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書記三十多年前就做好以身許國的思想准備了”

　　採訪對象：李亞平，1954年11月生。1979年到正定縣委辦公室工作，1984年12月任縣政府辦公室副主任，1985年4月任縣經委主任兼黨委書記。2014年退休。
　　採 訪 組：本報記者 邱然 陳思 黃珊
　　採訪日期：2017年4月14日
　　採訪地點：正定縣李亞平家中

　　採訪組：李亞平同志，您好！習近平同志在正定工作期間，您一直在他身邊工作。請講講當時的情況。
　　李亞平：和習書記一起工作的那幾年，我主要是在正定縣委辦公室當干事，工作內容上有點類似於現在的文秘，主要管文件、工作報告、開會的發言等等，經常起草一些東西。那幾年，我跟他之間的工作聯系非常緊密，可以說是他“手把手”指導我做很多事情，所以我受他的影響非常大。雖然之前我有多年的文字工作經歷，起草過不少文件和材料，但從跟習書記工作那幾年開始，我才真正明白了如何才能做好這項工作。
　　以前，我協助縣委領導寫一些材料和報告，都是以秘書的心態和角度在寫，我也想寫得好，但因為我這樣的心態，就導致站位比較低。習書記來了以后，通過他對我的嚴格要求，我才發現過去那樣寫出來的東西，實際上是不合格的。我寫的材料只是達到了基本要求，領會了領導的意圖，把該說的話說出來了，但還達不到“好”的標准。寫的講話稿沒有什麼特點，也缺乏說服力，讓與會人員聽得昏昏欲睡，那是不行的。
　　我為了提升自己，達到習書記的要求，就開始進行一些研究和思考。我發現，習書記平時看書很多，喜歡把看到的內容分享給大家，所以他講話比較喜歡引經據典。於是我寫東西的時候也開始學著引用一些馬列理論和古代先賢的話，但這些內容我是沒法像習書記那樣都記在腦子裡信手拈來的，所以就要靠自己不斷學習，不斷增長知識。
　　我還發現，習書記不喜歡在材料和稿子裡出現官話、套話。這當然很好，但無疑是加大了文稿起草的難度。過去，我們寫東西可省事了，能抄就行，起草文件就是照著石家庄地委的文件和省委的文件抄，還有《人民日報》等這些官方的東西看熟了就行。這種照本宣科的材料，在習書記這裡完全通不過，甚至和他本身講話的特點格格不入，因為他的思想和具體部署，都會結合正定縣的實際情況來進行。
　　因為習書記的要求比較高，需要大量動腦筋，有的人就沒辦法給他寫東西了。如果不領會他的思想，不盡量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真就不知道該如何下筆。我這個人願意把材料寫好，比較喜歡鑽研文稿寫作。我漸漸悟出了一個道理。我想，我應該換位思考，假設我就是他，是正定縣委書記，那麼我所管的這個縣，哪兒有什麼問題、什麼事情？我應該怎麼去處理、去解決呢？慢慢地，我覺得，關上門寫材料的時候，我就是“正定縣委書記”﹔打開門，我就是縣委辦公室的干事。
　　所以，習書記對我影響最大的一點，就是引導我、鍛煉我經常要學會換位思考，按照角色要求進行思維、開展工作。從那個時候開始，我就更多地留意具體的工作。
　　一開始，我覺得完成一篇在習書記那裡能夠通過的稿子，還是挺難的。但隨著他對我的嚴格要求，隨著我自己的不斷努力，我逐漸掌握了要領，后來反而覺得很輕鬆，對自己所做的這項工作也越來越有興趣，越來越有成就感，不覺得累了。
　　另一個我感到工作越來越輕鬆的原因是，每次寫稿之前，習書記都會事先跟我進行細致的交代，把稿子的內容講得很清楚、很明白。坦率地說，習書記跟以前的幾位書記都不一樣，他文化水平高，更具有戰略眼光，肚子裡真有貨，對每一篇稿子的要點和思路都談得很清楚，胸有成竹。
　　有一次，他開會前需要一個講稿，事先把要講的內容給我談得清清楚楚，我甚至覺得，他說的這些內容直接放到會上去講，就已經很精彩了。那次，他跟我談完稿子以后，我趁熱打鐵，7000多字的稿子一氣呵成。后來，他拿著我的稿子到會上去，但基本上是脫稿講的，而且把很多要點又展開講了。
　　那時習書記還有一個特點：隻要你寫的稿子言之有物，有創新，有具體內容，不講套話空話，不照本宣科，他就不會去計較，不讓我們返工。他講的時候，往往是脫稿講，講話稿中有些不順當的地方也就自然調整過來了。我的觀察是，習書記一開始走上縣委領導崗位時，講話用稿子的時候多一些，越到后來，用稿子就越少了，稿子放在那裡只是一個提綱、一個概要，他講起話來已經是駕輕就熟、自由揮洒了。
　　習書記來之前，老實說，我工作很散漫，寫稿都是應付。習書記剛來時，要求高而且嚴格，我覺得壓力很大，覺得以前那麼舒適，那麼清閑，現在不行了。但到了后來，我發現自己跟著他提升得非常快，從原來應付稿子到后來很自主地去創作稿子，工作體驗很不一樣了，自己不知不覺就提升了。那時候我就感到，之前看似舒適、清閑，其實時間都被浪費掉了，我進步最快的幾年，還是跟他一起工作的那段時間。
　　採訪組：習近平同志在工作中特別注重調研，請您講一講他當時調研都有哪些方式。
　　李亞平：習書記確實非常注重調研。他來正定以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調研。最初的3個月，他對工作基本沒有什麼表態，因為他不了解實際情況。他那段時間，集中精力到各個鄉鎮走走、看看、問問，熟悉正定的實際情況。有時候，我也跟他一起下鄉調研。
　　他調研的方法比較特殊，一般是不打招呼，不讓人家事先准備，而是直接下鄉、下廠、入戶。他調研有的時候有主題，有的時候沒有主題。帶工作人員也很隨機，有時候帶我，有時候看到誰，抓上就去了，而且工作量非常大。我印象很深的是，我們有一天調研工業企業情況，一天下來他連續看了6家企業。
　　習書記交了很多朋友，他有個“草根”朋友叫賈大山。賈大山是我們正定的一位作家，特別善於從農民的角度來看整個社會。他不是黨員，也不受官方的影響，從他眼裡看到的、寫出來的老百姓，是非常純粹的現實主義手法，非常接地氣，鄉土味兒極濃。習書記主動拜訪賈大山，和他一見如故，每次聊天都很投機。賈大山給習書記講故事，講正定的歷史、風土人情﹔習書記給賈大山講他插隊的經歷，講陝北窮苦的父老鄉親，講他生活過、勞動過、當過大隊支書的小山村梁家河。他們倆的談話，我還參加過兩次，有時候他們講到古今中外的文學，我也是聽得津津有味。
　　習書記還與一些農民交往。他和許多有一技之長的農民交朋友，比如我們正定有一位農民科學愛好者叫張新立，是農村裡常說的那種“能人”“致富能手”，他喜歡搞無線電，后來又開了個工廠搞聲控燈光設備。習書記到他的工廠看了他的產品，覺得這個設備效果很好，這種發明也填補了當時國內市場的空白，前景非常好。習書記就積極幫他聯絡北京的文藝團體採購他的設備，后來一些文工團，包括中央電視台都買了張新立的設備。有一年過年，習書記還和我騎著自行車到張新立家裡去看他，我們還在他家吃了一頓飯。習書記一方面是調研，和他交朋友，幫助他開拓市場，實際上他也在觀察張新立怎麼做企業，吸收了一些他的經驗。
　　我們縣某個村，當時有一位種棉花的能手，畝產很高，虫害很少，能培養新的種子。習書記跟他接觸了兩次以后，經常跟他聊天，慢慢就成了朋友。
　　習書記那時候總說：“走，我們去跟誰聊聊。”他能接觸三教九流的能人。這也是他深入社會進行調查的一種方式。
　　習書記也經常搞問卷調查。這個在正定還是很稀罕的事，以前沒有人搞過，我們從來沒有接觸過，不知如何下手。習書記說：“你們不知道怎麼弄，不會學嗎？”我說：“我們主要是不知道問題該怎麼設計。”習書記說：“設計問題，應該主要圍繞老百姓對縣委和縣政府工作的反映和評價，還有就是老百姓目前對多種經營有什麼樣的認識，自己打算搞哪些多種經營，等等。”
　　這種問卷調查，比較類似於現在的社情民意調查。當然現在主要依靠網絡，採集的樣本也更多，數據覆蓋范圍也更大。而那個時候，受條件所限，調查的方式比較原始，就是習書記帶著我們縣委的干部、工作人員，特別選在正定縣城大集的時候，在大街上擺上桌子，來趕集的老百姓一從我們這裡經過，我們就主動遞給他們紙條，紙條上的內容就是調查問卷。遞紙條的時候我們會說：“老鄉，大爺，大娘，縣委正在搞調查，麻煩來填填吧。”
　　一開始我們去拉人、發問卷，老百姓不知道我們要干嘛，要調查啥，還有點不太接受。后來，老百姓了解了情況，就主動到我們擺的“攤兒”前面來給我們反映問題。他們有的說種地遇到了這個問題，有的說搞養殖遇到了那個困難，說的都是一些特別具體、特別實際的事情。
　　這樣的大規模調查問卷，僅我記得的，習書記就搞過五六次。這也是他調研的基本方法之一。
　　還有就是到經濟發達的省份去考察學習。比如，我跟他一起去過江蘇省，當時我們是個5人團，由他帶隊，有一個常務副縣長，有一個研究室主任，還有一個管經濟協作的副主任，再加上我。我們當時把南京、常州、無錫、蘇州等地都走到了，這些地區的鄉鎮企業特別發達，起步比杭州還要早。我們那一次考察的范圍也比較廣，包括怎樣招聘人才、行政機構怎樣改革、鄉鎮企業怎樣發展、農村的多種經營如何開展等等，都進行了詳細調查。
　　那次外出調研，看先進、找差距、思改進、謀良策，對正定縣的發展影響非常大。我們回到正定以后，就召開了全縣的三級干部會。這也是一次正定縣的改革開放動員大會。當時對我們觸動最大的，是在很多改革開放的觀念上，我們正定差得太遠了，扶持鄉鎮企業的各種政策措施非常不足，而且正定的企業大多是與農業相關的或者國有工商企業，真正意義上的鄉鎮企業很少。我們意識到了差距，正定的改革開放才真正走上了正軌。
　　採訪組：習近平同志當年在正定推行人才戰略，您是否也參與了這方面工作？
　　李亞平：是的。人才戰略正式推行以后，我們經常和習書記一起商討實施當中出現的一些具體問題。
　　我還記得，有一天晚上，我聽完《通史》課后，就到習書記屋裡坐了一會兒。當時，縣委副書記劉日和縣委辦公室的張銀耀也在，我們正好一起商量一些人才招攬方面的事情。
　　那天晚上，習書記興致勃勃地談起省生物研究所一個發明了“花生蛋白乳”的人才，說想把這個人請到正定來。由此，他又談到縣委最近提出並在報上公布的招賢納士九條措施，讓我談談看法。我當時建議，應該適當了解本縣知識分子有什麼反映，縣委近期可以組織一次落實知識分子政策大檢查，聲勢大一些，有問題要解決，以免讓人產生縣委隻看重“外來和尚”的印象，挫傷本縣知識分子的積極性。
　　習書記對我的建議很贊同，他說：“我這幾天也在反復考慮這個問題，只是事情多，還沒有來得及落實。”
　　採訪組：您當時與習近平同志接觸那麼多，一定對他日常工作生活很熟悉。請您談談這方面情況，包括您和他平時生活中的交往。
　　李亞平：好的，我說說我印象比較深刻的幾件事。
　　有一天上午，我在習書記那裡閑談時，管接待的行政組長王新友敲門進來了，跟習書記說了兩句話，准備告辭。這時候習書記叫住他，並拿出了10元錢說：“新友，一會兒你去招待所，順便把我在招待所吃過的幾次飯都結算清，如果其他常委也有沒結的飯賬，也都付清了。”王新友說：“習書記，算了吧，之前的飯賬，辦公室已經墊付了。”習書記很嚴肅地說：“以后不要這樣，誰吃飯誰付錢，再遇到這類問題都照此辦理。”
　　當時，我聯想到習書記頭年夏天穿的滿是窟窿的“花背心”。當年春天幫他搬家的時候，見到他的褥子竟然是舊衣服和布頭拼接起來的。可見，他一貫嚴於律己，從來沒有那些高干子弟的紈绔之氣。我平時還總認為自己在生活上比較平民化，但與習書記的艱苦朴素比起來，還是自愧不如。
　　還有一件小事。國慶節放假期間，有一天下午，我隨習書記去大佛寺，看看寺管會新班子上任后的工作情況。
　　晚上，回到縣委，習書記拿出10元錢請客，想要請晚上值班的人員一塊兒聊聊。我拿了習書記的錢出去買了些菜，哪知道回來的時候一看，一位值班人員早准備了不少菜，他還讓我把錢退給習書記。我當時沒過腦子，拿了錢就去退。那位值班人員過來解釋說：“習書記，今天晚飯的錢由辦公室賣報紙的錢來開支，就不用您個人破費了。”
　　習書記嚴肅地說：“個人吃喝怎麼能用公款報賬？即使是賣報紙的錢，也是大伙的，也不能隨便用。”
　　這頓飯所有的開銷，后來都由習書記個人掏腰包支付。那些賣報紙的錢，從哪裡來的，還是規規矩矩地回到哪裡去了。今天，我們施行的八項規定，與習書記當年對自己、對我們的要求是一以貫之的。
　　縣委辦公室有一台電視機，習書記每天下班后會看看新聞。那個時候，電視機是稀罕物件，街上的老百姓經常過來看電視。有時候，到了晚上，會有幾十個老百姓聚在這裡。別的機關和部門的人，也會來看。除了看新聞以外，習書記偶爾也會看看足球。這時候，習書記就換了身份，仿佛不是縣委書記，而是一個愛激動的球迷。他喜歡的球隊進攻特別是進球以后，他會大喊大叫：“好球！”進攻失敗或者被人灌進一個球，他會從椅子上跳起來喊：“臭球！太臭了！”
　　我們當時的思想比較保守，因為看慣了老干部四平八穩、不聲不響地坐著看球，覺得習書記這麼激動，有點“驚世駭俗”。所以，后來隻要他一到辦公室看足球，我們就不讓別人進來了，甚至連大門都關了。習書記雖然年輕，但他畢竟是整個縣的縣委書記，讓人們看到他大喊大叫的，不怎麼好。后來，我們雖然沒給他提出來，他自己也意識到了，還說：“最近怎麼沒人來看電視了？”以后，他再看球也就不那麼激動了。
　　採訪組：那您當時和習近平同志一定關系很密切了？
　　李亞平：是這樣的。那時候，我們可以說幾乎每天都在一起。我比他小一歲，有很多共同語言，為他做服務和配合的工作也很好，所以我們的關系也很密切。我們平時聊天最多的，還是工作上的事情。除了工作上的交流，我們還會經常在一起談談個人的經歷，談一些國內外大事，有時候也會談談讀過的書。通過聊天，我了解到習書記書讀得特別多，什麼都懂，好像是百事通、百科全書、活字典。我們雖然年紀相仿，但他博覽群書、知識廣博，這實在是我望塵莫及的。
　　習書記也曾經到我家裡做過客。他第一次到我家來，是我們有一次下鄉回來，機關食堂也沒人了。我就說：“到我們家做飯吃吧！”到了我家，加上我愛人，我們3個人一起包餃子。那時候，我兒子四五歲，就在旁邊玩耍。習書記這人待人很親切，很和善，我兒子很喜歡他，就不住地和他聊天。那個時候，我兒子已經看過了《三國演義》的小人書，他就說：“習伯伯，我考你幾個問題。”習書記說：“好啊，你考吧！”他就根據《三國演義》裡的情節給習書記提問題，結果連續考了八九個題，習書記全都對答如流。我兒子贊嘆說：“呵！習伯伯，你還不簡單呢！”
　　后來，有一次我們在一起聊天，習書記說，他小時候父母親對他要求非常嚴格，上小學時就開始要求他讀文學名著，像《三國演義》《西游記》《紅樓夢》《水滸傳》等在小學階段就已經基本上讀完了。他到陝北下鄉，一 開始有好多知青對未來很迷茫，大家也都很頹廢。習書記覺得自己也沒別的出路，可能要在農村當一輩子農民。為了給自己尋找一些精神食糧，他就拼命讀書。他插隊的文安驛公社，附近能找到的書，他全都找來讀了。所以，后來他當縣委書記，寫材料經常引經據典，就是他那個時候打的底，算是“童子功”。
　　我還記得，有一天我們倆一起吃飯，習書記跟我提起他從軍委辦公廳來正定的緣由。從梁家河回到北京以后，習書記從陝西的窮山溝到了國內頂級學府——清華大學，之后又到國辦、軍辦工作。那時候，他父親也已經“解放”了，一家人團聚在一起，沒有什麼令人煩惱的事情了。本來，習書記可以享受這種生活，衣食無憂，工作穩定。但他說自己在這種安逸的生活裡，總覺得“文革”時期的那種荒謬和殘酷雖然已經過去了，卻並不遙遠，這個國家百廢待興，仍然需要變革，仍然需要有擔當的人負起責任來。唯有如此，“文革”那樣的日子才不會重演。所以，習書記就要求下到縣裡，為基層的老百姓做一些實實在在的事情，雖然辛苦，卻也心甘情願。講到這裡，他對我說：“隻想著過舒適的生活，是平庸的追求。我是准備入‘苦海’的。”
　　今天我們回過頭來看一看，他所取得的成就絕非偶然：在30多年前，他就已經有了把自己的一生奉獻給國家和人民、“以身許國”的思想准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