋友呂日周當時是山西原平縣委書記，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時曾到正定搞過調研。他最近告訴我，他當年到正定調研時接觸到的干部群眾，普遍對習近平給以很高評價，有的年紀大的農民說，近平是我們農民的兒子﹔年輕人則說，近平待我們就像兄弟一樣。呂日周跟習近平在正定談了很多，他說習近平當時曾跟他說：“我們讀了很多書，但書裡有很多水分，隻有和群眾結合，才能把水分蒸發掉，得到真正的知識。”呂日周至今對這幾句話印象深刻。

今天就先談這些吧。最后我想說幾句的是，我和習近平的友誼雖然延續了幾十年，但近距離接觸到的只是他人生道路上很少的一些片段而已，不過就從這些不多的片段中，我確實感受到，為群眾做實事是他始終不渝的信念。對於習近平來說，這不是一句簡單的口號，也不是什麼被灌輸的教導，而是早在陝北七年裡，在和那些“面朝黃土背朝天”、掙扎著生存的普通老百姓牽手共度時艱中，就油然而生的、鑄入血液中的信念。對他來說，這不是自己升遷業績的籌碼，而是沒有其他任何興趣能夠替代的人生樂事。毋庸諱言，習近平在陝北的七年正處於我們國家一個特殊的時期，一個黑白顛倒、美丑錯亂的時期。但是，在延川這個全國貧困縣的貧瘠土地上，卻在同時期中走出了習近平、孫立哲、路遙、史鐵生等一批不甘平庸的青年，這並不是“文革”的成果，不是極左路線和烏托邦理論的成果。中國自古以來，不管是在盛世還是衰世，不管環境多麼荒謬，總是有懸壺濟世的良醫出現，總是有“邑有流亡愧俸錢”的良吏出現，這是我們的民族能夠生息綿延的脊梁所在。我們現在回憶這些青年人當年的腳步，不是歌頌什麼虛幻的口號和運動，而是認可那些在艱難困苦之中仍然頑強地尋找和實現人生的意義、“男兒當自強”的精神。

2008年我在北京和習近平見面的時候曾對他說：“我跟你認識這麼多年，我想把我知道的關於你的故事寫一寫。”他當時笑著對我說：“我還不到蓋棺定論的時候。”他的話我完全能夠理解。習近平行事低調，從不願意過多宣傳自己，他在福建接受記者採訪時曾說過此前已經拒絕過大概上百次採訪。加之現在他肩負重擔日理萬機，講他的故事這樣的事確實算不上什麼急務。不過我覺得，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要“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讓老百姓更多更深入地了解我們的領導人，不僅看到他們在台上作大報告的樣子，也知道一點兒他們的甜酸苦辣和內心世界，也應該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題中之意。所以，我覺得中央黨校做這個系列採訪實錄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