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平同志把人民看得很重，人民也把他看得很重”

採訪對象：趙德潤，1946年生。擔任新華社記者期間，曾採訪習近平同志寫成通訊《正定翻身記》，發表在1984年6月17日《人民日報》上。2009年退休。

採 訪 組：記者 邱然 陳思 黃珊

採訪日期：2017年3月23日

採訪地點：中央黨校電視台演播室

採訪組：趙德潤同志，您1984年採訪習近平同志的報道《正定翻身記》發表在《人民日報》上，這也是他的名字第一次在《人民日報》出現。可以說，這篇報道具有特別的價值和意義。

趙德潤：改革開放初期，正定縣委書記習近平同志帶領人民改寫了“高產窮縣”的歷史，我有幸見証並記錄了這段歷史。我一直不知道這篇報道是“第一次”。十八大之后，《人民日報》推出一個重點報道——《七常委與〈人民日報〉的第一次親密接觸》，這個報道把每一位常委第一次被《人民日報》報道和署名文章第一次在《人民日報》發表的情況做了梳理。我后來得知，發表在1984年6月17日《人民日報》二版的通訊《正定翻身記》，是習近平的名字第一次出現在《人民日報》上。而習近平同志署名文章《中青年干部要尊老》同年12月7日發表在《人民日報》上。1984年這一年，習近平同志兩次上《人民日報》，這也正是他在正定干得風生水起的一年。

採訪組：1984年您到正定採訪，是上級派給您的任務嗎？

趙德潤：不是。一般說來，記者採寫文章，有“規定動作”，也有“自選動作”。《正定翻身記》這一篇不是“規定動作”，不是誰派的任務，而是我的“自選動作”。

1984年，我在新華社河北分社工作。當時，正處於改革開放初期，中國農村的經濟模式也正處於變革和爭議的初期。石家庄地區是我國北方的糧食高產區，而正定縣特別突出，是河北省第一個糧食畝產“過黃河”“跨長江”的縣，也是有名的“高產窮縣”。糧食產量很高，老百姓卻很貧困，甚至吃不飽肚子。實際上，整個石家庄地區都是這樣的情況，只是正定更具代表性。出現這種狀況，主要原因是當時農村經濟受“以糧為綱”的束縛。那個時候，新華社發過《從“極左”的影響下解放出來》等文章，主要報道沖破“左”的思想束縛，給農民更多自主權，大力發展多種經營，增加農民收入，改善他們的生活。這些報道有些是我參與的，有些是分社其他記者寫的，在當時比較有影響。人們由此更加了解“以糧為綱”的禁錮，導致農村多種經營發展不起來、群眾生活貧困等問題。例如，有很多地方不允許農民種棉花和瓜果蔬菜，為了保持“糧食高產縣”的桂冠，糧食種植面積說什麼也不能降下來﹔甚至有些地方，農民自己種了瓜，大隊干部還要給犁掉，重新種上糧食。有一篇文章《毀瓜的風波說明了什麼？》，專門批評了這件事。

就是在這樣一個社會轉化變遷、新舊思想交鋒、領導干部和人民群眾的意識亟待轉變的時代，我自己對農村經濟有了一定的認識，因此就一直尋找農村變革的典型。有一次，我參加河北省委一個會議，時任石家庄市委書記賈然同志向我介紹了正定縣的變化，說來了一位年輕的縣委書記，思想解放，工作干得不錯，很快改變了正定縣的面貌。會后，我專門收集了正定縣的相關材料，發現這個縣大力發展多種經營和工副業生產，群眾收入顯著提高，糧食產量卻沒有掉下來。也就是說，這個典型的“高產窮縣”保持了高產，同時也摘掉了“窮縣”的帽子，發展工副業對糧食產量並沒有產生不利影響。我眼前一亮，決定抽時間到正定一探究竟。於是，通過正定縣通訊組長高培琦與習近平同志約好時間，就直接跑到正定去了。

採訪組：您到正定的這次採訪，是第一次見到習近平同志吧？初次見面，他給您留下了什麼樣的印象？

趙德潤：那天是1984年4月17日，正定離石家庄很近，路上沒用多少時間，我很快就到了縣裡，見到了習近平同志。我們第一次見面談話時間不長，習近平同志介紹了正定“半城郊型”經濟發展戰略的選擇和城鄉經濟發展概況，他建議我先下去看一看。正定所有的鄉鎮、村庄、農戶隨便看，想看哪裡就看哪裡，好的差的都看看。看的過程中，可以隨機找人談話，了解真實情況，回來再細談。

第一次見到習近平同志，他就給我留下深刻印象。他那年31歲，身材修長，年輕老成，講話不緊不慢，有板有眼。我採訪過很多縣委書記，而他的那種從容、自信和坦率，卻讓我刮目相看。相當多的地方對上級考察和記者採訪，多半都是捂著差的，給你看好的﹔留著劣的，給你說優的﹔領你去看的，大都是精心挑選的。上級滿不滿意，關系重大，自不必說了。新聞記者的報道影響廣泛，寫出來的東西，同樣也關系著干部的政績和前途。習近平同志讓我自己去看，隨便看，隨便找人談，足見他對整個正定縣的發展有充分的自信，而且不避諱存在的問題。

當時，正定縣委隻有一部草綠色的吉普車，習近平同志就把這部車派給我了，讓高培琦陪我採訪調研，當天我們就下去了。一連3天，我們跑了正定城鄉很多地方，看到了各種各樣的典型。在鄉鎮、企業、學校和農民庭院裡，廣泛接觸鄉村干部和從事不同職業的普通百姓。

採訪組：有了您這3天的考察，再和習近平同志的談話就更加深入了吧？

趙德潤：第二次談話非常關鍵，我對習近平同志的印象更加深刻了。4月19日，記得是在縣委會議室裡，我與習近平同志進行了深入交流。我們從縣情談到國情，從經濟發展戰略談到切實改善人民生活，從人才培養談到借助專家學者的智慧。話題雖然廣泛，卻始終圍繞著如何改變“高產窮縣”的面貌，讓人民過上幸福生活。

我昨晩查閱了當年採訪習近平同志的筆記，上面詳細記錄著他那天的談話。1985年春天我從河北分社調到河南分社，留下了這份採訪筆記，否則記憶力再好，也難以記住33年前的談話細節。重溫當年的談話，我感到，習近平同志在縣委書記的崗位上就善於從大處著眼思考發展戰略問題，他的談話富有遠見卓識，體現了一種大格局。

談話的開場白，習近平同志說：“一個縣的工作要想做好，首先要有一個思想基礎。如果思想不解放，思路不清，精神不振，就什麼都干不成。”

習近平同志接著講到規劃問題，他說：“正定要發展，首先要研究正定經濟發展的規律是什麼，在這個基礎上結合正定實際，制定一個10到15年的發展規劃，然后再考慮當前需要干什麼。有了清晰的思路，才能使工作穩步推進。要下決心改變過去那種‘盲人騎瞎馬’的狀況。正定縣的規劃，經過充分研究、討論、取舍，成熟以后，再通過人大的立法固定下來，不能朝令夕改。”

談到正定“半城郊型”經濟發展新戰略形成的過程，習近平同志說，除了他和縣委、縣政府的調查研究，專家顧問團的作用舉足輕重。“背靠大樹好乘涼。”正定縣在全國聘請了幾十位有名的專家學者做顧問，其中就包括數學家華羅庚、經濟學家於光遠、教育學家潘承孝等人，全縣的每一個鄉鎮也都“對口”請來專家當顧問。

習近平同志說：“我們當然要培養自己的人才，但是現在我們的人才還沒培養起來，就像自己栽的小樹沒長起來，要借一借大樹的蔭涼，大樹就是這些專家，他們對正定的科學決策確實起了很大的作用。”

習近平同志所說的，和我們調查了解到的情況十分吻合。“半城郊型”經濟就是習近平同志在調查研究基礎上，和經濟學家於光遠反復討論提出來的。他把“半城郊型”經濟解釋為“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城吃城”，概括為“投其所好，供其所需，取其所長，補其所短，應其所變”20字方針，這個解釋和概括准確而生動，放在今天看都很精彩。

習近平同志說：“我們正定，南面、西部毗鄰石家庄，縣城離市區15公裡，離得多麼近。而且，有2條鐵路和4條公路與城市相連，交界線長達29公裡，這是很獨特的條件。如果靠城不會吃城，那就是傻瓜！”

其實，“半城郊型”經濟“靠城吃城”，就有“背靠大樹好乘涼”的意思在裡面。這和聘請專家顧問一樣，都是“借助外力，發展自己”的思路。

習近平同志還談到正定縣對古建筑和文物的保護工作。正定縣城裡有一座隋代建的寺院叫隆興寺，人稱“大佛寺”，已經年久失修。正定還有一個臨濟寺，比隆興寺還早46年，是佛教臨濟宗祖庭，但寺廟已蕩然無存，隻剩下一座佛塔。習近平同志及時撥款、籌款，修復隆興寺，恢復了臨濟寺。

當時，縣財政的錢不多，縣委、縣政府辦公條件都很簡陋。習近平同志撥款修繕農村小學，發展生產，沒人有異議。撥款修復寺廟，這在上世紀80年代初期，卻是有一些爭議的。那個時候，毀廟砸佛像的十年浩劫才剛剛結束沒幾年，許多人還把宗教文化當成是迷信、“四舊”來看待。

習近平同志說：“這些可都是國寶啊！一旦消失，就永遠看不到了。我們保護和修復文物，既是對祖先負責，也是對后人負責。況且，這些文物古跡修復好了，將來可以發展正定的旅游事業，給正定增加收入，何樂而不為呢？”

30多年過去了，我們不得不承認這位年輕縣委書記的遠見卓識。現在，隆興寺、臨濟寺等文物古跡，不僅拉動正定旅游經濟的發展，也成為正定這座千年古城的標識和文化名片。

採訪組：這次談話后，您在正定採訪還有哪些新發現？

趙德潤：採訪中，我看了一些和石家庄毗鄰的模范鄉鎮，也看了一些相對落后的鄉鎮，可以說發展快的和慢的地方，我都走到、看到了。我不僅到各個鄉鎮，還到村裡，到農民家裡去看，看得比較深入，前后持續了半個多月。

我印象中，發展比較快的有20裡鋪、西兆通、南村。這些地方依托城市，靠城吃城，對習近平同志提出的20字方針貫徹得很好，對具體如何“投其所好，供其所需”也了解得比較清楚。

我發現正定農民的素質和精神面貌正悄悄發生著變化。那時候，改革開放剛剛開始，城裡人穿西裝的都不多，農村穿西裝的更是罕見。我到南石家庄村去看一個養殖公司，這是五戶農民合資辦的公司，公司在當時就很先進，有實驗室，還有科研項目，公司的“董事長”“總經理”比我們穿得還帶勁，西裝革履，打著領帶，還向我咨詢哪一款高檔照相機性價比更好。我發現正定農民嘴裡流行詞很多，意識挺超前，思維也很新潮，跟他們打交道的時候，簡直忘記了他們是農民。

為提高農民素質，習近平同志組織編了一本小冊子叫《新素質分子一百例》。這本書裡主要介紹農民的變化，選了100個典型寫在冊子裡，讓大家學習。

小馬村37歲的黨支部書記張福斌帶領群眾搞工副業生產的事跡，一時傳為佳話。他從報紙和刊物上研究市場緊缺的商品，並且去實地考察，還和習近平同志請來的專家顧問一起研究，請他們幫助出主意。專家論証之后認為可行，他就跟村民一起集資100萬元辦了一個生產化工產品的企業，把20名工人送到西北大學去培訓。很多人看到100萬元這麼大的數字，都替他捏了一把汗。這位村支書卻很自信地說：“習書記請來的這些專家，幫我拿定了主意。我相信他們的科學論証不是隨便拍腦瓜。一旦辦成了，一年就能掙60萬元，第二年就可以收回投資開始盈利，這可是棵搖錢樹。”后來，這個企業果然成功地辦起來了，效益超出了預期。

正定採訪，使我深刻感受到，農民在市場經濟的海洋裡，從內到外發生了巨大變化，他們精神面貌煥然一新，素質提高了，懂得了商品經濟，懂得了怎樣去致富。“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這比什麼都重要。

習近平同志當年培養的一些典型，現在都成氣候了。比如，他一直關注和支持的留村乒乓球學校，在他建議下搬到縣城建分校，現在已經發展為國內外聞名的乒乓球訓練基地，被譽為“世界冠軍、奧運冠軍的搖籃”。

我在調研時認識的一位農民企業家，現已成為金河集團董事長。他一開始開拖拉機，而拖拉機維修經常需要配件，他覺得這是一個賺錢的門路，就開了一個配件廠。他用賺的錢買一輛汽車跑運輸，於是又擴大經營，搞汽車配件﹔汽車需要汽油，他又搞起了油庫。他的油庫在華北地區都很有名氣，鐵路專用線能通到他的油庫裡。他還搞房地產和投資業務，成了正定有名的大企業家。而在他起步的那幾年，正是習近平同志細致具體的富民政策讓他走上了發展的快車道。

在採訪的時候，習近平同志曾經對我說：“正定農民的生活水平提高的速度，要超過正定經濟發展的速度。”這一點，他說到做到了。1983年工農業總產值比1981年增長56%，人均收入增長75%，正定農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速度，遠遠超過了正定經濟發展的速度。

採訪組：在您看來，正定做到這一點的關鍵因素是什麼呢？

趙德潤：通過調查，我認為第一個因素是為農民減負。過去，正定的征購任務高達7000多萬斤，平均到每一個人的頭上，就有將近200斤的負擔。農村大隊和社員隻能靠增加投入，加大水肥，才能保持住高產量和高征購，這樣種糧食的成本就高。有些地方交了征購，農民就沒了口糧，隻好到別的縣買高價糧當口糧。這樣一來，不可能不窮。

據我所知，習近平同志到正定縣之后，不想在逐年加碼的征購任務上再出什麼“政績”，他要以實事求是的精神摘掉“桂冠”，讓人民喘一口氣。他和縣委副書記呂玉蘭商量，給中央領導同志寫信，經過反映和調查，國家征購減少2800萬斤，大大減輕了農民的負擔。

談到這一點的時候，習近平同志說：“我們正定寧可不要‘全國高產縣’這個桂冠，也要讓群眾過上好日子。”從他平和的語氣裡，我感覺到他對忽視群眾利益追求政績是堅決反對的。

聽到他這麼說，我心裡很感動。我感覺他給正定百姓做了一件大好事。要知道，在絕大多數時候，考量一個官員能不能升遷，往往不是老百姓，而是他的政績。習近平同志在可以表現政績的時候卻不要政績，而是把人民群眾的利益放在首位。這一條，我覺得非常難能可貴。

農民收入快速提高的第二個因素，也是以后長期起作用的因素，就是依托城市發展經濟、發展多種經營。在習近平同志主導下，農民養雞、養牛、養羊、種植瓜果蔬菜，給城市供應肉蛋奶、充實“菜籃子”。正定緊挨石家庄，供應鏈短，運輸快，各種副食品源源不斷輸入城市，正定老百姓的腰包很快就鼓了起來。這個情況証明，隻要有了好的環境、好的政策，農民勤勞致富是非常快的。

與此同時，正定還發展編織業、機械配件、化工原料、服裝、家具、食用菌、花卉、家用電器修理等產業，為城市服務。另外，正定的農村還有大量勞動力為城市建設服務，農民成群結隊到石家庄打工。

類似這樣的措施全面鋪開以后，農民收入迅速增加。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績。我們常說國富民強、藏富於民，習近平同志在正定首先做到了藏富於民。

採訪組：您講了採訪和考察的過程，請您再講講《正定翻身記》寫作和發表的過程吧。

趙德潤：我和習近平同志在4月19日那天談的比較多，也比較深入，由此奠定了這篇文章的基礎。之后20多天的採訪，是不斷充實內容的過程。正定離石家庄15公裡，我那些天就待在正定，不回石家庄了。考察之余，就和近平同志聊天，了解情況，進行討論。我們有時候在招待所討論，有時候到他辦公室討論。那時候，近平同志也是一個人生活，除了工作以外，他晚上還會去招待所給我送些吃的，一進屋就說：“別辛苦了！休息會兒，休息會兒。”

我們一邊品嘗他帶來的小食品，一邊抽煙，一邊聊工作。他抽的煙是“荷花”牌，和普通農民抽的一樣。當時一些縣鄉干部抽的煙也比他的好。其實，他完全有條件抽好煙，但他隻抽這種便宜的煙。

我們聊天的時候，經常碰撞出思想火花、語言火花，我就第一時間把這些話記下來。比如“靠城吃城”，“為城裡人服務，掏城裡人腰包”，這樣有點兒俏皮又十分生動的語言，給人耳目一新的感覺，大大豐富了我的採訪。

我一直在考察，在和他討論，在消化吸收他的思想。那時候不像現在用電腦寫作速度這麼快，當時我都是在大稿紙上寫，反復修改，最終成稿是5300多字，《人民日報》當年刊用2100多字。

那個時候的《人民日報》版面遠沒有現在多，一共8個版，中央的時政、報道、社評，還有國內外大事佔很多版面。在這樣的頭號大報上，登一個縣2100多字的文章，確實不算少。雖然刊出的文章骨架是完整的，但很多具體事例被刪掉了，總覺得有些遺憾。后來，我自己出作品選的時候，就把5300多字的原稿收進書中。我沒想到31年后，《人民日報》又披露了《正定翻身記》的全文版。

採訪組：十八大以來，我們國家發生了歷史性變革，取得了歷史性成就。您現在雖然不在新聞報道一線了，卻始終關注著我們國家的發展和變化。您作為老一輩新聞工作者，有什麼感想？

趙德潤：十八大以來的種種施政，種種變化，最終都是落實到維護人民利益上，這也是習近平同志從年輕時一直到現在的不懈追求。我還記得，2012年11月15日，習近平同志在同中外記者見面時講到：“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這一點，實際上和他在正定的理念是一脈相承的，很簡單，很朴實，就是追求人民的福祉，就是強調領導干部對人民的責任。

習近平同志當年是正定縣委書記，如今是我們黨的總書記。30多年過去了，他的人民情結，他的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他對人民的深厚感情，是始終不變的。這一點與他的成長經歷密切相關：1969年，15歲的少年習近平到陝北插隊，在梁家河這個黃土高原上封閉的小山村一待就是7年，吃了那麼多苦，別的知青都走了，他還留在那裡，一邊和農民一起生活、一起勞動，打成一片，一邊讀自己帶去的兩箱子書，讀能夠借到的書，對人生、對國家前途命運有了自己獨立深入的思考。這一段經歷，是他成長中非常重要的過程。從那時起，他不僅從書本上了解了世界，也從現實中了解了農民，了解了人民的疾苦、期望和感情。正定，則是他從政的起點。在這裡，他把過去的積累，把對人民的深厚感情運用到工作當中去。自此以后，他從正定到福建，再到浙江，到上海，一直到中央工作，他始終都記著人民，他講到“人民”二字的時候，感情非常深。在習近平同志眼裡，“老百姓是天，老百姓是地”，人民在他心目中的地位是最高的。正定的朋友賈大山病了，他從福建趕去探望﹔當年的同事呂玉蘭去世了，他深情地寫文章悼念。他是個講感情、不忘舊，重情重義的人。

採訪組：採寫《正定翻身記》的過程，也是習近平同志與您建立友誼、成為朋友的過程。你們后來還有交往嗎？

趙德潤：1984年我採訪習近平同志的時候，他31歲，我38歲。面對這個比自己年輕得多的縣委書記，我對他的感覺確實是很不一般。我作為新華社記者，在正定履行我的職責，忠實地記錄這座古城的滄桑巨變，記錄那裡可愛的、奮進中的人民，也記錄習近平同志在正定銳意改革、執政為民的歷史。習近平同志后來歷任重要的領導崗位，但他對正定一直念念不忘。在我的內心，也一直珍藏著這份君子之交。

后來，他到福建工作，給河北的同志寫信還打聽我的情況。再后來，我在河南分社當了十幾年的社長，逢年過節我們通過賀卡互致問候。我的一個朋友調到浙江分社任社長，習近平同志看了他的簡歷，就問他：“認識趙德潤吧？”“認識，那是我們的社長。”后來，這位朋友告訴我：“習書記很關心你，還打聽你的情況。”

在2006年，我們在杭州有一次深談。當時，我在《光明日報》任副總編輯，到浙江記者站考察，他剛從溫州台風救災現場回來。那天，我們在西湖邊長談了一次，他詳細談了他從河北到福建，再到浙江這一路走來的經歷和非同一般的心路歷程。他有順利的時候，也有不順利的時候，並非一帆風順。在這個過程中，他不斷地錘煉自己，讓自己能夠傾聽各種意見，能夠團結各種不同意見的人，甚至包括傷害過自己的人，他也會真誠地去團結他們。

這次談話，我們談得非常真誠。10多年過去了，其中有些內容也比較模糊了，但那份感動，那種影響，一直對我起著潛移默化的作用。

習近平同志是一個有思想有作為有擔當的人，而他最有魅力的地方，就是他同時又是坦率和真誠的人。有些領導干部一旦官做大了，架子就大了，就變得高深莫測了，而習近平同志仍然那麼平實、隨和，實在難能可貴。

十八大以后，我和習近平同志沒有見過面，交往主要通過信件。他太忙了，不宜再去打擾他，不能干擾他的工作，他的時間太寶貴了。

採訪組：習近平同志非常重視新聞工作，提出了包括轉變文風等方面的一系列具體要求。作為一名資深新聞工作者，您如何理解他的這些要求？

趙德潤：習近平同志要求新聞工作者轉作風、改文風，講得很有針對性。隨著科技發展，人們獲取信息更方便了，記者的工作也更加便利了。但再怎麼便利，也不能代替記者到一線去深入實際觀察體驗，那樣的新聞才更有質感，更有價值。他提倡文章“短、實、新”，我感觸尤深。我們現在在文風上仍然存在很多問題，翻開報紙，打開電視，仍然可以看到和聽到很多套話、空話，這和脫離實際是有一定關系的。領導干部也好，新聞記者也好，文風還是要追求准確、鮮明、生動。習近平同志講話、寫文章就很有特點，朴實無華，很接地氣。1984年我採訪他的時候，就發現他講話不搞“穿靴戴帽”，沒有官話、套話，直截了當地說“我們”怎麼想、怎麼干，“正定縣”怎麼做、有什麼效果，簡明扼要，深入淺出。

我們經常講新聞理想，其實，新聞理想和我們國家、民族的理想是一致的，就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我們黨經歷了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改革開放時期。十八大以來，黨和國家進入了新的歷史時期，就是開啟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時期。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從嚴治黨治國治軍，我們重拾了黨心，振奮了軍心，贏得了民心。現在回頭一看，四年多時間，我們黨經歷了多少驚心動魄的斗爭，做了多少實實在在的事情，確實令人驚嘆！短短幾年好像過了好多年，國家各方面的變化之大、進步之大，都是以往不可想象的！

這是一個偉大的時代，我們新聞工作者大有可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