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平把戰略眼光和務實精神結合起來，很了不起”

採訪對象：周偉思，1952年生。曾當過知青、工人。大學畢業后分配到《河北青年》雜志社工作。1984年，採訪時任正定縣委書記習近平，撰寫報告文學《而立之年》。2014年退休。

採 訪 組：記者 邱然 陳思 黃珊

採訪日期：2017年3月24日

採訪地點：中央黨校電視台演播室

採訪組：周偉思同志，您好！1984年，您在《河北青年》雜志社工作期間，採訪習近平同志並撰寫了一篇反映他主政正定期間真抓實干、銳意改革、積極進取的報告文學——《而立之年》。請您講講採訪的起因，以及到正定后與他初次見面的情況。

周偉思：1982年，我大學畢業后分配到河北團省委，繼而到《河北青年》雜志社工作。領導看了我在上學期間發表過的一些作品，讓我跨過實習階段直接做主力記者，把很多重大採訪任務交給我。時間不長，還讓我當了一編室主任。這個編輯室主要負責正面典型、先進事跡及重大活動的採編。

1984年春節期間，老鄉同學中有兩人跟我提到習近平。他們說正定縣有個年輕的縣委書記，從北京來的，很能干，很有闖勁，並建議我去採訪他。

第三個跟我提到習近平的，是我在趙縣插隊時的知青辦主任李遵英，他當時在石家庄地委宣傳部工作。他說：“我給你推薦一個人，正定縣的書記習近平，你應該去寫寫他。他是自己要求下基層的，他來了以后，正定有很多新變化、新氣象。”

到雜志社工作以來，不斷有人給我推薦採訪線索。但幾個人不約而同地推薦同一個採訪對象，這還是我從未遇到過的。

我不由得對此人產生了很大的興趣。

當時，與南方沿海地區相比，河北的改革氛圍可以說較為沉悶。各級干部的思想觀念、工作作風與河北所處的“直隸”地理位置並不匹配，人們思想解放的意識明顯不足。在這樣的大背景中，習近平這位縣委書記能夠帶領正定縣領導班子大刀闊斧搞改革，顯然是一個很大的亮點。

於是，我就請李遵英幫我聯系一下正定方面。

3月中旬，李遵英打電話說：“偉思，已經聯系好習近平了。他確實很忙，但還是同意你採訪。找個合適的時間我陪你過去。”

3月下旬的一個上午，我們倆到了正定縣委辦公室。兩位同志和我聊了一會兒，習近平就過來了，我們握手問好之后，他說：“我正在開會，你先去招待所休息一下，下午兩點我過去，咱們再聊。”

下午兩點，習近平准時到我房間來，他開門見山地說：“我來正定兩年，沒做多少事情。你既然來了，咱們還是交流一下。你覺得有意義就繼續，如果價值不大，就當聊聊天吧。”

習近平這番話，給我的感覺是這個人很隨和，說話也實在，這樣採訪起來就比較輕鬆。

交談中，我們作為同齡人，很快就找到了許多共同點。

我比習近平大6個月，都剛過而立之年，同一年上的初中，都是“老初一”﹔都有知青經歷﹔他插隊7年，我下鄉干農活5年，時間也不短﹔他是最后一個離開梁家河的，我在湖北那個村子，也是知青中最后一個走的。

后來，我們甚至還發現有共同的朋友。

就這樣，我們之間的距離拉近了許多，自然而然地，我們倆已經不像是採訪與被採訪的關系，而是像朋友一樣在隨意漫談了。

我雖然預先擬了採訪提綱，但寫什麼、怎麼寫，事先並沒有一個明確想法。其實，我首先是想滿足一下自己的好奇心，這位主動申請從京城下基層的年輕人，跟大家傳說中的是一回事麼？

那天下午，我們說起各自插隊時經歷過的一些事情。我們下鄉分別在北方和南方的農村，雖然地理環境不同，但對農業、農村、農民的理解和感受是基本一致的。

我原來覺得自己的下鄉生活夠苦的了，沒想到他在陝北梁家河的日子比我還要艱苦得多。

採訪組：你們聊的時候，習近平同志有沒有談到他當時為什麼從中央軍委辦公廳下到地方來工作？他主動做出這個轉變的心路歷程是怎樣的？

周偉思：這是我問習近平的第一個問題。我說，你從清華畢業，穿上軍裝，到軍委辦公廳工作，一下就站到了很高的起點上，應該說前途無量，這些簡直是我們想都不敢想的。可你為什麼放棄這麼好的條件，主動申請到一個小縣城做基層工作呢？你的初衷是什麼？

按照那個時代的語言特點，人們可能會回答“為了深入基層鍛煉”“更直接地為人民服務”等等。但他並沒有說那些絕對正確、隨口就來的套話。

習近平對我說，他回到北京后，在清華上學期間也好，到軍辦工作后也好，節假日偶爾會參加一些同學、朋友的聚會。這些聚會，也多是知青“插友”的重逢，當年大家是一起下去的。他那些發小和同學基本都是高干子弟。“文革”結束，這些人的父母平反或升遷后，他們也陸續從各地回到北京，生活條件一下躍升回來。這樣，許多人對自己在運動中、在插隊時所遭受的“苦難”，或多或少都產生了一種“補償心理”。不少人這樣想：我本不該受那麼多罪，現在好不容易有了彌補的機會，應該好好犒勞一下自己，就會有意無意地注重物質享受，安於現狀。

對於這類現象，習近平開始倒沒覺得什麼，也還能理解這樣的心理變化。但時間稍長，這種氛圍讓他心裡越來越不是滋味，他開始認真思考一個問題：我們這代人就應該用這樣的方式補回失去的青春嗎？

7年的插隊生活，使他忘不了農民的艱辛和農村的一切。即使他回到北京，從此生活優越，工作穩定，但強烈的社會責任感，讓他內心深處始終牽挂著遠方貧困的溝壑與山嶺。

習近平覺得，如果我們一直在北京生活，沒有多年的農村生活，每天心安理得、按部就班還算說得過去。既然親身經歷讓我們深知老百姓有多苦，國家還那麼貧困，我們如果還這樣麻木不仁，那就實在說不過去了。

此外，他還講了一個內心深層的動因，就是基於他對“文革”的一再反思。

他想，“文革”中，在那種人與人輪番爭斗，忽視生產、經濟停滯的混亂時期，我們目睹了殘酷的“路線斗爭”“階級斗爭”，深切感受了這場浩劫給中華民族造成的巨大災難。我們要盡力避免這樣的悲劇在中國重演。怎麼才能避免呢？如果我們這些親歷了這段歷史，深知它有多麼可怕的人，回避現實，不思進取，不去努力改變它，又由誰來擔此重任呢？如果任由那些糊裡糊涂的，甚至極“左”的人去掌權當政，中國的前途將是怎樣？會不會重蹈覆轍？在百廢待興、改革初起的當下，我們這些有了覺悟的人，就必須站出來身體力行，投身於改革開放的第一線，能做多少就做多少，能改變多少就改變多少。如果大多數人都這麼想、這麼做，這個國家的未來就大有希望了。

他欲奔赴“前線”的想法愈發清晰堅定，並渴望自己的同學朋友能和他志同道合，但他沒法說服每一個人，隻能同那些與他有相似感悟的朋友去交換意見。

在大機關上班，他平時工作勤奮，接觸信息也廣，加上自己用心，很多全局性的東西他都格外關注。但他仍然覺得，接觸底層社會太淺，和老百姓離得太遠，總覺得很“不接地氣”，老有種使不上勁的感覺。同時，他也認識到，如果真正要做一些實事，像現在這樣只是看文件、寫文字，做例行公務，很難和人民群眾直接溝通，也難以對具體事情產生作用。

漸漸地，他下基層工作的願望變得愈發強烈，還向父母和一些長輩談及自己的想法，征求他們的意見，表示自己“還是想到基層去鍛煉，能為老百姓做一些具體的事情”。

最終，他得到了他們的理解和支持。

以上這些，大致上就是習近平跟我談的他為什麼離開北京到基層來工作的初衷。今天，我們可以評價當年的習近平“有遠大的政治抱負”，或者說他“把理想付諸實踐”，等等，這實際上都是基於他的今天而言的。在當時，我認為他的目的很簡單，就是要為改善老百姓的生活，為改變中國貧窮落后的面貌，身體力行地做實事、影響人，能改變一點是一點，能起多大作用起多大作用。

那天，我們談了很久，從兩點鐘一直談到吃晚飯的時候。這一下午的交流，讓我初步認識了習近平這個人，他有當時年輕人新潮的東西，卻比我這類同齡人成熟不少，沉穩得多。他說話實在，信息量不少。

我們一起吃完晚飯，習近平掏出兩張電影票，請我一起去看電影。去電影院的路上，我們邊走邊聊，那天的電影是《游俠傳奇》，美國的一個西部片。我記得看完電影，大約是9點半的樣子，習近平送我回招待所，我們又坐下聊了一會兒。關於這次採訪，我也向他談了自己的想法：不是主題非常集中的訪談，也不是那種通常的新聞報道。我們先以漫談的方式展開交流，回頭再看以什麼樣的體裁和內容更合適。習近平點點頭說，這樣好，這樣好。然后他向我告辭，又回辦公室加班去了。

那天晚上，我在想，習近平這個人很平和，也頗具特色，有種吸引我的人格魅力。

採訪組：在您與習近平同志初次相識后，是否也開始調研，比如收集材料、與縣裡其他領導干部交談、下鄉調研等等？

周偉思：是的，有這麼一個過程。外圍採訪，收集材料是必需的。

給我幫助最多的是縣委辦公室的張銀耀同志。我請他把習近平這兩年的批示、講話等幫我找來看看，還有，縣委書記在正定做過的具體事情，在哪個鄉、哪個企業講過什麼，解決過什麼問題，什麼地方有較大的變化，等等，也請他幫我盡量多地介紹。我下鄉村地頭採訪，張銀耀有時候也陪我去。

習近平剛來正定時任縣委副書記，當時的縣委書記叫馮國強，這位老同志我也拜訪了。還有一位姓宋的老書記、紀檢書記張五普，以及縣經委主任、政研室的同志等，我都與他們進行了交談。這期間，我還跟習近平一起騎自行車下鄉調研過。

當年，記者的裝備相當落后，我也不習慣使用錄音機、照相機之類的東西。無論採訪誰，都是拿一個本子，用筆速記。在正定縣採訪期間，我記了滿滿兩本筆記。可惜的是，因為我后來工作流動性大，這兩本筆記本都找不到了。

后來的日子，我和習近平斷斷續續的訪談交流大多是利用晚上的時間。一般都在九十點鐘以后，我到他辦公室去找他。他的辦公室面積15平方米左右，四白落地，陳舊的辦公桌椅。辦公室裡面還有一個小套間就是他的宿舍，大約10平方米吧，裡面放一張單人床，一張桌子，桌子上面擺著水杯、瓷碗、熱水瓶等。看得出來，他個人生活極其簡單，完全沒有什麼講究。

採訪期間，我短不了離開正定回石家庄，有時開會，有時編稿，忙上幾天。這期間，習近平到市裡來辦事，我還到招待所跟他見上一面，一起吃個便餐，聊聊天。

整個採訪過程持續了兩個多月。在我的記者生涯中，周期拉這麼長的採訪，還真是絕無僅有。

採訪組：請您簡單介紹一下您寫的那篇報告文學《而立之年》的主要內容吧。

周偉思：這篇文章以上世紀80年代中期為主要歷史背景，用全方位的視角描述了一位年輕縣委書記的日常工作和生活，以及他成長的心路歷程。

文中以我耳聞目睹的真實事例，介紹了習近平自覺提高前瞻性戰略思維，腳踏實地、求真務實的工作作風及勇於改革創新的開拓精神。

寫作中，我力圖用平行的視線，再現這位酷愛學習、寬厚包容、勤於思考、敏於行動的同齡人，試圖能讓讀者從中得到有益的借鑒與啟發。

《而立之年》是這樣結尾的：“是啊，隻有當一個人的能力受到最大限度的挑戰時，我們才能充分地衡量和評價他。而他，隨時准備接受最大限度的挑戰。一切，剛剛開始。”

採訪組：採訪當中，習近平同志有沒有向您談起他抓正定工作的整體思路？

周偉思：習近平說，正定靠近省會城市，有這麼好的地理位置，如果隻知道在地裡種糧食，就把我們的生產力束縛住了。他剛到這裡時，工副業佔GDP的比例才隻有30%，農業仍佔到70%。這種情況怎麼得了？經濟發展的速度離中央提出的“翻兩番”、進入小康社會的目標相距太遙遠了！他和同志們商量，必須要將正定發展的思路進行戰略大調整，必須要下決心把上面這個比例顛倒過來，讓工副業、旅游業等佔到總產值的70%，讓農業佔到30%。唯有這樣，正定的經濟發展才能騰飛。

他還說，正定現有的土地和人口規模，有10萬勞動力種地已經足夠，其他的勞動力，應該更多地投到工業、副業、服務業上面去。正定原來是北方第一個糧食畝產“跨長江”的高產縣，但這卻成了一個包袱。說起來很光榮，但農民的收入卻不高，甚至吃不飽飯，這怎麼能行呢？在那種高征購的束縛下，整個縣經濟發展的步伐很慢，在高征購減下來以后，縣委、縣政府該抓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經濟上的開放搞活，隻有抓住這一點不放手，正定的經濟發展才能騰飛。

習近平深深知道，要實現這種理念上的巨大轉變，他一個人再怎麼強調也是作用不大的，他要將此作為振興正定的戰略思想開展工作，首先提高整個領導班子的認識，並在全縣各級干部和群眾中開展一場大討論。既要讓人們弄清楚這些道理，展示出未來發展的美好前景，又要有一步步切實可行的階段目標。

他每天馬不停蹄，經常到鄉村去調研、現場辦公。他發現鄉鎮干部每天最繁重的工作就是出席會議、看各種文件、接待上級部門的各種視察檢查。而且，下來的領導不管事情大小，都是要找鄉鎮的“一把手”，這種情況下，基層干部還有多少時間做正事、務實事呢？

這類問題實在太影響效率了。他迅速反應，跟各部門約法三章：除了縣委、縣政府、公安局外，其他部門一律不許發定期簡報﹔各行政單位每周必須保証2到3天的“無會日”﹔必要的工作考核和檢查，必須輕裝簡從、對口接待。

“無會日”執行起來很難。雖然要求很明確，大多數部門開始執行，但還是有實在憋不住的悄悄突破。少數部門仍舊按期發簡報。習近平警告他們說：你們要再這麼搞，處分相關負責人，沒收打字機，就是要讓你們難受難受，養成新的習慣！

習近平通過各種方式，終於把基層干部從繁瑣的文山會海中“解放”出來，讓他們有時間實打實地去抓生產、抓經濟、抓群眾生活改善。

採訪組：習近平同志剛到正定任縣委副書記時，教育就是他分管的工作之一，后來他逐步推進吸納人才和人才培養等工作。請您談一談他在教育和人才方面所做的具體工作。

周偉思：關於習近平對正定的教育和人才所做的具體工作，應該分為3個層面來談。

第一個層面，就是通過教育，優化正定縣的“上層建筑”，改變干部的傳統思維模式。

上世紀80年代初，改革開放剛開始不久，雖然沿海地區勢頭猛、發展快，但內地很多地方，比如正定，依舊很“平穩”，不緊不慢，安於現狀，干部的思想不夠開放。前面提到，習近平提出翻轉農業和工業比例的問題，也有反對聲音：一個農業大縣怎麼能搞70%的工副業，這不是不務正業嗎？

習近平認識到，干部觀念的轉變是當務之急。正定距省會石家庄這麼近，離北京也不遠，但對一些新觀念、新信息的接受卻遠遠不夠，落后的陳舊觀念一直支配著人們的思維和行動。所以，他在各種場合給大家講沿海地區發展現狀、國外的先進模式和改革開放的一些新理念。

同時，他也大力抓干部的素質教育。習近平參加省、地、市的縣委書記政治、經濟知識統考回來后，馬上要求縣直機關干部們系統學習政治經濟學、國民經濟管理等。他親自出題，把一些新的知識、新的思想、與改革相關的一些問題，結合本地實際進行考試，並親自監考。通過這些，讓干部們加強學習、轉變觀念。后來，縣機關兩名電大學員的幾門科目年終考試分數竟然高於北京的學員，習近平得知這個消息，開心地說：“應當好好慶賀！”在他的提議下，為黨政機關一些干部開辦了初高中文化補習班。

正定縣委政研室的同志們對此作了概括：正定縣教育干部，促使隊伍素質提高，把具有強烈現代意識的后備干部培養起來。縣委書記對此緊抓不放，因為這是正定縣經濟起飛的基礎。人才戰略，是一切戰略的戰略。

第二個層面，就是抓教育的同時，也抓人才的引進。縣委、縣政府的大門邊破天荒地挂了一塊人才技術開發公司的牌子。縣裡還登報求賢，列出優惠條件招聘需要的各類能工巧匠，由這些“外來和尚”帶動本地人才的創新思維和技能更新。

那時候，正定的中學教學水平已經算不錯的了，高考升學率也比較高。習近平給分布全國各地的正定籍大學生寫了一封信，信上說：“國家需要你們，正定的各項建設事業同樣需要你們，家鄉四十五萬人民熱忱地期待著你們，殷切地希冀你們為正定繁榮出力獻策。”他表示，如果畢業以后在外地工作，希望他們能盡量想辦法和家鄉挂鉤，為家鄉作貢獻。如果能回家鄉工作，政府將盡可能地為他們創造好的工作條件，各方面予以支持。

當時，正定縣各行各業都需要發展，一時間找不到那麼多相對應的人才。習近平想盡辦法，把很多專家學者請到正定來，請他們當顧問、作輔導，讓他們為正定的發展出謀劃策。同時，他還請了很多企業經營管理方面的人才，讓他們到正定來指導企業、開辦公司，有的人還是帶著項目來的。他們確實為正定的商品經濟發展作了貢獻，同時也帶動了正定本土人才的成長。

習近平對於人才的態度，可以從一件小事上看出來。

有天晚上，我到他辦公室去，一進門，見他手上拿著兩頁紙，在窗前邊看邊踱步，我說：“忙著呢？”

他神色興奮地跟我說：“這是村裡一個小青年寫的信，把我給罵了一頓。他認為縣委抓商品生產雷聲大雨點小，說我耍花架子。他還從四個方面提出了自己的見解。”

習近平把信遞給我看。我大致看了一遍，問他：“怎麼答復？”

“這小子好像有點水平，想法也基本對頭，鬧不好還是個人才呢。”他笑了，“這樣，我派人去考察一下，如果這個青年果真不錯，我們就請他出來抓村裡的商品生產。”

之后，習近平被叫去接電話了。我坐在那裡吸煙，心想：他作為一個縣委書記，接到一位農村青年指責他的來信，第一反應是發現人才的興奮，是對這位農村青年的賞識。30歲的習近平能有這樣的胸懷，很是讓我欽佩。由此也能看出，為了發展正定，他對人才的渴望是何等強烈。

第三個層面，就是重視基礎教育。還是舉一個我親眼見到的例子。

有一次，我跟他和縣裡兩位同志一起下鄉，去檢查基層辦教育的情況。我們先去看了一個村裡的小學。一進學校，習近平就皺起了眉頭。

太不像樣了，一條馬車、拖拉機來回亂跑的大道就算是操場，嘈雜而且危險。10來間教室的窗戶，沒有一片玻璃是完整的，窗戶上蒙著的破舊塑料布在風中“哆嗦”。“育紅班”的孩子們亂糟糟地擠滿一屋子，凳子不夠，有的孩子隻好坐在地上。

習近平問校長：“怎麼搞成這個樣子？這麼破敗的學校，你們怎麼看得下去呢？”

校長一時語塞，無言以對。習近平嚴厲批評他說：“這個學校，讓人看了痛心！這些孩子到了21世紀就要成為村裡的頂梁柱，可現在給他們提供的是什麼成長環境呢？學習的課桌是水泥板的，比凳子還低，你去趴半天試試？這樣子不但培養不出人才，倒是先要出一批駝背、近視眼！你們怎麼能這樣渾渾噩噩地過日子？”

村主任趕過來了，趕緊向習近平作解釋：“村裡並不算窮困，一年大約有10來萬元收入，但對學校的改善一直沒顧上，不夠重視，到時候……”

“到什麼時候？你說得清嗎？”習近平臉色愈發嚴肅：“你們今晚就開會落實整改，下星期去縣教育局報計劃。至少先要有窗戶玻璃，有木頭的課桌板凳。就你們村的條件，不應該把小學搞成這個樣子，你們完全有條件改善好。如果你們還不行動，就要撤你的職！這件事還要告訴鄉裡，鄉黨委也要督促過問，否則，他們要負‘連坐’責任！”（下轉4版）

村主任連連答應。習近平臨走時對他們說：“你們呀，對不起你們的子弟。”后來有人對我說，這是習近平來正定后的第一次發火。

習近平對教育的重視，從他剛來到正定當縣委副書記的時候就體現出來了。我跟習近平在正定的一個好朋友——賈大山也有過幾次接觸。他跟我說：“習近平剛來到正定的時候，他主管的工作就包括文化、教育、精神文明建設等內容。他抓文化、抓教育很上心。而且，他尊重文化人，有文化底蘊。他來的時間不長，對正定的歷史和人文掌故等就能參與深入交流，他的閱讀量和他吸取新知識的能力讓當地的一些老‘秀才’、老‘筆杆子’都很吃驚。”

採訪組：從您的講述中，我們感覺您當時已經和習近平同志成為聯系較多的朋友了。除了談工作外，你們還聊過其他話題嗎？

周偉思：在當時，也可以說是工作加朋友關系吧。採訪之初，他給我講了他的知青經歷、來正定的初衷等等，我也講了一些我的過往及感受，兩人按現在的話說就是“三觀”比較接近吧。后來相處時，我們之間很快就變得自然而隨意了。

我們平時所聊的內容，也就不僅限於工作了。我們不僅年齡相同，經歷有些相仿，而且，我在正定這裡可以算是個“局外人”，他跟我聊天可能會放鬆許多，我們曾聊到共同看過的書，談中外歷史，評價歷史人物，有時還涉及社會傳聞、各地風俗習慣、個人生活等等。

有個星期天，在他那間小宿舍，我倆一邊喝點小酒一邊聊天，吃的是花生米、豬頭肉，不知不覺到了凌晨3點鐘。近平說：“太晚了，外面還下著雨，你就別回去了，在這兒湊合躺一會兒算了。”於是，我們倆就和衣而臥，側身擠到那張小床上睡著了。

第二天早上7點半吧，我聽見門嘎吱一聲就醒了，隻見習近平從食堂買了個饅頭回來。他說：“咱倆就不喝粥了，都還有事，咱們喝點咖啡，精神一點。”

他拿出一罐咖啡，可能是北京朋友給帶來的。那時候在那個地方這東西還是個稀罕物。我們兩個用喝粥的碗沖了咖啡，一邊喝，一邊吃咸菜、饅頭。這頓土洋結合的早餐，我至今記憶猶新。

我們有很多次談到自己看過的書。插隊時，我和他一樣，都是想盡辦法找書看。在當時的那種政治氛圍下，本來可看的書就很少，那些古代和外國的名著差不多都屬於禁區，即使冒險犯禁“偷窺”，能弄到手的還是非常有限。有時實在鬧書荒了，甚至見到有字的東西都“飢不擇食”，過期報紙，殘缺雜志，甚至連《赤腳醫生手冊》都一頁頁翻完。

習近平的情況則不同，他從北京去陝北的時候就帶了兩箱子書，他和他同伴們的“書源”比一般人還是要多一些。所以，兩相比較，他的閱讀范圍比我要寬廣不少。當然，我們也有一些共同看過的書，比如中國古代四大名著，蘇聯、法國的一些小說，但他看的那些涉及哲學、經濟、政治方面的書籍，很多都是我望塵莫及的。

我們這一共同愛好都一直保持下來了，但由於工作崗位的不同，我們的閱讀方向仍然各有側重。

有件事應該能說明問題，1977年恢復高考時，我們那屆“老初一”，絕大多數人都沒有報名參加的勇氣，因為我們初一還沒放暑假，“文革”就開始了，就再沒上過課了。現在有了機會，但底子實在太薄太空。正在工廠當學徒工的我，仗著讀書較多，居然不知天高地厚地要嘗試一把——當然隻能選擇文科，靠語文、政治、歷史、地理拿分，數學沒學過，干脆忽略不計。這樣，在正常上班外，其余時間全部像魔鬼訓練般的瘋狂復習。

考試結果出來，我數學得了7分，但其他各科成績都是全省比較靠前的，於是我僥幸成為了78級大學中文系的本科生。

現在我在想，如果習近平當年沒有被推薦上清華，如果1978年他和我一起參加高考，他的成績應該比我還要好。

在他正定的辦公室和宿舍，書架裡、辦公桌上、床邊，都是觸手可及的各類書籍。我印象中有《大趨勢》《決策學》《棉花栽培技術》《走向未來》叢書等等。

此外，我們還談到過老電影、老歌曲等等這些知青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內容。習近平愛好比我更為廣泛，我從小對體育方面興趣不大，而他非常喜歡足球，還有籃球、拳擊和摔跤等等。此外，金庸和古龍的武俠小說、美國的西部片等等他也興趣不小。記得有一次我說我對武俠片不太感冒，他說：“工作多、腦子亂的時候，偶爾作為一種消遣，可以幫助緩解一下壓力，放鬆放鬆。”

有時候，他北京的朋友來正定看他，我也參加他們的聚會，大家無拘無束地談天說地，帶來很多新鮮空氣。

採訪組：習近平同志是否也從外地來的朋友身上獲取了一些改革的信息和創新的思路呢？

周偉思：這是毫無疑問的。他的這些朋友，有的是給正定介紹合作項目的，有的是來推薦技術人才的，有的是給他送書的，還有的是專門來看他的。在與他們的交流當中，習近平獲得了很多重要信息。

當時不像現在互聯網時代，上世紀80年代初，電視機還沒普及，人們除了通過報刊、廣播了解外面的世界，再就是當面交流傳遞信息。

習近平與朋友相聚時，說話不多，總是面帶微笑認真聽著大家七嘴八舌，有時也會針對性提問或表達自己的看法。我在一旁還觀察到，不管他的朋友發言是有條有理的，還是咋咋呼呼的，他都能不動聲色地聽他們把話說完，不會輕易去打斷別人的興頭。

他善於通過各種機會，時時刻刻吸納新東西，了解中國和世界的各種變化，尤其注重經濟、科技發展的新趨勢、新動向。雖然是業余時間閑談，但他關心的東西還是和改革開放與經濟建設相關的。

習近平當年在正定所做的很多事情，如開發旅游項目，力推工副業、服務業的擴展，現在看起來好像不算什麼，但在當年當地確實需要很大勇氣和知識儲備才可能去做。

在那個階段，正定縣上上下下開展的發展戰略大討論，在其中起主導作用的，當然是習近平本人。不過，他對自己的評價倒有點“見真佛隻談家常”的味道：“我常常務點虛，講新產業革命，講第三次浪潮，講80年代的領導方法。我只是想起一點酵母的作用。”

習近平不止一次給縣委、縣政府一班人，還有縣機關的工作人員、鄉村干部說過這樣一件事：一群根正苗紅的參觀者到近兩年商品生產取得長足發展的廣東省南海縣觀摩考察，他們看到農民穿了西裝、打了領帶，甚至穿了牛仔褲、花襯衫，貿易市場上的大小“財東”比高級干部還闊氣，街頭的茶座裡飄著他們聽不懂的音樂。一到晚間，霓虹燈光怪陸離，他們眼花了、頭暈了，不禁抱頭痛哭：“我們辛辛苦苦搞社會主義搞了這麼多年，沒想到資本主義這樣快就復辟了！”

每當習近平講到這裡，不同的聽眾都會哈哈大笑起來。其實，習近平就是通過這種潛移默化的方式，慢慢轉變干部的思想觀念。

習近平是一個非常務實的人。他畢竟有過幾年大隊支書的實踐，對農村的人際關系、農村急需解決的問題，包括生產技術、水利建設、生活條件等各方面的問題都很清楚。陝北和河北，同處北方，農作物品種相差無幾。如果換另外一個常年在機關工作的人下來擔此責任，指導農村工作，恐怕會很吃力。在農村一些相對復雜的問題上，下面反映給他的難題，甚至有鄉黨委書記跟他請示一件麻煩事，他很快就會給出一個想法，告訴該怎麼解決。有些鄉黨委書記和他相比，可能還沒有他的基層工作時間長呢！

同時，他還有一種前瞻性的戰略眼光。戰略眼光和務實精神這兩點結合起來，很了不起。當年，他雖然只是個縣委書記，但他的眼光並不只是放在縣裡的大事小情上，他實際上是把正定作為中國農村的一個試驗點，通過在正定，把他心裡的想法付諸實踐。他還在經濟學家於光遠等專家的幫助下，搞了一個農村研究所，這個研究所就設在一個村子裡，人員都是兼職的，他們通過認真探討、研究，就“三農”方面做了很多小范圍的試驗，其中包括分配制度、土地制度、村級選舉，還有具體到經濟作物的選擇、新品種的選育、新的農業技術推廣、農業設備的分配、農村基本建設、鄉村的房子、環境、公共設施配套等等，為農村發展中的很多具體問題開辟了“試驗田”。習近平還把一些國外鄉村發展的新模式，也放在這個研究所裡進行實驗，全方位地去尋找中國農村未來的發展道路。這個研究所做了很多非常有益的探索和實踐，給正定以后的發展打下了良好基礎。

很顯然，花精力和成本搞這種著眼於長遠、難見短期效益、失敗風險不小的探索實驗，對於某些急功近利的地方領導干部來說，肯定是提不起興趣的。

我和他同樣當過知青，我也短期當過生產隊長，但我那時打心裡不願在農村扎根，隻想盡快跳出“農門”，在對農村的理解、對農民的感情等方面，他都值得我學習。習近平在梁家河與正定時期，都要比我在農村時用心許多，別的不講，他對老百姓那種發自內心的親切與關心，我是親眼見過的。

採訪組：習近平同志對農民和農村的感情確實是發自內心的，您能舉個您親眼見到的具體例子嗎？

周偉思：好的。一天傍晚，我和他在他辦公室正說一件鄉鎮企業的事，一個農村大娘推門就進來了，嗓門很大：“習書記，你要為我做主啊！”接著就訴開了冤情。她口音較重，我聽不太清，好像是在說她和村裡人的糾紛。

當時我想：怎麼這樣？正定全縣幾十萬人，如果誰有事就直接找縣委書記，那還了得！但習近平顯得一點兒也不著急。他請老太太坐下，給她倒了杯水，讓她慢慢說。

我隨他下村時，他很自然地和農民一起坐在地上、石頭上，和他們聊庄稼活，拉家常。去農戶家，老百姓拿個飯碗給習近平端水，他接過來就喝，沒有一絲一毫的猶豫和嫌棄。

採訪組：經過採訪和調研后，您為什麼確定用報告文學這種體裁呢？

周偉思：關於怎麼寫，我是採訪過半后才開始考慮的。如果用通訊、特寫之類的形式，我覺得不足以展現他的內心精神層面。

我跟他說：“近平，你的經歷，你現在的工作生活都讓我覺得新鮮，別有意味。現實生活裡，年輕人中，有不乏高談闊論的，也有悶頭自我奮斗的，像你這樣既目標明確，又全身心投入實踐的，對年輕人很有啟迪意義。這次我不想用通訊之類推出一個模范干部典型，我打算用小報告文學的形式來寫你，這樣，便於將你的所思所想、所作所為作較詳盡的敘述，盡量用全方位的視角給讀者介紹一個可親可信、有血有肉的年輕干部。”

他微微一笑，“這樣也好，《中國青年》上不是正在爭論‘人生的路為什麼越走越窄’麼？你實事求是地寫寫我的實踐與體會，就算我從基層青年干部的角度發個言吧。”

我又補充說：“我不會去強調你的政績，也不搞數字羅列、前后對比之類。多講具體事例，盡可能還原真實。描述一些你成長過程中的心路歷程，就像與讀者交流交流對時代的認識、對人生的感悟。”

他點頭認可了。

就這樣，我們基本敲定了這個稿子的寫法和基調，我便回石家庄開始動筆起草那篇《而立之年》了。初稿出來后，我特地去正定讓近平同志提修改意見，他讓我盡量刪掉溢美之詞，同時提出，對他們發展正定經濟的有關設想方案先不要寫。

採訪組：稿子發表后，你們在工作上不再有那麼多接觸了，后來是否還有聯系呢？

周偉思：有聯系，偶爾還見見面。

有一次，石家庄的一幫湖北老鄉，約我周末到正定去玩，因為正定素有“九樓四塔八大寺”之稱，古跡較多。

我跟他們說：“正定的書記跟我算朋友呢，要不，讓他請咱們吃頓飯？”

大家當然想見見這位帶有傳奇色彩的人物。

我給習近平打電話說明原委，他說：“行啊，周末我正好在，你們來吧。”

星期日，我們上午游覽了隆興寺等古跡，中午就到縣招待所去了。

我們到招待所時，習近平正好也來了。他自掏腰包，用幾盤農家土菜招待客人。席間，我給他一一介紹，老鄉中有機關干部，有工程師，還有部隊的同志。近平熱情地和大家聊開了家常，還時不時請教相關專業知識。

后來，我還向他推薦過一些新出版的書籍。有一次，我看到一本叫《夜與晝》的長篇小說，描寫了當代中國自上而下發生的巨大變化，內容主要是政治經濟領域的改革開放，涉及范圍較廣、較深。我就給近平打了電話，建議他抽空看看。他問了主要內容后說：“好，我馬上去找。”

不久之后，我見到他。他說：“你知不知道《夜與晝》又出了第二部？”我說：“不知道啊。”他說：“叫《衰與榮》，我已看過了。”

採訪組：您記得真清楚啊！

周偉思：是啊。這一晃30多年過去了，回想起來，對習近平的採訪，應該是我新聞工作生涯中，印象很深、收獲很大的一次經歷。

採訪組：習近平同志離開正定后，你們之間還有交往嗎？

周偉思：他在調往福建臨動身的前一天，特地到石家庄跟朋友們相聚話別，那天大概去了20多人，我也在被邀請之列。

習近平到廈門后給我來過一封短信，告訴我他的電話，說有機會歡迎去廈門見面。

1986年元旦剛過，我去杭州參加一個筆會。我事先給他打電話，說會后順道去廈門會會他。他說，好呀，歡迎你來。

1月19日，我坐火車到了廈門。那天，我是下午4點左右到的，我一進賓館房間就跟他聯系。他說：“你把房退了吧，馬上到我宿舍來，離得很近。”

我很容易就找到了他住的小區，是三樓一個不大的單元房，所謂“客廳”只是個過道，裡面有兩間臥室。

坐下后，他說：“真不巧，我明天有公務要去北京，是明天早上的飛機。你今晚就住我這裡，留兩天在廈門走走看看吧。”

我說：“廈門我來過的，這次是專門來看你的啊。這樣吧，我明早跟你去機場，如能補上機票，正好跟你一起飛北京，再回石家庄就方便了。”

我們倆出去吃了晚飯，邊散步邊聊天回到他家，到家后又談了一會兒各自的近況和其他話題。

第二天一早，我倆起來做早餐，他說：“你去烤幾片面包，我煮牛奶。”我看了一眼那個烤面包的小鐵盒，趕緊說：“不會用這玩意啊，我煮牛奶，你烤面包吧。”

就這樣，習近平烤了幾片面包，讓我從冰箱裡拿出兩個咸鴨蛋——我們在一起又吃了頓土洋結合的早餐。

后來，我們倆幾次遷徙，調動工作，聯系就漸漸少了。

採訪組：您與習近平同志這些交往，給我們留下了深刻印象，也讓我們非常感動。請您談談對他的總體印象。

周偉思：第一，他有著非常強烈的使命感，始終有自己清晰的奮斗目標。

第二，他意志堅定，而且腳踏實地、低調務實，善於學習，特別沉得住氣，看問題不過激、不偏頗，對事物能全方位的理解和把握。

第三，他包容性很強，待人誠懇厚道，能主動吸取各方面的信息和建議，能與不同身份、不同性格的人交朋友。

第四，他非常了解國情，從大隊支書到總書記、國家主席中間那麼多階梯，除了鄉鎮這一級外，其他則一步沒少。

從黃土高原到東海之濱，從山村窯洞到繁華都市，他通過親歷或了解，對各個階層各種環境的理解程度，是一般人無法比擬的。

還有一點，就是習近平非常有大局觀和創新精神。在不同時期，他始終能洞悉和順應時代的發展潮流。

因此，在當代，我覺得他應該是一位立足本土並具有全球視野的優秀領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