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平把自己看作黃土地的一部分”（中）

採訪對象：雷榕生，1949年11月出生﹔雷平生，1951年8月出生。兄弟二人與習近平同為北京八一學校學生，1969年1月13日又與習近平一起到延川縣文安驛公社插隊。雷榕生分在梁家塌村，1973年9月上大學，先后在延安地區廣播事業管理局、北京農業大學、國家行政學院工作，2010年6月退休。雷平生分在梁家河村，與習近平住同一孔窯洞，1974年10月上延安大學。1977年畢業后在北京市科委營養源研究所工作，1983年至1995年先后在瑞士、法國、美國等國家學習和工作，獲得法國理學博士學位，現為中國醫學科學院研究員、博士生導師。

採 訪 組：本報記者 邱 然 黃 珊 陳 思 等

採訪日期：2017年1月13日

採訪地點：中央黨校電視台演播室

採訪組：習近平被推選為梁家河村支書以后，他在日常工作中有哪些特點？他平時為人處事又有什麼樣的特點？

雷平生：梁家河這個村是一個姓氏比較多的自然村，家族之間、鄰裡之間、前后生產隊之間，甚至兄弟姐妹之間，總有這樣那樣的矛盾，有時還挺復雜。在擔任村黨支書后，近平在處理這些紛繁復雜的關系時，能夠認真細致地給村民做思想工作，做說服工作，鼓勵大家放下分歧往前看，團結起來，把事情做好。

近平剛上任的時候，有一個比較重要的舉措，就是在村裡辦了一個鐵業社。鐵業社當時請了王栓（梁玉明）的弟弟根栓回來打鐵。他這個人黑黝黝的，身材高大魁梧，力氣大，打鐵的手藝很好，性格比較直爽，說話辦事粗線條一些。他當時在文安驛公社集上打鐵，近平把他動員回隊裡來打鐵，做農具。這樣，村裡在供應本村農具使用的同時，還能有一些創收，有些“活錢”。但是根栓回來以后，發現自己在梁家河打鐵的收入不如文安驛高了，他就不太滿意，想走。隊裡不讓他走，他就要待遇，每個月要給他漲工分。他這個人講話很直，好像八匹騾子也拉不回來的樣子，還說了一些不太客氣的話。當時這個鐵業社，是村裡挺重要的一個產業，如果一下子就不干了，對村裡的損失不小。這件事很快反映到近平那裡，近平就要找根栓去做工作。我們都知道，近平這個人性格也是比較干脆利落的，講話也很直率。根栓也是個很硬的人，兩個人弄不好就要碰出火花。我們擔心近平去找他談，萬一談崩了，鬧出點什麼問題，鐵業社就更干不下去了。但實際上，沒過多久近平就笑瞇瞇地回來了。他說，把根栓的工作做通了。原來，近平先是跟他談，曉之以理、動之以情，談得差不多了，又做他婆姨的工作，后來終於把根栓和他婆姨思想打動了，他表示還是留在梁家河，為村裡的鐵業社繼續做事。這種情況下，近平當梁家河書記“開張”做的幾件事裡，鐵業社這一件就落到實處了。事實上，他上任后做的每一件事都不是那麼簡單就能做成的，需要處理各種矛盾和情況，做各種細致的工作，才能順利地把各項工作開展好。近平做群眾工作很注意方法，也很人性化，從不採取強勢、高壓的做法，總是盡量做思想工作，把人的思想弄通了，心裡疙瘩解開了，事情也就能順理成章做好了。

還有一次，我和近平一起到文安驛公社趕集。近平那個時候經常熬夜用煤油燈看書，所以他是計劃到文安驛去買些煤油，再買些煙。那時候我們經濟上比較窘迫，手裡的錢很有限，隻能買最便宜的“經濟煙”卷煙，9分錢一包，9毛錢一條。不成想剛剛到公社院外，我們碰見幾個老鄉，他們對近平說：“集上有個討吃老漢，說是你爸爸原來的衛士。他從綏德、米脂一路討飯下來到文安驛，聽說你在這兒，要來找你呢！”近平說：“那我去看一下。”當時我也沒在意。結果，過了一會兒，文安驛集上就轟動了，有從集上過來的人說：“剛才，習近平在街上，碰見了討吃老漢，說是他爸爸過去的衛士。近平就把身上的錢、陝西省糧票、全國糧票，都掏光了，給了那個老漢，還把外套也脫下來給了人家！”

當時我聽到這個事情，心頭感到很震動，這是他的行為第二次使我感動。在那個物質極為匱乏的年代，糧票是很重要的。你要是有一斤陝西省糧票，買玉米面就9分錢，如果沒有糧票，那就是另外的價錢，會貴很多。當時近平的經濟也很拮據，錢和糧票並不多。我知道那時他家裡也沒有余力給他更多支持。那時已是陽歷九十月份，陝北已經開始冷下來了，近平竟然把衣服也脫下來給了那乞食老漢。近平這樣做，可以說是傾其所有、傾囊相助了。古人贊美慷慨助人仗義疏財的人有“解衣推食”之說，即：脫下自己的衣服讓給別人穿，讓出自己的食物給別人吃。而近平在自己身處困境的時候，仍能夠做到對乞食老漢“解衣推食”，他的人格和胸懷令人感佩。

近平從集上回來在公社外和我們會合的時候，我問他事情經過，近平說：“那個老漢說他是我爸爸過去的衛士，我看他很困難，從綏德上面一路乞討下來，心中不忍，就把錢和糧票都給他了。”我說：“你都給人家了？”他說：“都給人家了。”我說：“這下，煤油和紙煙也買不成了。”

回到梁家河，我跟近平說起這件事，我問：“你當時有沒有問那個老漢是真的假的呀？”近平跟我說：“他能叫得出我媽媽的名字，能說得上我姐姐的名字，此外還有一些事情，他說的也都對得上。”聽到近平介紹這些情況，我就多問一句：“近平，他不會騙你吧？”近平坦然一笑，說：“我現在是個普通農民，他騙我什麼？他不會騙我的。”聽到近平這麼坦誠地說，我十分感動，肅然起敬。近平對這位貧窮老人的這種理解、這種信任，這種古人所言“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的情懷，毫無保留傾囊相贈，真是常人所不及，也是難能可貴的。

雷榕生：剛才平生講到的這件事情，當時我就在現場。我的理解是，不管這位老漢是不是習老的警衛員，隻要他是當時一起鬧革命的老紅軍，近平從內心深處就很尊重他。近平當時傾囊相贈，一方面是因為近平本人的感情和胸懷，另一方面是因為這位老漢那麼早參加革命，現在卻落到沿街乞討的境地，近平心裡非常難受，也非常不忍。近平當時拿出所有的東西送給老漢，可以說完全是出於對父輩那一代革命者的尊敬。

採訪組：“我現在就是個普通農民”，習近平在和您談論文安驛集上的那位老漢時，他很自然地說出了這麼一句話。您怎麼理解習近平的這句話？

雷平生：當時我們已經插隊幾年了，近平說自己“是個普通農民”，反映出他對農民思想感情的變化。他沒有自稱“知青”，而是自稱“普通農民”，說明他已經完全把自己融入農民之中了。近平對基層群眾、對農民的感情非常深厚。近幾年，他一再強調扶貧要攻堅，扶貧要精准，就是因為他曾經就是一名農民，他很理解，很懂農民。無論是他當知青的時候，還是當大隊書記的時候，他的目的都很明確，就是為人民服務。這和一些沒有農村工作經驗、沒有基層工作經驗的人的想法和做法是有區別的。隻有在基層受過苦，知道百姓的所思所想、所需所求，才能夠急百姓之所急、想百姓之所想，才能夠有正確的工作方法，才能真正為百姓做實事、做好事。

雷榕生：近平不僅經常稱自己是農民，也經常說“我們老陝”如何如何，可以看出當時他已經把自己看成陝北農民中的一員了。他從內心覺得，自己是勞動人民中的一員，是很光榮的事。

雷平生：有句話叫“人微言輕”，是說身份普通的人說話沒有分量，不被人關注。但在近平這裡，根本沒有這回事，在他眼裡就沒有貧富貴賤的分別，他認為每個人都值得尊重。近平與人交流、談話的時候，即使對方是再窮的人，他也全神貫注地聽。凡是和他交談的人，都會覺得心裡很溫暖。他不像有些人，見了窮人就扭過頭去，熟視無睹，麻木不仁。我們村有位叫王翠玉的北京知青，被招工后在送別會上就稱贊習近平說：“在習近平眼裡，沒有高高低低，沒有看得起誰，看不起誰，他待人講話，總是面帶笑容，總是很和氣。這是很不容易的！”近平把自己看作農民，看作是黃土地的一部分，這個認識從他下定決心在梁家河大隊挑重擔時和我的一次談話中也充分體現出來。

1973年后半年，近平在趙家河當社教干部，有一天他回到梁家河，吃飯的時候他問我對將來有什麼打算。我說：“我還是想上大學。”當我問他的想法時，近平說：“我74年不上大學了。”我感到很突然，問他說：“74年招考工農兵學員，可是個難得的機會，你為什麼不上了？”近平說：“我到梁家河畢竟好幾年了，老鄉對我不錯，我不能就這麼走了，得幫助老百姓做點事兒。”

近平當時正在趙家河村參加“整隊”工作，地區革委會要求全區各縣農村要“三變五番，大干快上”，很多事情正做得熱火朝天，近平也積累了不少農村工作經驗。他當時考慮，離開趙家河以后，回到梁家河為村裡做些實事，帶領老百姓把糧食產量搞上去，為這片土地盡自己的綿薄之力。這個想法是正確的，但從個人角度來說，上大學機會也是很難得的。特別是當時已經到了“文革”后期，周恩來總理通過做工作，促使大專院校招生政策有了一些變化，可以從基層招收大學生，我們這些知青就有了上大學的機會。當時的政治形勢還是比較復雜的，未來招生政策很可能會有反復，1973年那年招生就因為張鐵生的一封信，招生條件和方法就做了好大調整。如果哪天說不招生了，沒走的人也許就走不成了。於是我勸近平說：“近平，你可要想好了，74年這是個機會。萬一將來有什麼變化，不再允許招生，你可就上不了大學了。”近平說：“走不了我就在這兒待著吧，我本來就是個農民！”

四十多年以后的一個機會，近平和我談起當時他思想轉變過程。他說，當年他思想上准備在陝北當一個農民，並非虛言。當他下決心回梁家河挑重擔前，曾長時間躺在土地上，望著藍天，下決心像父兄一樣好好在農村干一場，這輩子就當個農民吧！

我現在分析近平當時的心境：一方面，他確實認為陝西是他的故鄉，也是他的父兄戰斗過的地方，覺得成為一個陝北勞動人民是很自然的事﹔另一方面，他對陝北這片土地已經產生了深厚的感情。近平當時家裡壓力很大，習老無端受迫害，他們兄弟姐妹幾個在政治上都受到歧視，天各一方。當時很多人都用異樣眼光看他，但梁家河村民卻毫無保留地接受了他、尊重他。他在黃土地上埋頭苦干，老百姓對他很認可、很信任。老百姓保護他、愛護他、讓他當家帶領大家向前闖。他深刻認識到，是陝北老百姓養育和培養了自己，應該有所回報，要為梁家河做點事。

雷榕生：近平當時想留在陝北當農民，除了平生所說的這些因素之外，還有一點就是他迫切地想為這塊貧窮落后的地方改變面貌盡一份力。因為1973年5月周總理陪外賓到延安，看到延安解放多年變化不大，老百姓生活還這麼苦，周總理很難受甚至流了淚。這件事對延安的廣大干部群眾影響很大。改變延安的面貌，讓人民過上好日子，是非常迫切的要求。近平當時受到的觸動也很大，他覺得應該響應和落實周總理的號召，要對得起陝北的老百姓。

雷平生：確實是這樣。當時生產隊也需要敢想敢干、眼界開闊的年輕人帶著社員們闖一闖。當時近平自己又有這個決心，想要挑這個重擔。后來他也確實挑起了重擔，給梁家河帶來了巨大的變化。

採訪組：習近平成為梁家河村支書以后，都給村裡做了哪些實事？

雷平生：近平當了村支書以后，他真正發自內心地想要帶領村民改變梁家河的面貌。

近平給中國農業科學院某個研究所寫過信，希望他們在糧種、菜種方面給予一些幫助。農科院的人還真不錯，給寄來一大包蔬菜種子，有西紅柿、黃瓜、小油菜。近平收到種子后，專門撥出一塊地來試驗種植。那些菜產量還可以，村裡人分過幾次，大家都吃得很好。

近平了解種子的重要性，是因為他剛到梁家河的時候，大隊書記梁玉明曾安排他到縣裡制種站去學習良種培育工作。制種站把種子培育好，再分配到公社，送到大隊。近平對這項工作很認真、很投入，積極學習育種知識，還用一個小本子做筆記。他回到窯洞裡，還饒有興致地給我講有關制種的知識，父系1號、子一代、子二代之間的關系，雜交為什麼會有雜交優勢，等等。近平對這些知識非常感興趣，所以他給我講得很詳細，也講得津津有味。

近平帶領村裡人打井，這件事情我是從頭到尾都見証了的。那個時候有句口號是：水利是農業的命脈。我們陝北地區，川面上的水澆地田，一般情況下產量都比較高，打的糧食質量也比較好。但是灌溉需要足夠的水源，靠下雨是不行的，陝北干旱少雨，而且雨水一來，很快就流走了，所以必須有持續不斷的水源。怎麼才能找到水源呢？近平當了村支書以后，經過調查，知道前隊的某個位置過去有個泉眼，曾經往外滲水，現在找不到了，但是泉眼還藏在泥土中，可以挖出來。后來經過詳細調查，找到了過去給泉眼定位的一個標志。1974年初春，近平那時候剛當村支書不久，他把整個基建隊全都調上去挖這口井。當時近平、武玉華、梁玉明，還有我，都在打井的第一線。我們往下挖，越挖坑越大，越挖土越濕，但是因為達到一定深度，鏟子就很難施展開了，於是我們就在外面搭了一個井架，上了滑輪，近平跳下去繼續挖，他挖一陣兒，我們也輪著下去替他。那時候天氣很冷，我們當時都穿著棉衣，棉衣上面弄得全都是泥，上面還不斷往下掉土，弄得我們頭上也都是泥。經過努力，水源終於找到了，有一個胳膊粗細的泉眼，往外流水。水出來之后，我們要把水留起來，就要在這個位置打一個小壩。那時候天氣很冷，冰和土凍在一起，如果冰壓在土底下，過段時間天氣轉暖后，冰一融化就會把壩滲穿，所以我們必須用老?或鎬頭把這些冰土混合物挖掉。基建隊的婆姨和娃娃比較多，男壯勞力就隻有我們幾個，那時候天很冷，基建隊社員站在邊上，怕踩在冰水裡凍腳，就不往下走。近平就率先跳到冰面上，用老?和鎬頭使勁地一下一下挖。武玉華是個挺豪爽的人，也善於做動員工作，他朝大家喊：“你們看，習書記都已經下去了！他是外面大地方來的知青，都這麼能吃苦！我們給自己家裡修壩，咋能不出力呢！”武玉華喊罷，也跳了下去，和近平一起挖。這時候，大家也都被帶動了起來，下去用力挖，把殘冰清理出去。

這口井打成以后，不但解決了前隊社員吃水的問題，水量也足夠澆地用，生產和生活都頂上用了。

辦沼氣的事情，我也比較了解。近平當時是到四川遂寧縣學習沼氣技術，還請一位技術員到梁家河來幫忙。這位技術員是泥瓦匠出身，怎麼調水泥，怎麼防砂眼，怎麼防漏氣，沼氣池用什麼樣的規格，外面的石板怎麼箍，他都很在行。但是，這個師傅干了一段時間，在陝北各方面都很不習慣，就想回四川老家。他前后經過了幾次思想動搖，就是想回家去。近平反復給他做工作，解決思想上的負擔，並妥善安排他的生活。這位技術員最終沒有半途而廢，直到完成必要的工作才回去。

採訪組：在插隊這七年中，習近平為人生打下了堅實的基礎，系好了“人生第一粒扣子”。您認為他系好“人生第一粒扣子”的原因是什麼？

雷平生：在農村的這七年，是近平人生道路中最重要的階段，這個階段對他的整個成長、成熟、成功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近平能夠走好人生的第一步、系好“人生第一粒扣子”，有內外兩個方面的原因。一方面，他這七年努力拼搏，自強不息，刻苦磨煉，這是他成長的重要內因﹔另一方面，外部因素也很重要。展開來講，我認為，他的成長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因。

第一條，是近平在下鄉期間一直堅持勞動，堅持自我磨煉，堅持學習。我和他在梁家河一起六年，目睹了他在各個方面的不懈努力，自強不息，見証了他扎根農村的整個過程。

第二條，是黨組織的培養。從梁家河大隊，文安驛公社直到延川縣，各級黨組織對近平的關心愛護，是他成長的重要基礎。這包括前面我講過的馮家坪公社書記趙庭壁等人對他的關心、愛護、培養，對他的激勵和幫助。

第三條，是陝北老鄉的關懷教育。近平自己也曾經講過，他在最困難的時候，陝北老鄉收留了他，養育了他，教育了他。群眾對近平的關愛，使他對農村群眾懷有深厚的感激之情。

第四條，是家庭與環境的影響。習老和齊心阿姨對近平的言傳身教、不懈督促，對他的影響非常深刻。

對他影響較大的還有一個人，在農村時經常聽他提起來，就是近平的大姨齊雲阿姨。近平幾次給我講，他得到大姨齊雲阿姨的關照，聆聽到大姨的教誨。近平最初會對大姨講陝北生活的艱苦，那裡的條件多麼惡劣。齊雲阿姨是老革命，抗日戰爭時期長期堅持敵后斗爭，對農村生活非常了解。她在抗日戰爭時期，戰斗在抗日最前線晉察冀根據地，那裡是日偽和八路軍犬牙交錯的地方，斗爭形勢十分險惡，隨時會有犧牲的危險。齊雲阿姨對近平說：“那個時候，隻有堅決依靠老鄉。找到老鄉，才能堅持斗爭，堅持生存。哪有嫌棄農村生活艱苦、農民落后的道理？如果那個時候離開老鄉，共產黨員一天都活不了。”近平回來以后，把大姨對他的教誨也轉述給我聽，由此可見齊雲老人對他的影響非常之大。

近平成長過程中，家風的影響潛移默化，十分深刻。在1972年他的家庭最困難的時候，近平的姥姥去世。在他們全家沉痛參加完老人追悼會后，我在新街口他們家中看到了心情沉痛的齊心阿姨、橋橋大姐與近平。橋橋大姐見到我后，向我介紹了追悼會的情況，還充滿激情地為我背誦了表哥魏北陵為老人寫的悼詞：“在抗日烽火燃燒的關頭，老人帶領全家，毅然走上太行，投奔革命，參加八路軍”，慷慨激昂溢於言表。在這樣充滿追求進步的豪情、充滿正能量的家庭中，近平所受的熏陶，對他成長的影響是不言而喻的。

還應當提到近平在八一學校讀書時的兩位老師：陳秋影與齊榮先。這兩位老師都先后擔任近平初中的班主任和語文老師。近平在窯洞裡也幾次講給我聽過，在“文革”最激烈的時期，她們都曾多次語重心長地囑咐近平：要相信黨，要守紀律，不要對老師做不恰當的事。這些提醒與告誡，在當時十分難得可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