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平當村支書就是因為大家都擁護他”

採訪對象：楊世忠，1951年4月出生。1969年12月入黨，1971年4月至1978年10月在延川縣文安驛公社工作，任武裝專干、黨委委員、革命委員會副主任。后來，歷任延川縣團委書記、政法委書記、法院院長﹔延長縣法院院長、延安市中級人民法院正處級調研員。2011年4月退休。

採 訪 組：本報記者 邱 然 黃 珊 陳 思 等

採訪日期：2016年12月29日

採訪地點：陝西省延安市楊世忠辦公室

採訪組：您好！習近平在梁家河插隊期間，您在文安驛公社和他有過很多接觸，並結下了深厚的友誼。請您介紹一下，您最初認識習近平的情況。

楊世忠：我是延川縣賈家坪人，現在叫賈家坪鎮，以前叫賈家坪人民公社。1971年4月，我調到文安驛公社任黨委委員、武裝專干。當時，公社的書記、主任是五個人，我是黨委委員，排在他們后面，是“六把手”，也算是個小小的公社領導。劉明升同志時任公社團干，在梁家河大隊蹲點，我是通過他的介紹認識的近平。

我調到文安驛工作的時候，大部分的知青都已經出去工作了。我的印象中，當時梁家河的知青差不多就隻剩下近平和雷平生了。我對近平最初的印象，就是感覺到這個十七八歲的后生顯得很成熟、穩重，言談舉止、做事為人就像個大人一樣，根本不像同齡的有些娃娃那麼浮躁、不懂事。所以他給我的第一印象就很好。

我比近平大兩歲，作為同齡人，我們一見面就很有親切感，平時也能聊到一塊，也有共同語言。那時，我們年輕干部下鄉，工作任務完成后，就想找他們知青一起聊天，不然的話隊干部要麼就把我們安排到村裡的單身老漢家裡住，要麼就是去隊上飼養員住的地方去睡。所以每次我到梁家河大隊下鄉，都要和近平、雷平生聊天。那個時候他們在村裡很孤單，也常來公社談工作、拉閑話，遇到飯時一起吃個便飯。我們公社干部每月三十斤糧、四兩油，每天兩頓飯，早上玉米團子炒洋芋絲，下午一般情況吃一頓白面，隻要他們一到公社，明升和我誰看見就先給他們報一份面，大家一起邊吃飯，邊聊天，這樣一來一往，慢慢從相互不認識到認識，從不熟悉到成為朋友，一起相處了五年。對他那時在梁家河的工作和生活情況也是比較了解的。概況起來就是：一是刻苦學習，二是踏實勞動，三是要求進步，四是心系百姓。

採訪組：請您具體談一談習近平學習的情況。

楊世忠：近平一方面是受革命家庭的影響，另一方面自己有學習興趣和上進心，所以他特別熱衷於讀書和學習。我第一次到梁家河下鄉時，近平已經住到國家撥專款修的知青窯洞裡了。我發現他的書非常多，桌子上、土炕上擺得到處都是，跟他聊起來，覺得近平還就是有學問，知識面廣，對我啟發很大。

近平有很多書。據村裡人說，他從北京來的時候，就帶來沉甸甸的兩大箱子書。另外，其他知青去取家裡寄來的包裹，裡面一般裝的是衣服、糖之類的東西，但是近平收到的包裹，除了一些衣服就是書。

書的種類很多，內容也很豐富，有政治方面的，有經濟方面的，還有哲學、中外的文學作品、大部頭的古典名著，各種書都有。還有一些工具書。有一次我去他那兒，翻他的漢語辭典，那本辭典很厚，是綠皮的。我說：“哎，這本書好，很實用啊！”近平說：“你覺得好，就拿去用。”就這樣，近平送給我一本漢語辭典。這本辭典我一直用了很多年，可惜的是，后來延川搬家的時候弄丟了。

當時近平能保持這種學習狀態，很不容易。每天要參加勞動，后來當了村支書就更忙了，但他勞動再苦再累，每天也要抽時間看書，上山勞動的時候也總是帶著書，利用生產勞動的間隙時間看﹔晚上吃飯的時候，他一邊吃飯一邊看書，嘴裡吃著飯，眼睛盯著書本。一般的同齡人，很少有他這種刻苦學習精神。我也一樣，雖然當時我已經工作了，各方面學習生活條件比他好得多，卻沒有近平這麼可貴的學習精神。

採訪組：請您談一談習近平在梁家河勞動的情況。

楊世忠：近平當時年紀不大，但是勞動卻很吃苦。當他還是普通知青的時候，我們到梁家河去下鄉，村裡的社員普遍反映：“近平這后生可好了，勞動能吃苦，很忠厚，很踏實，從不溜奸耍滑。他話也少，從來不會跟人亂開玩笑，也從不罵罵咧咧、打打鬧鬧。”他人品好，村裡老少社員都喜歡到他住的窯裡，談工作、拉家常。

近平無論是當普通知青，還是抽調出去搞社教工作，以及后來當村支書，他不僅對工作認真負責，並能積極參加集體生產勞動。那時候，有些村支書憑著自己手中有點權力，經常借口到這裡那裡辦事的機會，逃避勞動。但近平從來不這麼做，在村上沒有什麼大事的情況下，他都是按時出工和社員一起勞動。並能帶頭完成自己每月的勞動任務，從不誤工。

採訪組：您當時在文安驛公社任黨委委員，對習近平入黨過程一定了解的多，請您講一講當時的情況。

楊世忠：近平在政治上積極要求進步，1973年入了團，1974年1月又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那個時候入黨沒有預備期，一批准就正式成為黨員。

近平入黨的過程，現在社會上流傳很多說法，有些是不嚴謹的，有些是不真實的。因為我是親歷者之一，整個過程我都比較清楚，所以有必要在這裡把我知道的一些實際情況講一下。

當時，我們公社黨委書記白光興思想比較解放。一度，梁家河大隊很需要一位有能力的年輕人來當黨支部書記，帶領社員好好干一些事。那時，原大隊書記梁玉明當干部時間也有點長，年齡也有些大，且他主動讓賢，多次向公社黨委推薦習近平入黨，當大隊書記。可以說，梁玉明的想法與我們不謀而合。但當時近平還不是黨員，對此，公社黨委就把習近平入黨問題納入視野，重點培養。應該說，在那個時候公社黨委就已經准備接納近平入黨了。

我們公社黨委第一次討論研究近平入黨時，雖然大家都認為近平表現好，群眾威信高，符合入黨條件，一致同意批准他為黨員。但為慎重起見，他的父親習仲勛當時在洛陽“下放”問題，還需搞個外調比較好。這樣我們就落實公社組織干事王學禮聯系有關部門發函外調。沒多久，洛陽方面就回了個函，公社黨委班子成員都傳著看了。函上說：習仲勛的問題是人民內部矛盾，子女升學、就業不受影響。有了這個函，公社就及時召開黨委會議，研究決定習近平入黨，並任命他擔任梁家河大隊黨支部書記。近平入黨和當支部書記是一個會上研究的。我記得當時會上梁家河大隊一起還研究批准了兩名黨員。

那個時候入黨，沒有人情關系一說。近平入黨，當村支書，完全是因為他自己積極要求進步、努力工作、受到群眾擁護的結果。近平那個時候沒有任何人情和關系可以依靠。他就是個普通的北京知青，千裡迢迢到這窮鄉僻壤來插隊落戶。加之，他父親習仲勛當時還在受政治迫害，沒有“解放”，這個情況隻會阻礙他入黨，對他沒有任何幫助。所以，近平當時能入黨就是因為他完全符合共產黨員的條件，並且多次寫了入黨申請書，積極要求進步﹔他能當村支部書記，就是因為他勞動吃苦，群眾基礎又好，大家都擁護他。

近平上任以后，不僅自己積極勞動，還帶領廣大社員治溝打壩、植樹造林、大辦沼氣，各項工作開展得有聲有色，受到公社的一致好評，公社黨委對梁家河大隊的工作充分肯定，很滿意。

我當時在上文安驛大隊蹲點，按公社統一安排，帶領廣大社員大辦沼氣，也做出了一些成績。所以對近平辦沼氣的事情了解得比較多。近平確實善於思考，也敢想敢干，並自己花錢到四川綿陽考察學習，回來后就在村子裡搞了第一個沼氣池，也是全縣第一口沼氣池，引起縣沼氣辦的重視，同時也得到省、地的關注和支持，專門到梁家河大隊召開現場會。近平帶領梁家河村民大辦沼氣，一方面解決了社員的照明、做飯、取暖等問題，同時沼氣廢料也是一種很好的肥料。一舉多得，有力促進了梁家河大隊的經濟發展，改善了群眾生活條件，深受各級領導一致好評和表揚。

採訪組：習近平“心系百姓”具體體現在哪些方面？

楊世忠：近平離開梁家河以后，仍然一直關心這裡的父老鄉親，今天我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談一下。

1986年8月，我從地委黨校畢業后，又被分配到文安驛鎮當黨委書記，當時近平在廈門市當常務副市長。1987年元月，我給近平寫了一封信。主要是想到沿海經濟發達的廈門市去考察學習，開拓眼見，解放思想。同時也想通過近平把延川的紅棗，甘泉的紅小豆和我們鎮上鹿廠的鹿茸，看能不能通過外貿渠道，尋找一些銷路，幫助解決一些資金，促進我鎮經濟發展。特別是通過考察學習借鑒一些發展思路，學習一些工作經驗，為改變我鎮面貌作出新貢獻。

近平很快就給我回信說：你說要來廈門，感情上我很盼望見到你們，非常歡迎你們來。但有些事應讓你們搞清楚：一個地縣的力量到廈門來搞聯合，一般來說是不足的，尤其是大跨度的經濟合作，難度更大。至今陝西省還沒有哪個地市在廈門談成項目，這涉及到審批權、外匯、資金、交通等等問題……

收到回信后，我們對近平懇切邀請非常感激，對他直言相告、有啥說啥的朋友感情表示十分理解。同時我們也作了充分准備，把他在村裡帶領社員辦的沼氣池、打的水井、打的壩拍成照片。當年7月，我帶領村支部書記梁玉明、供銷社主任喬生輝，專門去廈門考察學習。

我們已經多年不見了，到廈門以后，近平見到我們很親切、非常熱情，特別看到那些照片非常高興和感謝。具體談到紅棗問題。在當時條件下把紅棗運到廈門，確實不太現實，保鮮、運輸等成本很高，這種大跨度的經濟聯合還沒有先例。近平說的很實在。

另外就是鹿茸的事情，近平還是很支持的。他聯系了幾位老板來看，但是一聽我們隻有三四十隻鹿的養殖規模，合作前景不大，都不願投資，對我啟發很大，使我深深認識到“沒有規模就沒有效益”。

當時我們去還有一個任務，就是那個時候梁家河村還沒有通電，照明煤油燈，發展沒動力，想通過近平幫我們解決一些拉電資金。后來近平專門給時任延川縣委書記白崇貴寫了封信，引起縣委政府的關注和重視，並撥出十萬元專款解決了梁家河的拉電問題，對此，梁家河溝的父老鄉親十分感激、念念不忘。

我們在廈門期間，近平白天在單位工作，晚上多次陪我們一起吃飯。我們走的時候，他自己花錢，給我們三個買了飛機票，上飛機那天正下著暴雨，近平冒著大雨把我們送到機場，直到親眼看著我們上了飛機他才回去，這讓我們心裡非常感動。

2009年11月13日，近平到延安調研，我也參加了會議。市、縣、鎮、村四級書記分別匯報工作后，直接點名，“世忠，你講”，當時我是延長縣法院院長，我即興就延安市、縣兩級人民法院基本情況、工作成績和存在的問題講了三個問題。特別是當時人民法院普遍存在的法官隊伍青黃不接，辦案經費嚴重不足，以及執行難等問題講了后，近平非常關注，做了筆記。不久后，最高法院就發來了調研摸底表，存在的問題很快得到了落實和解決。

在那次調研會上，近平當著與會人員的面，回顧說：1973年他在文安驛申請入黨期間，從北京寄來了一些“黑材料”，當時“就是明升和世忠把那些材料撕了”，讓他順利入了黨。

會議結束后，近平在門口一個一個和大家握手道別，合影留念，我是最后走出會議室的，近平對我說：“世忠，現在就你一個在職，好好干！”我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