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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平立志辦大事,不搞形式主義”

——習近平的七年知青歲月

2021年09月30日16:04    來源:學習時報

採訪對象:劉明升,男,漢族,1950年8月生,陝西延川人,1972年4月入黨,1970年3月參加工作,中專文化。歷任延川縣文安驛公社團干、知青專干,公社副主任、副書記,馬家河公社主任,拓家川公社黨委書記,馮家坪公社黨委書記,縣外貿局黨委書記,文安驛鎮黨委書記。1994—2002年任延川縣政協經濟委員會主任﹔2002年於延川縣政協退休。

採 訪 組:本報記者 邱 然 黃 珊 陳 思 等

採訪日期:2016年12月29日

採訪地點:陝西省延川縣劉明升家中

 

採訪組:習近平在梁家河插隊期間,您在延川縣文安驛公社任職。請您講講您當年和習近平認識和交往的情況。

劉明升:我是1963年上的初中,1966年初中畢業,1970年被抽調在賀家灣公社工作。1971年我被縣上招為公社團干部,3月分配到文安驛公社,當時還不是正式干部,是合同干部,1977年轉正。

剛開始一段時間沒有分配具體工作,領導有時候派我出去,干一些具體工作。六七月份的時候,領導把我分到梁家塌村做包村干部,就是雷榕生下鄉的那個隊。當時村上沒有什麼公窯,村上的書記覺得我們都是年輕人,並且知青窯洞都很干淨,就讓我和雷榕生住在一起。有一次,雷榕生約我和他一起去梁家河,他說梁家河有個親弟弟叫雷平生,還有一個八一學校的同學叫習近平,是習仲勛的兒子。

我們陝北人都知道習仲勛,在陝北鬧革命,還當過西北局書記,后來又是國家副總理。我當時的想法是,人家都是大干部的子弟,怕有距離,也不知道人家歡迎不歡迎咱。后來,耐不住雷榕生的邀請,我也跟著去了梁家河。

到了梁家河,彼此介紹了一下,他們都很熱情,慢慢地拉起話來,就算是認識了。他們都是大城市來的,見識廣,家教好,待人客氣。拉話之后,我說要回去。他們都說不用走了,留我在他們窯洞住下。窯洞裡有一個大土炕,我就跟著他們住下了。到了晚上,大家彼此說說話,熟悉熟悉。那個時候農村比較困難,但是家家戶戶都養幾隻母雞,雞蛋還是有的。油很稀缺,都是小麻油,過年炸油糕才用,平時有客人來才用一點兒,自己都舍不得吃。雷平生端個碗,到老鄉家裡買了半碗小麻油,買了兩塊錢的雞蛋。我清清楚楚地記得,雷平生用洋柿子(陝北方言,西紅柿)炒了一盤雞蛋。之前,我們陝北吃炒雞蛋,一般就是用油直接炒,頂多加些蔥或者韭菜,從來沒有用過洋柿子炒雞蛋。我當時還說:“你們大城市來的就是不一樣,還能用洋柿子炒雞蛋。”

我們彼此的身份都清楚了,開始說一些社會方面的事情,念書方面的事情。年輕人都念過書,我是初中畢業,一般的常識,歷史、地理等都知道一些,這樣就有了共同話題。他們也說農村的事情,從北京來插隊已經兩年了,都習慣了,和村裡人都熟悉了,家家戶戶的情況都清楚了。他們從北京來延川確實不容易,過好幾關,不僅要適應農村的生活,而且什麼事情都得自己去干。

就這樣,我們算是認識了。我有時候在村裡,有時候在鄉政府,他們三個到文安驛辦事、郵信、買東西,就找我見見面,聊聊天,有時候晚了回不去了,就在公社住一個晚上。我從梁家塌到文安驛公社開會學習,要經過梁家河,也到近平的窯洞聊聊天、喝喝水。我們都是年輕人,熟悉得比較快,交往也就多了起來。

1972年的時候,文安驛公社的知青專干調走了,當時我們公社還有七八十個知青。公社的書記對我說:“縣上不派知青專干了,人手不夠,咱們就不再配知青專干了。你是團干,你把知青專干接上。有什麼事,該承擔的工作承擔起來。”既然領導安排了,我就把工作任務都承擔起來了,負責知青工作,做些開會、招工、發文件、整理資料之類的事情。

1973年,領導把我分配到梁家河做包村干部。我當時的想法就是,領導分配到哪裡,咱就去哪裡,一心一意,盡最大的努力完成領導交代的任務。到了梁家河村,我對近平的了解就更多了。

採訪組:我們昨天採訪楊世忠時,他談到習近平入黨和擔任村支書是在同一個會議上討論通過的,請您回憶一下當時的情況。

劉明升:1973年八九月的時候,按照縣、公社的統一安排,組織了工作組到梁家河整頓,我恰巧是這個工作組的成員。

情況調查清楚之后,我們工作組就考慮調整一下村裡的班子,認為對各方面都有好處。首先要考慮誰當支部書記合適。梁家河的姓比較雜,有十幾個姓,選書記一定要選一個威望比較高的,大家都認可的人,既要考慮到有本事,還要考慮辦事公道。考慮來考慮去,大家都想到了近平。近平是一個外來知青,他和村民沒有任何血緣關系,並且他在村裡這麼多年,一直都處事公道,能夠把一碗水端平。有了這麼一個初步的意向之后,接下來的工作就是走訪群眾,調查情況。

當時近平在趙家河村搞社教,不在梁家河。但是我們已經認識近三年了,我對他的情況也比較了解。我調查情況的時候,梁家河的村民,無論誰說起近平,都說他遇事沉穩,雖然是個年輕小伙子,做事情卻穩穩妥妥,和村裡誰都沒有發生過矛盾。村民還反映,近平做事非常有個性,話不多,做事情很有兩下子,大家心裡都佩服他。此外,近平有知識,古今中外,天文地理,懂得的事情特別多,是個有文化的人。

習近平有時候也到公社開會學習,公社院子裡有一個大桌子,大家都在這一個桌子上吃飯,通常是一邊吃飯,一邊拉話,所以公社的干部對近平也比較了解。我聽到有的公社干部說:近平做事有規矩,對人有禮貌,是個好后生。

總的來說,村裡、公社都對近平印象好,調查的結果就是他完全具備當村支書的群眾基礎。

我們工作組開會討論了這件事情,互相商量,初步形成了一個意見:讓習近平當村支書,讓梁玉明當村主任,這個村子今后的工作肯定能搞好。

接下來,我們就找習近平做工作。當選村裡的書記之后,生產各方面的擔子都會壓在身上,並且知青有招工、當兵、上大學的機會,隨時都有可能離開村子,主要看近平願意不願意,有沒有做好思想准備。近平說:“如果村裡需要,組織和群眾認可,我就聽從組織的安排。”就這樣,近平同意了做梁家河的村支書。我們也找了梁玉明談了這件事情。梁玉明思想很開明,不僅同意組織上對自己工作的安排,而且對近平的工作能力非常贊賞,完全贊同近平當村支書。

採訪組:擔任村支書要黨員才可以吧?

劉明升:是的,我們工作組通盤考慮了整個事情。近平來梁家河這麼多年,追求進步,一直在寫入黨申請書。要當村支書,還要解決入黨的問題。

從各方面的考察來看,近平完全符合黨員的標准。唯一的問題是近平父親的問題。我和近平比較熟悉了,他對我說他父親因為一本小說《劉志丹》被定為重大問題,我就知道了他父親問題的前前后后的過程。我當時的想法就是,習仲勛在陝北鬧這麼多年的革命,還當了中央的大官,就因為這麼一本小說被打倒了,家裡人都為此受了不少罪,可不能讓這個事情再影響近平的發展了。再說,入黨關鍵還是要看本人的表現,隻要本人符合黨員標准,就可以發展嘛!

採訪組:習近平在他自己寫的文章《我是黃土地的兒子》裡面講到他入黨是得到您的幫助和支持的,文章裡是這樣描述的:“團委書記到我那裡,跟我聊了五天,最后成為‘死黨’,后來也就是他接任公社知青辦主任后,一把手把我的‘黑材料’付之一炬的。那次他把我拉到一個小山溝的青石板上坐下,說,我把你的所有‘黑材料’都拿出來了。我說:‘黑材料’拿來有什麼用?他說:燒了吧!我說,你敢啊?掉腦袋的事。他說,怎不敢,我看這材料不是你學校寄來的”。這段文字裡面描寫的團委書記就是您,對嗎?

劉明升:呵呵,那都是過去的事情了。其實,大家心裡都清楚,習近平十幾歲就來插隊,他的父母很年輕就出來干革命,社會關系都不存在問題,核心就是怎樣看待習仲勛的問題。習仲勛是國家的副總理,因為《劉志丹》這本小說出了事情,家庭受到了影響。

採訪組:后來入黨的事情怎麼樣了?

劉明升:后來大家就開會討論這個事情,形成的基本意見就是:近平來到我們村這麼多年,他的情況大家都了解,他的表現大家也都看到了,不能讓近平再受到影響,可以發展他入黨,所以組織上批准他入黨並擔任大隊黨支部書記。

採訪組:近平當上書記之后,為村裡做了哪些事情?

劉明升:1973年,我在梁家河整完班子。1974年的6月就調到文安驛的馬家溝村蹲點。有時候,我也帶著北京支援延安的干部到各個村子去調查情況,所以對近平當書記之后的工作也比較熟悉。他給村裡辦的事情可多了,打壩、挖井,辦縫紉社、代銷點、鐵業社、磨坊,隻要是村民需要的,隻要是他能想到的,他都去辦,而且都辦得轟轟烈烈。

近平當村支書后,看到報紙上報道四川辦沼氣的消息。沼氣可是個好東西啊!第一,庄稼全靠糞當家,沼氣池裡的沼液可以當肥料,提高糧食產量﹔第二,沼氣可以點燈照明﹔第三,沼氣還可以燒火做飯。報紙上登出四川人民大辦沼氣的消息,介紹了辦沼氣的好處。我們陝北農村恰巧就缺這樣的好東西呀!春節過后,近平就和縣上的一部分人到四川考察學習。回來之后,首先在梁家河建沼氣池,下定決心要把這件事情辦成。

他開始辦沼氣后,我心裡就惦記上了,這可是咱陝西破天荒的一件事情,之前從來沒有人辦過,也不知道能不能辦成。所以,我一有時間就到他們村子去看看。有一次到了梁家河,我看到沼氣池挖好了,正往上抹水泥﹔又過了一段時間,看到池子建好了,就等產沼氣了。我也心急,就往梁家河跑得更勤了。有一天,我又去梁家河,看到近平正圍著沼氣池忙活呢。原來沼氣池兩邊的水位都漲高了,但就是沒有見沼氣出來,他正急得團團轉,見我來了,就對我說:“不知道怎麼回事,沼氣還是不能用。”我就對近平說:“別急,你再好好看看,你不是去四川參觀過嗎?是不是裡面的料堵住了?”近平看了看情況,就找了一個小棍子戳了幾下,還是不行。我又找了一根粗棍子,和近平一起使勁往裡戳,戳開了一個窟窿,氣就哧哧地往外冒開了,用火柴點了一下,火就“轟”地著了起來,灶上的火很旺,燈也很亮。因為灶和燈先前都安裝好了,就等著產氣點火。大家高興得手舞足蹈,近平對我說:“你有自行車,趕緊騎上自行車給公社報告吧。”那個年代,哪有什麼電話、手機,傳遞信息全靠寫信或者人跑。我騎上自行車,從梁家河到文安驛十來裡路,就像風刮的一樣,能騎多快就騎多快,飛奔著去公社報告這個喜訊。這不僅是近平的事情,還是梁家河的事情,也是文安驛公社的事情呀!

我到了公社,跑到白書記的辦公室,大聲地喊著:“近平把沼氣辦成了!產氣了!今天點著火了!”白書記一聽,高興得不行,趕緊給縣沼氣辦報告。縣沼氣辦聽到這個消息,轟隆隆地來了好多人。終於把沼氣搞成功了!近平為我們文安驛公社爭了個第一,這是陝西省第一口沼氣池。緊接著,梁家河實現了沼氣化,省上還來開了現場會。近平來的時候年齡最小,不僅當了村裡的書記,而且待得時間最長,把村裡搞得轟轟烈烈。后來,地區開“積代會”(學習毛澤東思想積極分子代表大會),習近平就是理所當然的代表。

從辦沼氣這一件事情,就可以看出近平的開拓精神。

1975年8月,開始了新的招生工作。近平覺得畢竟過去上學少,還需要繼續學習深造。文安驛公社的教育專干因為特殊事情請假,領導讓我負責當年的招生工作。公社在研究時,雖然不舍得讓近平走,但是也不能耽擱他的學習,就決定推薦他去上大學。到縣上報志願時,近平填寫的志願清華大學。我覺得近平學得好、干得好,他應該上這樣的好大學。我去找縣教育局局長趙如斌,他當時也是招生辦主任,他認為近平表現好,做出了很大成績,就應該推薦他去上清華大學。由於近平本人的優秀表現,他得到了各方面的支持,最終如願以償。

採訪組:您認為習近平有哪些特點?

劉明升:近平當了村裡的書記,是整個村子的帶頭人。他很有個性,絕不是軟弱的人。當領導,性格軟弱了可不行,沒有個性,話說不成,肯定領導不了大家。

近平還愛看書,少年老成,遇事不慌,跟村裡任何人說話都穩穩重重的(陝北方言,很穩重),從不和別人亂開玩笑。

近平做事情有一個很大的特點:他一旦擔起了責任,就有自己的想法,敢干事,敢干大事。他在梁家河當書記,就能腳踏實地處理梁家河的事情,帶領好村裡人,齊心協力搞工作。近平在中央也是不停地干事情,中國夢啦,一帶一路啦,亞投行啦,G20啦,一個接著一個,就沒有閑下來的時候,他要不停地干事情,干大事情。

近平不忌生(陝北方言,不害怕陌生人),哪怕是一次面都沒有見過的陌生人,隻要坐在一塊,他就有話說。有時候,我們在公社,各個村子裡都來人了,互相不認識,一大群人坐在一起,近平也能和大家拉話。他一個白面書生,說話有氣勢,有話敢說,往那裡一坐,都能給大家找到話題,讓大家都能拉,都能打開話匣子,氣氛一點都不沉悶,很活躍。

他不搞形式主義,不搞那個年代時興的學習、運動,而是立志辦大事,要給群眾做實實在在的事情。這種毅力和決心,是一般人少有的。他要帶著大家多打糧食,讓大家都有糧食吃,還能多交公糧,給國家做貢獻。

陝北到處都是山溝溝,良田不多,能多打糧食的地方主要就是壩地。打壩可不是一個人的事情,要把大家的思想都統一起來,調動村裡集體的力量一起打壩。要調動力量,沒有規章制度可不行。近平把規章制度定得嚴嚴的(陝北方言,很嚴格),大家一起按規章制度辦事,制度不認人,不管你張三李四,不按制度辦就不行,該罰就要罰,該批評教育就要批評教育。村裡要辦什麼事情都得提前規劃好,一件一件地來。那個時候,農村基本建設就能夠考驗村干部的實際能力,你能說動大家打壩、修梯田,你就是有本事!溝裡打幾個壩比較難,規劃好就開始打。當時規劃了幾個地方,靠近梁家塌村的地方打一個壩,村后面規劃了一個,村頭規劃了一個。通過打壩,就能把河道變成良田,提高糧食產量。梁家河是文安驛的中等村子,有三百多個人,要打這個壩可考驗領導了。第一,領導能說動大家,一個人能頂一個人,要是說不動大家,一個人也就頂半個人。第二,領導要統籌好什麼時候出工,怎麼分配工作,誰放炮,誰抽水,誰推土,才能把大家領導起來,齊心協力,提高效率。近平帶村民打的壩地,面積可不小,他能在這麼短的時間打出來這麼多的壩地,如果沒有相當的領導能力肯定是不可能做到的。

近平上清華大學走的時候,他們村裡的人自願去送他,送得很遠,一直送到前面的村子,還有一部分人一直把他送到延川縣城,這是真情的流露。可惜當時沒有手機,要是有手機錄下來當時的場景,相信大家都心服口服了。

他把七年最珍貴的青春歲月留在我們這個山溝溝裡頭了。

採訪組:您后來和習近平有聯系嗎?

劉明升:1993年的時候,近平回梁家河看望村裡的父老鄉親。我當時是文安驛鎮黨委書記,聽說近平回來的消息,村裡都沸騰起來了。我趕緊找人把村裡的衛生打掃干淨,支起一口大鍋,殺了兩隻羊,燉羊肉,炸油糕。近平進村子之后,男女老少把他圍得水泄不通,都拉著他的手,拉話的拉話,照相的照相,就像見了久別的親人一樣。

1989年冬天,近平當寧德地委書記的時候,我去他那裡住了幾天。

1994年,我有事去了福州。近平把我請到他的家中,我見到了彭麗媛老師,也見到了他們的女兒。

2007年,我患有冠心病,身體不好,近平聽說后,就把我和我老伴兒都接到杭州,給我看病。

2009年,近平回延安,也見了我們,十分親切。

(責編:吳楠、馬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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