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平是靠自己踏踏實實干出來的”（下）

採訪對象：王憲平（小名：黑子），1951年10月出生，延川縣文安驛鎮梁家河村人。當年的返鄉知青，與村裡人一起去文安驛公社把習近平等北京知青接回梁家河。1971年2月參加工作，曾擔任延川縣交警大隊協理員，2013年4月退休。

採 訪 組：本報記者 邱然 黃珊 陳思 等

採訪日期：2016年2月26日

採訪地點：陝西省延川縣梁家河村委會

採訪組：我們去看了淤地壩，感受了當年造地的不容易，您印象深刻的還有哪些事情呢？

王憲平：要說印象深刻，不能不說近平帶領村裡人辦沼氣和修路這些事。

近平當梁家河村支書以后，一直想改變村裡的生產生活面貌，改善村民的生活。但是村裡人思想一直比較封閉，對一些新觀念新想法，第一反應往往就是反對。當時近平主張辦沼氣，也面臨這樣的情況。村裡有一部分人，特別是觀念保守的老年人就議論說：“挖那麼個坑，填上糞，就能著火？不可能！”

近平去四川學習沼氣池建設技術，回來以后就建沼氣池。把第一口沼氣池搞起來以后，產出沼氣了，點著火了，這個作用很大，大家看到事實了，也就相信了，而且也確實解決了我們這個地方缺柴燒的問題。

不久之后，辦沼氣在我們周邊就普及開了，全縣大多數村都開始向梁家河學習。陝西省的沼氣現場會議，也是在我們村召開的。

現在從外面通到村裡的這條路，就是辦沼氣的同時修建的。原來一個架子車都無法通行的羊腸小道，修成了平整寬敞的路，因為建沼氣池的時候，水泥、沙子要運進來，必須先修好路。反過來，這條路又為村裡的發展帶來了更多好處。

這些事說明，對改善人民生活的探索和實踐，往往會帶動相關的發展，而這些發展又會持續地讓人民受益。這些事物之間，都是緊密關聯、相輔相成的。

還有一件事，就是近平非常注重讓村裡人學習文化知識。

在平時勞動和生活中，近平和村民們朝夕相處，聊天的時候他不僅給大家講大山外面的世界，也普及一些文化知識，總是想方設法讓大家學習文化。

我離開村裡到縣上工作以后，差不多每兩周回來一次，都會去看近平。即使其他知青都返城了，他的窯洞裡還是那樣“高朋滿座”，村裡人都喜歡找他拉話。我們村有個后生叫武輝，經常跑到近平那裡去拉話，問這問那，對外面的世界、對知識充滿了渴望。

近平在村黨支部開會的時候就說：“咱們村，像武輝這樣想學習的人可多呢。年輕人如果不識字，不學習，以后是沒有出路的。我辦一個掃盲班，把大家組織起來學習吧！”

當時村裡人大多數不識字，他們一聽近平這個提議，都很高興。近平說辦就辦，馬上就辦了個掃盲班。他的目標是，讓每一個梁家河人多少都能夠認識最常用的一些漢字，並且認得越多越好。

近平自己抄寫了一些卡片，上面寫著簡單的漢字，比如：一、二、三、四、五、六……先從認識這些基礎的漢字數字開始，再逐漸教一些比較常用的文字，比如：大、小、多、少﹔前、后、左、右﹔東、西、南、北﹔男、女、老、少，等等。他先讓村民們了解這些經常用得到的文字，把這些學扎實了，再慢慢地教他們更多的文字。近平一般是利用勞動回來吃完晚飯的時間，再就是利用下雨不出工的時間，把大家召集過來開掃盲班，教大家識字。

除了識字以外，近平也經常跟大家談天說地，通過這種輕鬆愉快的形式，梁家河村的人從他那裡了解了很多大山以外的風土人情、人文地理，豐富了自己的知識，也增長了見識。所以，在當時，與周圍的其他村相比，梁家河的村民文化素質要高一些，識字的人也要多很多。

採訪組：請您給我們講一講，習近平離開梁家河以后，他每次回來看望鄉親們的情況。此外，您與他還有哪些聯系？

王憲平：近平離開村裡，上大學走了以后，還一直惦記著梁家河的鄉親們。除了和村裡通信聯系以外，他還回來過三次。

第一次是1993年，那時候近平任福州市委書記，工作雖然非常忙碌，但他抽出時間回來看望大家。村裡根本不用挨家挨戶通知，消息一落地，就在全村男女老少中間傳開了。大家跟他感情都很深，一聽說近平要回來了，都高興得不得了。那時候正是陰歷八月，有人就說：“哎呀，近平回來的正是時候，正好咱的紅薯下來了，他能吃上咱的紅薯了。”

村裡人在他來之前，就開始准備迎接他，早早就開始張羅做飯，還殺了兩隻羊。

近平一到梁家河，村裡人都涌出來迎接他，他跟鄉親們拉話，跟我們這些“當年的小伙伴”握手，拍著肩膀問好，非常親熱。我們拉了一會兒話，近平就在村裡挨家挨戶地走了一遍，把每一戶人家都看一看。他當梁家河村支書的時候，還是七十年代初，將近二十年過去了，村裡人都過上了好日子，吃穿不愁，近平也感到非常欣慰。那時候，村裡人住得很分散，他把全村走了一遍，走了幾裡地的路。

中午吃飯的時候，近平用那大海碗，吃了滿滿一大碗羊肉。吃完以后，他說：“咱們這羊肉還有沒有了？我離開咱梁家河這麼多年了，走到哪裡也沒吃到過這麼香的羊肉。”石春陽說：“有嘛！還能沒有你吃的？”馬上又給他盛了一大碗羊肉，近平又吃光了。我們問：“近平，還吃不吃了？”他搖搖頭說：“哎，可吃不下了，再吃就撐了。”鄉親們都笑了起來。

2005年，我到北京辦事，和當年插隊的幾個北京知青聯系上了。他們跟我聊天說：“黑子，既然你來了，咱們干脆把當年的知青都聯系一下，聚一下。其實，大家多數都在北京，就是不知道都在哪個單位。”我說：“好啊。”於是我們就開始聯系，通過托人打聽、一個一個地確認，當年的知青，我們全都聯系上了。但是有幾個人沒能來參加這個聚會，有一個在英國工作，沒回來。還有兩個人因為臨時有事，沒來成。

近平當時已經調到浙江工作了，雷平生給他打電話說：“近平啊，黑子到北京來了，我們幾個把咱們插隊的老知青都聯系上了，打算搞個聚會，看你能不能回來參加？”

近平那段時間恰好開會，特別忙，他也想回來，但是實在脫不開身。他把這個情況跟雷平生說了一下，然后囑咐他說：“黑子來了，你先替我掏3000塊錢給他，讓他在北京多待幾天，陪他到那些景點、好玩的地方轉一轉。他大老遠來看咱們，咱得好好招待他，不要讓他掏門票錢。”我們聚會的時候，雷平生就拿出3000塊錢給我，他說：“黑子，這是近平給你的錢。”

2009年11月13日，當時已經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家副主席的近平到延安來考察，那次因為事務繁多，行程安排得很緊，還有市、縣、鎮、村四級匯報座談會等活動。所以近平就沒有專程到梁家河來看望鄉親們。但是他把我們幾個比較要好的朋友都請到了延安，和他一起吃了個晚飯、敘敘舊。

我到了延安市，看到了闊別多年的近平，心情非常激動。和他握手的時候，我一時不知道說什麼話好，面對小時候的好朋友，現在的黨和國家領導人，也不知道該稱呼他“習副主席”，還是“近平”。

近平倒是首先開口叫了我的小名，他說：“黑子！你比上次見面胖多了！”

我哈哈一笑，說：“是啊，我是胖了，咱現在生活水平都提高了，生活環境也變好了。”

近平說：“前些年聽說你身體總鬧毛病，現在好了沒有？”

我說：“先前是胃病，老是治不好，后來又是高血壓性心臟病，人一上了年紀，各種病就都來了。不過現在醫療條件越來越好了，我的病已經好多了。”

近平說：“你現在還在工作崗位嗎？”

我說：“2003年我就離崗了，因為那時候身體不太好，之后一直在家養病。”

近平說：“你現在生活方面有什麼困難嗎？”

我說：“我沒什麼困難，市委、市政府對我們退休的老職工很關照。我吃、穿、花、用，各方面都足夠了。”

近平點點頭，說：“你家裡人還好嗎？孩子結婚了沒有，有工作嗎？”

我說：“家裡都很好，我現在住在縣城，孩子們都成家了，也都有工作，隻有兒媳婦還沒有工作。不過生活各方面都挺好的。”

近平一聽說我身體、家裡生活都很好，感到很欣慰。他說：“黑子，這麼多年過去了，你還記不記得當年在村裡勞動，咱們在寨子溝裡打壩，我總是和你摔跤，我每次都摔不過你，但就是不服你。那個時候真開心啊。”

我說：“近平，這事你都沒有忘，我更忘不了。那時候咱們年紀都小，但我比你大幾歲，你摔不過我很正常啊。不過，我當年要是知道你現在能當這麼大的官，我就不敢把你摔地上了！”

近平哈哈大笑，說：“你看你這是啥話！”

隨后，近平又對我說：“黑子，你在縣裡工作了幾十年，比村裡人經歷得多，見得廣，工作上也更有經驗。你要為咱梁家河多出點主意、獻計獻策，協助春陽把村裡的事辦好。”

我說：“近平，你放心，我會的。之前村裡的同志經常和我聯系、交流，遇事共商，今后會做得更好的。”

席間，我們聊到陝西的方言和飲食，近平就問陪同的陝西省委書記趙樂際：“樂際同志，你能不能聽懂‘酶酶’是什麼東西？”

趙樂際說：“這個還真不知道。”

近平就解釋說：“‘酶酶’就是饃饃，白面饃饃，也就是饅頭，是延川縣的土話。”

他又轉過來問我：“黑子，咱們梁家河現在能吃上‘酶酶’了吧？”

我說：“現在生活好了，主食基本就是‘酶酶’和大米這些細糧，偶爾吃些粗糧。”

近平又問：“‘團子’（“團子”在延川當地特指一種在貧困時期用谷子皮、玉米皮摻到玉米面裡做成的充飢食物）現在還吃不吃了？”

我說：“早就不吃了。”

他問：“那現在種了玉米主要干什麼？”

我說：“少部分當糧食，大部分做飼料了。”

會餐結束后，近平跟我們幾個告別。他囑咐我說：“黑子，你要養好身體，多鍛煉，回去以后代我向你老婆存英問好，還要代我向村裡人問好。”

我說：“好的，我一定會轉告你對村裡人的關心，你也要保重身體，也替我向你母親及家人問好。”

近平說：“謝謝，謝謝！”

採訪組：習近平總書記於2015年2月13日回到梁家河看望鄉親們，那時您也在場，請您講一講那天的情形。

王憲平：近平2015年2月13日回來，距離他1993年回來，有20多年時間了。那天，縣裡沒有事先通知我們近平要回來，只是說：“中央要在延安召開一個扶貧工作會議，有一個主管扶貧工作的中央領導，要來梁家河看一看。”

說來也怪，正因為沒提到這位領導的名字，村裡人反而都有一種很強烈的直覺，感覺這次可能是近平回來了，所以大家就都涌到村委會的大院子裡，等待這位“領導”的到來。

車剛到村口就停了，車門一開，第一個下來的就是近平，隨后下車的就是彭麗媛老師。村民一看，“轟”的一下就沸騰了，就有人喊：“真是近平回來了！彭老師也來了！”

那時候村裡人一下子就從院子涌到門口去，把近平給圍起來了，有跟他握手的，有挽著他胳膊的，有跟他打招呼的，當時那個場面非常熱烈。大家都很激動，這時候，近平身邊的隨行人員過來“解圍”了，他們說：“鄉親們，大家讓一讓！你們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是不能把總書記擠在外面進不去吧！”大家一聽是這麼回事，於是擠在門口的村民就閃開了一條路，大家簇擁著近平走進院子裡。

那天，近平跟村裡的老朋友、老熟人，全都見了面，還跟村裡人合影，到各家各戶去看，還去視察了果園、農田。他這次回來，能叫出來我們每一個人的名字，不光是我們經常聯系的人，就是那些四十多年沒聯系的人，他一見面就能認出是誰，大名、小名也都能叫出來，而且梁家河的每一座山、每一條溝叫什麼名，他都記得清清楚楚。

吃中午飯的時候，近平、彭麗媛、石春陽、呂侯生、張衛龐、梁玉明，還有我，幾個人坐在一桌。大家都坐下以后，近平給彭麗媛老師介紹了我們五個人。彭麗媛老師也跟我們一一問好。

梁玉明提議說：“近平，今天你回家來了，喝兩杯酒吧！”

近平猶豫了一下，說：“那好，聽你們的！快過年了，我來看望鄉親們，得給大家敬兩杯酒。”於是，我們打開了一瓶酒，每人倒了一點，互相敬酒祝福。

那天的飯菜很簡單，都是當地農村的“土菜”。近平給彭麗媛老師詳細介紹桌上每道菜和湯的名稱，用什麼原材料做的，怎麼做的，有什麼口味和特色。

我說：“這些菜，在現在看來很普通了，平時我們就經常吃。但是在近平當知青插隊的時候，隻有過年才能吃到這麼好的東西，而且那時候油水少，清湯寡燉的，味道比現在可差遠了。”

大家都感嘆說：“是啊，那個時候，吃‘團子’能填飽肚子，就算是好生活了。”

近平問石春陽：“隨娃，村裡現在有多少人？今天都在嗎？”

石春陽說：“有四百一十人，快過年了，大家都在家。”

近平又問：“村裡養殖的情況怎麼樣？還種地嗎？現在吃水的情況怎麼樣？水質如何？”

石春陽說：“養殖搞得不錯，養豬的、養雞的都有，但是養牛羊的現在沒有了。山上都不種地了，就河條地和壩地種一些玉米。現在吃水沒問題，你那時候打的那幾大口井還在用，現在家家戶戶都有自來水，可方便了。我們找衛生部門檢測過水質，水很好，各項指標都合格。”

近平又問：“現在村裡老人們的生活怎麼樣？大米，肉類，能經常吃上嗎？”

大家說：“老人們生活都挺好的，伙食也沒問題，吃的都挺好。”

近平感慨地說：“現在生活好了，那時我在梁家河插隊七年，隻吃過一次大米飯，是鄉親送給我的，那碗米飯真是香啊！”

我說：“是李印堂家給你送的。你跟我提起過，說那碗大米飯有多香。”

近平說：“對，對，就是印堂媽送給我的。”

席間，近平問張衛龐：“你去過北京嗎？”

張衛龐說：“我去過，去年就去了一次北京。”

彭麗媛老師問：“你們都去過廈門、福州嗎？”

梁玉明、石春陽和呂侯生都說“去過”。

梁玉明還對彭麗媛老師說：“有一次，我帶兒子去廈門，到你家裡，還是你親自給我們做的飯。”

彭麗媛老師說：“噢，時間太久了，我想不起來了。黑子，你沒有來過吧？”

我有點不好意思，說：“我哪裡也沒有去過。”

近平說：“以后你們都可以到外面走走、轉轉，看看外面的發展，開闊眼界。雖然工作崗位不同了，離得也遠，但咱們也要經常聯系，你們以后可以經常給我寫信。”

他還說：“我看，咱梁家河的干部年齡偏老化，這樣不行啊。像張衛龐，都那麼大年紀了還當隊長，咱們要重視培養年輕的村干部。”

午餐快結束的時候，我給近平敬酒說：“近平，請你放心，全村的鄉親一定盡快發展產業，大家伙兒都更加富裕起來，給你爭光添彩。”

近平對大家說：“黑子說得很好，希望全村都過上好日子。大家都富裕起來了，我就放心了。”

採訪組：最后請您談一談，習近平總書記插隊的那七年對他有什麼影響？

王憲平：近平年輕時拼搏奮斗的經歷，特別是知青生活對他性格的磨練，對他人生觀與價值觀的形成，這些與他后來在各級領導崗位上所做出的成績，肯定是有重要聯系的。

人的一生充滿各種偶然性，這可能就是我們常說的“命運”。但是，人內在的意志力，人對精神世界的積極追求，又蘊含著很大的必然性。我們講一個杰出的人物甚至一個偉大的人物，應該重點講他的成長過程，講他遇到的困境，講他付出的努力，看看他的成就是如何取得的。隻有過程才能真正給人啟迪，給人感悟。

近平離開中學走上社會的第一步就是在梁家河，雖然艱難困苦，但這段經歷磨練了他的意志，也讓他從走上社會之初就與最底層的中國農民同甘苦共患難，榮辱與共，由此培養了他一生都割舍不斷的深厚感情——從心底裡熱愛人民，把老百姓擱在心裡——這可是哪一所高等學府、哪一座象牙塔裡都學不到的真東西。

無論一個人身處什麼樣的逆境當中，隻要你能積極地面對生活，無私地為他人奉獻，抱有遠大的理想，那麼你無論將來成為工人、農民、學者、醫生、教師，或者國家干部，都能為人民服務，都能起到重要的作用，直至成為棟梁之才。

近平這個人在他年輕的時候，就志存高遠。但他的遠大理想，恰恰不是當多大的官，走到多高的位置，而是看似平凡的“為老百姓辦實事”。他2015年回梁家河來，跟全村人說過一句話：“當年我離開梁家河的時候，我就有個想法，如果將來我有機會從政，我要做一些為老百姓辦實事的工作。”當時我聽到這句話，再回想當年他的所作所為，心裡非常感動，眼淚差一點掉下來。那一刻，我相信村裡人也同我一樣的感動：咱們近平的理想，今天確實是實現了。

回顧近平和梁家河的這些往事，我覺得最讓我感動的一點，就是近平沒有變，梁家河人也沒有變。表面上來看，近平從一個無依無靠的普通知青，成為了黨的總書記和國家主席﹔梁家河從一個貧窮閉塞的小山村，變成了全國聞名的地方。但是本質上，還是和四十年前一樣：近平還是那個為老百姓能過上好日子打拼的“好后生”，梁家河人也還是成群結隊送近平去上大學的那些淳朴老百姓。

近平說：“當年我人離開了梁家河，但是我的心一直留在這裡。”其實我所理解的“這裡”並不是單指我們梁家河，而是指我們中國每一個普通的小村庄，每一個平凡的老百姓。

我很高興能通過你們的採訪來回憶一下四十多年前的往事。我本人就是一個純粹的老百姓，我從參加工作到離崗，一直都是一名普通職工，從來沒有擔任過任何領導職務。

我與近平相識，正是在“文革”那個動蕩年代，但是對近平的思想和價值觀起作用的，並不是標語、口號和高音喇叭的灌輸，而是知青歲月那日復一日艱苦的生活和勞動，是當年同我們農民兄弟朝夕相處的那二千四百多個日日夜夜對他產生的潛移默化的影響。

這其中更多的是情感上的融合，是精神上融為一體，是近平扎根黃土地，成為我們農民兄弟中的一員，由此所形成的與我們一樣的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對這個國家未來的一種期望。

近平說：“不要小看梁家河，這是個有大學問的地方。人生處處留意，皆有學問。”確實是這樣，同樣的這條山溝溝，我們村裡人從這條溝接他來到梁家河﹔七年以后，我們又把他從這條溝送出去，在梁家河這個山溝溝裡，近平度過了人生最艱苦的七年。

2002年5月，我聽說習仲勛逝世的消息。那個時候各方面的條件有限，我就到縣上的郵局給近平發了一個電報，表示哀悼。幾天后，近平給我回了話：“電報收到了，非常感謝！”要知道，在近平剛來梁家河插隊的時候，我們並不知道他的父親習仲勛曾是國務院副總理，隻知道他是從北京來的知青。后來，其他的知青都陸陸續續離開了，而近平還因為種種原因不能離開，並且在入黨、上大學方面遇到了很多困難。慢慢地，我們才知道他的身份，都替他著急，可是他並不著急，真正扎根農村為群眾做事，打淤地壩、修梯田、辦沼氣……一干就是七年！村裡的人都說：“真沒想到近平是國務院副總理的兒子，真沒想到國務院副總理的兒子能給咱建沼氣池、打淤地壩！咱一般的老百姓都吃不了這苦！”近平在梁家河插隊的這七年，是受苦受難的七年，是踏踏實實干出來的七年。在這七年裡，他用每一滴汗水和每一份付出詮釋了他說的那句話：“干在實處，走在前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