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眾需要什麼，近平就干什麼”

採訪對象：石春陽（小名：隨娃），梁家河村民，1954年生。1975年10月習近平離開梁家河后，石春陽接任村黨支部書記。2016年，任大梁家河黨總支部書記。

採 訪 組：本報記者 邱 然 黃 珊 陳 思 等

採訪日期：2016年2月27日

採訪地點：陝西省延川縣梁家河村委會

採訪組：石春陽同志，您好！習近平在梁家河插隊期間，您曾和他一起勞動，他離開梁家河后，您接任了村支書。請問您最初認識習近平是什麼時候？

石春陽：1969年1月，我到文安驛公社接北京知青。就是在這個時候，我第一次見到了近平。

當時，梁家河派了十幾個年輕力壯的社員去接知青。怕人手不夠，我們還牽了毛驢，幫著馱行李。知青們的行李有鋪蓋卷，有箱子，我們輪流幫著拿行李，你拿一氣兒，我拿一氣兒，幾十個人，浩浩蕩蕩地就回到村裡來了。

我記得很清楚，當時梁家河村一共來了十五名北京知青，十一名男知青，四名女知青。當時梁家河村委會接待室是一隊的地方，分來五名男知青，四名女知青﹔近平和其余五名男知青在后面的二隊。村裡當時安排我父親給二隊的知青做飯。

採訪組：他們是從首都北京來的知識青年，能適應農村生活嗎？

石春陽：最初很難適應。近平他們這些知識青年，從小就生活在首都北京，接觸的人多，見的世面廣，到了我們這個窮山溝裡，住土窯洞，干農活，面朝黃土背朝天，和我們這些大字不識的農民們吃在一起，住在一起，肯定不習慣。在農村，吃得很差，吃不慣也吃不飽。上很臟的茅廁，冬天冷，凍屁股，夏天臭氣熏天，蒼蠅蚊子騷擾不斷。睡覺也是挺作難的一件事，幾個知青躺成一排，擠在一個炕頭上。這麼艱苦的生活，這麼大的落差，要說一下子就適應了，顯然不太現實。

我們農民就是黃土地裡生長的，在黃土地裡種糧食吃、挖窯洞住，所以身上總是沾滿黃土，根本就不在意。我們村裡這些年輕人，跟北京知青混熟了，就經常跑到他們窯洞裡去串門，進了窯洞，就往炕上一坐，身上的黃土弄得被褥和枕頭上都是。有些個人衛生特別差的，人一上炕，虱子也上炕了。

近平每天下地干活，經常一身黃土，慢慢也就習慣了。他以前在北京生活，沒被虱子咬過，剛來梁家河的時候腿上經常被虱子咬得紅腫一大片，奇痒無比，他經常撓，后來都撓得流膿流血。在地裡勞動時，大家都把褲腿挽起來，我就看到他的小腿上到處都是被虱子咬的紅疙瘩，有的剛剛結痂，有的痂被撓掉，還往外滲著血。過了一段時間，近平就不怕虱子了，像我們農村人一樣，對虱子的毒素產生了抵抗力，就算被虱子咬了，紅腫也沒那麼嚴重了。

採訪組：習近平和村裡人也越來越熟悉了吧？請您談談他平時生活和勞動的情況。

石春陽：近平沒過多久就適應了陝北農村的生活。兩年后，大多數北京知青返城了，近平卻幾乎和我們成了一家人。無論是老漢、后生、娃娃、婆姨，他都能跟大家聊到一塊兒去。

近平不但見多識廣、知識豐富，而且性格很隨和，說話既不偏激，也不保守，非常實在，所以我們特別喜歡跟他拉話。特別是晚上，我們年輕人經常到他住的窯洞去串門。他給我們講北京，講中國，講世界，講很多我們從來都沒聽說過的事，開闊了我們這些山裡人的眼界。他喜歡看書，而我們村裡人大多不識字，他就經常給我們講書本上的知識，讓我們對讀書識字產生了濃厚興趣。

近平也不光是給我們講，他也向我們打聽農村的情況，農活怎麼干，庄稼怎麼種，村裡各方面情況他都問得很細，我們也都樂於給他講。

在勞動方面，近平非常下力氣。知青們剛開始干活不行，每天給他們記6分工。近平干活不惜力，從掙6分，到掙7分、8分、9分、10分……10分是一個農村壯勞力一天的工分。

近平因為勞動突出，跟社員群眾關系好，縣團委書記陶海粟發現他能力強，就派他到趙家河去搞了半年多的社教。他回到梁家河不久，就當了我們村的黨支部書記。

採訪組：村裡當時為什麼推舉習近平當黨支部書記？

石春陽：我覺得有這麼幾個方面的原因。

他有文化，有思想，有主意，頭腦靈活。當時我們村裡識字的人不多，需要一個有文化的人來主持事情，所以就選了近平當書記。

他勞動非常下力氣，和我們農村的壯勞力能干一樣的活兒。那個年代，領導干部必須要吃苦在前，近平在平時勞動的時候，干的比我們社員還要多。這樣的人當干部，能讓大家信服。

他和我們村裡人相處得非常好，感情非常融洽，群眾基礎非常好，大家都喜歡他，願意和他拉話，他說啥我們都願意聽。

近平敢擔當，能做事，總是為村裡著想。在當村支書之前，他就對村裡有很多規劃和想法。打壩、修梯田、打井，增加糧食產量，這些他一直都在考慮，都在和社員交流。當時村裡一些老年人比較保守，對新鮮事物比較抵觸。近平給他們做思想工作，容易說服他們，能把隊伍帶好。

他在搞社教期間處理趙家河村裡的大事小事，積累了一定的工作經驗。

另外，他是北京知青，在我們農村各個姓氏、各個家族中間能保持中立，做到公平公正，不會偏袒誰，大家都信任他。

近平當時也非常願意擔任村支書這個職務，雖然很苦很累，但他不在乎，他真心實意想為梁家河做一些事情。

採訪組：請您具體講一講，習近平當村支書以后都做了哪些事情？

石春陽：近平上任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辦沼氣。他到四川綿陽去考察學習建設沼氣池的技術，回來以后結合我們延川當地的氣候進行研究、施工。他在知青住的院子旁邊挖了一個沼氣坑，用水泥打成池子。雖經歷了一些挫折，但沼氣池最終辦成了，解決了我們這個地方缺柴燒的問題。

沼氣普及以后，梁家河點燃了陝北第一盞沼氣燈，我們做飯、照明都可以用沼氣，沼氣池裡清出來的肥料，還可以給庄稼上肥，一舉多得。

近平在我們村裡辦了一個鐵業社。他發現我們村裡有的社員有打鐵的手藝，就蓋了一間打鐵的小“車間”，讓鐵匠打鐵做農具，鐵匠能掙工分。社員需要農具，不用跑到縣上，直接到鐵業社來就可以了。這樣就解決了村裡農具的需求問題，方便了群眾。

近平還給我們村辦了一個代銷點。我們到文安驛公社去一趟，一來一回七十多裡地，大路小路，要走一天時間。哪怕去打一桶煤油，也要天亮了就出發，到文安驛買了油，吃口飯，休息一下，再回到梁家河，太陽就快落山了，不走快一點，晚飯都趕不上。

近平召集我們村裡人開會說：“咱村裡人去買個東西，要走一天，這太不方便了。像煤油這種必需品，我們完全可以把文安驛供銷社的東西拿一部分回來，在村上統一銷售，我們再按單子定期跟他們結賬。”村裡人一聽，覺得這確實是個好辦法：一兩個人拉著毛驢去文安驛公社馱回來一些日用品，就免去了村裡那麼多人來回奔波。這件事越早辦成越好，大家都非常支持。

近平說干就干，領著村裡人，用最快的速度就把代銷點辦起來了。這個代銷點基本備齊了社員的各種生活必需品，有煤油、火柴、肥皂、食鹽、糖果等等。

採訪組：習近平當時辦鐵業社和代銷點，起到了方便群眾的作用，但在那個時代背景下，政策上允許這種小規模的集體產業嗎？

石春陽：當時的政治和經濟環境下，國家以糧為綱，一切以糧食生產為中心，近平搞這些副業，是有一定風險的，很容易被扣帽子。所以，一般情況下，村干部都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過問這些事，也不搞這些副業。而且，當時體制死板，辦這些副業，並不那麼容易。

當時的農副產品公司、供銷社都是國家單位，想跟這些單位合作，並不那麼容易辦成。我們這些農民，說不清道不明的，跟他們打交道都很難。近平當時隻有二十歲，他這個人，心裡裝著老百姓，又有一股闖勁，他克服困難，最終還是把事情辦成了。

近平對政策方面把握得很嚴謹。鐵業社給村裡人打農具、修農具是不盈利的，完全免費。給縣上供貨，是近平親自去跑的。我們梁家河村黨支部與縣農副產品公司公對公，沒有問題。代銷點也是非營利性質的，近平先跟供銷社賒賬，把東西“批發”回來，原價賣給社員，一分錢都不掙，為社員的生活提供便利，這與當時的政策不抵觸，也沒有問題。

鐵業社和代銷點給村裡實實在在帶來了好處。按現在的新詞來說，是“優化物流，整合資源”。當時，近平讓鐵匠主管鐵業社，讓他的手藝能夠“學有所用”，每天打鐵可以掙工分，不用下地干活。他讓村裡一個叫石鳳蘭的女社員當代銷員，她是個年輕人，有文化，會算賬，每天銷售這些日用品就可以掙工分，也不用下地干活。

這兩個人各管一攤，表面上看是浪費了兩個勞力，而實質上卻節省了其他社員去文安驛公社修農具、打煤油、買日用品的時間，他們可以利用這個時間下地干活掙工分。壯勞力一天能掙10分工，最多能達到12分，這些工分與生活是密切相關的，可以換糧食、換錢。可以說，農民的生活全都靠這些工分維持。所以，近平辦的代銷點既不違背政策，又是便民惠民的好事情。

類似這樣的實事好事，近平在短短兩年時間裡還辦了很多。

他辦了一個縫紉社，組織我們村的婦女勞力，集中在一起做衣服。我們農村人，因為整天干活，衣服褲子磨損得多，一件衣服穿不了多久就壞了，經常要縫縫補補，實在爛得不行了再做新衣服。如果自己在家縫衣服，像那些單身漢就縫不好，新衣服就更不會做了。干了一天活，天都已經黑了，婦女還要在昏暗的油燈下穿針引線，十分辛苦。

近平辦了縫紉社之后，社員把要縫的衣服交給在縫紉社勞動的婦女。縫紉社的婦女根據每天縫補衣服的數量掙工分，其他社員節省出縫補衣服的時間去勞動，可以掙到更多工分。這種分配方式很合理，受到大家歡迎。近平讓社員發揮各自長處，把村裡的生產和生活安排得十分順暢。

近平當了支書以后，提出要解放勞力，把社員從家庭事務中解放出來，投入糧食生產中，所以他就辦了磨坊，讓社員都到磨坊來磨面。在這之前，村裡人都是用石碾子磨面，套上毛驢，再搭上一個勞力。毛驢一圈一圈拉，人還得用笤帚往裡面掃，費時費力，半晌也磨不出多少面。

機器這種東西真是厲害，一千頭毛驢也比不上它。一台柴油磨面機，隻需要一個人來操作，就把整個村子磨面的活兒都干了，而且磨得又快又好。磨坊也是給村裡人免費服務的，不收一分錢，連柴油機燒的柴油都是隊上花錢。這樣，不僅人力解放了，連毛驢也解放出來了，這些解放出來的生產力都可以投入農業生產中。

辦沼氣，辦鐵業社、代銷點、縫紉社、磨坊……近平當我們的村支書，在一兩年內做的這些事情，就像我們國家現在建立的社會保障體系。政府給人民提供多方面的保障和福利，比如教育、安全保障、醫療保障、公共服務，本身是不盈利的，而是切實解決老百姓的生活需求，讓人民生活沒有后顧之憂。人民生活得幸福，不用為了最基本的生活需求而奔波，就能發揮更多的智慧和力量，為國家建設出力。國家建設得富強了，人民就能得到更多的保障和福利，形成良性循環。

採訪組：您覺得習近平當村支書有什麼鮮明的特點？

石春陽：我們選近平當村支書，最主要的是他做事公道、敢於擔當，能跟老百姓打成一片，群眾需要什麼，他就干什麼。他的每一個行動和決策都很務實，都是為老百姓的利益考慮的。

設身處地為群眾著想，這句話說起來簡單，做起來並不容易，這需要干部有一顆真誠的心，有一定的處理問題的經驗和技巧。

近平剛當梁家河村支書的時候，我們村裡接到上級分派下來的一批救濟糧。糧食到了村黨支部，大家都很高興，但到了分糧食的節骨眼上，誰都說自己家困難，誰都想多分一些糧食。不是我們村裡的人不實在，而是因為那時候確實太窮了，涉及填飽肚子的問題，誰也不會謙讓的。村裡人開會商量這個事，說著說著大家就吵起來了。

近平說：“都別嚷了。咱們現在就到各家各戶去看，究竟誰有多少糧食，都看得清清楚楚。誰該多分，誰該少分，不就一目了然了嗎？”

近平說完就站了起來，帶領大家到各家各戶去看，看每家有多少糧食，當眾記錄在冊。從夜裡十點多，一直看到凌晨五點，把各家存糧的情況第一時間都弄清楚了。散會的時間和到各家各戶考察的時間是“無縫對接”，誰也沒有機會投機取巧，想要當眾跑回家，把糧食藏起來的機會是沒有的。看完以后，誰家糧食最少，就給誰家。大家也就沒得說了，這是最公正的解決辦法。

后來，大家議論這個事說，咱村這個事，也就是近平當支書敢這樣做﹔別人當支書，肯定不敢這樣做，就算這麼做了，村裡人也不一定聽。

近平當我們村支書，確實有很多不一樣的地方。他實事求是，說公道話，做公道事，敢做敢當。比如近平打我們村最大的淤地壩，當時村裡有一些觀念保守的老人反對，但是近平一點一點地做工作，還找了王憲平幫他做工作，把思想工作做通了，讓大家都信服。最后這個壩打成了，灌溉方便，農作物產量也提高了。實際效果一出來，大家的思想觀念也都轉變過來了。所以我們村裡人都對他很服氣，他說啥我們都聽。

採訪組：習近平到北京上大學，為什麼把梁家河村黨支部書記的擔子交給你？當時是怎麼交接的？

石春陽：我覺得近平推薦我當村支書，可能是看中了我能吃苦，辦事公道。而且我當時很年輕，也能干，一心為村裡著想。如果沒有這幾點，近平是不會讓我接他班的。

近平是1974年當的村支書，上任后不久，他就選我當隊長、支部委員。1975年開春，有一天開黨員會，近平說，增添一名副書記，就是隨娃。到了三四月份的時候，各鄉都來我們梁家河辦沼氣學習班，現場演示、開座談會等繁雜的事務很多。近平那時候就說：“隨娃，以后你給各鄉來的人開會，我太忙了，實在顧不上了。”

我這一路干下來，忙忙活活的，也沒顧上多想，當時竟然沒察覺近平是有意培養我。

近平是1975年返回北京上大學的。北京知青到我們這偏僻山村吃苦受罪，一般人可能會想，總算離開這窮地方了，再也不回來了。但近平不是這樣，他快走的時候，村裡很多事他都放不下，他總找我談。

有一次，我到他窯洞裡去，他跟我說：“隨娃，我要上大學走了，支書誰當？”我說：“這個事情難說，大家選誰是誰。”近平說：“你可以當。”我說：“我不行，當不了。”他說：“你咋當不了？我以前也沒當過，現在不是當得挺好嗎？”我說：“我怕我當不好。”近平說：“你還沒當，你咋就知道當不好？”

過了幾天，近平召集大家開黨員會。在會上，近平對大家說：“我快走了，下一任支書誰來當，咱們得選。我個人推薦隨娃當。”

緊接著就是投票，每人發一張紙條，讓大家投票。大家在紙條上寫的都是“隨娃”。這個結果，其實不是因為我有多好，而是我們村裡人信任近平，他推薦了我，大家就都選我。

在近平離開梁家河的頭天晚上，他召集全村人座談。近平對大家說：“我來咱梁家河這七年時間，學會了很多東西。咱梁家河的群眾無私接納我、幫助我，讓我在這裡步入社會，入團、入黨、當村支書﹔我從這裡出發，返城上大學。梁家河給我的一切，我一輩子都不會忘。”

接下來，近平又說了一番話，這話是對大家說的，也是對我和村支部班子全體成員說的。他說：“要當好一個村的領導，必須一碗水端平。群眾最講究的就是‘公道’二字，最信服的就是公正的人。哪怕一毛錢的事，你處理得不公，群眾也不答應﹔十塊錢的事，你處理得公道，群眾也不會有意見。無論大事還是小事，該咋辦就咋辦。”

然后，他又當眾對我說：“隨娃，梁家河以后要發展，你必須起模范帶頭作用。你是年輕人，當書記以后，要多動腦子，多思考問題，還要多聯系群眾，這樣工作才能做好，支書才能當好。如果處理問題不考慮群眾的感受，支書也當不好。”

採訪組：您當了村支書以后，心理壓力大嗎？

石春陽：壓力很大，主要是因為有近平這個標杆在那裡豎著。我要想保持住這個水平，確實非常不容易。

當時，我比較缺乏管理整個村的工作經驗。我之前是副書記，凡事不用考慮太多，近平讓我干啥我就干啥，遇到啥拿不了主意的事，直接去問近平就行了。近平走了之后，我們村就好像沒有了主心骨，而我必須自主考慮一些事情。

那個時候是計劃經濟，事情多，也難管，村裡的生產、生活安排都是村黨支部做主。如果糧食產量不夠，村裡人真餓肚子啊。口糧問題，責任重大，村支書的壓力也大。我上任之后才真正體會到了近平有多不容易。

近平取得的那些榮譽，我必須得給他保持下來。近平在的時候，帶領我們全村人辦沼氣，成為整個延川縣發展沼氣的先進典型。這回近平走了，我一上任，假如我們一下就不是先進典型了，甚至成了落后者，那這個臉我可丟不起，我也沒法跟村裡人交代。因此，不光農業生產和基建工作我不敢鬆懈，沼氣生產這方面也一點不敢鬆懈。辦沼氣的現場會一直開，保証各鄉來考察時都能學到“真經”。這是關系到全縣科普的事情，我得辦好。在現實中，我們也遇到很多困難。陝北這個地方，冬天最冷的時候能達到零下20℃，如果裡面的沼液結冰了，沼氣池壁就有可能凍裂，一有了裂縫，沼氣池就會漏水，不產氣了。

我們想盡辦法做好冬季沼氣池的保暖工作，用秸稈覆蓋沼氣池。到第二年開春，再把保暖層去掉，檢查一遍沼氣池，看看漏不漏水，一旦漏水就用混凝土泥漿重新抹一遍。

我們梁家河用沼氣做飯、燒開水、晚上照明……一直用了十幾年。到1987年，我們村通了電，沼氣池才退出歷史舞台。

採訪組：習近平離開梁家河以后，你們還保持聯系嗎？

石春陽：近平一直和梁家河保持聯系，多數時候是給我們寫信，也回來過幾次。他每次都要問老百姓最基本的生活情況，他最關心的就是人民的生活。有幾封他寫來的信，我們放在村史館了，好讓大伙兒都看到他對我們的關心。

1993年，近平在福建工作，他抽時間回到梁家河來看望鄉親們，村裡人歡天喜地迎接他，都叫他到自己家裡去吃飯，他怕給鄉親添麻煩，就在我們村上食堂吃的。近平還給我們村裡帶了茶葉和報時鐘，家家戶戶都有份。當時大家都沒有手表，近平給我們買的報時鐘，既能看時間，又能報時，非常實用。

2009年，近平已經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家副主席了。他到延安來調研考察，請了幾位當年梁家河的鄉親到延安見面，其中就有我。我剛一下車，近平就看到了，他直接叫我的小名：“隨娃，你來了！”他親切地和我握手，並給他身邊的同志介紹我。

開座談會的時候，我准備了稿子，打算照稿子念。輪到我發言，剛念了個開頭：“尊敬的習近平副主席……”近平馬上就打斷了我的話，說：“隨娃，你咋也這麼稱呼我呢？”我一看，給近平念一遍稿子，走這形式，確實沒啥意思，就把稿子撂下了。

接下來，近平詳細詢問了梁家河的發展情況。我說：“電、自來水都有了。現在公路也已經修好了，能通車了。”近平問：“公路是從梁家河一直通到文安驛嗎？”我說：“是的。”他問：“路多寬？”我說：“三米五。”他問：“是水泥路還是瀝青路？”我說：“現在是用水泥修的，磚石護邊，等將來條件好了，再修瀝青路。”

別的地方干部發言時，近平也都問得很細致，對群眾生活和基礎設施建設尤其重視。原定半個小時的會，開了差不多三個小時，本來是11點散會，11點半吃飯，結果會開到了1點半，飯還沒吃呢。

2015年春節前夕，近平和彭麗媛老師一起回到梁家河來。還沒到村口，近平就提前下車了，他和前去迎接他的村民一起往村裡走。路過當年修建的淤地壩時，近平站在壩邊看了好久。冬天的壩地上，矗立著一排排筆直的樹苗。近平問我：“隨娃，種樹苗比種糧食收入高嗎？”我說：“高一些，而且更好管理。”近平又仔細看了壩地的溢洪道，還有石頭壘起來的護壩坡，看到都沒什麼問題，他就放心了，並囑咐我要加強管理和排查，注意雨季的土地安全。

近平又問我：“咱們山上現在有啥？”我告訴他，這幾年，陸續都栽上了果樹，有的開始挂果了。近平很高興，就說：“那咱們上去看看。”我說：“路不太好走。”近平說：“沒關系，咱們慢慢上。”到了山上，近平看到了果園，問：“現在咱們種果樹效益怎麼樣？比種糧食收入多多少？”我說：“效益還不錯，隻要有銷路，收入多十幾倍都不止。”近平又問：“種果樹的成本投入高不高？”我回答他：“不算很高，比如一畝地的果樹，不算人工成本，如果只是打藥和施肥，一千多塊錢的成本就夠了，幾年時間樹開始挂果，每年都可以收入幾千元。等樹越長越大，到了盛果期，每年收入可以達到兩萬以上。種糧食就差遠了，咱們這邊土地肥力不夠，每年能產六百多斤糧食，也就收入幾百塊錢。”

近平很關心村裡老人的保障，問我：“現在梁家河的老年人每個月都有補助嗎？”我說：“有。咱們村六十歲以上的老年人，一個月一百二十五元﹔隨著年齡增加，補助也會增加。”近平又問我：“合作醫療覆蓋情況怎麼樣？每個人都有保障嗎？”我說：“都有，所有人都在合作醫療保障范圍內，投保率是百分之百。村裡人到延川縣去看病，可以報銷百分之七八十﹔到延安市區看病，可以報銷百分之五六十。”

那天，我們和近平站在山頂的果園，往四周望去，是一道道溝和一座座嶺，一派黃土高原的冬日景象。近平隔了這麼多年，又回到他年輕時生活過的這片土地，心裡肯定有很多回憶和感想。我能看出他回到梁家河的那種親切和高興。但他在梁家河隻能待那麼幾個小時，他沒有時間抒懷和感慨。他張口說的、問的，都是老百姓最基本的生活情況，收入、醫療、養老……從這裡，我們能看出他的務實和誠懇，看出他心裡一直惦念的是什麼。

無論近平當年是我們村的支部書記，還是現在是全黨的總書記，他的心一直都在我們老百姓中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