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平敢說敢做敢擔當”

採訪對象：梁玉明（小名：王栓），1942年2月出生，陝西省延川縣梁家河村人。1965年入黨，1968年至1974年擔任梁家河村支書，1974年1月至1975年1月擔任梁家河村委會主任。

採 訪 組：本報記者 邱 然 黃 珊 陳 思 等

採訪日期：2016年12月27日

採訪地點：陝西省延川縣梁家河梁玉明家中

採訪組：您好！習近平到梁家河插隊時，您是村支部書記。他到梁家河以后，您與他朝夕相處，在生產和生活方面有很多接觸，並結下了深厚友誼。請您具體講一講習近平插隊期間的情況。

梁玉明：近平他們來下鄉的時候，我是梁家河的村黨支部書記。那個時候，農村以糧為綱，村支書就是大隊長，主要的工作就是帶領社員苦干，大干，多打糧食，一切工作都是以糧食生產為中心。

近平他們這些北京知青是1969年的元月17號到的我們文安驛。那天，我們村派了兩個生產隊的社員，還帶著毛驢，趕到文安驛把他們接了回來。

知青都帶了很多行李，大包小包大多裝的是衣服、被褥，雖然看著挺大，但分量並不重。近平有兩個箱子，不算大，有個社員看他的箱子小，以為很輕，過去一拎，結果死沉死沉的。社員說：“呀，這箱子看著不大，咋這麼重！裡面裝了金元寶嗎？”

當時我們梁家河大隊有兩個小隊，一個前隊，一個后隊，也叫一隊、二隊。回來以后，我們就把這15個北京知青分到兩個隊。一隊住了9個知青，5個男的，4個女的，兩孔窯洞就分別是男生宿舍，女生宿舍。二隊是6個知青，其中包括近平，全都擠到一孔窯洞裡，在一鋪炕上睡覺。

他們這些北京來的后生，連我們山溝溝裡的灶台都沒見過，更不會燒柴做飯。我們隊上就派了一名社員負責給他們做飯。過了兩個月以后，他們學會了做飯，以后就都是自己做飯了。

相處了一段時間，我們村裡人和這些北京知青都熟悉了，那時候我們才知道，近平那兩個沉甸甸的箱子裡裝的全都是書。我那個時候就覺得很感慨：近平當時是個十五歲的娃娃，雖然個子高，但是挺瘦的，這兩大箱子書，我們干慣了體力活的社員都覺得太沉了，他竟然從北京一路給搬到千裡之外的山溝溝裡來，真是太不容易了。從那個時候起，我就開始注意觀察這個知青裡面年紀最小又愛讀書的娃娃。

採訪組：知青剛到村裡的時候遇到什麼生活上的困難嗎？

梁玉明：知青首先遇到的障礙是語言交流上的困難。我們陝北的口音很重，知青剛來的時候，語言跟農民不通。剛開始時，知青說了一句話，農民聽不懂，就說“害怕”。知青就懵了：跟你說句話而已，你害啥怕？其實農民說的是延川本地的方言：“害不哈”，是“聽不懂”的意思，知青也聽不太明白，就聽成了“害怕”。知青就問我：“我們一說話老鄉就害怕，這是咋回事？”我跟他們解釋說，他不是害怕，他是說“害不哈”，意思就是“聽不懂”。我就跟知青說，你們要學老百姓的語言，學會陝北方言，這樣才能方便溝通交流嘛！慢慢地，知青就學著說我們本地的方言，與社員交流起來就沒有語言方面的障礙了。

採訪組：你們是怎麼和知青們熟悉起來的？

梁玉明：那個時候，我們社員經常和知青在一起學習。我記得當時學習毛主席的文章比較多，《為人民服務》《愚公移山》《紀念白求恩》等等。我是村黨支部書記，組織給他們上課，但是實際上，我也是和他們一起學習。

我印象比較深刻的是《為人民服務》這篇文章。毛主席在這篇文章中有一句話：“隻要我們為人民的利益堅持好的，為人民的利益改正錯的，我們這個隊伍就一定會興旺起來。”這句話的核心思想就是：衡量對錯的標准，應該從人民的利益出發。我們始終要堅持好的，堅持對人民有益的，改正那些錯的，那些對人民無益的。這篇文章不咋長（陝北方言：即不怎麼長），我見近平反復地看，反復地讀，愛不釋手。我當時還在心裡想：這個娃娃咋這麼愛學習呢！

在梁家河插隊的這段時間，近平還閱讀了大量書籍。政治、經濟、哲學、文學方面的書，他看得真是太多了！隻要有一點點空閑時間，近平坐下來就看書，有時候一直看到深夜才睡。那時候在我們黃土高原的窯洞裡，近平吃不飽穿不暖，每天要上山勞動，想學習隻能硬擠出一點時間，晚上看書隻能就著昏暗的煤油燈，但是在這種惡劣的環境下，他卻對學習有著濃厚的熱情。我們都說，社員抽煙有“煙癮”，近平讀書有“書癮”。

今天我們總是跟孩子說：“好好學習，將來考個好大學。”這條路，對於當時的近平來說，幾乎就是不通的。他父親習仲勛當時受到嚴重的政治迫害，近平本人被劃分為“黑幫子弟”，他就算刻苦學習，一般也沒有上大學的機會。實際上，近平讀書並沒有明顯的功利性，也不是為了考大學，而是出於對知識的渴求。他在梁家河待了七年時間，我就沒見他離開過書本，沒見他放棄過讀書。尤其是他當了我們村的村支書之后，他每天不僅要和社員一樣勞動，還要處理村裡的大事小事，在那麼忙的情況下，他仍然堅持讀書。社員到他窯洞裡去，都說：你看這炕頭上的書堆得滿滿的！如果不是發自內心熱愛知識，他怎麼能在那麼艱苦的情況下堅持讀書？怎麼能七年都堅持讀書呢？

採訪組：習近平當時除了勞動和讀書外也參與村裡的工作嗎？

梁玉明：過了一兩年，近平就成了我們梁家河的自家人。他有文化，辦事有條理，說話有道理，村裡人都跟他關系很好，也很信服他，所以他開始參與村領導班子的各項工作了。

當時，我們村上有個“二流子”，五十多歲的人，不務正業，偷雞摸狗。我就教育他說：“你不改正這毛病，你就不是一個好社員！”可是這個人就是屢教不改。有一次，他偷隊上的蔥被抓住了，就被定為“管制分子”。那個時候，對這樣的人是很嚴厲的，要把他關起來，還要開社員大會，給他頭上戴個帽子，輪流對他進行批判。我們農村批判人，其實就是輪流罵他，罵他個狗血淋頭。批判會上，近平和雷平生也參與了，但是對這個“二流子”，沒有說一句侮辱人格的話，而是以平和的態度，給他講道理，對他進行開導和教育。社員上去罵“二流子”的時候，“二流子”低著頭，悶著聲不吭氣。近平沒有罵他，而是一條一條地給他講道理，教育他改正錯誤，“二流子”聽了直點頭。在批判會上，被批判對象是沒有權利說話的，見他點頭了，近平和雷平生就說：“那你唱個信天游吧！”“二流子”就高高興興地唱了一曲，唱得又高亢又嘹亮。批斗下來之后，“二流子”說：“我老漢以后要向北京的娃娃學習，可不敢再偷了。”經歷了這件事，村裡人都豎起大拇指說：北京來的娃娃行！

后來我跟近平聊起這件事，他跟我說：“他只是犯了一些毛病，完全可以改過來，還是可以團結的人嘛。咱們應該以教育為主。”果然，這個屢教不改的“二流子”，經過近平和他幾次談話，很快就有所轉變。從那以后，這個人再也沒有偷雞摸狗，不務正業，而且開始好好勞動，成了我們村一個好社員，跟近平也成了好朋友。

從這件事情上，我很佩服習近平，懂得做工作說到底還是做人的工作。你想想，這個“二流子”已經五十多歲了，屢教不改，一直犯錯誤，村裡人都討厭他。但是近平做工作的出發點很公平，也很平等，他不是出於主觀情緒，也不是出於成見，而是給予別人必要的尊重，把思想教育工作做到人心裡去。近平尊重人，團結人，有很好的工作方法，很了不起。

還有些社員，偷奸耍滑的，生事打架的，近平都能幫忙做思想工作。有一次，村裡兩個婆姨鬧架了，鬧架以后開始沒完沒了地互相罵仗，兩個婆姨見面就罵，隔著溝也罵，隔著路也罵，罵的那個話多難聽就別提了。罵得不可開交，就鬧到我這裡來了。我說，讓近平來給你們調解一下吧！近平來了之后，分別找她們兩個談話，后來不知道又談了多少次。最后，這兩個婆姨的關系好起來了，還成了好朋友。我當時就覺得，近平這個人真會做工作。村裡的事情特別多，我忙不過來的時候，就讓近平來幫忙，他每次都能把事情辦得穩穩的，社員都很滿意。

採訪組：習近平入團和入黨都是在梁家河，您了解具體情況嗎？

梁玉明：1972年，近平追求進步，要入團，但他這個事情卻是一波三折，費了很大的勁。他先后寫了好幾份入團申請書，交給公社的團委書記，直到那一年秋天，他才正式被批准入團。

到了1973年，我們縣上招聘農村青年積極分子，就把近平調到賈家坪公社的趙家河村去主持社教工作，他在趙家河把社教工作搞得有聲有色，帶領村民造壩地也造得很好，跟村裡人的關系也處得非常好。趙家河人一看近平這麼能干，群眾關系又好，就想把他留下，不讓他回梁家河。我們梁家河不同意，堅持要他回來——近平是我們的人，咋能去你們那干了幾個月就成了你們的人哩？后來問近平的意見，近平說：“我還是回去吧！我從梁家河出來的，我還回梁家河去。”就這樣，1973年的7月份，近平又回到了梁家河。

回到梁家河以后，村裡想讓近平在村裡主持工作，但他還不是黨員，申請入黨就成了當務之急。於是，近平寫好了入黨申請書，我和梁有華當近平的入黨介紹人，我就組織開了一個黨員會。黨員會上，大家都同意近平入黨，之后我又開了支部會，同意接收習近平入黨。支部通過以后，我就把這個材料拿到公社，但是公社當時的書記不批。他還批評我說：“你這個梁玉明這麼膽大，你敢把黑幫子弟介紹入黨！”我跟他說：“近平是不是黑幫子弟，現在還沒有結論。況且，考察青年入黨，還有一項是重在個人政治表現。政治表現好，就可以入黨。”書記說：“你哪裡看到這一條？”我說：“紅頭文件有，中央發的。”雖然我把書記說得啞口無言，但是頂撞得他很不高興，所以那次也沒有批。

我回來把這個情況跟近平一說，近平也在意料之中，他說：“唉，我知道公社不會批。”我說：“那也不是你的錯，公社不批是不對的，他沒理由不批。”

就這樣，近平前前后后一共寫了好多份入黨申請書，由於家庭的原因都沒有得到批准，這實在太說不過去了。后來，公社換了新的書記白光興，他比較看好近平的能力，公社黨委認為不能因為當時習仲勛同志的問題影響習近平入黨，於是將他入黨的問題交到縣委去研究。當時的縣委書記也很重視這個問題，經過縣委研究討論，1974年元月批准了近平入黨。近平入黨的時候，正好趕上村領導班子換屆，我們村上就召開了黨員會，推舉習近平擔任梁家河大隊黨支部書記。我則擔任大隊革委會主任。

採訪組：當時習近平那麼年輕，又是一名外來的知青，為什麼大家都推舉他來當村書記？

梁玉明：因為近平年輕，公道正派，頭腦靈活，又肯干，他在入黨之前就已經參與很多村裡的事務了。大家相信他肯定能把我們村裡的工作做好。

后來事實也証明，近平當了書記以后，處事公道，工作扎實，為村裡做了很多實事，群眾對他非常滿意。

近平敢說，敢做，敢擔當。他有一個特點，就是：我說的話，如果有錯你們就指出來，我肯定改﹔如果我說的沒錯，你們就照著辦，不能打折扣。如果是你不對，我就要糾正你，而且不能說一下我就不管了，還要督促你真的改過來。如果有人指鹿為馬，顛倒黑白，不對的事情還要說對，那絕對不行。近平就是這樣一個人，工作上首先嚴格要求自己，然后再嚴格要求別人，他非常善於團結同志，關心群眾。

近平處事非常公正，很多農村人當領導，裙帶關系很嚴重，把親戚朋友照顧得很好，多吃多拿多佔。近平沒有這麼做，知青也好，社員也好，一視同仁，他絕對不會用公家的資源額外照顧朋友，絕不會做不公正的事。所以，近平批評一些社員，他們都能接受。社員們都信服他，認為他公正、沒有私心。

採訪組：習近平當了村支書后在梁家河做了哪些事情？

梁玉明：近平給我們村做了很多事情。我就講一講我印象最深刻的幾件事吧。

第一件事，近平在報紙上看到四川綿陽辦沼氣，他覺得我們可以借鑒過來，解決農村燒柴的老大難問題。近平就跟大家探討這個事情，給我們講辦沼氣有幾大好處：一是能解決社員點燈問題﹔二是能做飯﹔三是沼氣池裡的廢料還可以給庄稼做肥料。后來，近平他們到四川去學習沼氣技術，學了大半個月的時間，回來就動員社員開會，組織了一個辦沼氣的施工隊。近平在四川學了不少技術，還從四川帶回來一個技術員，在他們兩個的指導下，我們就建起了沼氣池。當時我也和大家一起修建沼氣池，帶著一些人負責打石頭、接石板，石板接起來套出沼氣池的原型來。沼氣池一修好，就解決了我們的燃料問題。沼氣可以點燈，可以做飯，社員們都很高興。以前做飯就要打柴，社員又要勞動，還要打柴。有了沼氣，就不用費那麼多力氣去砍柴了，社員高興極了，都說：這沼氣可算是解決了咱祖祖輩輩燒柴的大難題啦。后來，省裡在我們梁家河村開了一個沼氣現場會，在全省推廣。很快，沼氣就普及到了全省，給全省很多地方的農民都帶來了實實在在的好處和便利。這是近平辦的一件大事情。

第二件事，近平還帶領我們村民打了一口井，解決了我們全村的吃水問題。以前我們村裡吃水困難，就是在河裡挖個滲水坑，拿個瓢，舀到桶裡，擔回去吃水，那個水很渾，遠沒有井水好吃，也不衛生。在那個年代，近平帶我們挖井可沒有現在這些機械，都是人工挖。挖井的人在下面用?頭挖出泥土、石塊，再裝到筐筐裡，井口處安一個轆轤，把筐筐吊出來。人工挖井是有很大風險的，往外拉泥土和石塊時，稍有不慎，掉下來一個小石塊就可能給下面的人帶來生命危險。那個時候是冬天，打了很深，才開始見水，這水冰涼刺骨，近平下到井裡，兩條腿都踩在泥水裡，挖下面的泥土和石頭，一干就是挺長時間，實在撐不住了再換人。打這口井的時候，近平的腿凍得落下了毛病，冬天的時候就容易腿疼。這口井挖了半個月左右的時間，三十多米深，我們村現在還在吃這口井裡的水。

第三件事，近平給村裡辦了一個鐵業社。鐵業社可以制造和修理割草的鐮刀，挖土的鐵锨，鋤地的鋤頭，砍柴的?頭，解決社員勞動工具的需求。鐵業社當時生產的工具很多，剩余用不完的，就賣給我們縣的供銷社，給村裡增加收入。

近平還帶領我們打壩地。打壩如果全靠人力，效率就比較低。那時候沒有柴油機，我們就貸款買了一個柴油機，搞水打壩，用管子接上起壩機，一截四米長，起壩機拉到山上，把山上的土打鬆，再用柴油機帶上著水，把那個土澆起來，沖到山下來，形成平整的土地，這叫“水水壩”。這種壩打起來很結實。像這樣的壩地，近平領著我們一共打了五大塊，給村裡增加了幾十畝的耕地。

另外，近平從四川回來的時候，還帶來了種植烤煙的技術，在我們村種植成功了﹔他還辦了一個代銷點，方便村裡人購買日用品﹔還辦了一個縫紉社，解放婦女勞力。近平當書記不到兩年時間，辦沼氣、打井、辦鐵業社、種烤煙、辦代銷點，還搞河橋治理，打了五大塊壩地，給我們村裡帶來了很大的變化，直到今天，我們村裡人還在受益。

採訪組：請您講一講習近平當年離開梁家河上大學的情況。

梁玉明：1975年，給縣上分了一個清華大學的名額，我們延川縣委會議推薦近平去上學深造。近平走的那一天，沒有任何人組織，我們村上的男女老少一大早都到近平的窯洞門口，准備送他。

近平還沒有起床的時候，門口就已經站滿了人。近平起床后，一推開窯洞門，看到大家都來送他，先是吃了一驚，接下來就非常感動。他說：“我沒想到大家這麼早都來送我！”村裡人說：“近平，你是咱梁家河的好后生，你上北京那麼遠，我們肯定要送你呀！”說著說著，有幾個婆姨掉下了眼淚。忽然，人群中有個人喊了一聲：“哎呀！你咋來了？”原來，我們村上有一個叫石玉兵的殘疾人，雙腿行動不便，平時不怎麼出門，他拄著雙拐，一步一步地挪過來要送近平。近平趕忙走過去拉住他的手，當時就下淚了。我和近平朝夕相處幾年時間，流血流汗，再苦再累，遇到再大的困難，我沒見他下過淚。這次，是我見過的他唯一一次下淚。

村裡人把近平送出很遠，他一再讓大家回去，大家才依依不舍地和近平道別。我們都記得，近平給村裡人說：“大家都回去吧，我會回來看你們的。”

最后，我和十多個社員一邊走，一邊拉話，一直把他送到縣城。當時，我們村上有個人叫呂能勝，他在縣城工作，我們十幾個人就在他的住處待了一整夜。那一夜，我們都沒有合眼，就拉話，聊家常，近平就囑咐我們村裡的工作以后要怎麼干，怎麼安排。他跟我們說，要大搞農田基建，以后平地多了，收入大，山洪問題、口糧問題能解決，溫飽問題能解決……各個方面他都講得很細致，好像哪裡都有他放不下心的地方。

第二天早上，大家都說留個紀念吧，就你三毛、我五毛地湊了五塊五毛錢，去照相館照了一張相。

我還是舍不得近平走，又一路陪著他，把他從延川送到了延安。誰也不會想到，當年送出去的村支書，現在是咱們黨的總書記。

近平雖然不能經常回來，卻沒有忘記梁家河，經常寫信回來，詢問梁家河的情況，挂念梁家河的鄉親，也給我們講他自己的情況，還給我們寄他的照片。我們也都很惦記他，男女老少都念叨：近平啥時候能回咱梁家河看看呀？

1993年，他終於回來了一次。聽到風聲的人，都趕來了，見到近平都親得不行，握手的拉話的，就像是親人回家一樣。

2015年2月13日，近平再次回到梁家河。真沒想到，時間過得這麼快，轉眼之間，距離我們送他去上大學已經四十年了。看著近平挨家挨戶地看鄉親們的身影，看著鄉親們圍著他拉話的場景，我想起了四十年前他離開梁家河的情形，大家也是這麼圍著他，拉著他的手。我心裡默默地想：四十年過去了，近平這次回來，實現了他要回來看梁家河父老鄉親的諾言。

採訪組：習近平離開梁家河之后，與梁家河，與您本人有哪些聯系？

梁玉明：近平在廈門工作的時候，我帶我們公社的書記楊世忠到廈門去找過他一次，老朋友見面特別親切，一點兒都不生分。但是我那次找他，不是為了敘舊，而是因為我們村子裡一直沒有通電，想讓他幫忙找找關系，看能不能給解決了。近平表示，離的這麼遠，可能不好解決。我說，不好解決，我們就不難為你了，以后再說吧。近平說，你們先回去吧，我再想想辦法。

當時我以為這個事情就辦不成了，但是沒想到，近平后來立即和我們縣當時的書記聯系上了，給他寫了信，向他反映了這個情況，希望他能重視解決。后來，縣委書記給我們批了20萬元，不僅我們梁家河通了電，一條溝的五個村都通了電。

近平在福建省委工作的時候，我又去找了他一回。那次是村裡辦學校的事。我說我們想辦學校，沒錢。后來，近平通過朋友關系，多方協調，聯系了一個慈善機構，取得了他們的支持，出資給我們村裡辦了一所學校，有九個教室，100多學生。

我到福建去的那一次，跟近平閑談，我就向他請教，當時咱們國家有個職位很高的干部被判刑了，是怎麼回事？近平說：“是因為貪污腐敗。”我說：“近平，你可千萬不敢有這種想法。”近平笑了笑說：“你放心吧，我可不是那號人，我肯定不是那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