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09月26日16:47 來源:學習時報
採訪對象:張銀耀,1952年5月生。1980年1月調正定縣委辦公室工作。后任縣檔案局副局長、縣政協學習宣傳文史科科長、文史委主任。2012年退休。
採 訪 組:本報記者 邱然 陳思 黃珊
採訪日期:2017年2月25日
採訪地點:正定縣張銀耀家中
採訪組:張銀耀同志,您好!習近平同志當年到正定的時候,您已經在縣委辦公室工作了,是吧?
張銀耀:是的。我1980年到正定縣委辦公室工作,最開始把我分配到資料組,負責給領導寫講話稿,還有各種報告。1982年,近平同志過來當副書記,一年多以后當書記。近平同志來了以后,我主要的任務就是配合他的工作,為他服務。除了幫他寫一些日常的報告、講話外,在工作和生活方面的一些事情主要是由我協助他處理,前后一共3年多時間。
第一次見到近平同志,是1982年3月他來正定的時候。我記得當時他拿了一個行李包,還有一個塑料網兜,裡面裝著洗臉盆等生活用品。
第二天,辦公室主任找我談話,跟我說:“習近平同志家在北京,他過來當副書記,在工作上你來配合他,搞調研、檢查,你都要跟在身邊。在生活上,你也要多幫助照顧一些。”
我和近平同志第一次見面,談話很簡單。我是部隊復員的,他那時剛從軍辦出來,都是當過兵的人,感覺比較親切。當時,我們都很年輕,我還比他大1歲,我30歲,他不滿29歲。我是16歲就當兵,18歲入黨,當了7年兵,復員回了農村,2個月后到人民公社當通訊員,待了1年。1976年我作為最后一批工農兵學員上中專,那時候近平同志讀大學。我們的經歷有相似之處。
近平同志到正定不久,大概一周多的樣子,他得知我的毛筆字寫得不錯,就讓我給他辦公室寫兩幅字裝飾一下。其中一幅,他讓我寫的是:周而不比,和而不同。這八個大字,就挂在他椅子后面。他辦公室的前面還有一塊地方,挂著中國地圖和世界地圖。在那裡,他讓我寫了一副對聯:刪繁就簡三秋樹,領異標新二月花。
周而不比,和而不同,這兩句話出自《論語》:“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說出了君子和小人的分界線,做人處世的兩個方向。“周”就是善於團結周圍的人,“比”就是拉幫結派、拉山頭。君子“周而不比”,就是君子善於團結自己周圍的人,但不拉幫結派。“和而不同”,就是君子能夠求大同存小異,爭取最大的團結,又允許不同的意見存在,能聽進不同的意見。為了一團和氣,你好我好,不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那樣是不行的。
這是近平同志非常欣賞的一條格言,也將其視為做人處世的原則。這也確實是一位領導干部必須要有的胸懷。如果做不到這一點,就做不了大官,也做不了好官。“周而不比,和而不同”,雖然說起來容易,但實際上是相當不簡單的一件事。
“刪繁就簡三秋樹,領異標新二月花”,這本是鄭板橋的書齋聯,講的是藝術追求。鄭板橋認為,藝術上盡量要追求簡潔,不要蔓生枝節,這樣的畫才有意境。近平同志借鑒到工作方法上來,盡量把繁雜的東西變得簡單,就像秋風掃落葉一樣,抓大事,抓重點。“領異標新”,有創新的意思在裡面。創新,就像農歷二月的花一樣,欣欣向榮,充滿著朝氣。我們現在貫徹新發展理念,創新發展是打頭的一個。
當時,近平同志有什麼活動,比如下鄉調研、外出考察,我大多時候都跟著走。我作為資料組成員,算個“筆杆子”,協助近平同志工作后,做了很多文案的事情,經常要根據他的意思寫一些東西。那時我就發現了他一個特點,就是對工作上的事記憶力很驚人。他很少做記錄,但隻要是接觸過的數字,都記得很清楚。
還有一項工作就是,社會各界寫給近平同志的信件,也都由我來處理。近平同志非常平易近人,老百姓給他寫信的很多,有當兵的,有大學生,也有普通農民,所有來信近平同志都會看,並以適當方式回復。
上世紀80年代初的群眾來信,有那個時代的特點。那個時候,真正反映問題的並不多。有的工人給近平同志寫信,是表達自己希望為國家做貢獻的熱情﹔有的學生寫信,是表示自己一定努力學習,學成之后報效國家﹔還有當兵的寫信,表示自己復員后一定要回家鄉,為家鄉作貢獻﹔還有一些普通群眾給近平同志寫信,是贊賞他、鼓勵他,希望他在縣委書記的位置上好好干,為正定人民作出更大貢獻。這些來信的群眾,不管什麼身份,從事什麼行業,他們都表達了對習書記的贊賞、支持和信任。
採訪組:在上世紀80年代初期,正定是華北平原一個普普通通的小縣城,硬件設施及各方面條件應該是比較簡陋的吧?他到正定縣委以后,吃住條件怎麼樣?
張銀耀:近平同志剛來正定的時候,生活各方面條件特別艱苦。縣委辦公室都是平房,一間屋也就是十幾平方米,大約三米寬五六米長這樣的規格。我記得很清楚,他當時過來的時候,床板都不夠用,而且都很窄,一米左右寬的床板,就算是比較寬的了。把床板在兩個木凳子或者磚垛上一架,上面鋪好墊子,這就是一張床了。
近平同志的床就是這樣的:一床棉墊子,一塊窄床板,下面用兩個木凳子一架。鋪蓋是他自己帶來的:一條褥子,一條軍被。床上就這麼點東西。褥子是他母親給他做的,因為用久了,上面有很多補丁。
近平同志生活非常簡朴。他在正定3年多時間裡,冬天穿軍大衣,夏天穿綠軍裝,基本上就沒有別的衣服了。去北京開會,就穿個中山服,穿個布鞋或膠鞋,有時穿個布棉鞋。他那幾年唯一穿了一次西裝,就是1985年3月他率領河北省石家庄地區玉米加工考察團去美國考察的時候,那次是我送他到的北京。他去的是美國的艾奧瓦州,這個州位於美國中部,是美國最大的玉米、大豆和豬肉產地,食品加工、精密工業、生物科技和金融產業相當發達。1985年河北同這個州結為友好省州。近平同志他們去,主要是去考察當地農業和畜牧業,這也是改革開放以后對外交流的需要。
平時,近平同志吃的非常簡單。當時我們縣委都是吃機關大食堂,大家吃什麼,近平也吃什麼,沒有小灶。縣領導經常晚上開會到很晚才散,12點以前都不回家。那個時候事情比較多,會議也比較多,一說開會就特別急,今天晚上定了,明天就要開會。我們搞材料的人特別辛苦,需要連夜加班把講話稿寫出來。我們下鄉也多,搞調研,有的時候能在鄉裡吃頓飯,有時候顧不上吃飯,餓著肚子就回來了。回來晚了,食堂的飯就沒有了。運氣好的時候,食堂有點剩的涼飯,熱一熱,能填飽肚子。運氣不好的時候,連涼飯都沒有,隻能餓肚子,啥也吃不上。
平時吃飯、打飯,不管是干部還是職工,我們大伙在食堂都一塊兒排隊。那時候吃飯的條件也很簡陋,沒有像樣的地方坐下來吃。有時候打了飯回辦公室吃,有時候就在外面院子裡吃。縣委院裡有個磚垛子架起來的水泥板,旁邊有木板釘的長條凳子,我們就經常用這個當餐桌,一起吃飯,一起說笑。近平同志雖然是縣委領導,但他也是年輕人,平時從來不像有些領導那樣板著臉,一本正經的。他一直都很平易近人,很善於也很願意和群眾打成一片。
因為工作忙,他也經常來不及到食堂吃飯,有時候食堂關門了,就到外邊買一點兒。那個時候經濟不發達,街上飯店很少,也就能買個油條、燒麥包回來。如果是冬天,拿回來也就涼了。由於工作緊張,再就是經常吃涼飯、剩飯,長期下來,近平同志就得了胃病。他有一天胃裡很不舒服,疼得難以忍受,便連夜上二五六醫院檢查。醫生檢查之后,說他這個情況必須得住院。那次一共住了4天院。住院期間,近平同志也沒休息,在病房裡開會、安排工作。那幾天,我一直在那兒陪著他。
為了讓近平同志能夠吃得好一點,我們買了一個煤油爐和一個小鍋,這樣我就可以給他煮挂面,放點蔥花,放點香菜,再臥個雞蛋,又熱乎又有營養。雞蛋平時不是那麼好買的,我就找了供銷社,買了一些雞蛋備著。后來光吃挂面也膩了,我就試著做扁豆燜面,把面條下到開水裡煮,半生不熟的時候撈出來,再用豬油或者羊油把那些豆芽、白菜炒一炒,再放面條燜一會兒。做這些飯,都是花的我們自己的錢,沒有花過公家一分錢。
煤油爐黑煙太大,煤油味兒也重。后來條件逐漸好一點了,縣委機關總務室給我倆配了個煤氣罐,又有了一個炒鍋,一個燜米飯的鍋。這樣就方便多了。煮挂面不成問題了,烙個餅,炒個菜,也能做到了。冬天的時候燉白菜、蘿卜、土豆,能夠吃得更豐富一點,生活上也有所改善。那個時候,一個星期就休息一天,近平同志經常是兩三個月才回次北京,他周末有時到我家裡吃飯。我家就住在縣委后面,走路就五六分鐘的樣子。他喜歡吃餃子、燒麥這種包餡兒的面食,喜歡吃白菜餡。但是光吃白菜餡也太素了,放點肉才香。那個時候,工資普遍比較低,我當時是40多塊錢,老吃肉也吃不起。於是我就用肥肉熬油剩下的油渣,跟白菜或韭菜調成餡包餃子吃。
採訪組:習近平同志到您家裡吃飯,您有沒有在飯桌上托他辦什麼事?
張銀耀:我還真托他辦過事,但不是在飯桌上。事情是這樣的:當時,我和我愛人結婚時間不長,有一個小孩。我愛人工作很忙,在工廠裡三班倒。我在縣委辦公室工作也忙,沒白天沒黑夜的。這樣我們誰也回不了家,孩子也管不了,這成了我們家的老大難問題。為這個事,我就跟近平同志說:“我想把我愛人調到機關來工作。”
他說:“這事還得按規定辦。”
碰了壁,我心裡也挺不是滋味。但我轉念一想,近平同志沒給任何人辦過不符合規定的事,如果給我開了這個先例,他以后的工作還怎麼做呢?
採訪組:習近平同志在梁家河期間就酷愛讀書學習。他到正定后工作更忙了,這個習慣是否還保持著?請您講講他平時的讀書生活,還有他工作以外有什麼愛好?
張銀耀:近平同志在工作上特別勤奮,每天工作鐵定要超過10個小時,甚至十二三個小時。他晚上睡得特別晚,處理完公務,12點以后還要讀書。大部分時間都是這樣的。有時候他在晚上10點到11點就把當天的公務處理完了,這還是屬於比較早的情況。如果沒有來訪的或需要接待的,他就可以開始讀書了,一般都會讀到夜裡兩三點。
近平同志讀的書范圍很廣,包括工作方面的,社會方面的,歷史、政治、經濟、文學、藝術等等。他記憶力超群,看過的書,裡面的重點內容,他都能記得很清楚。
他來正定大概半年多的時候,我們到一位同事家裡去吃飯,這位同事的兒子六七歲,天資聰穎,小小年紀就知道很多三國和水滸的故事。小孩子就對近平同志說:“習伯伯,我問問你,三國有一段,到底是怎麼回事?”這個小男孩平時聽父親說習伯伯很愛讀書,所以提的問題有考一考他的意思,看能不能難住他。
近平同志對小孩子的問題對答如流,之后笑著摸摸他的頭,鼓勵他說:“想要難住我,你還要好好學習啊。”
近平同志經常這樣熬夜讀書,還不怎麼活動,我們就擔心他的身體健康,有段時間就督促他運動。我愛打籃球,程寶懷縣長也愛打籃球,我們就經常拉著他打籃球。有時候我們晚上也出去轉一圈,散散步。
近平同志還是很喜歡體育的,就是因為平時工作太忙,也很少有時間關注體育。機關那時有一台黑白電視,下班以后,他有空的時候,一聽說有足球、籃球比賽什麼的,就會抽空看看。他特別喜歡足球,我們在一塊兒看足球比賽挺過癮,該進的球沒進,他就惋惜地拍大腿說:“哎!太臭了!”進了球,我們跳起來,他也跳起來歡呼。
採訪組:習近平同志和群眾打交道很多,能不能給我們講講他和群眾交往的事情?
張銀耀:你們可能看過一張照片,就是近平同志坐在一張桌子前聽一位老大娘傾訴。這是實際情況,不是擺拍。他經常在正定縣大街上放個辦公桌,接待群眾,現場做信訪工作,讓群眾有什麼事情,直接向他反映。這在正定縣過去是沒有的,他是第一個這麼做的。這樣做才能聽到老百姓真實的聲音,也是聯系群眾的一種好方式。
而且,近平同志的工作效率很高,老百姓有什麼冤情,反映什麼問題,他都是當場就拍板,立刻安排相關部門去處理。正定縣現在也經常搞現場接訪工作,這個好傳統就是從他那時候開始的。
近平同志平時工作中也非常實在,非常接地氣。平時縣委領導班子開會,我兼任常委會的記錄員。他講話,處理工作,都嚴格按照民主集中制辦,尤其是民主發揮得特別充分。在會上,常委會的同志人人都要發表意見,有什麼看法都要當面提出來。最后近平同志作為書記再把大家的意見匯總、做結論。所以不管是民主還是集中,這兩個環節他都做得非常好,非常到位。他講話沒有虛話、假話、套話、大話,做事也是辦實事,注重實效。
正定是歷史文化名城,歷史上長期作為河北的政治、經濟、軍事和文化重鎮,文化遺存豐富,素以“九樓四塔八大寺,二十四座金牌樓”著稱。近平同志來正定不久,就把縣城大街小巷都看遍了,熟悉了環境和風土人情。對什麼地方有什麼文物,文物是什麼情況,文物的保護措施做得怎麼樣,都了解得清清楚楚。這種情況下,他再做相關決定,就很到位。
過去正定的古塔,都沒有圍牆,缺乏保護。還有很多古建筑,任由風吹雨打,無人管理,無人看護。他把這些問題逐一都解決了,那些孤立的古塔,都用圍牆圈起來,保護起來。還有縣政府門前的兩棵古樹,也都用欄杆圍起來,並且讓我們考察清楚樹齡,挂上古樹保護的標牌。近平同志在正定期間,對正定的文物做了比較大規模的調查和保護工作,包括很多古建的刷漆、彩繪、維修,現在這些古建都很好地保存了下來。
正定縣還有很多過去的革命遺跡,很多重要歷史事件的紀念地,該立碑的立碑,該挂牌子的挂牌子,都是在近平同志指示下一一搞起來的。
現在正定城區中心的常山公園,過去是個很大的臭水坑,在近平同志建議下,改建成了公園,現在是市民休閑娛樂的好去處。還有很多基礎設施,比如現在的常山影劇院,過去是個破戲院,也是在近平同志領導和關注下新建的,並親自請林默涵題的字。榮國府,是近平同志定下來,並經他的努力促成的,但真正建好、開放,並給正定縣帶來巨大收益,是在他離開正定以后。
這些文物古跡,還有這些文化場所,很大程度上承載了一個城市的文化記憶。難得的是,近平同志在當時就有這個意識。在他任上,正定的文物古跡不僅沒有被破壞,而且能恢復的、能保護的,全都搞好了,這為正定后來建設旅游文化名城、靠旅游發展經濟打下了非常堅實的基礎。
近平同志平易近人,不是表面文章,而是時時刻刻都這麼做的。有的領導平時上班的時候,把門一閉,很多事都是秘書來解決。近平同志的辦公室,誰來找他都可以進。我的辦公室在他外面,門隨時敞開著,正對著樓道,誰一上樓我都能看得見。一般情況下,鄉長、村書記,還有像賈大山這樣的作家來找他,就跟串門一樣,直接就來了,跟我打聲招呼就進去了。
近平同志交往的人多,對於普通人他也能記得住。我記得是1998年,那時候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我們有三四十個干部去那裡挂職學習。當時,他已經離開正定十三四年了,但還是一眼認出了我們縣委的一個機要員。他說:“楊蘭發,你來了這麼長時間也不跟我打招呼!”一下就叫出名字來了。
那個年代,辦公條件較差,小汽車也少,為了照顧班子裡的老同志,為了節省汽油,也為了能更貼近群眾,近平同志一般情況下都是騎自行車下鄉,除非有時候趕時間才會坐吉普車。有一次,他坐吉普車調研回來進了縣城,剛進小北門,突然一個人往車前面一站,就把車攔住了,司機沒辦法,就停了車。當時,我坐在副駕駛位置,跟司機並排,近平同志自己坐在后排。這個人直接拉開后排車門,就坐在近平同志旁邊了。原來,這人是跟司機認識的一個便衣警察,他上了車就開始大聲說笑。司機說:“你趕緊下去!”這位干警一看司機這麼嚴肅,可能也感覺到旁邊坐的這位年輕人是領導,他就趕緊拉開門,下車走了。近平同志后來也沒有批評司機,也沒有追究這位干警,只是說,有必要跟公安局說一下,要加強對干警的教育,不能搞特權。
我哥和嫂子都是畫畫的。1980年,我哥在縣城畫畫,在白紙上畫山水,我嫂子畫花鳥,有時候我也幫他們寫個對聯,他們拿到集市上去擺地攤出售,賣幾張算幾張,一天能賣個3塊5塊的,就挺不錯了。
近平同志到我哥的畫攤上一看,見我哥風餐露宿地賣畫,很苦,大冬天那麼冷還站在街頭上,就很同情。我哥后來辦了一個美術學校,招收一些小孩來學畫,近平同志覺得這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2004年,美術學校成立20周年,近平同志還專門給我哥來了一封賀信,祝願美術學校越辦越好。
採訪組:請您具體談一談習近平同志在正定工作期間頒布的“六項規定”。
張銀耀:“六項規定”是近平同志當了縣委書記以后做的一項重要決定。當時,他清楚地意識到干部作風存在著一些嚴重的問題。有的干部有比較嚴重的官僚主義,有的缺乏深入實際的調查研究,拍腦袋決策,還有的不深入基層,愛說假話、大話、空話。另外,就是會議多,三擠兩佔的,落實干工作的時間就沒有多少了。
近平同志當了縣委書記以后,一方面抓干部作風問題,另一方面就大量地削減文山會海,規定一星期至少兩天是“無會議日”。他給四大機關和各個領導寫了一封信,提出和推廣這個觀念。
為解決存在的問題,近平同志和我們工作人員一起,一條一條地研究,並交代我們多琢磨琢磨,然后拿出來再商量。我們根據他的意思反復進行推敲,拿出來以后提交會議討論。后來常委會定了,就由縣委正式頒布出台了“六項規定”。
總的看,“六項規定”要求具體,操作性強,針對當時突出的作風積弊,為領導干部定下了規矩,形成了制度。規定出來之后,近平同志著力抓好落實,正定干部作風有了很大轉變。現在很多人說,當年的“六項規定”和現在的“八項規定”如出一轍,這是很有道理的。
採訪組:習近平同志離開正定以后,和正定還有哪些接觸?您本人還和他見過幾次面?留下了什麼深刻印象?
張銀耀:近平同志離開正定以后到福建工作,包括后來在浙江,正定人隻要過去,想見他,他都見。
最典型的一件事,是我們縣的一個農村青年,創辦了一個電器元件廠,邊研究邊生產,近平同志視察這家工廠的時候,和他認識了。近平同志調到福州以后,這個青年有一次到福州辦事,找到了他的電話,就給他打過去,聯系上了,想去看看他。近平同志很痛快地答應了。兩個人見了面,敘敘舊,聊得很好。近平同志對群眾一貫都是很熱情的。
但是我要是直接去找他,做“不速之客”,都是會挨訓的。他批評我說:“你也不打電話,也不說一聲,就直接跑過來了,不知道我忙啊?”我說:“我給你打電話,你總說這忙那忙,我還能見到你呀?我隻能搞突然襲擊。” 我多次去看望他,前后大約有十幾次。到福州去看他有六七次,在浙江也有幾次,在上海有過聯系,但沒見上。我見到他,他都會問正定的情況,經濟發展、社會發展等各個方面,要我簡要說一說。在浙江的時候,他還給省委辦公廳的同志介紹我,表揚我說:“你們要向他學習,當了20多年科長,從沒給我提過任何要求。”
近平同志離開正定后,我再次見到他的時候,我覺得他的第一個變化,就是服裝變了。
在正定的時候,近平同志無論春夏秋冬都是以軍裝為主,我們就算到別的省去考察,他也還是這套穿戴著裝。但是到了1984年,他鼓勵我們幾個工作人員說:“你們要帶頭穿西服,以此來帶動思想觀念的轉變。”當時,穿西服還不時興,西服也很貴,衣服質量也不好。我說:“我還真不習慣穿這西服。”近平同志說:“大家還不懂,你先帶頭穿起來嘛。”后來,我們辦公室資料組的幾個年輕人,在他的鼓勵下率先穿起了西服,從那以后,機關裡面慢慢地也穿西服了。再往后,女同志慢慢也穿花衣服了。
后來社會上流行跳交際舞。近平同志鼓勵機關干部下班以后也可以練一練,找老師教一教,大家都可以跳,接受新生事物。
1986年,我和繼任的縣委書記到廈門去看近平同志。一見到他,嘿!穿一身筆挺的西服,皮鞋也是锃亮,簡直和在正定的時候判若兩人。我說:“習書記,你在正定的時候,讓我們穿西服,你自己穿得土裡吧唧的,現在可是大不一樣了!”他說:“到哪兒說哪兒吧,這裡是改革開放的前沿,我要是再穿棉大衣、土布鞋,誰還敢跟我談項目?”說到這裡,大家都開懷大笑起來。
這麼多年過去了,正定的老同志們,各界群眾,還是一直對近平同志念念不忘。他在正定工作就短短的3年多時間,給正定帶來的巨大變化,給群眾生活帶來的實實在在的進步,群眾都看得清清楚楚,體會得真真切切。
近平同志可以說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良師益友,我有幸與他朝夕相處,一起工作,從他身上學到了很多優秀品質,受益終身。
我們有過很多交流,至今讓我印象深刻的,是近平同志多次跟我說過的一句話:“我早已是以身許國了。”這是我們在一塊的時候,他對我說的掏心窩子的話。那個時候,他年輕,我也年輕,我覺得我聽到的是一個熱血青年帶有強烈理想主義的話語。現在,30多年過去了,我們都已經是60多歲的人了,我越來越深刻地體會到了這句話的含義和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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