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書記在生活上跟基層干部沒啥區別”

採訪對象：崔時欣，1943年生。1974年到正定縣委辦公室資料組工作。1996年提前退休。

採 訪 組：記者 邱然 陳思 黃珊

採訪日期：2017年4月17日

採訪地點：正定縣崔時欣家中

採訪組：崔時欣同志，您好！習近平同志1982年剛來正定縣的時候，您是最早見到他的工作人員之一，請您講一講當時的情景。

崔時欣：習書記是1982年春天到的正定縣。當時，我們新建的縣委辦公樓正在施工，還沒蓋好，縣委還在一排老舊的平房辦公。那排平房一共7間，第一間是值班室，后面6間是辦公室，供縣領導辦公用。

那天，我正好在縣委辦公室值班，習書記坐的車開進院裡來，我是第一個見到他的。車一停，一位省委辦公廳的同志和習書記就下車了。我一看，習書記穿著挺舊的一件衣服，但人很年輕，很精神。

省委的同志問我：“書記在嗎？”

我說：“在呢，你們先進屋坐一會兒，我去叫馮書記。”

馮國強書記在那排平房的最西頭辦公，我就把他叫出來了。

馮書記跟他們見了面，談了一會兒話，隨后就找到我，跟我安排說：“習近平同志到咱們縣來當縣委副書記，你給騰出一間房子來讓他辦公吧！”

我就在那一排平房當中找了一間閑置的屋子，幫他收拾。那個房間裡有一張床，一個黃色的木質辦公桌。因為這間辦公室長期沒人用，裡邊都是塵土。我把習書記的行李從車上搬下來，屋裡收拾干淨，東西都放好。這個過程中，習書記也一直沒閑著，和我們一起干。收拾好了，屋裡利落多了：一張床，一個桌子，一個書櫥，還有臉盆、暖壺啥的。隨后，我又給他找來兩把椅子。這樣，如果辦公的時候有人來訪，三兩個人也能坐得下了。

採訪組：您和縣委的同志當時知道他父親是習仲勛同志嗎？

崔時欣：一開始並不知道。后來工作了一段時間，我們縣委的同志有了一些傳言，說習書記是中央一個大官的兒子，來正定之前是在國務院辦公廳、中央軍委辦公廳工作。當時我就有點搞不清楚：中央領導裡面，姓習的我隻知道習仲勛同志，當時是中央書記處書記，副國級的大干部。

時間長了，跟習書記熟了，我上看下看左看右看，怎麼看他都不像個高干子弟。他跟我們普通工作人員關系都特別融洽，我們大多都抽煙，他抽煙不多，但平時看文件或者談事情的時候也抽。有的時候，一起開會或者談事情，他拿出煙來，經常分給大家抽。有時候他自己沒煙了，也管我們要：“老崔，來根煙！”

我們那時候都抽特別便宜的煙，一開始還不好意思給他。我說：“我這煙‘不嗆’，你抽得慣嗎？”那時候煙廠的工藝落后，人們抽煙也不講究，認為煙“有勁兒”，味道足，嗆嗓子的抽起來過癮，就算是好煙。便宜的煙就“不嗆”。習書記從來不挑，他說：“我平時也是抽這個，‘不嗆’我也抽。”

我就想，高干子弟能抽這煙嗎？他們怎麼也得抽“中華”吧？習書記跟我們抽這種幾分錢一包的煙，他能是高干子弟嗎？我慢慢覺得，他應該不是什麼大官的兒子，在生活上跟我們老百姓，跟我們基層干部，沒啥區別。

我們縣委有一台黑白電視機。有一次，我們工作之余在辦公室看電視，正好新聞上有中央一個會議的報道，習仲勛同志出現在畫面上了。

我們的副縣長就問習書記：“老爺子身體怎麼樣？”

習書記笑而不答。

旁邊的趙建軍同志直接問：“習書記，人們都說你是習老的兒子，你到底是不是？”

習書記笑笑說：“這個事，我不否認。”

這一下，大家就都知道了，原來習書記就是習仲勛同志的兒子。但從那以后，我們縣委的普通工作人員非但沒有因此和他疏遠，反而關系更親近了，而且親近當中還更佩服他了：你看，人家一個副國級領導人的孩子，從中央國家機關下到我們小縣城，工作那麼兢兢業業，和我們普通人的關系這麼好，生活這麼簡朴，真不愧是老革命的后代。

採訪組：習近平同志艱苦朴素的作風當年具體體現在哪些方面？請您從衣、食、住、行幾個方面談一談。

崔時欣：先說說他穿的衣服吧。習書記在正定期間，平時穿的最多的就是一件綠色的舊軍裝。他稍微“像樣”一點的衣服，就是一件灰色的西裝，也挺舊了，平時很少穿。有時候他回北京探親，也會換件衣服。他平時很少戴帽子，冬天冷或春秋刮大風的時候，戴一頂很平常的軍便帽。至於褲子和鞋，也都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了。可以說，習書記穿的戴的，沒有一件是“高級貨”，他什麼時候都是和我們老百姓一樣的穿著打扮。

採訪組：習近平同志平時吃飯都吃些什麼？都在縣委食堂吃嗎？食堂的伙食怎麼樣？

崔時欣：我們縣委和政府分開辦公以后，食堂也分成了兩個，但相距不過100米，不僅浪費地方，人工、燃料、食材都造成不小的浪費。所以沒過多長時間，縣委和縣政府協商了一下，還是把食堂合並在一起了。

習書記基本上一日三餐都靠這個食堂來解決，所以他每頓飯必須要在食堂開伙的時候來吃，否則就隻能餓肚子了。他剛來的時候，為了熟悉情況，每天騎自行車奔波於各個鄉鎮，有時候下鄉回來晚了，到食堂去，趕上飯點了，就能吃口熱乎飯，錯過飯點了，餓肚子也是常有的事。有一次，我正好也有些事拖住了，來食堂也比較晚，所幸還有溫乎的饅頭和菜。等我快吃完的時候，習書記才剛從鄉下趕回來，那個時候，食堂還剩一點菜，饅頭也徹底涼了，也沒有湯了。

我說：“習書記，你咋才回來？都沒啥吃的了。”

他說：“是啊，回來晚了。”

習書記打了一個菜和兩個饅頭，都是涼的，就坐在那兒吃了起來。

我說：“習書記，我給你弄點熱乎湯吧。”

結果我一看，湯也沒有了。習書記說：“沒事，這有熱水，我自己做個湯。”然后，他倒了一大碗熱水，往裡面放了一點點醬油，就做成了一碗“湯”。

我說：“習書記，你可真能將就！”

習書記經常下鄉，所以他總是吃不上熱乎飯，有時候還要餓肚子。一次兩次的還沒啥，時間長了他就得了胃病，還住了院。后來縣委覺得這樣下去不行，就給他弄了個煤油爐，還有一口小鍋，吃不上飯的時候，張銀耀就可以給他煮個挂面，臥個雞蛋，有時候他自己也煮挂面。

有一次，我跟他閑聊說：“習書記，你怎麼成天光吃挂面呀？你也弄點別的吃嘛！”

他毫不在意地說：“咳，沒事兒！隨便吃點兒，不餓就得了。”他這話帶著濃重的北京口音，我聽著覺得特別好玩，印象很深，至今好像還在耳邊。

有一年，縣委和縣政府聯合搞了一個“小灶”，其實就是騰出一間空房，擺上桌子椅子，讓領導們在屋裡吃飯，讓服務員把飯菜給他們端過來。習書記去了一次，吃了一頓，后來就再也沒去，以后還都在食堂吃，拿飯票和大家一起排隊。別人問他，為什麼不去“小灶”吃了，他也沒說啥“不搞特殊化”之類的道理，只是淡淡地說：“咱們都是一起工作的同志，我為什麼非要到那兒去吃。”

有時候他下鄉調研，中午趕不回來，就在鄉鎮吃飯，去近的鄉鎮都是騎自行車，去比較遠的會坐縣裡的吉普車。有一次，司機跟我說了這樣一件事。

他開車拉著習書記去一個比較遠的鄉鎮調研，中午在那裡吃飯，桌子擺好以后，鄉領導給上了好幾個“硬菜”，很豐盛地擺了一桌子。習書記就說：“怎麼搞這個？不要搞這個，我吃頓便飯就行了。”鄉干部說：“習書記，給你都准備好了，你就吃吧。”習書記說：“不行，不能搞這個，我就吃家常便飯。”

有了習書記的以身作則，“下鄉吃飯要節儉”，在正定縣領導班子裡慢慢就形成了共識和習慣。以后縣領導到鄉鎮視察、調研，都和習書記一樣，在鄉鎮食堂吃便飯，或者到老百姓家裡吃派飯，一律交錢、交糧票。和群眾吃一樣的飯，不搞特殊化，該給錢就給錢。

習書記來正定工作后，他北京的朋友經常過來看他。他們來了，習書記很少到招待所請他們吃飯，即使有也都是自己掏錢。大多數時候，他都是買幾個罐頭和菜在他辦公室招待這些朋友。如果趕上周末，還會和朋友喝兩杯酒。那時候的菜也便宜，十來塊錢能買四五個菜，雖然沒有多高級，但也挺可口，還挺不錯。也有的時候，他朋友來了，他就上食堂打兩個菜，但肯定也會自掏腰包。

有一次，習書記北京的朋友來看他，他就讓服務員去一家回民飯店買牛蹄筋。過了一會兒，服務員買回來了牛蹄筋，是切的大塊，用塑料袋裝的。習書記跟服務員說：“你下次再去這家飯店，給他們提點兒建議，這牛蹄筋吃著挺好，但是切成大塊，顧客吃著不方便，要是切得薄一點，顧客吃著就會方便一些。還有，牛蹄筋可以炒，可以燴，做的花樣多一點，價錢也能賣上去。”后來，這家回民飯店的牛蹄筋果然有了更多做法，現在還能吃到他們炒的和燴的牛蹄筋，味道很好。

習書記回北京探親，帶的東西通常有兩樣，一樣是我們正定的缸爐燒餅，還有一樣是鹵雞，他家裡人都很愛吃，習老也夸贊說真好吃。習書記也給賣這兩樣東西的飯店提建議：“你們做得這麼好吃的東西，為什麼不去北京開店？”他們后來去沒去，我不太清楚，但習書記無論工作還是生活中總是這樣，心裡總是想著老百姓，想著讓他們的生意做得更好，開拓更大的市場，掙更多的錢。

採訪組：習近平同志在正定期間，是一直住在縣委辦公室裡嗎？

崔時欣：是的。習書記剛來正定的時候，就住在我們給他收拾出來的那間屋裡，后來縣委辦公樓蓋好了，他的家具幾乎也沒有什麼變化，最大的變化就是一個書櫥變成兩個書櫥了。他屋裡什麼現代化的辦公設備都沒有，電話也沒有，當時我們縣委就辦公室和組織部各有一台搖把電話，縣領導都沒有獨立的電話。

習書記住的地方，也就是他辦公的地方。他為了提神，每天都喝濃茶。服務員一天給他打一壺熱水，但有的時候，我看習書記早上自己去水房打水。我就跟服務員說：“打水是你們的工作，哪能叫書記自己打水去？”服務員說：“有時候我們還沒上班呢，書記就自己去打水了。”

還有一次，習書記把辦公桌上的文件，按照類別一疊一疊分開擺放好，准備分開處理。結果服務員進去給他收拾房間，把文件全都摞在一起，整整齊齊碼起來。習書記回到辦公室一看，沮喪地說：“得，我白忙活了。”服務員吃了一驚，說：“對不起啊，習書記。”習書記一點也沒生氣，對服務員和氣地說：“沒關系，你也不知道嘛。以后文件就不用收拾了，擦擦桌子就行了。”

採訪組：習近平同志在正定時經常下鄉調研，請您談談他出行方面的情況。

崔時欣：習書記剛來時，我們縣委就一輛吉普車。領導又多，這個上這兒，那個上那兒，車根本不夠用，沒辦法就跟別的單位借車，但是各局辦的車也少。習書記平時都是騎一輛挺舊的二八自行車下鄉，除非去遠的地方，他才會偶爾坐一下汽車。有一次，習書記坐車到一個比較遠的鄉鎮調研，結果車壞在半道了。我跟習書記說：“咱再買一輛車吧，現在就一輛，不夠大家用的。”習書記說：“不要太浪費，有一輛車，隻要不耽誤要緊事就行了，反正我大部分時間都騎自行車。”

后來，習書記想了個辦法：可以在北京買那種舊車，修好了，開回來我們用。習書記的意思是，不管老的還是新的，能跑、有車用就行了。我們派人去北京，找了兩輛看著還不錯的車，檢查它有什麼問題，再用其他車能用的零件給它換上，最后修好了，開了回來。

這兩台車看著都快報廢了，不能正常使用了，但到了我們手裡，拾掇好了，又開了很多年，發揮了很大作用。后來，習書記把這兩輛車獎勵給了下面發展好的兩個鄉鎮。

採訪組：衣、食、住、行都談完了，請您再談談他平時的工作吧。我們聽說習近平同志在正定期間工作非常繁忙，經常熬夜，具體情況請您講一講。

崔時欣：在工作方面，習書記一向對自己要求特別嚴格，對別人則是盡量多加體諒。每天吃完晚飯，他就到我們辦公室來看看電視，看完新聞，就回去批閱文件，他每天要批閱的文件特別多。上班時間弄不完，下班以后至少還要弄三四個小時，多的時候批到半夜也是經常的事。

習書記任縣委書記后，要批的文件就更多了。大部分文件基本都會過我的手，所以我知道這個工作量有多大。我的工作內容是，先大致瀏覽內容，看是需要哪個部門去辦的，就給分管領導和相關部門各發一份，比如涉及公安的，就有公安一份。光干這個活，我鉚足了勁干，一天至少要一個多小時才能完成，何況習書記還要一份一份仔細看，還要思考，考慮好了還要批意見。意見有的在文件上直接批，有的寫的比較長，文件上寫不下還要另附紙。工作量是非常大的。

白天的時間，習書記有時候下鄉調研，有時候和他請來的專家、顧問談事情。最耗費時間和精力的，就是接待上訪的群眾，習書記總是耐心地去了解上訪群眾的問題，幫助他們解決問題，或者勸解他們。有的人覺得“打發”上訪群眾特別費事，但是習書記從來不是“打發”而是真給解決。

在這種情況下，習書記每天晚上都要工作到很晚。每天的文件不批完，他是不會睡覺的。事情如果拖著，他也睡不好覺。但他對我們普通工作人員倒是非常關心，經常囑咐我們要多注意休息。

有時候到了晚上，我們在加班，他在辦公室工作累了，出來轉一圈，看見我們的辦公室亮著燈，忙著做事，他就說：“你們別太累了，早點休息吧。不要看我這兒亮著燈，你們就不走，該休息就休息。”轉了一圈，他回去還繼續工作。

除了批閱文件，他從外地請來的顧問、專家、各方面的人才，也經常和他“秉燭夜談”。

採訪組：習近平同志1985年曾作為縣委書記到美國考察，他有沒有和您談起過到美國的見聞、經歷？

崔時欣：1985年，習書記去美國考察回來后跟我聊天說，他在美國找了一些留學生，和他們開座談會，座談會實際上也是比較輕鬆的談心。他問留學生：“你們畢業以后打算怎麼辦？”對這個問題，怎麼回答的都有。有的學生表示：“中國現在改革開放了，需要人才，大學畢業以后，有回國的打算。”還有的學生說：“目前還沒考慮好，會根據自己專業在哪裡有更好的前景來決定。”但還有學生說：“美國給我提供了助學金，畢業以后，我得為美國人民服務！”

我說：“那您是怎麼跟他們說的？”

習書記說：“我就跟這些學生講道理。我說，‘你是中國人，你父母也是中國人，你為啥不為中國服務呢？有可能你有簽好的工作合同約束，3年、5年，那你就按照合同辦事。但是合同到期了，請一定回到祖國去，為中國人民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