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平把自己看作黃土地的一部分”（上）

採訪對象：雷榕生，1949年11月出生﹔雷平生，1951年8月出生。兄弟二人與習近平同為北京八一學校學生，1969年1月13日又與習近平一起到延川縣文安驛公社插隊。雷榕生分在梁家塌村，1973年9月上大學，先后在延安地區廣播事業管理局、北京農業大學、國家行政學院工作，2010年6月退休。雷平生分在梁家河村，與習近平住同一孔窯洞，1974年10月上延安大學。1977年畢業后在北京市科委營養源研究所工作，1983年至1995年先后在瑞士、法國、美國等國家學習和工作，獲得法國理學博士學位，現為中國醫學科學院研究員、博士生導師。

採 訪 組：本報記者 邱 然 黃 珊 陳 思 等

採訪日期：2017年1月13日

採訪地點：中央黨校電視台演播室

採訪組：榕生老師，平生老師，你們好！我們明白你們選擇今天接受採訪的用意，因為48年前的今天，是你們與習近平一起離開北京到陝北插隊的日子。

雷平生：的確是這樣。這是一個永遠難以忘記的日子，不僅是我們，還有坐同一列火車出發的北京知青，我相信這個日子銘刻在他們記憶中了，因為這是我們人生的轉折點。

時間如白駒過隙。毛澤東1965年重上井岡山，曾經感慨賦詩：“三十八年過去，彈指一揮間。”我們已經是“四十八年過去”，不敢說“彈指一揮間”，但回憶起那時的情景，恍如昨日。

採訪組：請先講講你們上山下鄉插隊最初的緣由和出發時的大致情況吧。

雷平生：1969年1月13日，我們八一學校20多名同學，背負行囊，與北京市其他學校的知青同乘一趟知青專列奔赴陝北延安農村，開始了上山下鄉的艱苦歷程。

1968年底我們辦理去陝西延川縣插隊手續時，按規定需要先到學校提出申請，攜帶學校証明去家庭居住地派出所把自己的北京戶口注銷，然后再回到學校憑戶口注銷証明領取北京市革委會發給我們幾十元錢插隊購置費。這個錢並沒有完全發到我們手裡。學校同行的有一部分知青家裡比較困難，學校革委會就扣出一部分錢集中給他們買東西。那時按規定，知青可以憑票購買一隻木箱子用來裝生活用品與衣物。當時國內各種物資都比較匱乏，但木箱子在北京市很多地方都可以買到，大概18元到22元一個。箱子上印有毛澤東頭像，還印著“大海航行靠舵手”“知識青年到農村去”等口號。

按實際年齡，近平那一年還不滿16歲，還沒有到該去插隊的年齡。他是1953年6月出生的。我們初67屆的同學，大多都是1951年出生。近平比我小兩歲，但因為早上一年學，隻比我低一個年級，是68屆初中生。

我辦離京手續時遇到了近平。當時，我到八一學校革委會辦事組辦公室，把注銷戶口的証明交上去，負責人齊榮先老師很快把我的各種手續辦好了。這時，近平走進來，說他也要報名去插隊。齊榮先老師看上去有些吃驚，問道：“習近平，你怎麼也走啊？”近平回答說是想走。齊老師說：“你還不到去插隊的年齡嘛，你應該明年走，而且明年可能有留京當工人的名額。”那時誰都知道，留在北京生活上肯定要比去窮鄉僻壤的陝北插隊好得多，近平如果拖一拖第二年再走，很有可能就留在北京了。齊老師很關心近平，因為近平上學期間一直是個好學生，而齊老師又是他的班主任，非常了解近平和他家裡的情況，希望近平能有個更好的去處。但近平表示堅決要走，要離開北京。齊老師就對我說：“雷平生，你辦完手續就可以出去了。”她把近平留下，要繼續做他的工作，勸他留下。

我在辦公室外面，大約過了10多分鐘近平出來了，他對我說齊老師還是希望他留下，但他執意要去延川縣插隊。近平對我說：“到了陝西延川，咱們在一個生產隊好不好？”我說：“好呀！”就這樣，我們一句口頭約定，就有了共同在延川縣梁家河大隊下鄉插隊多年的經歷。

我哥雷榕生原來也希望與我們分在同一個生產隊。但當時送我們去延川縣的軍代表研究了知青分配名單，覺得這樣不妥。他認為這些“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湊在一個生產隊太集中了，還是分散開比較好，於是就把雷榕生調整到另一個生產大隊了。

出發那天，我們兄弟兩個是自己背著簡單的行李到北京火車站的，沒讓家人來送。近平也是獨自一人到的車站，也沒想到家裡會有人來送他，他徑直上了火車，和我們坐在一起。這時候有同學喊他：“習近平，你姐姐來送你了！”我們一看，是近平的姐姐橋橋來了。當時，火車站上到處是人，有送人的，有被送的，一片嘈雜。近平站在車廂中，橋橋大姐在車下隔著車窗望著弟弟。當時那種情況下，姐弟倆應該是百感交集，離別的心情可想而知。橋橋大姐把一包水果交給近平，囑咐他一路小心，到了那邊注意搞好生活，自己多照顧自己。近平點頭答應著，但沒有說太多的話。他站在車廂裡，沒有流淚，只是長時間凝視著他的姐姐。幾十年過去了，橋橋大姐與我談起當時的情景，近平在火車上的動作、眼神，她至今記憶猶新。

我們坐火車到了陝西銅川，住了一夜，又換乘卡車向延安進發。到延安以后，在延安師范住了一晚。我們住在教室裡，用課桌拼成大鋪，把被褥打開，睡在上面。

1月16日一早，我們又乘車從延安出發途經延川，中午時分到達文安驛公社。在公社外的空場上，各村來接知青的貧下中農為我們開了一個簡短的歡迎會，招待吃了一頓飯。那天拿來招待我們的是陝北人民最好的飯菜，有洋芋、胡蘿卜、粉條和豬肉，還有小米飯。知青各自散開吃飯，村民們遠遠圍觀我們，狗在吃飯人群中竄來竄去，撿拾掉在地上的肥肉片子。吃完飯后，我們按名單各自分隊奔赴插隊地點。我和近平被分在梁家河大隊，距離公社有15裡路。隊伍在進溝的時候，老鄉很照顧我們，幫我們背著行李，我們隻提著自己的挎包與提包。

到了梁家河以后，雷榕生他們需要繼續前行，就與我們分開了，不過好在我們是在一條溝裡，再繼續往前走幾裡路就到了，隔得不遠。

雷榕生：我插隊的村叫梁家塌，“文革”前與梁家河同屬於一個生產大隊，兩個自然村落。這個村在梁家河的后面，比較偏僻。

雷平生：我和近平分在梁家河大隊后隊，同隊的還有王燕生、楊京生、佟達寧和戴明。從那時起，近平在這裡度過了七年，我在這裡度過了六年。當年，生活各方面都是很艱苦的。我們一起勞動、學習，經常交流，彼此關系始終處得非常融洽。

採訪組：當時你們都是高干子弟，突然從大城市到小村庄，心理落差一定很大吧？2002年，習近平發表一篇回憶文章《我是黃土地的兒子》，裡面講到幾年中過了“四大關”，就是“跳蚤關”“飲食關”“勞動關”“思想關”。請你們談談是怎麼過這“四關”的。

雷平生：你說的這篇文章我后來讀了。其中提到過“四大關”，有些滑稽的情景今天想起來還捧腹不已。

確實，一下子從繁華的首都來到黃土高原的山溝裡，心理上很不適應。我們這些城裡長大的青年，雖然在六十年代初期也曾多次經過學軍、農村勞動的鍛煉，但即使是在農村參加“三夏”“雙搶”支農勞動，也是由學校選擇條件比較好的農村生產隊，勞動時間很短。因此對農村的認識，完全是從書本上得到的。1969年1月，當我們乘車前往陝北途中，就被沿途漫無際涯的光禿禿的黃土高坡所震撼，進入眼帘的盡是“窮山僻壤”，我們無法將眼前的情景與革命聖地、與自己的未來聯系起來，竟有同車人懷疑司機是不是走錯路了。到了公社和生產隊，看到農民驚人的貧窮，心中詫異“新中國成立已經十幾年了，怎麼竟還有這麼窮困的地區和農民？”那時，我心中感到非常茫然和失落。

農村過“四關”，實在不易。先說“跳蚤關”，我想每一位在陝北插過隊的知青都有切身體會。剛到生產隊的那幾天，我們幾名知青身上都莫名其妙起了又紅又大的腫包，奇痒無比。由於不知道腫包生成的原因，我們也不知道該如何對付。后來才慢慢知道是“虼蚤”咬的，隨后也聽說了不少有用的或無用的應對辦法，比如“不讓豬、狗等牲口回窯”，“喝本地黃土煮過的水（解決所謂“水土不服”）”等。我們還從文安驛買了一大包“六六六”藥粉，大量撒在炕席下以求驅趕跳蚤，但效果不彰。近平身體雖然好一些，但反應仍然很大。他身上的包又紅又大，再加上撓破的血和感染膿滲出，看上去很嚇人。為了盡快熬過“跳蚤關”，我們想了不少應對措施。首先是盡量保持窯洞裡外地面的干淨，盡可能經常掃地洒水，將窯裡地面浮土掃干淨，減少跳蚤出現的可能。另外就是在進入窯洞或上炕前抖動褲筒，把跳到身上的零星跳蚤抖掉。在窯洞裡停留時盡量離開地面，減少地面上的跳蚤跳到腿上的機會。那時你如果走進我們的窯洞，常常可以見到近平、我，還有雷榕生挽起褲筒“圪蹴”（陝西方言，意為蹲）在各自的凳子上聊天拉話的滑稽情景，我們認為跳蚤跳得再高，也不至於從地面跳上凳子吧。此時如果梁玉明走進窯洞，會故意抖動褲腿，說自己身上有不少“虼蚤”帶進窯洞，引起我們哄笑。這種情況持續了一年多。最終解決是搬到了大隊為知青修造的新窯洞后，周圍豬、狗等牲畜較少游動出現，同時我們的適應能力也得到了提高。

至於“飲食關”，主要是粗糧多，不會粗糧細做，加上沒有油水，肚子裡總是感覺空空的。蔬菜很少，基本上是有什麼菜下來就吃什麼。那時候搞“以糧為綱”，其他蔬菜種的很少。土豆胡蘿卜當家，由於不會保存，爛的凍壞的不少，也不能保証充足供應。農民們吃的菜，主要是酸菜。他們一般在秋后腌上兩三缸酸菜，有白菜、胡蘿卜、洋柿子（青西紅柿）等。這些腌菜缸放在窯洞裡，窯洞的空氣中彌漫著一種酸菜的氣味。我們由於懶，借口“不會腌菜”就不腌，於是就沒得吃。有時就向關系較好的老鄉，如武鐵鎖、薛玉斌等要點酸菜吃。梁家河后隊的老鄉都很同情和理解我們這些知青，也從沒有拒絕給我們“挖”一碗酸菜。印象最深的一次是1970年的四五月，長期沒吃到新鮮蔬菜的我們喉嚨中都“燥的冒煙”。這時正好碰上房東張馬有家要將前一年的酸菜倒出來騰出酸菜缸清洗，准備秋冬再腌新酸菜。張馬有的婆姨過來問我們要不要倒出的酸菜，給我們拿來了一大盆。我和近平感謝之后不由分說下手抓起酸菜大嚼，直到把那一盆酸菜全部消滅掉，才心滿意足地舒了一口氣。

再一個困難就是缺油。由於沒有油，主食就吃得特別多。由於沒有油水，也鬧出不少笑話。近平說過一件“吃生肉”的故事，很多人向我求証，我回答確有其事，因為我也是此事的親歷者。1972年12月，福建莆田小學教師李慶霖給毛澤東寫信反映一些知青生活困難問題。1973年4月毛澤東回信李慶霖，並隨信附上人民幣300元，“聊補無米之炊”。1973年下半年，延安地區革委會作出決定，對當時仍在生產隊勞動的知青每人補助200元人民幣。於是我和近平共得到了400元生活補助。有了這些補助，窘迫的生活稍微寬裕了一些。1974年的春節，我們過了個肥年，買了大概幾十斤豬肉。當時買的豬肉質量不錯，感覺肉像玉雕一樣整齊漂亮。我們那天包了些餃子，在准備煮餃子時近平說了個笑話，說在作家梁斌的小說《播火記》中有這樣的情節，主人公之一運濤說他的願望就是要用幾斤豬肉包一個大餃子，一口咬下去，“能咬出個小牛犢來”。我們又說笑道，國外有一種很嫩的小牛肉可以用刀片成薄片生吃。這次買的豬肉質量很好，大概也可以生吃。我們兩人哄笑著，真的用刀試著將其中一塊凍得微微發硬的瘦肉部分小心片下來，你一片，我一片，蘸醬油膏吃。也是餓的時間長了，肚子裡沒有油水，那一塊生豬肉的瘦肉部分竟讓我們吃完了。生肉吃完了，我們費了兩三個小時包的餃子也在二十分鐘內風卷殘雲般吃光了。

說到“勞動關”，實事求是地講，我們剛到生產隊時勞動積極性都不那麼高。一是我們尚未養成勞動習慣，也不適應強度較高的勞動﹔二是一開始給我們評工分，一天隻給6.5分。那時候隊裡一個強壯勞力一天的工分是10分。而知青的工分連一個婆姨都不如。如果早晨不出工（除早），我們就隻能掙5.2分。據了解，前一年（1968年）一個工（10分）分值隻有一角一分。換句話說，我們勞動一天掙的5.2分工分也就隻值5.7分錢。一年工分1200分，就可以保全年糧錢，也就是隻值十三四元錢。所以，那個時候的勞動積極性就高不起來。當然，隨著時間延長，近平的思想有了變化，與老鄉接觸多了，勞動也習慣了，養成了吃苦耐勞的精神，工分也長到10分了。

採訪組：習近平曾提到，初到梁家河時年齡小，又是被形勢所迫下去的，沒有長期觀念，也就沒有注意團結問題，“老百姓對我印象不好”。后來經過姨姨、姨父教育，他努力跟群眾打成一片，一年以后“群眾見我有所轉變，對我也好起來”。這一段經歷，對習近平成長有著深刻的影響。請你們談談這方面的情況。

雷平生：說實話，我並沒有感覺到梁家河的老百姓對近平印象怎麼不好。倒是有一件事我的印象很深。那也是剛到農村的頭一個月，我和近平到文安驛公社另一個大隊去玩，那個隊也有我們八一學校的同學。誰知剛到那裡不久，就接到公社緊急通知，要求文安驛公社全體知青和基干民兵到公社開會。由於通知規定的時間很急，我們就與那個大隊的知青與基干民兵一起步行向公社進發，隊伍由那個大隊黨支部的宋書記扛著紅旗前行。走了一段快到公社會場時，隔河相望，看到梁家河的隊伍從溝裡出來迎面走來，於是我們就離開原來的隊伍越過干涸的河床與梁家河隊伍會合。沒想到，到了公社會場便有“習仲勛的兒子不跟紅旗走”的喧囂。這使人意識到，近平由於家庭原因目標大，早已經被一些人注意上了。這件事情不大，但傳播得挺快挺廣。其他村子不了解情況的農民紛紛向梁家河群眾了解情況，就連公社干部也注意到並向梁家河群眾詢問習近平這個知青怎麼樣？不成想梁家河的鄉親們異口同聲說近平是“好后生”，“好的啦！”這樣才使得一場風波消散於無形，最終沒有造成后果。后來近平談到陝北的人民收留了他，愛護他也保護了他，是有事實根據的。

以后類似的事情還多次發生過，但凡遇到有招工招生、入團入黨之類的事情，就常會有人向上面“反映情況”，所反映的情況無非是與“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有關。這些無端的非議與“特殊對待”，在那個時代是很常見的。正如一位朋友說的那樣：“別人是從零開始，習近平要從負數開始。”

採訪組：習近平在梁家河的七年時間，正是從少年到青年成長、確立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的關鍵時期。在你們看來，習近平在這個過程中是否有明顯的思想變化？

雷平生：近平插隊七年中，前后是有一些思想變化，但不好說有明顯的階段。我個人的感覺是，從1969年1月到這年的秋天，他還是個不諳世事的少年。從1970年初到1972年回京，經中央專案辦公室批准允許探望正在隔離審查中的父親習老，他的情緒和思想處於穩定向上、刻苦磨煉的時期，處事已然沉穩自信，也開朗多了。大約應該從1973年后半年，特別是去延川縣馮家坪公社趙家河大隊參加“整隊”工作后，他的思想處於明顯變化的時期。在這一段，他不負眾望勇挑重擔，積極參加農村的生產，帶領農民為改變自己生產生活面貌努力工作。這一段如果一定要講有“轉變”，我認為馮家坪公社書記趙庭壁對這個“轉變”起到了很大的“催化”作用。再就是文安驛公社書記白光興、公社干部劉明升，梁家河大隊支書梁玉明，也都起了各自的作用。

1973年后半年，近平受延川縣團委書記、北京知青陶海粟的鼓勵，以團員身份參加了延川縣馮家坪公社趙家河大隊的“整隊”。近平珍惜這個機會，真心實意努力工作，得到趙家河群眾的交口稱贊，也引起馮家坪公社書記趙庭壁的注意。據近平回隊與我閑聊時講，趙書記曾幾次與他促膝談心，態度熱情和藹，鼓勵他解放思想、放手工作。我認為這位趙書記極善於做思想工作，重視人才。為了使近平放下思想包袱，在交談中，趙書記特別談到了自己所知道的習老當年在陝北的革命經歷和業績，談到了陝北老百姓對習老的懷念和尊敬，當然也談到了群眾與組織對近平的期望。這些談話，從政治上給近平以信任和鼓勵。那幾天，我感到近平已經徹底從幾年來的憂慮和苦悶中解脫出來。趙庭壁書記不僅與近平溝通交談，而且付諸行動。當聽說近平在文安驛公社申請入黨幾次都得不到縣裡批准，趙書記就到縣裡找文安驛公社的白光興書記商量，要求將近平調到馮家坪公社趙家河大隊來落戶，培養入黨。文安驛公社白書記堅決不肯放人，說這是文安驛公社“自己的人才，自己會用”，“近平的組織關系，文安驛自己會考慮培養解決”。

從這時起，近平不再猶豫、彷徨，充滿信心全身心投身到為群眾奉獻的工作中去。此時他的思想，已經逐漸有了新的人生目標。這是我個人的感覺。

採訪組：對基層群眾感情至深，是習近平的顯著特點。請你們結合當時的經歷，介紹一些這方面的事例。

雷平生：好的。先說一件我們剛到梁家河后隊時的事。一開始我們住在農民張馬有及其子張清遠家的窯洞，吃飯在30米外鄰近坡上的張貴林家窯洞。張貴林是一名德高望重的老黨員，他從1936年到1960年間一直是梁家河村的黨支部書記。我們到村裡的時候，他的年紀已經很大了。他為了騰出一孔窯洞給我們知青做飯吃飯，和他的婆姨（陝北方言，妻子）我們叫她高老婆兒，還有女兒，以及老母親，全家都搬到旁的窯洞去住。我們在他們家吃了幾天飯以后，張貴林的老母親由於年邁就過世了。家裡要辦喪事，遺體沒處停，隻能暫時停在我們做飯的那孔窯洞，所以我們就必須搬到別的地方去做飯了。

那個時候快過春節了，北京知青剛來，還沒有正式開始勞動，所以也比較清閑。早晨我們二人從住的窯洞裡出來，近平就對我說：“咱們到上面去看看。”我倆信步走到張貴林家的院子裡。

剛好高老婆兒從窯裡出來，對我們的到來有些詫異。近平也顧忌當地有什麼忌諱，慢慢地對她說：“聽說您家裡的老人過世了，我們能不能進去看看？”高老婆兒很爽快地說：“可以看。”

這位過世的老人，從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陝北“鬧紅”時就支持她兒子參加共產黨干革命，是一位深明大義的革命母親。這些情況，我們是不久前剛剛聽村裡后隊隊長張貴劉講的，他是張貴林的堂弟。近平進到窯洞以后，面向炕上老人的遺體恭恭敬敬地鞠了幾個躬。我在旁看到這一幕，體會到近平對革命前輩的真情實感，心中十分感動。后來張貴林在與他的交談中，得知對面的知青是當年陝甘根據地主席習仲勛的兒子時，驚訝而喃喃說道：“習仲勛，當年那是要上偉人像的呀！”

採訪組：這是你們去梁家河后多久發生的事情？

雷平生：是我們剛到梁家河，才隻有幾天的時間。近平能夠對農村一位過世的老人、一位老黨員的母親，恭敬地吊唁祭奠鞠躬，這個做法是當時普通人想不到的，做不到的。那時正是“文革”進行的第四個年頭，很多傳統都作為“四舊”或“封建落后”的東西破壞掉了。但近平不那麼認為，他完全是出於對1930年代老共產黨員母親的尊重去做這件事的。這是一種真情的流露。從這件事上，我感到近平對群眾和黨員是有真感情的。

另一件小事，是在我們到梁家河一段時間以后發生的。那時候我們已經開始在大隊基建隊勞動了。基建隊的工作，包括修建淤地壩等農田基本建設，隊長叫武玉華，是個典型的陝北男子漢，剛強、能干。那時候，他的婆姨、孩子和他一起都在基建隊勞動。他的孩子叫“靈娃”，名字好聽，可惜智力上稍有缺陷。靈娃干活挺好，能頂半個勞力，他家裡帶他來勞動，掙個半工，五分六分。但他說話做事都不十分明白，當地話就叫“半憨憨”。靈娃還喜歡惹事，有時候經常亂來，在別人身上抓一把，擰一把，推一下，亂開玩笑。經常說出話來不知深淺惹出麻煩。村裡很多人也經常拿他開心，逗他出丑。也有人被靈娃惹得惱了，與他發生沖突，輕則罵上兩句，重則發生肢體沖突，尤其是靈娃媽不在場的時候，個別人趁機擰他幾下，打他幾下，罵他幾句，這個情況都是有的。靈娃媽每次發現靈娃被欺負了，既難過又氣憤，問他：“誰欺負你了？”有時他說得清楚，有時說不清楚，靈娃媽氣得不行，為靈娃經常與別人發生糾紛和不愉快。

我們這些知青到基建隊以后，武玉華和靈娃媽都有些擔心，生怕靈娃和知青們發生沖突。因為知青都是大城市來的小伙子，萬一靈娃惹到知青發生沖突，傷了誰都擔待不起。尤其是當他們知道近平是大干部的孩子，就更擔心了。當我們來到勞動現場的時候，靈娃媽就緊緊地拉著靈娃，不讓他亂說亂動，怕他惹出事來。讓武玉華和靈娃媽沒想到的是，近平在基建隊勞動過程中，一直對靈娃都很和氣，不僅沒有發生過任何矛盾，而且始終都是笑瞇瞇地對待這個孩子。

那時候，男知青基本都抽煙，勞動中間休息的時候，近平坐在土坎上卷上一支“大炮”，靈娃經常是上去一把就給搶走了，近平對此從來都一笑置之，對靈娃從沒有過疾言厲色。我們知青和基建隊老鄉把這些事看在眼裡，武玉華和靈娃媽對此也非常感動，大概之前還沒有誰對他們孩子這麼寬容、和藹。近平這個大干部家的孩子到了基建隊，原以為靈娃會惹到他，鬧出點事情，闖出點禍來。但沒想到，有近平在這兒，靈娃反而不受欺負了，愉快自如多了。

幾年以后，近平經群眾推薦、組織選派要去北京上大學，臨行前與大家告別。武玉華和靈娃媽哭得最傷心。他們和近平一起勞動，互相幫助，近平對他們的孩子靈娃也很親切。這對陝北夫婦非常重感情，此時就好像自己一位親人要遠行一樣難過。1993年，近平第一次從福建回到梁家河看望鄉親們的時候，武玉華和靈娃媽都已經去世了，靈娃也已經被送到地方辦的養育院了。近平那次還專門問到靈娃：“靈娃做啥去了？靈娃怎麼樣了？”據我們的朋友武暉（也是武玉華的侄子）跟我轉述：當近平知道靈娃的下落后唏噓不已，最后還留了一些錢，托鄉親們帶給他。

近平這個人，心地非常善良。按陝北人的說法，很“仁義”。他在梁家河，對貧下中農，對老人、兒童、殘疾孩子，都是一片愛心，真誠相待。作為一名外來的北京知青，他給鄉親們留下了特別深刻的印象。

採訪組：我們前不久採訪張衛龐，他當時講到，他和你們住得很近，而且給你們搬過兩次家？

雷平生：是的，我們到梁家河幾個月后，張貴林的女兒“紅兒”迎來了一位上門女婿，叫張衛龐，因為離得很近，近平跟他的關系處得非常好。近平從張清遠、劉金蓮家搬到知青窯時，要把行李和一些家什一點一點兒搬到新窯洞去。我在搬家過程中，看到張衛龐坐在一塊石頭上笑。我問他：“張衛龐，你笑甚？”張衛龐喜滋滋地說：“你看！近平把這個送給我了！”我一看，張衛龐手裡拿著一個針線包，上面繡著“娘的心”三個字，我知道，這是近平的媽媽齊心阿姨在他插隊離京時送給他的針線包。后來，張衛龐把這個有特殊意義的針線包上交給檔案局了。

后來，近平回到村裡看望鄉親，見到張衛龐，總是跟他打趣兩句。現在，張衛龐在種植蘋果，蘋果質量很不錯。2015年春節前夕，近平和彭麗媛老師回到梁家河看望父老鄉親，遇到張衛龐，問他種蘋果每年收入能有多少？當時村裡還是一家一戶分散種蘋果，沒什麼規模效應。頭一年結蘋果，張衛龐就掙了幾萬塊錢。這在陝北這樣自然條件比較差的農村，已經是不錯的一筆收入了。所以那次近平就高興地說：“張衛龐，你可發了！”那次，近平還堅持親自上到塬上果園地頭看了張衛龐的果園。

在總書記關心的感召下，2016年，年近70歲的張衛龐將附近27戶農民組織起來，成立蘋果合作社，還搞了一個蘋果品牌“梁家河塬上蘋果”。這些綠色、環保、不上化肥、不打農藥的純天然優質蘋果，2016年產量有200—300噸。張衛龐自己也收了差不多5萬斤優質蘋果，這一年他收入了20多萬元人民幣。由此可以看到，梁家河的老百姓，通過他們的勤勞和努力，正一步一步地富裕起來。其實，讓人民過上好生活，也正是近平工作和奮斗的目標。

我們知青的勞動，除基建隊的打壩、修梯田外，更多的是在農忙時上山干農活，生產糧食，那就更辛苦了，每天一早四五點鐘，天還黑著呢，我們就得起床出發。還得留下一個人，把一天的飯做出來。做的飯就是蒸玉米團子、高粱米團子，再熬點米粥，盛在一個罐子裡，把飯送到山上去，供勞動的知青早上和中午吃。

我們知青當時的糧食比農村社員要寬裕一些，這是因為周恩來總理聽說陝北知青餓肚子、吃不飽時，就和陝西省、延安地區商量，決定對每一名知青分“一個半人”的口糧。再有，插隊下鄉的前半年，國家還給我們供應了6個月的國庫糧，所以我們知青的糧食基本夠吃，吃得也要好一點。我們能吃到蒸玉米團子、高粱米團子，老百姓當時隻能吃糠窩窩。這種糠窩窩，當地老百姓也叫“糠團子”，就是推磨剩下的麩子或玉米皮之類的。團子是棕紅色的，有些粗糙的捏在一起都很困難。

在山上吃飯的時候，我們知青吃的玉米團子是黃澄澄的，老鄉一看，就說：你們知青吃的這是真糧食。近平拿起老百姓的糠團子一看，確實就差了很多，於是他就用他的玉米團子和老鄉換飯吃。一起勞動的老鄉就夸獎說：“近平肯吃苦，嘴一沒不細（一沒，陝北方言，完全、根本的意思）。”這話的意思是說人不挑食、能吃苦，“嘴不細”就是吃東西不挑肥揀瘦的意思。他們都知道近平的情況，但看到他並不嬌生慣養，而且把好一點兒的糧食分給老鄉吃，自己主動吃糠咽菜，十分欽佩。那個糠團子，確實難以下咽，而且熱量很少，不頂餓，吃完再干活，沒一會兒就又餓了。有時候，近平感到餓得頂不住了，又打開老鄉的那個飯包，想再拿塊糠團子吃兩口。結果發現，他換給老鄉的玉米團子他們都放著沒吃，近平就問春媽的（村民鞏萬發的婆姨，他們家的孩子叫“春”，陝北方言稱“春的媽媽”為“春媽的”）：“你們咋都不吃玉米團子？”春媽的就坦白地回答說：“你們給的這玉米團子是‘真糧食’的，窯裡男人與孩子受苦更重（受苦，陝北方言，意為勞動），要給他們留著吃。”這件事給近平非常大的觸動，老鄉生活實在是太艱苦了。當時，城裡有些人家，生活好一點兒的，平時吃細糧習慣了，不愛吃粗糧。但是在這裡，普通粗糧都舍不得吃，還要留給壯勞力。

近平到梁家河以后，在生活或勞動中與老鄉接觸，越來越多地了解到當時農村的落后與老鄉生活的艱苦，對他們很同情，激發出為他們做實事的志願。我回想起那時我們曾在另外一個隊裡的知青那裡讀到一本“文革”前出版的《詩刊》雜志，有位詩人這樣寫道：“待入塵寰，與眾悲歡，始信叢中另有天。”他讀了之后很受觸動，反復吟誦。我們當時並不知道這是黨內秀才胡喬木的詩《採桑子·反“愁”》其三。

梁家河農村插隊勞動磨煉學習的經歷，是近平思想、覺悟、感情的出發點。一個共產黨的工作者，如果不真切了解基層群眾的疾苦和貧困地區群眾生活的艱難，就無法真正站穩群眾立場。現在，我們在電視裡經常看到，近平下鄉調研，很重視去那些貧困地區體察民情，比如西南、西北、井岡山等老少邊窮地區。他對這些地方普通群眾的生活很熟悉，到老百姓家裡去走訪的時候，言談舉止很自然，掀開鍋蓋看看鍋裡有什麼，噓寒問暖，與人民群眾談話都能說到要害處，說到點子上，也能了解到實際情況。如果下鄉是去走過場，說話很有“套路”，也就看不到真實的感情流露。在電視上每每看到已經擔任黨的總書記的近平，依然對困難群眾自然而然地流露真情，我就有很多感慨，知道這種真情來自於他當年在梁家河上山下鄉的經歷，來自於他從知青時代一點一滴培養起來的對人民群眾的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