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平在梁家河從來沒有放棄讀書和思考”（下）

採訪對象：戴明，1952年生。北京市海澱區西頤中學學生，1969年1月與習近平一起到延川縣梁家河大隊插隊，住同一孔窯洞。1970年招工離開梁家河，曾做過教師、科技副縣長，西安地質學院產業處處長，在長安大學公安處副處長（正處）任上退休。

採 訪 組：本報記者 邱 然 黃 珊 陳 思 等

採訪日期：2016年6月6日

採訪地點：中央黨校電視台演播室

採訪組：知識青年下鄉以后的主要任務就是和社員一起勞動，對於當年的辛苦勞動，您還有哪些記憶？

戴明：我們之前在北京上學的時候，學校一般都有學農課程，雖然強度沒那麼大，但是基本農具我們都認識，大部分也都會用。但到了陝北農村，他們有些獨特的農具，我們北京的孩子就沒見過。像一般平原地區的農村，翻地和刨土，用的都是鎬。陝北因為經常開墾山坡地，有一種“老”，比普通頭要寬很多。勞動力越強的人，用的頭口越寬，受力面積越大，翻出的土越多，但是所耗費的力氣也就越大。

陝北的扁擔，跟我們以前見過的也不一樣。陝北的木材很少，扁擔這種必需的農具一旦折斷了，就損失了一根好木頭。於是，老鄉往往就會在扁擔中間增加一根木頭，起到加固的作用。這樣的扁擔就更沉。

陝北還有一種脫粒的連枷，這種農具其他地方也有，但我們在北京學農的時候沒有接觸過。使用的時候，人把連枷悠起來，借著慣性打糧食，這樣糧食和外皮就分離開了。在這裡，婆姨用它來打麥子比較多。她們打麥子時，排成隊，動作一致，一排連枷同時打下來，非常整齊，打谷場上塵土飛揚，熱火朝天。我們這些知青就感嘆，怎麼沒有一個舞蹈藝術家來表現這個勞動場景呢？等我們和別人一起排隊打谷的時候，才知道這個活兒實際上非常辛苦。我們要努力跟別人保持一致，否則就把一隊人的速度給拖慢了。

從適應農具到逐漸加大勞動強度，干農活確實算是一個挺難過的“關”。對於我們這些十七八歲的大孩子來說，尚且不容易，對十五六歲的近平，更是一個很大的考驗。

一開始，我們都是費盡了力氣，活兒仍干不好，但是社員們卻能做得又快又好。因為他們對這些勞動已經非常熟悉了。

盡管我們干活不行，但這裡的老鄉很淳朴，對我們這些城裡的娃娃都很好。我們中午在地頭吃飯，送來的飯，幾口就吃光了。老鄉很關心我們，就問：“吃飽了嗎？”我們知青就說：“差不多吧！”老鄉就拿出紅薯干來分給我們，說：“沒吃飽就再墊吧墊吧。”我們確實沒吃飽，接過來就吃，一邊吃一邊問：“我們吃了你的，你怎麼辦？”老鄉就說：“狗吃了！狗吃了！”我們面面相覷，不知道啥意思，有的知青就開玩笑說：“那是罵你們呢，說你們是狗！”后來我們才知道，梁家河方言中“狗”和“夠”的發音非常接近，老鄉其實是說自己“夠吃了”。我們知青就和老鄉們一起哄堂大笑。

打壩中間休息的時候，農村的青壯勞力就和我們知青摔跤。近平也經常摔跤，他跟村裡很多年輕人都摔過跤。我們北京青年個頭大，身體上佔優勢，而農村青年力氣大，經驗豐富，所以我們之間互有勝負。那段時間，通過一起勞動，一起玩耍，我們相處得非常融洽。

老鄉們知道我們不會干農活，但隻要努力干活，他們都非常鼓勵。勞動的時候，隻要你能努力跟上他們的節奏，他們就會說：“好后生！今天到我家吃飯去！”有一天，我干得不錯，“會兒”的父親就跟我說：“戴明，今天到我家吃飯去！”

採訪組：您能講一些生活細節和有趣的事情嗎？

戴明：我們剛到梁家河的時候，就發生了一件有趣的事，就是鬧洞房。

我們在張太平家住了不久，他就娶媳婦了。他家裡辦喜事，村裡人都來祝賀。當時因為生活貧困，婚禮也沒有現在這麼熱鬧。村裡人到張太平家吃完、喝完、祝賀完就都走了。

我們以為熱鬧就這樣過去了呢，結果村裡的一個叫“石頭”的小伙子到我們窯洞來，跟我們說：“晚上還要鬧洞房咧！”

我們就問：“咋鬧洞房啊？”

石頭說：“晚上要到他們新房去‘聽房’，聽他們夫妻倆說什麼悄悄話。他們被攪得煩了，就要給聽房的人好吃的，就這樣鬧。”

我們當時合計著，晚上要是不困，我們也去鬧一鬧洞房，要是睡著了也就算了。結果，到了晚上，村裡人都來鬧洞房了，他們在太平的窯洞外面摳窗戶紙，“呲啦”一下，把窗戶紙摳一個大洞，太平就在窯洞裡面喊：“誰呀！誰呀！”外面的人們就嘻嘻哈哈地笑，起哄。我們就住在旁邊窯洞，這些鬧洞房的吵得我們睡不著。楊京生就慫恿我們說：“你們也去鬧洞房吧！給東西吃呢！”我們半夜正好肚子餓，一想起有吃的，就有點興奮了，說：“那得去試試。”結果我們出了自己的窯洞，到隔壁一看，張太平那個窯洞的窗戶紙全都是大窟窿小眼，都快撕完了。張太平沒辦法，翻出一個蚊帳來擋住窗戶。窯洞裡面黑乎乎的，連個煤油燈都沒有。我們在窯洞外面跟著起了一會兒哄，也沒要到吃的，就算是鬧過洞房了。

還有一件事，給我留下的印象很深刻。我們剛到梁家河的時候，生產隊跟我們商量：你們對干農活畢竟不熟練，但是無論干得怎麼樣，隻要努力干了，不看結果，每個人都給你們8分。

當時，村裡的婆姨平均給8.5分，我們比婆姨都低，就不服氣，去找隊長據理力爭：“畢竟我們都是大小伙子，技術雖然不行，但力氣還是有的，比婆姨都低0.5分，實在沒法接受！”隊長很好說話，就說：“那好，你們也是8.5分。”

但我們每天實際拿到手的，還只是6.5分。不過，這就不能怪隊長了，隻能怪我們自己懶。每天的8.5分裡面，早工佔了2分。但早工的時間實在太早了，每天凌晨四點就要上工，那個時候我們都起不來炕。

但我們還是想掙這兩個工分，隊長就說：“你們又不出早工，這兩個工分咋能給你們嘛？”

我就說：“你又不叫我們，以后早上你叫我們去上工，我們要掙工分。”

隊長說：“那好，明天就叫你們。”我們在北京上學時，即使家住得遠，早上也就是六點半起床，住得近的，七點起床，基本上睡眠都夠。這一下四點鐘起床，我們實在適應不了。當時是冬天，本來就睡不醒，四點多鐘，天還是黑的，天上星星月亮還都有呢。

採訪組：隊長來叫你們上早工了嗎？后來又發生了什麼事情？

戴明：第二天早上，隊長就來叫我們了，他和我們窯洞隔著一條河溝，要是繞過河溝走過來，路很遠，要很長時間。於是，就站河溝對岸朝我們窯洞喊：

“京生兒——喔——”

“戴明兒——喔——”陝北的這種地貌，黃土高原，經流水沖擊，河溝縱橫交錯，所以人們經常隔著一段距離喊話。喊話的時候，鄉親們會帶兒化音，會用高音，又會拉長音，所以顯得嗓音很嘹亮。陝北的信天游，大概就是脫胎於此。而且，他們在長音后面還會加上一聲“喔——”，就更有穿透力了。

但是，隊長喊了一陣子，我們的窯洞裡沒有反應。當時我們睡得都正香呢。隔了一小會兒，隊長又喊：

“近平兒——喔——”

“燕生兒——喔——”喊完了，隊長站在那兒愣了一會兒，我們窯洞裡還是沒反應。隊長又喊：

“家寧兒——喔——”

“平生兒——喔——”“……”

隊長憋足了勁，把我們六個人的名字挨個兒喊了一遍，聲音非常嘹亮，穿透力很強，我正在做夢呢，就被喊醒了。

我睜開眼睛，一片漆黑，我說：“哎呀，什麼動靜？”近平也醒了，他說：“好像是隊長喊。”我說：“這是叫咱們起床呢？”王燕生說：“幾點了？”

楊京生說：“三點多。”我說：“睡睡睡！不理他！”

我們就繼續躺下睡了，隊長還在溝對岸扯著嗓子輪流喊我們的名字，我們就用棉被繼續蒙頭大睡。

等白天上工的時候，我們見到了隊長，隊長一臉鐵青。我就故意說：“哎！隊長，你怎麼不喊我們？早工誤下了吧！”

隊長用沙啞的嗓音氣憤地說：“還說沒喊你們？我都快喊岔氣了。”

這位隊長對我們知青非常好，帶我們勞動，教我們生產技術，也對我們的生活非常關心，可惜他早已經去世了。后來，我們這幾位知青互相聯系，回憶起這件事，在哈哈大笑的同時，也感慨當年我們的少不更事，以及梁家河的鄉親們對我們這些北京娃娃的誠懇和寬厚。

還有一次，我們從住的地方上山，翻一個大梁，再下一個溝，到了依洛河村。這個村的知青有十幾個，因為男女比例差不多，就成兩個隊。一個隊全都是女生，都是學校合唱隊的﹔另一個隊都是男生，都不會唱歌。每天晚上，依洛河的女生就唱歌，唱得很好聽，住在對面的男生就不服，就和他們對唱。可是這些男生什麼歌都不會唱，就會唱《兩隻老虎》——“兩隻老虎，兩隻老虎，跑得快，跑得快……”無論那些女生唱什麼，他們都用這首歌應對。那些女生平時遇到他們，就開玩笑損他們說：“你們這些土包子！不會唱歌，就會唱《兩隻老虎》。以后不要跟我們對歌了！”

那天，我們六個全體出動，就去支援這些男知青了。近平平時不怎麼唱歌，但是那天也和我們一起唱，他嗓門也挺大。我們上來就唱了一首《山楂樹》，把對面的女生給震住了。她們奇怪，這些男生怎麼突然變厲害了？於是，她們就拿出真功夫，唱了一首二重唱，非常好聽。這一下，又把我們蓋過去了。我說：“別慌，我帶著《外國民歌200首》呢！”我把那本書就交給依洛河的男生了，我說：“你們學習一下吧！你們識譜嗎？”他們說：“哎呀，這個可是寶貝！我們識譜！識譜！”這本書，我們經常翻，所以那裡面有幾首歌我們非常熟。就這樣，我們那天晚上連續唱了《燈光》《紅河谷》《小路》《喀秋莎》《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我們甩開大粗嗓子“吼歌”，但是基本上也不跑調。就這樣，一直唱到對面的女生沒動靜了，也不知她們是驚呆了還是睡著了。

採訪組：下面請您具體談談對當年的習近平有什麼印象？

戴明：當時插隊的時候，近平這個人比較沉穩，抗壓能力比較強。這個抗壓，指的可不僅是生活上、體力上的壓力，更是心理上所要經受的巨大壓力。

近平的父親習仲勛同志受迫害、受批斗，被下放到河南，母親當時也過著受審查的生活﹔而近平本人，成分是“黑幫子弟”，這樣一來，我們知青的兩大出路——征兵、招工，對他來說都幾乎不可能實現。所以，他要承受著比我們幾個都大得多的心理壓力，也面臨著比我們幾個大得多的困難。

我們家裡給我們寄東西、寄錢，而近平家裡因為這種情況，明顯對他的“支援”就比較少。但是，近平這個人不願意對我們說他自己的一些困難，也從來不跟我們訴苦，更不抱怨什麼，而是把這些事情都藏在心裡不說，由此可以看得出來，近平是一個多麼堅強的人，他從不向困難低頭。

近平也是一個非常有主心骨的人。他有了想法，有了思路，就一定要仔細研究，一定要把事情做好。后來，他當了梁家河的村支書，帶領大家建沼氣池，創辦鐵業社、縫紉社，我一點都不吃驚。因為，我在和他一起生活的時候，就發現他這個人有一股鑽勁，有強烈的上進心。

我們有時也去周圍幾個村的知青窯串門。那時我們閑得無聊，肚子又餓，就經常一起商議到什麼地方去蹭飯。我們說：“近平，走啊，咱們去梁家塌吃他們一頓！”但是，近平不去，他就坐在那裡看書，他說：“我就不去了，你們弄到吃的，給我帶回點來吧。”

近平一方面是不喜歡參與這些事情，另一方面他那段時間“痴迷”在閱讀和學習之中。他碰到喜歡看的書，就要把書看完﹔遇到不懂的事情，就要仔細研究透徹。當時，我並不覺得什麼，現在想起來，一個十五六歲的小伙子，同齡人都跑出去玩耍，他還能餓著肚子坐得住，能踏下心來看書、閱讀、思考，這確實需要一定的定力，需要有很強的求知欲和上進心。

採訪者：請您結合自己的經歷，談一談梁家河下鄉插隊那段時間，對你們有什麼樣的影響？

戴明：人的經歷不同，想的東西不同，對人的影響不同，最后所走的道路就會不同。近平在梁家河插隊的這七年，給他對社會、對人民的認識打下一個很好的基礎。他通過勞動，理解了貧苦勞動人民的生活窘迫狀況。那時，農民的希望和訴求，就是吃飽肚子。而農民生活的困苦，我們在北京城裡幾乎想象不到。如果沒有插隊這段經歷，我們很難看到農村的真實情況，很難認識到農民的生活現實。我在梁家河插隊是一年半的時間，而近平待了七年多時間。農村生產隊的這段生活經歷，對我一生的影響是巨大的，對近平的影響更是可想而知了。

我們知青下鄉，開始是聽毛主席的號召下去，憑著一腔朴素的階級感情，憑著對毛主席的熱愛，“聽毛主席的話”。下去之后就發現，我們必須跟這片土地和這裡的人民融合，我們真的要依靠他們。他們教我們勞動，幫助我們的生活。所以，我們如果和老鄉建立不好關系，就會生活得很艱難。因此，我們在農村插隊期間，就逐漸形成了這樣的一個意識：要依靠老鄉，要與老鄉好好相處，要盡心盡力為父老鄉親做事。否則，在農村插隊就沒有價值，我們的未來也就沒有出路。

陝北老鄉對近平也非常好。別的地方不接納他，陝北接納了他，並且對他沒有任何歧視。在近平插隊期間，當地的干部和老鄉們，一直都在幫近平擺脫這種不利局面，近平也就是在梁家河的這些年，摘掉了“黑幫子弟”的帽子，逐漸發展成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這就為他后來入黨，當村支書，被清華大學錄取，打下了非常重要的基礎。可以說，近平和陝北人民之間是一種親人一般的感情——這麼說一點兒都不過分。

在插隊期間，老鄉對我們進行無私的幫助和教育。反過來看，我們知青也給老鄉帶去很多有用的東西，我們的書本，我們的科學文化，我們給他們講的新鮮事物……這對農村面貌的改變，對鄉親們思想意識的轉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近平在當梁家河村支書短短一年多時間裡，就讓這個貧窮落后的村子面貌有了很大變化。村裡人不僅能吃飽穿暖，還可以用沼氣做飯和照明，有灌溉井，有鐵業社，有縫紉社，有代銷點，有磨坊……原來一到青黃不接時就全村出動出去乞討的貧困村庄，在近平一年多的帶領下，變得紅紅火火，一片生機。所以，近平要離開梁家河返回北京的時候，村裡人依依不舍，全村出動去送他。

在梁家河那段艱苦的日子裡，近平從來沒有放棄過讀書和思考。我和近平都看過一部書，是范文瀾先生的《中國通史簡編》。書名雖然是“簡編”，但實際是厚厚四大本。我和近平都從頭到尾認真地讀過這部書。對我而言，大概就是讀過了，了解了歷史，豐富了知識。而對於近平來說，他就會有思考、有借鑒、有批判。可以說，他的執政理念，他的思想，就是在持之以恆的讀書生活中積澱下來的。

從實踐層面說，近平在梁家河學到了很多，之后他又返回北京到清華大學深造，畢業之后依次在國務院、軍隊工作了一段時間，又主動回到基層，從縣到市到地區到省到中央……幾十年這樣腳踏實地干下來，從來沒有脫離過基層。基層群眾想什麼，渴望什麼，面臨的問題是什麼，每一個層次碰到什麼困難，需要做什麼樣的工作來改變現狀……這些工作內容比他當初在梁家河所面臨的問題要復雜得多，但本質是相同的，那就是：群眾需要什麼，群眾想要怎麼辦，干部就要帶著大家怎麼辦。近平當選黨的總書記以后，強調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根子就在他對基層群眾和基層實際情況的了解上。

經過知青歲月，再苦的日子都不覺得苦了。以后的日子稍微過得好一點，都會覺得很知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