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平同志辦公室挂著一幅書法作品‘周而不比，和而不同’”

　　採訪對象：張銀耀，1952年5月生。1980年1月調正定縣委辦公室工作。后任縣檔案局副局長、縣政協學習宣傳文史科科長、文史委主任。2012年退休。
　　採 訪 組：本報記者 邱然 陳思 黃珊
　　採訪日期：2017年2月25日
　　採訪地點：正定縣張銀耀家中

　　採訪組：張銀耀同志，您好！習近平同志當年到正定的時候，您已經在縣委辦公室工作了，是吧？
　　張銀耀：是的。我1980年到正定縣委辦公室工作，最開始把我分配到資料組，負責給領導寫講話稿，還有各種報告。1982年，近平同志過來當副書記，一年多以后當書記。近平同志來了以后，我主要的任務就是配合他的工作，為他服務。除了幫他寫一些日常的報告、講話外，在工作和生活方面的一些事情主要是由我協助他處理，前后一共3年多時間。
　　第一次見到近平同志，是1982年3月他來正定的時候。我記得當時他拿了一個行李包，還有一個塑料網兜，裡面裝著洗臉盆等生活用品。
　　第二天，辦公室主任找我談話，跟我說：“習近平同志家在北京，他過來當副書記，在工作上你來配合他，搞調研、檢查，你都要跟在身邊。在生活上，你也要多幫助照顧一些。”
　　我和近平同志第一次見面，談話很簡單。我是部隊復員的，他那時剛從軍辦出來，都是當過兵的人，感覺比較親切。當時，我們都很年輕，我還比他大1歲，我30歲，他不滿29歲。我是16歲就當兵，18歲入黨，當了7年兵，復員回了農村，2個月后到人民公社當通訊員，待了1年。1976年我作為最后一批工農兵學員上中專，那時候近平同志讀大學。我們的經歷有相似之處。
　　近平同志到正定不久，大概一周多的樣子，他得知我的毛筆字寫得不錯，就讓我給他辦公室寫兩幅字裝飾一下。其中一幅，他讓我寫的是：周而不比，和而不同。這八個大字，就挂在他椅子后面。他辦公室的前面還有一塊地方，挂著中國地圖和世界地圖。在那裡，他讓我寫了一副對聯：刪繁就簡三秋樹，領異標新二月花。
　　周而不比，和而不同，這兩句話出自《論語》：“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說出了君子和小人的分界線，做人處世的兩個方向。“周”就是善於團結周圍的人，“比”就是拉幫結派、拉山頭。君子“周而不比”，就是君子善於團結自己周圍的人，但不拉幫結派。“和而不同”，就是君子能夠求大同存小異，爭取最大的團結，又允許不同的意見存在，能聽進不同的意見。為了一團和氣，你好我好，不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那樣是不行的。
　　這是近平同志非常欣賞的一條格言，也將其視為做人處世的原則。這也確實是一位領導干部必須要有的胸懷。如果做不到這一點，就做不了大官，也做不了好官。“周而不比，和而不同”，雖然說起來容易，但實際上是相當不簡單的一件事。
　　“刪繁就簡三秋樹，領異標新二月花”，這本是鄭板橋的書齋聯，講的是藝術追求。鄭板橋認為，藝術上盡量要追求簡潔，不要蔓生枝節，這樣的畫才有意境。近平同志借鑒到工作方法上來，盡量把繁雜的東西變得簡單，就像秋風掃落葉一樣，抓大事，抓重點。“領異標新”，有創新的意思在裡面。創新，就像農歷二月的花一樣，欣欣向榮，充滿著朝氣。我們現在貫徹新發展理念，創新發展是打頭的一個。
　　當時，近平同志有什麼活動，比如下鄉調研、外出考察，我大多時候都跟著走。我作為資料組成員，算個“筆杆子”，協助近平同志工作后，做了很多文案的事情，經常要根據他的意思寫一些東西。那時我就發現了他一個特點，就是對工作上的事記憶力很驚人。他很少做記錄，但隻要是接觸過的數字，都記得很清楚。
　　還有一項工作就是，社會各界寫給近平同志的信件，也都由我來處理。近平同志非常平易近人，老百姓給他寫信的很多，有當兵的，有大學生，也有普通農民，所有來信近平同志都會看，並以適當方式回復。
　　上世紀80年代初的群眾來信，有那個時代的特點。那個時候，真正反映問題的並不多。有的工人給近平同志寫信，是表達自己希望為國家做貢獻的熱情﹔有的學生寫信，是表示自己一定努力學習，學成之后報效國家﹔還有當兵的寫信，表示自己復員后一定要回家鄉，為家鄉作貢獻﹔還有一些普通群眾給近平同志寫信，是贊賞他、鼓勵他，希望他在縣委書記的位置上好好干，為正定人民作出更大貢獻。這些來信的群眾，不管什麼身份，從事什麼行業，他們都表達了對習書記的贊賞、支持和信任。
　　採訪組：在上世紀80年代初期，正定是華北平原一個普普通通的小縣城，硬件設施及各方面條件應該是比較簡陋的吧？他到正定縣委以后，吃住條件怎麼樣？
　　張銀耀：近平同志剛來正定的時候，生活各方面條件特別艱苦。縣委辦公室都是平房，一間屋也就是十幾平方米，大約三米寬五六米長這樣的規格。我記得很清楚，他當時過來的時候，床板都不夠用，而且都很窄，一米左右寬的床板，就算是比較寬的了。把床板在兩個木凳子或者磚垛上一架，上面鋪好墊子，這就是一張床了。
　　近平同志的床就是這樣的：一床棉墊子，一塊窄床板，下面用兩個木凳子一架。鋪蓋是他自己帶來的：一條褥子，一條軍被。床上就這麼點東西。褥子是他母親給他做的，因為用久了，上面有很多補丁。
　　近平同志生活非常簡朴。他在正定3年多時間裡，冬天穿軍大衣，夏天穿綠軍裝，基本上就沒有別的衣服了。去北京開會，就穿個中山服，穿個布鞋或膠鞋，有時穿個布棉鞋。他那幾年唯一穿了一次西裝，就是1985年3月他率領河北省石家庄地區玉米加工考察團去美國考察的時候，那次是我送他到的北京。他去的是美國的艾奧瓦州，這個州位於美國中部，是美國最大的玉米、大豆和豬肉產地，食品加工、精密工業、生物科技和金融產業相當發達。1985年河北同這個州結為友好省州。近平同志他們去，主要是去考察當地農業和畜牧業，這也是改革開放以后對外交流的需要。
　　平時，近平同志吃的非常簡單。當時我們縣委都是吃機關大食堂，大家吃什麼，近平也吃什麼，沒有小灶。縣領導經常晚上開會到很晚才散，12點以前都不回家。那個時候事情比較多，會議也比較多，一說開會就特別急，今天晚上定了，明天就要開會。我們搞材料的人特別辛苦，需要連夜加班把講話稿寫出來。我們下鄉也多，搞調研，有的時候能在鄉裡吃頓飯，有時候顧不上吃飯，餓著肚子就回來了。回來晚了，食堂的飯就沒有了。運氣好的時候，食堂有點剩的涼飯，熱一熱，能填飽肚子。運氣不好的時候，連涼飯都沒有，隻能餓肚子，啥也吃不上。
　　平時吃飯、打飯，不管是干部還是職工，我們大伙在食堂都一塊兒排隊。那時候吃飯的條件也很簡陋，沒有像樣的地方坐下來吃。有時候打了飯回辦公室吃，有時候就在外面院子裡吃。縣委院裡有個磚垛子架起來的水泥板，旁邊有木板釘的長條凳子，我們就經常用這個當餐桌，一起吃飯，一起說笑。近平同志雖然是縣委領導，但他也是年輕人，平時從來不像有些領導那樣板著臉，一本正經的。他一直都很平易近人，很善於也很願意和群眾打成一片。
　　因為工作忙，他也經常來不及到食堂吃飯，有時候食堂關門了，就到外邊買一點兒。那個時候經濟不發達，街上飯店很少，也就能買個油條、燒麥包回來。如果是冬天，拿回來也就涼了。由於工作緊張，再就是經常吃涼飯、剩飯，長期下來，近平同志就得了胃病。他有一天胃裡很不舒服，疼得難以忍受，便連夜上二五六醫院檢查。醫生檢查之后，說他這個情況必須得住院。那次一共住了4天院。住院期間，近平同志也沒休息，在病房裡開會、安排工作。那幾天，我一直在那兒陪著他。
　　為了讓近平同志能夠吃得好一點，我們買了一個煤油爐和一個小鍋，這樣我就可以給他煮挂面，放點蔥花，放點香菜，再臥個雞蛋，又熱乎又有營養。雞蛋平時不是那麼好買的，我就找了供銷社，買了一些雞蛋備著。后來光吃挂面也膩了，我就試著做扁豆燜面，把面條下到開水裡煮，半生不熟的時候撈出來，再用豬油或者羊油把那些豆芽、白菜炒一炒，再放面條燜一會兒。做這些飯，都是花的我們自己的錢，沒有花過公家一分錢。
　　煤油爐黑煙太大，煤油味兒也重。后來條件逐漸好一點了，縣委機關總務室給我倆配了個煤氣罐，又有了一個炒鍋，一個燜米飯的鍋。這樣就方便多了。煮挂面不成問題了，烙個餅，炒個菜，也能做到了。冬天的時候燉白菜、蘿卜、土豆，能夠吃得更豐富一點，生活上也有所改善。那個時候，一個星期就休息一天，近平同志經常是兩三個月才回次北京，他周末有時到我家裡吃飯。我家就住在縣委后面，走路就五六分鐘的樣子。他喜歡吃餃子、燒麥這種包餡兒的面食，喜歡吃白菜餡。但是光吃白菜餡也太素了，放點肉才香。那個時候，工資普遍比較低，我當時是40多塊錢，老吃肉也吃不起。於是我就用肥肉熬油剩下的油渣，跟白菜或韭菜調成餡包餃子吃。
　　採訪組：習近平同志到您家裡吃飯，您有沒有在飯桌上托他辦什麼事？
　　張銀耀：我還真托他辦過事，但不是在飯桌上。事情是這樣的：當時，我和我愛人結婚時間不長，有一個小孩。我愛人工作很忙，在工廠裡三班倒。我在縣委辦公室工作也忙，沒白天沒黑夜的。這樣我們誰也回不了家，孩子也管不了，這成了我們家的老大難問題。為這個事，我就跟近平同志說：“我想把我愛人調到機關來工作。”
　　他說：“這事還得按規定辦。”
　　碰了壁，我心裡也挺不是滋味。但我轉念一想，近平同志沒給任何人辦過不符合規定的事，如果給我開了這個先例，他以后的工作還怎麼做呢？
　　採訪組：習近平同志在梁家河期間就酷愛讀書學習。他到正定后工作更忙了，這個習慣是否還保持著？請您講講他平時的讀書生活，還有他工作以外有什麼愛好？
　　張銀耀：近平同志在工作上特別勤奮，每天工作鐵定要超過10個小時，甚至十二三個小時。他晚上睡得特別晚，處理完公務，12點以后還要讀書。大部分時間都是這樣的。有時候他在晚上10點到11點就把當天的公務處理完了，這還是屬於比較早的情況。如果沒有來訪的或需要接待的，他就可以開始讀書了，一般都會讀到夜裡兩三點。
　　近平同志讀的書范圍很廣，包括工作方面的，社會方面的，歷史、政治、經濟、文學、藝術等等。他記憶力超群，看過的書，裡面的重點內容，他都能記得很清楚。
　　他來正定大概半年多的時候，我們到一位同事家裡去吃飯，這位同事的兒子六七歲，天資聰穎，小小年紀就知道很多三國和水滸的故事。小孩子就對近平同志說：“習伯伯，我問問你，三國有一段，到底是怎麼回事？”這個小男孩平時聽父親說習伯伯很愛讀書，所以提的問題有考一考他的意思，看能不能難住他。
　　近平同志對小孩子的問題對答如流，之后笑著摸摸他的頭，鼓勵他說：“想要難住我，你還要好好學習啊。”
　　近平同志經常這樣熬夜讀書，還不怎麼活動，我們就擔心他的身體健康，有段時間就督促他運動。我愛打籃球，程寶懷縣長也愛打籃球，我們就經常拉著他打籃球。有時候我們晚上也出去轉一圈，散散步。
　　近平同志還是很喜歡體育的，就是因為平時工作太忙，也很少有時間關注體育。機關那時有一台黑白電視，下班以后，他有空的時候，一聽說有足球、籃球比賽什麼的，就會抽空看看。他特別喜歡足球，我們在一塊兒看足球比賽挺過癮，該進的球沒進，他就惋惜地拍大腿說：“哎！太臭了！”進了球，我們跳起來，他也跳起來歡呼。
　　採訪組：習近平同志和群眾打交道很多，能不能給我們講講他和群眾交往的事情？
　　張銀耀：你們可能看過一張照片，就是近平同志坐在一張桌子前聽一位老大娘傾訴。這是實際情況，不是擺拍。他經常在正定縣大街上放個辦公桌，接待群眾，現場做信訪工作，讓群眾有什麼事情，直接向他反映。這在正定縣過去是沒有的，他是第一個這麼做的。這樣做才能聽到老百姓真實的聲音，也是聯系群眾的一種好方式。
　　而且，近平同志的工作效率很高，老百姓有什麼冤情，反映什麼問題，他都是當場就拍板，立刻安排相關部門去處理。正定縣現在也經常搞現場接訪工作，這個好傳統就是從他那時候開始的。
　　近平同志平時工作中也非常實在，非常接地氣。平時縣委領導班子開會，我兼任常委會的記錄員。他講話，處理工作，都嚴格按照民主集中制辦，尤其是民主發揮得特別充分。在會上，常委會的同志人人都要發表意見，有什麼看法都要當面提出來。最后近平同志作為書記再把大家的意見匯總、做結論。所以不管是民主還是集中，這兩個環節他都做得非常好，非常到位。他講話沒有虛話、假話、套話、大話，做事也是辦實事，注重實效。
　　正定是歷史文化名城，歷史上長期作為河北的政治、經濟、軍事和文化重鎮，文化遺存豐富，素以“九樓四塔八大寺，二十四座金牌樓”著稱。近平同志來正定不久，就把縣城大街小巷都看遍了，熟悉了環境和風土人情。對什麼地方有什麼文物，文物是什麼情況，文物的保護措施做得怎麼樣，都了解得清清楚楚。這種情況下，他再做相關決定，就很到位。
　　過去正定的古塔，都沒有圍牆，缺乏保護。還有很多古建筑，任由風吹雨打，無人管理，無人看護。他把這些問題逐一都解決了，那些孤立的古塔，都用圍牆圈起來，保護起來。還有縣政府門前的兩棵古樹，也都用欄杆圍起來，並且讓我們考察清楚樹齡，挂上古樹保護的標牌。近平同志在正定期間，對正定的文物做了比較大規模的調查和保護工作，包括很多古建的刷漆、彩繪、維修，現在這些古建都很好地保存了下來。
　　正定縣還有很多過去的革命遺跡，很多重要歷史事件的紀念地，該立碑的立碑，該挂牌子的挂牌子，都是在近平同志指示下一一搞起來的。
　　現在正定城區中心的常山公園，過去是個很大的臭水坑，在近平同志建議下，改建成了公園，現在是市民休閑娛樂的好去處。還有很多基礎設施，比如現在的常山影劇院，過去是個破戲院，也是在近平同志領導和關注下新建的，並親自請林默涵題的字。榮國府，是近平同志定下來，並經他的努力促成的，但真正建好、開放，並給正定縣帶來巨大收益，是在他離開正定以后。
　　這些文物古跡，還有這些文化場所，很大程度上承載了一個城市的文化記憶。難得的是，近平同志在當時就有這個意識。在他任上，正定的文物古跡不僅沒有被破壞，而且能恢復的、能保護的，全都搞好了，這為正定后來建設旅游文化名城、靠旅游發展經濟打下了非常堅實的基礎。
　　近平同志平易近人，不是表面文章，而是時時刻刻都這麼做的。有的領導平時上班的時候，把門一閉，很多事都是秘書來解決。近平同志的辦公室，誰來找他都可以進。我的辦公室在他外面，門隨時敞開著，正對著樓道，誰一上樓我都能看得見。一般情況下，鄉長、村書記，還有像賈大山這樣的作家來找他，就跟串門一樣，直接就來了，跟我打聲招呼就進去了。
　　近平同志交往的人多，對於普通人他也能記得住。我記得是1998年，那時候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我們有三四十個干部去那裡挂職學習。當時，他已經離開正定十三四年了，但還是一眼認出了我們縣委的一個機要員。他說：“楊蘭發，你來了這麼長時間也不跟我打招呼！”一下就叫出名字來了。
　　那個年代，辦公條件較差，小汽車也少，為了照顧班子裡的老同志，為了節省汽油，也為了能更貼近群眾，近平同志一般情況下都是騎自行車下鄉，除非有時候趕時間才會坐吉普車。有一次，他坐吉普車調研回來進了縣城，剛進小北門，突然一個人往車前面一站，就把車攔住了，司機沒辦法，就停了車。當時，我坐在副駕駛位置，跟司機並排，近平同志自己坐在后排。這個人直接拉開后排車門，就坐在近平同志旁邊了。原來，這人是跟司機認識的一個便衣警察，他上了車就開始大聲說笑。司機說：“你趕緊下去！”這位干警一看司機這麼嚴肅，可能也感覺到旁邊坐的這位年輕人是領導，他就趕緊拉開門，下車走了。近平同志后來也沒有批評司機，也沒有追究這位干警，只是說，有必要跟公安局說一下，要加強對干警的教育，不能搞特權。
　　我哥和嫂子都是畫畫的。1980年，我哥在縣城畫畫，在白紙上畫山水，我嫂子畫花鳥，有時候我也幫他們寫個對聯，他們拿到集市上去擺地攤出售，賣幾張算幾張，一天能賣個3塊5塊的，就挺不錯了。
　　近平同志到我哥的畫攤上一看，見我哥風餐露宿地賣畫，很苦，大冬天那麼冷還站在街頭上，就很同情。我哥后來辦了一個美術學校，招收一些小孩來學畫，近平同志覺得這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2004年，美術學校成立20周年，近平同志還專門給我哥來了一封賀信，祝願美術學校越辦越好。
　　採訪組：請您具體談一談習近平同志在正定工作期間頒布的“六項規定”。
　　張銀耀：“六項規定”是近平同志當了縣委書記以后做的一項重要決定。當時，他清楚地意識到干部作風存在著一些嚴重的問題。有的干部有比較嚴重的官僚主義，有的缺乏深入實際的調查研究，拍腦袋決策，還有的不深入基層，愛說假話、大話、空話。另外，就是會議多，三擠兩佔的，落實干工作的時間就沒有多少了。
　　近平同志當了縣委書記以后，一方面抓干部作風問題，另一方面就大量地削減文山會海，規定一星期至少兩天是“無會議日”。他給四大機關和各個領導寫了一封信，提出和推廣這個觀念。
　　為解決存在的問題，近平同志和我們工作人員一起，一條一條地研究，並交代我們多琢磨琢磨，然后拿出來再商量。我們根據他的意思反復進行推敲，拿出來以后提交會議討論。后來常委會定了，就由縣委正式頒布出台了“六項規定”。
　　總的看，“六項規定”要求具體，操作性強，針對當時突出的作風積弊，為領導干部定下了規矩，形成了制度。規定出來之后，近平同志著力抓好落實，正定干部作風有了很大轉變。現在很多人說，當年的“六項規定”和現在的“八項規定”如出一轍，這是很有道理的。
　　採訪組：習近平同志離開正定以后，和正定還有哪些接觸？您本人還和他見過幾次面？留下了什麼深刻印象？
　　張銀耀：近平同志離開正定以后到福建工作，包括后來在浙江，正定人隻要過去，想見他，他都見。
　　最典型的一件事，是我們縣的一個農村青年，創辦了一個電器元件廠，邊研究邊生產，近平同志視察這家工廠的時候，和他認識了。近平同志調到福州以后，這個青年有一次到福州辦事，找到了他的電話，就給他打過去，聯系上了，想去看看他。近平同志很痛快地答應了。兩個人見了面，敘敘舊，聊得很好。近平同志對群眾一貫都是很熱情的。
　　但是我要是直接去找他，做“不速之客”，都是會挨訓的。他批評我說：“你也不打電話，也不說一聲，就直接跑過來了，不知道我忙啊？”我說：“我給你打電話，你總說這忙那忙，我還能見到你呀？我隻能搞突然襲擊。”　　我多次去看望他，前后大約有十幾次。到福州去看他有六七次，在浙江也有幾次，在上海有過聯系，但沒見上。我見到他，他都會問正定的情況，經濟發展、社會發展等各個方面，要我簡要說一說。在浙江的時候，他還給省委辦公廳的同志介紹我，表揚我說：“你們要向他學習，當了20多年科長，從沒給我提過任何要求。”
　　近平同志離開正定后，我再次見到他的時候，我覺得他的第一個變化，就是服裝變了。
　　在正定的時候，近平同志無論春夏秋冬都是以軍裝為主，我們就算到別的省去考察，他也還是這套穿戴著裝。但是到了1984年，他鼓勵我們幾個工作人員說：“你們要帶頭穿西服，以此來帶動思想觀念的轉變。”當時，穿西服還不時興，西服也很貴，衣服質量也不好。我說：“我還真不習慣穿這西服。”近平同志說：“大家還不懂，你先帶頭穿起來嘛。”后來，我們辦公室資料組的幾個年輕人，在他的鼓勵下率先穿起了西服，從那以后，機關裡面慢慢地也穿西服了。再往后，女同志慢慢也穿花衣服了。
　　后來社會上流行跳交際舞。近平同志鼓勵機關干部下班以后也可以練一練，找老師教一教，大家都可以跳，接受新生事物。
　　1986年，我和繼任的縣委書記到廈門去看近平同志。一見到他，嘿！穿一身筆挺的西服，皮鞋也是锃亮，簡直和在正定的時候判若兩人。我說：“習書記，你在正定的時候，讓我們穿西服，你自己穿得土裡吧唧的，現在可是大不一樣了！”他說：“到哪兒說哪兒吧，這裡是改革開放的前沿，我要是再穿棉大衣、土布鞋，誰還敢跟我談項目？”說到這裡，大家都開懷大笑起來。
　　這麼多年過去了，正定的老同志們，各界群眾，還是一直對近平同志念念不忘。他在正定工作就短短的3年多時間，給正定帶來的巨大變化，給群眾生活帶來的實實在在的進步，群眾都看得清清楚楚，體會得真真切切。
　　近平同志可以說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良師益友，我有幸與他朝夕相處，一起工作，從他身上學到了很多優秀品質，受益終身。
　　我們有過很多交流，至今讓我印象深刻的，是近平同志多次跟我說過的一句話：“我早已是以身許國了。”這是我們在一塊的時候，他對我說的掏心窩子的話。那個時候，他年輕，我也年輕，我覺得我聽到的是一個熱血青年帶有強烈理想主義的話語。現在，30多年過去了，我們都已經是60多歲的人了，我越來越深刻地體會到了這句話的含義和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