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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平一向都嚴格自律”

——習近平在正定

2018年01月26日07:54    來源:學習時報

採訪對象:王幼輝,1934年11月生,江蘇丹陽人,九三學社成員。1981年任正定縣副縣長。1983年任河北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后任河北省副省長、省政協副主席。2003年退休。

採 訪 組:記者 邱然 陳思 黃珊

採訪日期:2017年2月27日

採訪地點:石家庄市王幼輝家中

採訪組:王幼輝同志,您好!您大學畢業后就在正定縣工作了,習近平同志1982年來正定工作的時候,您任副縣長,應該是正定最早接觸並與他相識的同志之一吧?

王幼輝:是的,我1957年大學畢業后來正定縣工作。近平1982年初來到正定的時候,我是分管農業的副縣長,確實算是和他認識比較早的同事。到現在,我還記得第一次和他見面的情景。

那一天,我正在石家庄地區英語學習班學習,縣裡給我打來電話,叫我馬上回去開會。回去以后,我們縣領導和地區的領導都坐在一個會議室,談一個技術引進的事情。進了會議室,我就發現有一個“當兵的”坐在我對面。他年紀不大,一身舊軍裝,穿得很土,腳上穿個大頭鞋,活像個部隊炊事班的班長。我很奇怪,怎麼有個當兵的來參加我們的會議?

我就問坐在我旁邊的地區徐副專員:“那個當兵的是誰呀?”

徐副專員說:“這是習仲勛同志的兒子習近平,到你們縣來當副書記。”我恍然大悟:哦,原來這個“當兵的”就是習近平。

近平當時任縣委副書記,在工作上受縣委馮國強書記的領導。我們縣領導班子的同志知道近平是大干部的兒子后,當時有一位縣長就說:“中央大官的子弟,我們怎麼相處?”

近平自己很注意,他不希望因為這個和大家產生隔閡。在正定,那時候領導干部和普通干部共用一個食堂,我們在食堂打飯,不管職務大小,都按照先來后到排隊,打完飯以后,大家就在院裡的大石灰板上吃飯,蹲著吃,邊吃邊聊,哪個干部都不搞特殊。近平從中央軍委辦公廳到正定來,“入鄉隨俗”,很快就和大家打成一片。

從那次見面以后,我們在一起工作,很快也就熟悉了。近平剛到正定的時候不滿29歲,我比他大十幾歲。雖然年紀相差很大,但我們思想上比較一致,平時很談得來。

1983年,我到省裡以后,馮書記也調到地區工作,近平擔任縣委書記。他是正定縣的第十任縣委書記,也是最年輕、文化程度最高的一任縣委書記。

雖然年紀輕輕就當了這麼重要的官,但我從來沒有見他發過火,也從來沒有見他跟誰拍過桌子、瞪過眼睛,他一向都非常和氣,平易近人,這讓同志們都感到很親切。他本來就是這麼一個人,從來就是這個樣子。跟他在一起相處,我從不覺得拘束。

有一次開會,我跟省委組織部的一位同志聊天,他跟我講,習近平剛決定從中央機關到正定來的時候,本來想從基層干起,當個公社黨委書記,但當時省委組織部考慮到,從中央下來的干部安排得太低也不行,就讓他當正定縣委副書記了。

採訪組:習近平同志剛來正定的時候,分管哪些工作?請談一談他剛接手工作時,給您留下深刻印象的事情。

王幼輝:近平到正定以后,精神文明建設是他分管的工作內容之一。在這方面,他干了很多實事,其中之一就是公路治理問題。

正定縣是個交通四通八達的地方,從這裡到無極、石家庄、滄州,公路上來往的車輛很多,但是那時的公路非常臟亂差。社員經常在公路上佔地堆糞、晒麥子,汽車就隻好繞著走。還有人為了鋪設管子澆地,就在公路上挖溝。路邊的私搭亂建也很嚴重,有很多破破爛爛的小棚子、小店,缺乏管理。還有,路邊的樹木也被人盜伐了不少。公路疏於治理,長期處於這種亂象,由此導致的交通事故很多。

近平為了抓好公路治理,動員各個部門,包括農業、商業、公安等系統,督促四大班子齊抓共管。他持續抓了一年多,公路上的這些問題都得到了解決。一直持續很多年臟亂差的公路,近平一來總算給弄干淨了。

採訪組:您當時是主管農業的副縣長,對於農業大縣正定來說,農業、農村、農民這“三農”應該是縣裡工作的重中之重,習近平同志當年和您一起配合工作的時候一定很多吧?

王幼輝:是的,我們兩個工作上配合很多,經常在一起談工作,也經常一起下鄉。正定縣當時有25個公社、220多個大隊,近平對我說:“你在正定待了那麼長時間,又是學農的,肯定跑遍全縣了。”我確實對情況比較熟悉,所以近平下鄉,就經常和我結伴同行。

縣委當時有吉普車,但近平跟我講:“咱們還是騎自行車下去好,這樣可以多看看。”

這樣,我們平時基本都是騎自行車下鄉。出發前,近平囑咐我說:“咱們下去,你還是不要提我父親的名字,就說我是復員軍人,來當副書記就行了。”

近平當時考慮到,工作是工作,和個人背景是兩碼事。實實在在干好手頭的工作是最重要的,如果工作做得不咋樣,別人知道自己是高干子弟,反而會看低自己。

我們騎自行車下鄉,隨走隨看,主要是看庄稼長勢。到了公社,就向公社抓生產的主任了解情況﹔到了大隊,就向大隊抓生產的干部了解情況。近平在鄉下調查的時候,除了問生產以外,還經常問社員家裡的情況。他很喜歡和老百姓聊一些家常話,大家都覺得他這個人很隨和,很親切。后來,據當時縣委分管農業的副書記閆書章告訴我,近平在正定短短3年內,騎著自行車跑遍了全縣所有公社、所有大隊。

我們一般在公社吃飯。近平很自律,到了大隊,他都會吃“派飯”,吃完之后抹抹嘴,說聲“謝謝”,按照規定交半斤糧票,再交一毛五分錢。下午繼續走鄉串村工作。

有一次,我們到東權城公社下鄉,吃飯時,有5個公社書記,還有縣委宣傳部的工作人員。那天的菜也很簡單,有一盤豬耳朵、一盤拌豆腐,這麼多人吃這兩個菜。主食就是一人一碗面條。東權城公社書記還拿出一瓶酒來給大家喝,近平一口也沒喝。吃完飯以后,近平自掏腰包請客,拿出10塊錢給了那位公社書記。公社書記笑笑說:“這些飯哪裡用得著10塊錢?我還倒賺幾塊錢。”

採訪者:請您具體講一講,習近平同志當年是怎樣摘掉正定“高產窮縣”帽子的?

王幼輝: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基本上我們全縣的領導干部以及20多個公社書記都抓農業工作,“單打一”。至少我參加的多數會議,主題就是農業。我本人是專抓農業的,在正定縣工作了26年。值得自豪的是,我們正定的農業,在全省都是出了名的。

我們正定縣有45萬人,種了30萬畝糧食。那個時候,省裡提出“500斤過黃河,800斤跨長江”。我們是全省第一個“跨長江”的縣,還寫了一本《渡江記》的小冊子。

那時候正定在全省是非常有名的高產縣,大家都到我們這裡來學習。可實際情況怎麼樣呢?人們生活水平並沒有什麼提高。永安公社的三角村是正定縣“農業學大寨”的典型,村干部給我說:“幼輝,你別看我們高產,村裡有的戶還要到無極縣買山藥干吃。”

我聽后大吃一驚:“還要到無極縣買山藥干吃?咱們的糧食不夠吃啊?”

他說:“都上交了,上交得太多了。”

我們30萬畝的土地種糧食,總產量是2.4億斤,畝產是800斤。這2.4億的產量,要上交7600萬斤,剩下1億6400萬斤再分給老百姓,每人不到400斤。這些糧食,還是原糧,是帶殼稱的,而且就這些糧食,除了人吃還要喂馬,還要留下一年的種子,社員的口糧的確不多。近平說,正定是“高產窮縣”。這話雖然不好聽,但說的卻是實情。他很直接地提出來,這個上交數量不合理,老百姓負擔太重。

他向省裡領導提意見說:“我們是‘跨長江’的第一個縣,但是我們老百姓吃飯還成問題呢!”后來,上級領導經過調查研究,感到正定確實是上交太多了。考慮到正定的實際情況,決定給減掉2800萬斤。這樣,我們人均一下子多了不少,老百姓吃飯問題就比過去好了不少。

群眾拍手稱快,夸贊說:“到底是北京來的干部,近平這小伙子魄力真大!”其實,農民負擔過重的情況,縣委、縣政府的領導同志並不是不知道,但別的干部沒有這個膽量向上級反映,近平就敢,這就表現了他實事求是和敢於為群眾擔當的精神。

採訪組:剛才您講到,初次見到習近平同志的時候,他穿著一身舊軍裝,很“土”,那麼他平時的生活都是這樣簡朴嗎?

王幼輝:近平時時處處都在為群眾謀利,他自己的生活卻特別簡朴。我到省裡工作以后,他到石家庄來看我,我們從來沒有上過一次飯店。快到中午的時候,11點半左右,他就走了。正定離石家庄也就半個小時的路程,他回到正定正好吃午飯。

其實我完全可以領他在省政府招待所吃飯,但他到點准走,不願意給我添麻煩,我也從不留他,老朋友之間沒必要那麼客氣。但我到正定去,他就留我吃飯了。有一次,我到正定去看他,快到中午了,他說:“你今天在這裡吃飯吧。”

當時,近平已經是縣委書記,我是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但他沒有給我們開小灶。他自己掏錢買了一個魚罐頭、一個牛肉罐頭,又抓了兩把米,放在一個很小的鋁鍋裡,用煤油爐蒸米飯。那個鍋很小,最后蒸出來就是每人一碗飯。他對我說:“就這些啊,多了就沒有了。”沒有湯,我們就一人倒了一杯白開水喝。不過,這頓飯我們還是吃得很開心。其實,他是縣委書記,完全可以叫伙房給我們做個飯,但他不願意搞特殊化。

縣裡的生活確實很艱苦。1983年,近平有一次到石家庄辦事,辦完事來找我,他發現我房間裡有個衛生間,衛生間裡還有個澡盆子(因為我這個住處本來就是招待所改建的)。他就對我說:“我想洗個澡。”

我當時有點為難,因為這裡不是天天有熱水,每逢星期二和星期五才有熱水,但這天恰好不是。后來,我就想了個辦法,先把澡盆洗干淨,然后用臉盆到隔壁的茶爐房去端熱水,連端了6盆熱水,把茶爐裡的熱水全放完了,然后再兌些涼水。

搞好了洗澡水,我對近平說:“你當心不要把塞子踢掉,要不水都放走了,你可就洗不成澡了。”

接下來,近平就“舒舒服服”洗了個澡,洗完以后說:“真舒服啊!”

那個時候,正定的條件很艱苦,縣委、縣政府都沒有洗澡的地方。近平是縣委書記,完全可以到招待所去洗澡,但他不搞這種特殊化,他一向都很嚴格自律。他說,天熱了,就在辦公室裡用熱水擦擦身。

採訪組:習近平同志那次到石家庄是辦什麼事?找您又是因為什麼?

王幼輝:他那次到石家庄來,是為正定縣建造榮國府的事,找我也是商量這件事。通過抓旅游建設促進正定發展的思路,在近平當縣委副書記時就已經成型了。當時別的人並沒有這種想法,隻有他站得高看得遠。實際上,正定縣的旅游資源相當豐富,我還在正定工作時,近平就跟我談過,正定有那麼多古寺,還有那麼多寶塔,為什麼不利用起來發展旅游呢?

有了這個思路,近平首先考慮的是把這些文物古跡保護好,其次才是旅游收入的問題。如果這兩者有沖突,他首先還是側重於文物保護工作。

有一次,我們到隆興寺去,他看見一塊碑,上面刻有朱熹題寫的“容膝”兩字,拓一次碑收5塊錢。旁邊還有一塊隋碑,因為年頭太長了,很多地方已經風化了。近平說:“以后不能拓碑了,要把朱熹的題字碑封存起來保護好,那塊隋碑也封存起來,可以刻一個仿制的碑。”現在立在大殿右邊的那塊隋碑,就是按近平的指示仿制的。

1983年,他任縣委書記后,正好來了一個機會——中國電視劇制作中心要拍攝《紅樓夢》連續劇。近平通過做工作,爭取到劇組的很大一部分鏡頭在正定縣拍攝。劇組原計劃搭建一個臨時拍攝基地,拍完了戲一拆了事。后來,近平決定建一個永久性的榮國府,還要建榮寧一條街,這樣正定以后就可以借此發展旅游事業。

近平就和我討論,榮國府建好了,《紅樓夢》拍完之后,如何再利用這些房子的問題。當時他跟我說了一個方案,就是把榮國府變成仿古形式的招待所。他說:“我們把榮國府建成永久的建筑,拍完電視劇以后,不僅可以當成旅游景點,也可以變成招待所,比如尤二小姐的房間多少錢一天,王熙鳳的房間多少錢一天,林黛玉的房間多少錢一天……這是一個思路,如果這條路走不通的話,我們就搞旅游,把榮國府作為旅游景點來開放。”他還給我算了一筆賬:“不僅僅是榮國府賣門票的問題,也不是為了讓游客來看一會兒就走。游客不僅在榮國府參觀,還可以在榮寧街吃飯、買紀念品。如果我們正定縣隻有一個隆興寺的話,游客一上午就走了,隻在此留半天。如果我們再加上榮國府和榮寧一條街,游客最少能留一天。這一天之內,他要吃喝,要住宿,要消費,這樣他就把錢留在正定了。”正是基於這種考慮,近平就下定了建設榮國府的決心。

1986年,榮國府竣工。那時近平已經離開正定到廈門工作了,我去參加了竣工儀式。榮國府對游客開放以后,門票銷售異常火爆,有力拉動了正定的旅游、餐飲等相關產業,對繁榮正定經濟發揮了極大作用。

近平的眼光獨到,很有遠見,發展旅游業不算計一時一處的收入,而是縱觀全局來策劃。他在浙江任省委書記時,把西湖的門票一律免除,一開始有些人不理解,后來發現門票免了以后游客更多了,杭州的旅游收入反而大幅提高了。

採訪組:我們了解到,您那時為幫助習近平同志建設榮國府,籌措了不少資金。是這樣的吧?

王幼輝:是的。建設榮國府,當時的主要困難就是資金問題。蓋這麼大一座建筑群,如果沒有一定的投資渠道來支持,單憑正定縣的財政肯定是負擔不了的。我本人不是抓旅游的,但我跟近平經常談這些事,我們很談得來。近平和我統計了一個數字,大概需要300多萬元,正定肯定是拿不出這麼多錢的。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倆就開始動腦筋了。

我們商量著是不是可以從省裡要些錢來。后來,近平從石家庄市委書記賈然同志那裡要來了20萬塊錢。

那時,河北省成立了一個文藝基金會,有一點錢。我跟原省委書記(當時省委設有第一書記)高佔祥同志商量:“能不能從基金會拿10萬塊錢,借給正定縣建榮國府?”他當省委書記時是抓文化的,很能理解近平做事的初衷,痛快地說:“好!”

我趁熱打鐵說:“這10萬塊錢還遠遠不夠,應該集點資,讓大家都來支持建榮國府。”

有一天晚上,近平和我准備到高佔祥同志家去商量這件事。我在電話裡說:“高書記,我和近平想到您家裡去談一談榮國府的事,您看可以嗎?”

他說:“你們可以來,但是我家裡吃飯吃不好,我們家沒保姆。”

那天,近平買了十幾個罐頭,帶到高佔祥同志家裡去,我們一邊吃“罐頭宴”,一邊談事情。

后來,高佔祥同志就和我協調省財政廳、文化廳等10多個單位開了個會,叫大家出一點錢,最后決定向正定撥出專用款172萬元。這樣,加上之前七拼八湊的錢,總算把建設榮國府的事情定下來了。

採訪組:您到省裡工作以后,在很多工作上還和習近平同志保持著密切聯系。你們作為老朋友,生活上的交往也很多吧?

王幼輝:那還是很多的。有一件事情讓我至今難忘,就是他請我到北京他的家裡吃飯,一家吃得真簡單啊。那是在1983年,全國政協六屆一次會議召開,我到北京開會,住在京豐賓館。那天,近平也正好在北京,我就想去他家看看,我自己也有個好奇心,想看看曾經的國務院副總理習仲勛同志的家究竟是個什麼樣。

於是,我就給他通了電話,說:“我今天不開會,去你家看看,行不行?”

近平說:“歡迎啊,你來吧!”

隨后,他告訴了我地址,我挺高興,就借了一輛破自行車,一直騎到他家。到了他家,我把自行車放在外面,警衛已經得到了通知,就請我進去了。一進屋,就看見他已經坐在客廳等我了。我和近平打了招呼,又環顧客廳的陳設,當時可以說是大吃一驚,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家的客廳,沒有電視機,就有幾張舊沙發,其他的什麼也沒有。這叫我懂得了什麼叫儉朴。這就是國家領導人家的客廳啊!

我們坐在客廳聊天,近平的姐姐橋橋那天在家,齊心阿姨也在家,她就坐在我們對過,說:“我喜歡聽你們之間的談話。”

聊到11點半,快中午了,近平說:“你在我們家吃飯吧!”

聽到近平說這句話,我正求之不得呢,因為我肚子已經餓了,騎車回去吃飯也來不及了,而且我身上也沒有帶錢,這頓飯就指望在近平家吃了。我心想:我倒想嘗嘗副總理家的飯是什麼味道。

近平就對服務員說:“告訴廚房,今天有客人來了,多加……”近平說到這兒,我心裡潛意識地就想,肯定是吩咐多加兩個菜,結果近平說的是:“……多加一副碗筷。”

我問近平:“你爸爸回來不回來?”

近平回答說:“回來。”這一下,我又緊張了。

開飯前,我聽見一輛汽車進院來了,近平說:“我爸爸回來了。”

話音未落,精神矍鑠的習仲勛同志就走進客廳來了,我連忙起身,壯著膽子說:“習叔叔!您好!”

習老走過來跟我握手,近平在旁邊介紹我:“他叫王幼輝,過去在正定工作,是我的好朋友,現在在省裡工作。”

習老一邊跟我握手,一邊熱情地說:“歡迎!歡迎!”

到了吃飯時間,大家都在飯廳落座了。我一看,長方形的桌子上,沒有菜。我坐在一邊,近平就坐在我旁邊,習老、齊心阿姨、橋橋也都落座了。一會兒,飯上來了,是陝西的米粉面,吃起來酸溜溜的,這個飯要比我在京豐賓館吃的政協會議餐差老鼻子了。

吃飯的時候,我發現習老的左手邊放了一個大盤子,裡面有一摞切片面包,我一邊吃米粉面,一邊用眼睛看著面包片,特別想拿,但是要拿,我就得站起來繞過習老,我覺得太失禮了,也不敢,所以就決定算了,忍住不吃了。

吃了一陣,我說:“我吃飽了。”

近平說:“你舀一碗湯喝。”

我一看那個鍋裡,是雞湯,但是湯燉得非常淡,所謂的雞湯,沒什麼味道。大概是一隻雞燉了一大鍋水的緣故。

吃完飯以后,習老問我:“我們家的飯好吃嗎?”

我違心地回答說:“好吃!好吃!”心想,這頓飯吃得可真簡單啊!

我們簡單聊了幾句。習老說:“個人、家庭都要勤儉節約,這樣社會上就會形成好風氣,因為我們國家現在還不富裕。”這是他對我和近平兩個人講的。

隨后,習老對我說:“要不我們倆扯扯(方言,聊聊)?”

我心裡想:我跟國家領導人有什麼話扯扯?但是我也不好說“不扯”。當時,我看習老的眼睛有點發紅,就說:“您忙了一上午了,眼睛都紅了,中午還是休息一下吧。”

習老說:“好吧,那我就不陪你了,我下午還有個外事活動。”

他這麼一說,我也就放心了。其實我也怕自己跟國家領導人講話講不了什麼。

習老上樓休息之前,又對我講了一句:“下次到北京來,還來我家玩啊。”

我估計他們家人中午也得休息,就趕快告辭走了。后來我寫了一篇文章,叫《難忘的習家午宴》。在那篇文章裡,我說:“共產黨的高級干部不是像人們所說的、電影裡所講的住豪華別墅,根本不是那麼回事。”

1985年年初,有一次機會,我在北京又見到了習仲勛同志。那段時間,近平正在忙正定的事情,大概很久沒回家了。習老就跟我打聽:“近平在正定那邊什麼情況?”

我說:“近平現在干得生龍活虎,正在建造榮國府,這個大項目能給正定的發展帶來巨大好處,把單打一的農業縣搞成多種經營的旅游縣。”

習老說:“你回去轉告他,他做的事情是應該的,要埋頭苦干,不要驕傲自滿。”

我說:“好,我一定帶到。”

這就是我和習老的第二次見面。一晃,很多年過去了,2002年5月的一天,我接到近平秘書的電話:習仲勛同志去世了。

第二天,我就開車趕到了八寶山。遺體告別儀式上,來賓繞遺體一周,再和家屬握手,當時齊心阿姨因為悲痛過度,體力不支,坐在一把椅子上面和來賓握手。我當時沒有見到近平。我想,這麼大的事情,近平怎麼不在呢?

當我要走出門的時候,猛地聽到一個熟悉的聲音從高處朝我喊:“幼輝!”

我回頭一看,近平在台階上面朝我招手,他大聲朝我說:“你要保重身體!”

我說:“你也保重身體!”近平點點頭。

我說:“我走了啊。”近平同我招手告別,我就轉身走了。

那一天,我的心情很悲痛,近平失去了一位慈父,我失去了一位非常敬重的長輩,人民失去了一位好領導,這也是國家的巨大損失。

雖然我與習老隻見過兩次,但是通過這兩次,我就意識到了,近平品格的形成,和習老的言傳身教有著至關重要的關系。這就是“家風如春雨”。

採訪組:習近平同志離開正定后,您和他還保持聯系嗎?

王幼輝:1987年,近平在廈門工作的時候,我到福州參加校慶。雖然我在福建讀了幾年書,但沒去過廈門。校慶結束之后,我就到廈門去,一方面是帶我愛人走走,另一方面是去看看近平生活得怎麼樣。到了廈門,我就打電話給他,說:“近平!我來廈門了!”

近平很快就到我住的招待所來看我。那天,我出去辦點事,回來的時候,他已經到了,正在跟我愛人談天呢,還給我們帶了一些水果。我問他,彭麗媛同志現在在哪裡演出?他說:“她去中央音樂學院讀碩士學位了。”我這才知道,彭麗媛同志是我國第一位民族聲樂碩士。

后來,近平在浙江和上海工作的時候,我們有幾次見面的機會,但不是他太忙,就是我錯不開時間,所以那幾次都沒能見上面。雖然沒有經常見面,但我們的聯系一直沒有中斷。

到了2008年,我突然接到省委辦公廳一個電話,說:“近平同志要到你家去看你。”那次見面,近平問了我的家庭情況。

談話當中,我說:“我送你一套書吧,你不是分管香港工作嗎?我送你一套《大公報名記者叢書》,一共7本。”

近平說:“好!你送我書,我就要。”

從我家離開的時候,近平說:“幼輝,你多大了?”

我說:“75歲啦!”

近平感慨地說:“時間過得真是太快了!”

2013年,因為愛人生病,我住在北京照顧她。我們省委副書記給我打電話說:“后天,你必須趕到石家庄,有一個重要的事情,要找你。”

我答應了,心裡卻有種預感:我退休那麼多年了,還有什麼重要的事情要找我?會不會是近平來了?

我趕到石家庄,一看,果然是近平來了。當時有好些老同志都在,大家一起合影,前面一排坐著,后面一排站著。

近平一看見我,就說:“這麼多年過去了,你還是這麼精神!”

我說:“不精神了,現在精神不了了!”

當時,我旁邊有位姓熊的老同志,曾任省委顧問委員會秘書長,是石家庄地區的老干部,大概已經80多歲了,走路不方便,拿著一個拐棍站在我旁邊。近平看見了他,就說:“這麼大年紀,還站在后面?來,加個椅子,讓老同志坐在前面!”

近平對老同事的這份情誼,讓我很感念。他對老干部的這份尊重,也讓人很感動。

(責編:馬昌、吳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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