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平既一心為民辦事又善於為民辦事”（上）

採訪對象：武暉（小名：鐵鎖），1954年12月出生，梁家河村民。1971年成為民辦教師，1973年進入延安師范學校學習，畢業后一直從事教育工作。2015年退休。

採 訪 組：本報記者 邱然 黃珊 陳思 等

採訪日期：2016年12月28日

採訪地點：陝西省延川縣賓館

採訪組：您好！習近平在梁家河插隊期間，您和他交往比較多，互相之間也比較熟悉。請您具體談一談，最初你們是怎麼認識的？

武暉：北京知青剛到文安驛公社的時候，隊裡派了一些壯勞力去接他們到村裡來，但是沒有派我去。因為那時候我才十四歲，剛從學校回來，長得又矮又小，咋看都是個小娃娃，算不上壯勞力。

我家就住在村裡的后隊，近平他們一共六個知青也被分配在后隊，我家離他們知青窯不到二十米的距離，他們把行李往窯洞裡搬的時候，我就遠遠地站著看他們。

知青住下之后，我有點時間就跑到他們那裡去。這些北京知青，個子又高又瘦，穿的戴的比我們這個窮山溝裡的小娃娃好得多，我雖然也上過初中，有一點文化，但是對外面的世界一無所知，對這些北京“大世界”來的青年充滿了好奇，經常小心翼翼地躲在窯洞門口從門縫裡“呲”（陝北方言，偷偷地看）他們的一舉一動，偷聽他們說笑，但是不敢進去，更不敢跟他們打招呼。

有時知青們看到我，就說：“來，小朋友，進來進來！”我也不進去，其實我哪是小朋友，他們當中年紀最小的是習近平，我隻比他小一歲而已。但是因為長得矮小，他們就把我當成小孩子了。當時我在他們面前確實有點自卑，一個農村孩子，啥也沒見過，也不知道跟他們說啥，不敢搭話。但我還是願意到他們那裡去，因為我沒有地方玩，又不喜歡在家做家務。

北京知青剛來的時候，正是冬天最冷的時候，他們住在冰冷的窯洞裡，又不會燒炕，我們農村娃娃都會燒，於是知青就叫我幫他們燒火。這樣，我就進了他們的窯洞，跟他們也慢慢熟悉了。我是個初中生，在當時村裡算是高學歷了，因為在學校學的都是普通話，雖然也有口音，但是知青們能聽懂，互相之間能溝通，因此別的社員到窯洞來跟知青說話，我可以在中間給他們當翻譯。

一開始，他們幾個知青的名字我都分不清楚，后來慢慢接觸多了，聽他們互相之間叫名字，我也就把他們都認識了。他們也知道了我的小名叫“鐵鎖”。

採訪組：北京知青從首都北京來到艱苦的陝北，在生活方面有哪些不適應的地方？

武暉：知青們的生活是很艱苦的，很難適應。一天二十四小時，從吃飯、睡覺，到上廁所、洗澡，全都是問題，都不適應。他們幾個大小伙子睡在一個炕上，那個炕不大，六個人將就能擠下。他們的行李箱子就放在鍋台旁邊，空間很擁擠，很狹小。

知青沒用過柴禾灶，也不會做飯，剛開始是隊裡派個人給做飯，做了一段時間，就要他們自己學著做飯，隊裡就不給做了。他們要自己砍柴，自己燒火，自己把飯做熟，還要參加隊裡的勞動。

打柴對知青來說是個挺大的難題。我們縣上就有在山上砍柴摔壞的知青。陝北的黃土山上，本身就植被稀疏。我們農民年復一年地砍柴，近處的、好砍的柴全都被掃蕩一空了。好一點兒的柴禾都在遠處和危險的地方長著呢，有些長在崖壁上，有些長在深溝裡，那些地方，羊都吃不到。我們山裡長大的孩子就敢去砍，高的地方我們敢爬上去，砍了柴之后敢跳下來，知青就不敢。我們村裡的孩子，拿著繩子镢頭上山去，就能背回來五六十斤，知青也就能背回來十來斤，還都是那種很細的小灌木或茅草，填到灶裡不耐燒，飯還沒熟，柴就燒光了。后來，我就帶他們上山砍柴，領他們到那些柴禾多的地方去。每天都要砍柴、燒火、做飯，否則就要餓肚子。這就是知青面臨的極為現實的問題。

知青剛來的時候，最逗笑的就是挑水。一擔水都在五六十斤以上，知青不會用扁擔，不會換肩。他們個子都高，都駝著背挑水，腰彎著，上氣不接下氣地往窯洞趕。有時候走得快了，水桶來回搖晃，水洒一地，到了窯洞就隻剩下半桶水了。見到這樣的情形，社員們都笑他們。

採訪組：除了日常生活方面的各種不適應，知青每天還要參加勞動。請您講一講，習近平是如何參加艱苦的勞動，並且逐漸適應農村生活的？

武暉：在當時農村那個環境，包括近平在內的知青，思想肯定還是有波動的。陝北農村的冬天是很冷很冷的，沒有電，農民一天的生活就是早上太陽出來了就上山勞動，太陽落山就回家，成天都在勞動，但是生產效率卻很低下，一年到頭累死累活，一畝地卻打不了多少糧食。這個地區的發展也很不均衡，整個延安都沒有什麼副業，一切就是靠種庄稼。農民的生活基本都在貧困線以下，有些家庭能吃上飯，更多的是像我們這樣的家庭，七八個娃娃，就吃不上飯，就靠吃山上的野菜度日。

對我們這些山裡長大的娃娃來說，從小就在這小山村裡生活，在窯洞裡面住，出了窯洞，面對的就是黃土山，一抬頭就隻能看到山中間這麼一點藍天，這就是我們的世界，不覺得有什麼不適應。但是近平他們從北京來，到這窮山僻壤的小山溝，在這裡過陝北農民的艱苦生活，必須面對和接受這個現實，在這裡生活下去。

春天，近平跟我們社員一樣，用挑子挑著羊糞和牛糞往山上送。知青不習慣爬山，爬得高了，有時候重心不穩，糞就從糞筐子裡洒出來。送糞的工作完成后，就是耕地、整地、播種。苗長出來了，主要的事就是鋤地、追肥。地種不好，秋天就沒有收成，就沒有糧食吃，就會餓肚子，這是很現實的事情。

社員和知青們都是一起鋤地。一開始他們把草和苗分不開，我們是當地的娃娃都懂得。我們跟他們說一下，他們就學會了。別看他們沒干過農活，他們有文化，理解能力強，所以學得確實快。

鋤地都是在春夏，天氣很熱，隊長要求大家加緊時間干活，不讓我們休息。我想偷懶，就以解手為借口，跑到溝裡，休息三四分鐘、五六分鐘，隊長不叫，我就不回去。我確實受不了那種苦，又餓又渴又晒，有時候覺得實在干不下去了。但是近平就一直堅持，從來沒見過他偷懶。

收獲的季節，我們一起去割麥子。我們到山上的耕地有五裡地的距離，回來的時候社員和知青都是一人擔一擔。我們集體喂的牛和驢，飼養這些牲靈，需要用鍘刀把草鍘碎了喂給它們吃，知青不會鍘草，不太容易掌握鍘刀的技巧，鍘刀壓到一半就壓不動了，后來慢慢掌握技巧，一 刀就可以鍘到底。

雖然我是個農村娃，但是因為我年紀小，個子小，力氣小，這些勞動對我也是很大的挑戰。我一開始掙6分工，后來逐漸提高，但也沒掙到過10分工。近平個子高，力氣大，干活越來越熟練。我印象中，1969年到1970年這個階段，近平還是一個比較穩重的普通知青，一開始很難適應高強度的勞動。但是經過一兩年以后，近平就成了一個非常棒的壯勞力，基本上每天都能掙10分工。他不僅在勞動方面非常拔尖，而且逐漸和社員們在思想、語言上打成一片。誰家有困難，他都會盡自己的能力幫助。

我往知青窯洞跑得多，身上總穿得破破爛爛的。近平看我平時穿的破爛，就經常把自己的衣服送給我。王燕生離開梁家河的時候，留給近平一件灰毛領的藍色大衣，那件大衣挺好的，近平很喜歡，平時常穿。我上師范學校的那年冬天特別冷，近平就把那件大衣送給我了，他對我說：“你把這個大衣拿上，到了學校又能穿又能當被子蓋。”到了師范學校，同學們都嘖嘖稱贊：“你這個大衣質量真好！”這件大衣陪伴了我很多年，我參加工作之后還在穿。

我去上師范學校的時候，近平還送給我三十斤糧票，讓我出門在外用。在六七十年代，三十斤糧票就是一個壯勞力一個月的口糧。其實那時候近平的糧食也不怎麼夠吃，這些糧票對他來說也是很寶貴的。

採訪組：請您講一講習近平在梁家河期間看書和學習的事情。

武暉：我喜歡到知青窯洞去玩，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可以看近平帶來的很多書。炕沿上，鋪蓋上，枕頭邊上，全都是書。現在回憶起來，近平他們住的那個窯洞特別溫暖，也特別神奇，就像是知識的寶庫。

有時候上山干活，近平也在兜裡裝一本書，中間休息的時候，大家在拉話，他就拿出一本書來看。晌午回窯洞歇一會兒，近平也要抓緊時間看一會兒書。我覺得，一方面是近平對讀書有著濃厚的興趣，另一方面是讀書也帶給近平無限的力量。書裡有更廣闊的世界，有更豐富的知識，通過學習，人增長了見識，汲取了知識，就會變得更堅強，更強大。

我家裡很窮，從小到大，身上沒有過一分錢零花錢，更沒有錢買書。所以，我很羨慕近平有那麼多書，我在他們窯洞裡的時候，很想看看那些書裡寫的都是什麼，一開始不敢多翻，只是小心翼翼地翻兩頁。后來熟悉了，我就拿起來翻翻看看。近平見我對書有興趣，就跟我說：“鐵鎖，你喜歡看什麼書，就拿去看。”我連忙點頭，心裡非常高興。

我最先看的是一本《十萬個為什麼》，對這本書我有特別濃厚的興趣。我想，一個為什麼我都不知道，學會了十萬個為什麼該有多了不起。書中有很多自然科學方面的知識，都深深地吸引著我。我從小生活在山溝裡，對外邊的世界根本不了解。出家門最遠，我就到過文安驛，連縣城都沒去過。《十萬個為什麼》是有插圖的科普讀物，我在書上看到飛機，看到汽車，看到輪船，就高興得不得了。

我還從近平那裡借過物理、化學課本。此外，他那裡還有很多古典文學和歷史名著。我看過《三國志》，因為是文言文，裡面的好多字我都不懂，遇到不懂的，我就問他，無論問什麼，近平都很耐心地教給我。我還看過高爾基的《母親》和肖洛霍夫的《靜靜的頓河》。這些書都是近平從北京帶來的，他都借給我看。

很快，一兩年的時間過去了，知青有的返城，有的招工，有的當兵，大部分都走了。我晚上跑到近平那裡去，他還保持著看書的習慣，隻要有時間，他都捧著一本書看，看到很晚才睡。

採訪組：在一兩年的時間裡，村裡的北京知青大部分都離開了。習近平是留在梁家河時間最長的知青，並且成為梁家河的村支書。請您講一講，習近平為什麼被選為村支書？

武暉：我們社員之間說到近平，無論男女老少，對他的印象就是，這個人話不多，平時不說是不說，但是一說就能說到點子上。現在我們回過頭來看，近平當我們梁家河的支部書記，並不是偶然的，那時候村裡沒人對此感到意外。

一方面，當時的農村，有文化的人很少，近平又有文化，說話辦事又穩妥，考慮問題周全，這在當時的農村，是很難得的人才。而且，近平在當支部書記之前就已經參與村裡的管理工作，和村民關系非常融洽，再加上他在趙家河主持過社教工作，農村的這些生產生活、大事小情，他都已經很有經驗了。

可以說，1972年到1973年這兩年，是近平人生的一個轉折點。大部分知青都走了，但是近平因為父親受到政治迫害，就是走不了。那個時候，近平的思想有很明顯的轉變。他漸漸意識到了，他苦苦期盼的光明大道，其實就在自己的腳下！我雖然1973年就去上學了，但是隻要一回來，我就到近平的窯洞裡去拉話。我記得近平跟我聊過他那時候的想法：“我為什麼就不能在梁家河扎根呢？我為什麼就不能留在這裡為老百姓干好事呢？自己的路自己走，自己的事情自己干！”有了這種思想和意識，再加上近平自己的思考和努力，確實干了好多事情，而且都是實實在在的事。可以說，近平那個時候的世界觀和價值觀就開始奠定了，他主要想的就不是自己的前途，而是怎麼能做好村裡的工作，怎麼能讓群眾的生活好起來。

后來村裡有一些招工的名額，我看近平都沒有報名。他想的是帶領村裡人一起脫離苦日子，而不是自己一個人離開農村一走了之。所以，近平當支書以后，給村裡做了大量的實事、好事，其中他帶領社員做的很多事情，到四十多年后的今天還在發揮作用。如果近平沒有扎根農村的信念，沒有為人民辦實事的理想，根本不可能做這麼多好事，也不可能在農村待這麼久。他后來上大學，是為了更好地深造，更好地為人民做事情。

從另一方面來說，正是因為近平有了在農村生活的經驗，對很多農村的問題有深入思考，才有了這麼明確的方向，把工作做得這麼扎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