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平既一心為民辦事又善於為民辦事”（下）

採訪對象：武暉（小名：鐵鎖），1954年12月出生，梁家河村民。1971年成為民辦教師，1973年進入延安師范學校學習，畢業后一直從事教育工作。2015年退休。

採 訪 組：本報記者 邱 然 黃 珊 陳 思 等

採訪日期：2016年12月28日

採訪地點：陝西省延川縣賓館

採訪組：請您具體講一講，習近平所做的惠民實事有哪些？

武暉：陝北的良田不足，是在山上種植糧食，廣種薄收，農民做了很多無用功，受了很多苦，但是一年下來糧食還是很有限。所以打淤地壩非常重要。淤地壩的位置都在山溝裡，山水流下來，淤地壩能把水分保持住，糧食產量自然就高。所以近平當時非常重視打壩，重視農田基本建設。

近平解決了當時陝北農村老大難的燃料問題。那個時候，因為植被稀疏，我們陝北農村砍柴難，做飯、取暖、照明都成了難題。所以近平一直在尋找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一開始近平說想搞沼氣的時候，很多人不相信，也不支持。近平到四川去學習沼氣技術，回來以后親自試驗，建起了陝西省第一口沼氣池並點火成功，這種情況下，對於辦沼氣就沒有社員反對了。說老實話，農民是最實際的，他看到了，得到實惠了，他才接受。你講再多道理，什麼前景，什麼展望，他們不一定接受。必須身體力行，給他們做出樣子來。從這以后，沼氣得到大面積普及，解決了困擾我們這個地區多年的燃料不足問題。

沼氣池裡的沼液可以作為肥料施在農田裡，比一般的糞肥肥力要大得多。我們村曾經試驗過，專門選一塊地方施沼液，等到庄稼長起來，明顯就比施糞肥的庄稼長得茂盛，到收獲的時候，產量也更高。

近平當支書以后，還給村裡辦了個代銷點，這個也是為了方便社員生活辦的。社員想買點日用品，比如煤油、洋火、肥皂，要等到逢集的時候跑到文安驛的供銷社去，要提前請一天假，趕著去，趕著回，很多時間都浪費了。有了代銷點，村裡把農民需要的東西備齊，農民走幾分鐘路就能到代銷點，買到需要的東西，后來就越來越靈活了，社員還可以賒賬，或者拿雞蛋去換。比如一斤煤油，用四五個雞蛋就能換到。

鐵業社也是近平辦的一件大好事。近平把會打鐵的社員組織起來，實施定額管理，比如，每個鐵匠一天打三把老镢（陝北方言，镢頭），就給他10個工分。超出了三把，就給予獎勵，完不成任務就要扣除相應的工分。多勞多得，少勞少得。當時延川各個大隊普遍沒有副業，沒有副業就沒有資金。我們鐵業社把那些鋤頭、老镢、鐮刀生產出來，社員用不完的，就送到文安驛供銷社代銷。賣了錢之后，扣除成本，剩下的錢就是村裡的集體收入。村裡得實惠，還可以給鐵匠分成，比如一件工具賣了三塊錢，就可以獎勵鐵匠一毛、兩毛的。整個鐵業社的規劃、管理、分配方法都是近平制定的，這在當時是非常先進的管理方式。從這一件小事就可以看出，近平既一心為民辦事又善於為民辦事，有一套方法和技巧。

農活的勞動強度很大，對於婦女來說就更是極大的負擔。婦女家務繁忙，不僅要上山干活掙工分，在家還要做飯，還要縫衣服，還要照看娃娃。那個時候的農村，孩子一個接一個地生，一個比一個大一兩歲，一到吃飯的時候坐一排，都搶著吃，照顧孩子確實非常辛苦。到晚上，男人和孩子都睡覺了，婦女還不能睡覺，拿起衣服，要在昏暗的油燈下縫縫補補。

有一次，近平跟我聊起陝北農民生活的事情，他說：“為啥農村生活苦？為啥婦女那麼勞累？有一個原因就是生的娃娃太多了。”我說：“是啊，我們兄弟姊妹七個，都不算多的。”近平說：“生的孩子多，農民負擔就重，婦女的勞累就更多，農村的年輕人還是應該少生娃娃，把娃娃養好。”可見，那個時候近平就有了優生優育，減輕婦女負擔的思想。

近平看到農村婦女這麼辛苦，他就在這方面動了腦子。他搞的縫紉社主要是為婦女著想。農民衣服磨損得快，婦女白天干完活，晚上還要在煤油燈下縫縫補補。近平找了我們后隊的一個叫雷琴的婦女，她的縫紉手藝好，專門在縫紉社縫補衣服、做衣服，其他的婦女就可以上山勞動，晚上也不用在煤油燈下熬夜縫補衣服了。近平還制定了一個規則：社員可以用工分來支付裁縫的報酬，比如，一個社員一天的工分是10分，就可以用這個工分來做衣服，做一件上衣用5分，做一件下衣用2分。而裁縫做得越多，所得的工分就越多。這樣既解放了婦女勞動力，又解決了村裡人日常的需求。

近平還給我們村打了一口深水井。在這之前，前隊沒有水井，吃的都是泛水井裡的水，非常不便，水質也不好。並且，當時前隊有一塊地種蔬菜，但是蔬菜需要大量的水來灌溉，僅靠挑水來澆菜，勞動量太大。近平跟村裡研究，就決定在菜地旁邊打一個井。打井的時候，近平親自下到井裡，站在冰水裡面挖泥土和石頭。這口井打成以后，同時解決了村裡人喝水和菜地灌溉的問題，現在村裡安了自來水，也是用的這口井裡的水。

近平還給村裡辦了一個磨坊。為啥要搞這個磨坊？那時候，毛驢是陝北很重要的運輸工具，大多時候要運東西，要馱著糞上山，那時候毛驢很少，經常不夠用，社員經常為爭毛驢爭吵。如果用毛驢推，從早上推到下午才能磨二三十斤糧食。近平辦的這個磨坊置辦了一套機械設備：柴油機、磨面機、碾米機，幾十斤糧食，一小會兒功夫就能磨完，不用浪費時間，承擔了全村的磨面和碾米的工作，也把毛驢騰出來用於生產和運輸。社員隻要把糧食拿過來，一會兒就磨好了，非常方便，而且都是免費的。

近平做了這麼多實事，源於他親身體會到農民生活面臨的難題，也源於他平時的觀察和思考。他敢於實踐，敢想敢干，也能干會干，能把想法變成現實。

採訪組：習近平當村支書有什麼鮮明特點？

武暉：近平他有威望，有能力，做了很多實事，同時也在積極地融入社員當中。他來到梁家河以后，一直就在學習我們當地的方言，到了后幾年，特別是當支書以后，他可以完全用延川方言跟大家交流了。平時，近平對年紀大的人很尊敬，對小孩很愛護。近平對同齡人也很親切，對那些表現不積極的社員，甚至對那些“管制分子”，他也從來沒有吹胡子瞪眼，有話都是好好說，讓大家心裡都服氣。像我們農村人關系好了之后就愛開玩笑逗樂，難免有些過頭的地方，要麼起綽號，要麼取笑對方。近平和大家關系都很好，但是他從來不給社員取綽號，也不取笑別人。大家在心裡對他既親近又敬重。

他這人做事，有決心，有毅力，輕易不說出口，隻要說出口的話，隻要認定了的事，他就堅持到底。用我們農村的話來說，就是說一不二，丁是丁，卯是卯，從來不說過頭話。近平打壩、辦沼氣、辦代銷點、辦鐵業社等等，干一件成一件，沒有哪件事情是半途而廢的，無論遇到什麼困難，他都能想辦法克服。

近平還能夠很堅決地糾正干部的錯誤。他當支書的時候，前隊有個年輕后生，是隊裡開拖拉機的，后來被選為生產隊長。但是生產隊長要負責全隊的生產工作，要吃苦在前，比較勞累，而開拖拉機又風光又輕鬆，他在思想上有些轉不過來，還是想接著開拖拉機。那個年代農村生產，社員本身沒什麼自主性，關鍵就要靠生產隊長帶頭。什麼時候種，什麼時候收，在農業生產上生產隊長必須得是行家，還要能吃苦，負責任。所以，遇到好的生產隊長，農民就過得好一點，生產隊長不著調，農民就餓肚子。近平給他講：“你既然被選上了生產隊長，就說明村民信任你，你就得好好干，干出個樣子來。隊長是一個隊的帶頭人，全隊的人都看著你呢！開拖拉機會影響你當隊長，也會影響你們這個隊的收成。”剛開始的時候，他還是有些轉不過來彎，近平就讓他慢慢想，每天早上來匯報一次思想情況，看看他有沒有想通。連續跑了三四個早上之后，他覺得近平作為村支書，又是外地來的知青，對村裡的事情這麼操心，受到了感動，自己作為村裡人，更應該努力搞好生產隊的工作了，慢慢地就在思想上轉過彎來了，踏踏實實地當上了生產隊長，安心組織隊裡的生產，讓其他人去開拖拉機。后來，這個后生的隊長當得可好了。

在農村，打架的事情時有發生，有時候社員在山上勞動，兩個人一言不合，就罵起來了，說打起來就打起來。當時的農村，十幾歲二十歲普遍都有點文化，但是年紀再大些的基本都是文盲，沒有文化修養不行，處理問題很愚蠻，罵仗、打架，司空見慣。近平對這種情況見得多了，深感農民打架是嚴重的問題，所以他當大隊書記以后，就制定了村規民約，禁止打架、罵架，在會上宣布，村民之間不能打架罵仗，否則就要進行處罰。但是，這種事情又是難免的。我們后隊有兩個后生，一個叫“猴兒”，一個叫“矮矮”，兩個人平時就有矛盾，后來又出現了問題，兩個人打了一架，互相都揍了個鼻青臉腫。生產隊長處理不了，就讓近平來解決。近平對他們兩個的情況也了解，但是規定就是規定，兩個人都罰了10個工分。近平當時就說：“無論有理沒理，你不能打架。有理的不能打，沒理的更不能打。”近平要求他們在社員大會上做檢查，他們覺得在大會上做檢查有些丟臉面，不太樂意。近平就問他們：“你們接受不接受處罰？禁止打架是咱們的村規，開會的時候大家都到場了，也是大家都同意了的。如果你們接受不了扣工分，我就把我的工分給你們，但你們必須做檢查。”兩個人聽近平這麼說，都很慚愧：“我們打架是我們犯了錯誤，按照規定就應該罰分，叫你給我們填上，說不過去。沒啥說的，我們接受處罰。”近平當書記的時候，梁家河打架斗毆的事情明顯減少了。事隔多年，“矮矮”給我講起這個故事，還在不停地嘆服：近平真是會做思想工作！

農村矛盾多如牛毛，村黨支部書記的工作特別難，一個人能當好公社書記，未必能當好大隊書記。村裡的工作要費好多腦子，想好多問題。農民的思想工作是不容易做的，你給他們做工作，必須讓他們思想上能夠接受。把思想工作做好了，什麼都好辦，農民就佩服你，支持你工作。農村干部的威信，可不是一天兩天就能建立起來的，也不是靠嘴巴吹起來的。農民是非常實際的，他就看你能不能做事，能不能公道。隻要做到這兩條，什麼問題都好處理。

採訪組：習近平離開梁家河以后，你和他有哪些聯系？

武暉：近平在正定工作的時候，我是文安驛公社的教育專干。正定當地派了兩個人到梁家河的黨支部搞外調，先到了文安驛公社的辦公室，恰巧我也在場。他們不知道梁家河在什麼地方，我是梁家河的人，就給他們指了路。他們到村裡問了很多人，大家無一例外地都對他交口稱贊。那兩位外調的同志在村裡調查完了之后，就又回到文安驛公社簽署意見。這個時候，正巧又碰上了我。當時到了吃飯的時間，我就問他們吃飯了沒有，他們說沒吃，我就把他們帶到飯館吃了一頓陝北的饸饹。在吃飯的過程中，我們就聊了起來。聊著聊著，我向他們打聽了近平的情況。

我說：“習近平在那邊干啥呢？”

其中一位同志說：“當縣委書記呢。”

我說：“干得怎麼樣？”

“近平干得很不錯，群眾威信很高，每年開三干會（七十年代每年都要召開的大隊、公社、縣三級干部大會）的時候，開到中間，很多干部發言很乏味，好多人聽得煩了，就走了，還有些人聽得困了，就睡著了。隻有習近平講話的時候，沒有人走，也沒有人睡覺。他講話講得有意思，很實際，也很有感染力，干部們都愛聽。”

我說：“近平當村支書的時候，他講話我們村裡人也很愛聽。”

另一位同志又向我透露說：“近平的工作作風，跟其他的干部不一樣。很多領導干部，都是由辦公室負責安排，提前通知。近平主持縣裡的工作，到鄉鎮和農村檢查，從來不提前打招呼，都是騎著自行車就去了。到了實地，他去看領導在不在，工作做得怎麼樣，實地去看，不給對方提前准備的機會。如果他看到什麼工作做得不到位的，當時就把相關領導叫到現場，督促他拿出整改方案。”

我聽了這兩位同志說的話，得知近平工作做得好，在更大的平台上發揮了他的才干，心裡很高興。

近平離開梁家河以后，我們村裡一個叫張志林的人，跟我打聽近平的情況，說要給他還錢。原來，近平從梁家河走的時候，村裡還沒到年終結算。等到年底結算，會計算賬的時候，人口多而工分少的家庭，就要出糧錢（陝北方言，給隊裡交錢），人口少而工分多的家庭，就要得糧錢（陝北方言，隊裡給現金）。出糧錢的家庭把錢給會計，會計再把這個錢發給得糧錢的家庭。近平的工分多，年底又沒有分糧食，就要得糧錢﹔張志林家裡娃娃多，工分少，要分的糧食多，就要出糧錢。會計為了賬面收支的平衡，就把近平一年的糧錢八十元兌給了張志林家裡，而張志林家裡應該把這八十元單獨交給近平，但是當時張志林家裡非常貧窮，拿不出來這八十元錢，並且近平上學也離開村裡了，就這樣，張志林家裡一直沒有機會把這個錢給近平，十分過意不去。現在張志林有錢了，一直想要把這個錢還給近平，他經常念叨，近平的這個錢救了我們一家人，欠賬就得還錢，不然良心上過意不去。我就勸張志林說：“你現在還給他，他也不會要。他幫助過的人太多了，你看看咱們村，哪一家他沒有幫過？你放心吧，他肯定不會有想法的。”七十年代的八十塊錢可是不小的一筆錢，按購買力來算，大概相當於現在的八千塊錢。

1993年，近平回到梁家河，鄉親們熱情地招待他，還殺了一隻羊。我們一起吃飯，近平囑咐了很多事情，我一直在旁邊聽。近平主要說了，山上要治理，河裡要打壩，山上要種經濟林，還要種果樹，要把地打平，好提高產量，要解決肚子吃飽的問題，還要解決文化問題……方方面面的事情，近平都講了很多。從始至終，他最關心的始終是基層群眾的生活。

就在那次，近平還向我們打聽一個叫靈娃的孩子。這個孩子的事，還要從頭說起。1969年，知青到我們梁家河的時候，我們村有個十幾歲的孩子，小名叫靈娃，但是實際上腦子並不靈光，智力上有先天缺陷，用我們農村的話叫“半憨憨”。靈娃的父親是基建隊的隊長，主要負責帶著知青做打壩、修田等農田基本建設的事，他就經常把靈娃帶到地裡去。靈娃雖然腦子有問題，但是干活很踏實，也能吃苦，近平他們這些知青都很喜歡靈娃，勞動之余很喜歡和他一起玩，誰也沒有嫌棄、取笑過他。近平1993年回來的時候，靈娃的父親已經去世了，隻有靈娃的母親帶著他度日，家裡的光景不行，生活很艱難。近平為了接濟這家人的生活，當時就給靈娃的母親留了500塊錢。

2015年春節前夕，近平又回到梁家河看望鄉親們，他到家家戶戶都看了看，用延川話和鄉親們交談，就像回到了久別的家中，特別親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