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同志提倡年輕人要‘自找苦吃’”

採訪對象：張宏樑，1964年6月生。1982年9月由石家庄十五中考入廈門大學數學系，1983年9月轉入經濟系政治經濟學專業學習，曾任系團總支副書記，1987年畢業分配到河北省計經委工作。現在一家投資公司供職。

採 訪 組：石新明 田玉玨 王麗莉 薛宏偉

採訪日期：2018年6月25日

採訪地點：北京亞運村張宏樑辦公室

採訪組：張宏樑同志，您好！聽說習近平同志和您的交往是從一封信開始的。請您給我們介紹一下具體情況。

張宏樑：說起來這是30多年前的事情了。1985年11月下旬，我當時正在廈門大學經濟系讀本科三年級。一天，我收到一封寄自廈門市政府的信。信是這樣寫的：

宏樑同學：

你好！我是十一月初從法國回來的，接著就是早出晚歸的工作，各方面的來信積案如山，遲遲復信請原諒。

可以找個時間聊聊，我也要向你們這些八十年代的大學生學習。

時間不好定，月底前因有洽談會晚上都有活動，下個月請你給我來電話，打到政府值班室或找政府辦王泰興聯系。

我住在圖強路2號樓301室，進城時可以碰碰。

不贅述。專此布達

順頌

學安

習近平24/11

我剛看到信的瞬間有點懵，但馬上就反應過來了——一個多月前，我給時任廈門市委常委、副市長習近平同志寫了一封信，沒想到他會親筆給我回信。

採訪組：您為什麼會給他寫信呢？您在信裡都說了些什麼內容？

張宏樑：說起來很有意思。我一位高中同學的姐夫，是習近平同志在北京八一學校的初中同學。他們上學的時候，經常一起交流思想、討論問題。

1985年，正值中國改革開放大潮初涌之時，那時候他們都是30多歲的有志青年，面對改革開放的新形勢，有很多想法非常需要相互探討。於是我這位同學的姐夫就給到廈門任職不久的習近平同志寫了一封長信。我放暑假回家時，同學姐夫找到我，讓我把那封長信帶給習近平同志，反復強調這封信很厚、不好寄，又都是他的心血，怕寄丟了，囑咐我一定得親手交到習近平同志手上，還囑咐我要盯著讓他讀完，再請習近平同志寫個回信說說他的看法。

就這樣，開學后我就帶著這封信回校，沒敢寄也不敢直接去送，於是我就給習近平同志寫了一封信，大意就是想把這封信交給他，同時也很期待能與這位在正定老百姓中口碑很好的年輕領導干部見上一面，匯報一下自己的大學生活，希望得到他的指導。信封上寫的是：廈門市政府辦公室，習近平同志收。信發出后，壓根兒沒想到會收到他的親筆回信。這讓我感到很驚喜，也很感動。

採訪組：您當時讀了回信，有什麼具體感受呢？

張宏樑：我看過信后，有兩點強烈感受。一是覺得習近平同志特別謙虛。一位工作非常繁忙的市領導親自給一個普通大學生回信，信裡把有關情況說得很詳細，還為回信晚了表達歉意，特別是說要向我們80年代的大學生學習，讓我非常感慨、非常感動。二是覺得他為人特別真誠。信中告訴我他住在哪兒、怎麼聯系，讓我有一種被信任和被重視的感覺，距離感一下子消失了，親近感油然而生。連這封信的信封都是他親自寫的，足見他真心希望與大學生多交流，否則他讓秘書打個電話通知我過去就行了，本來是用不著非要親筆回信的。

採訪組：您是什麼時候與習近平同志見面的？當時聊了哪些話題？

張宏樑：我記得很快就和他約了一個周日下午見面。那天，我坐了幾站公交車，又步行十多分鐘，按照他給我留的地址找到他的宿舍。敲門時，我還有些忐忑不安，是習近平同志親自給我開的門。我說：“您好！我是廈大經濟系的張宏樑。”他說：“宏樑，你好！快請進！”習近平同志笑容可掬、親切和藹，標准的普通話，聲音帶著磁性。我們倆一握手，他就說：“你的手很厚很軟啊！”這句話一下子就把我的不安情緒給打消了。

習近平同志的宿舍一進門就是客廳，和過道連在一起，很窄很小，就擺了兩張沙發和一個茶幾。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說：“小伙子，坐吧。”我說：“這是您同學給您寫的信，讓我一定盯著您看完。”他接過那封厚厚的信，邊笑邊說：“這小子，要麼不寫，要麼就寫這麼厚！”說完就坐下來很認真地看起來。

看完信后，他說，信中這些觀點有的很好，有些需要進一步探討和商榷。廈門是四個經濟特區之一，處在改革開放最前沿，有很多新的做法。我來了這段時間，確實有很多感受和觸動，特別是在推進改革的同時，如何更好地加大對外開放的力度，需要深入思考和認真謀劃。這樣吧，我先簡單說幾點，你記錄，幫我先回個信轉達一下，有時間我再正式回信。

我記錄完后，習近平同志看了看記錄稿，點了點頭說：“可以！”說完，他又轉過臉笑著問：“你是哪裡人啊？父母是干什麼的呀？”我說：“我是河北石家庄人，父母都在中國科學院石家庄農業現代化研究所工作，都是解放前參加革命工作的黨員知識分子。”當我提到父親張爾翼是高級畜牧獸醫師的時候，他說：“我對你父親有印象啊。我在正定當縣委書記的時候，請過好幾批專家，其中就有你父親。”他這麼一說，一下子把我們兩個人的距離拉近了很多。

當他得知我剛從預備黨員轉為正式黨員，還擔任了廈門大學經濟系團總支副書記后很高興，說：“好！年輕人就應該要求進步，積極入團入黨，利用一切機會鍛煉自己。要艱苦朴素，要自找苦吃啊。”

臨走時，習近平同志說：“我剛來廈門，認識的人也不多。你周末沒事歡迎過來聊一聊，我很想了解你們大學生都在學什麼、想什麼、做什麼。”他說，他們那個時代的大學生都是有過社會實踐經歷的，而80年代的大學生不一樣，都是校門對校門，基礎知識比較牢，但缺乏社會實踐鍛煉，想法和行為都有很大不同，這方面他想好好地了解一下。他當時說的一段話，我至今記憶猶新：“年輕人不能認為進了大學就進了保險箱，就等著將來直接分配到機關，一定要多接觸社會，補上社會實踐這一課。你們雖然讀了很多書，但書裡有很多水分，隻有和群眾實踐結合，才能把水分擠掉。要給書本上的知識擠擠水，才能得到知識干貨。”

採訪組：您怎樣理解習近平同志當時提倡青年人要“自找苦吃”？這對您的人生有何影響？

張宏樑：要說對我做人影響深遠的，就是習近平同志多次講到的要“自找苦吃”。他說：“我對自己的首要要求就是自找苦吃。”我覺得這就是他的人生觀。再一個原因應該是梁家河那段下鄉經歷對他的鍛煉成長影響很大，是切身感受，也是肺腑之言。

記得后來，他跟我回憶了很多知青時候的事。其中一個就是大冬天下到糞池裡起糞，這是當時農村最苦的活。因為冬天糞池裡結著冰碴，但也得下去起糞，一方面需要漚糞，再一個糞池快滿了，不起出來也裝不下。習近平同志對我回憶說，去起糞就得把鞋子脫了，把褲腿挽起來，光著腳跳進去用鐵鍬一鍬一鍬往上起，冰碴把腿和腳劃出一道道血印子。他當時隻有十幾歲，個子不夠高，身體也不夠強壯。起糞的時候弄得滿身既有汗水又有糞尿，混在一起，又濕又臭，冷風一吹，全身冰涼。糞池裡不僅臟，還散發許多惡臭的有害氣體，令人窒息，越到后面越難受，既考驗體力也考驗毅力。但這個活他干得最多，每次都是第一個主動跳下去搶著干。他在別的地方也提過，下鄉要過五關：跳蚤關、飲食關、生活關、勞動關、思想關。勞動關是關鍵的一步。他說，隻有跨過了勞動關，樹立了“自找苦吃”的想法，才能砥礪思想，讓你的思想更加靠近老百姓，也讓老百姓更加信賴你。

說實話，當時我對“自找苦吃”這四個字理解得還不深。后來，我特意去了一趟梁家河。當我親眼看到習近平同志在梁家河插隊時建起的全省第一口沼氣池，聽到當地村民中傳頌他在梁家河為民造福的故事，終於體會到青年時的他真的是做過那些最臟最累的活才知道農民最需要的是什麼，才能和農民打成一片，感情也才更加深厚﹔我也真的“懂得了什麼叫實際，什麼叫實事求是，什麼叫聯系群眾”，對習近平同志提倡的“自找苦吃”理解得更透了。在后來的人生路上，我時刻提醒自己，有苦吃是機會，要堅持多學多干，多到艱苦的地方去鍛煉自己。

採訪組：聽說習近平同志還與您的老師和同學們討論過《資本論》，請您談談這方面情況。

張宏樑：習近平同志很關心我們大學生的學習和生活，經常問我，廈門大學伙食怎麼樣？同學們能吃得飽、吃得起、吃得好嗎？然后問我家裡每個月寄多少生活費，都有哪些花費？班上開了什麼課？等等。當得知我們系開設《資本論》原著課程時，他還多次與我分享在梁家河閱讀《資本論》的情景和感悟。

《資本論》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代表作。中國最早翻譯《資本論》的學者王亞南先生曾任廈大經濟系主任和廈大校長。所以，廈大經濟系對《資本論》原著的學習非常重視，把《資本論》三卷原著列為必修課，每學期安排一卷，分三個學期學完。這在當時全國高校經濟類本科教學中絕無僅有。我對習近平同志說：“雖然學習《資本論》原著很吃力，但同學們的積極性都很高，收獲也很大，再學其他理論課程，特別是西方數理經濟學，就很輕鬆了。”

習近平同志聽完之后說，你們本科生學習馬克思主義原著是一個非常好的做法，學原理、讀原著是接觸馬克思主義的最佳方式，也是學習馬克思主義方法論最有效的方式。你們經濟系堅持了這麼多年，做法很好，對學生的成長和人生觀、價值觀、世界觀的形成肯定會非常有好處。

他接著說，我在下鄉的時候就通讀過三遍《資本論》，也記了很多本筆記。我讀過幾個譯本的《資本論》，最喜歡的是郭大力、王亞南的譯本。內心也很敬佩他！因為王亞南先生不但是翻譯家、教育家，還是經濟學家，對《資本論》的理解很通透。不只是翻譯《資本論》，王亞南先生還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對舊中國經濟形態進行了深刻剖析，發表過一系列很有影響的著作，包括《中國經濟原論》《中國地主經濟封建制度論綱》《中國官僚政治研究》等，我也都讀過。

后來，習近平同志讓我聯系學校，專門抽出時間到校參加了以《資本論》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現實指導意義為題進行的一次小范圍座談。學校的一些青年教師和學生有幸參與了這次座談。

參加座談的教師對《資本論》研究水平都很高，某句話在《資本論》哪章哪節哪頁，前面講的什麼，后面講的什麼，前后如何結合起來理解等等，都裝在腦子裡了。跟廈大的老師們座談《資本論》，要是沒讀過幾遍原著，沒有深厚的理論基礎和堅實的社會實踐，還真難以深入交流下去。但習近平同志很早就反復閱讀過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和老師們交流起來深入淺出，得心應手。他說起來既有理有據又生動透徹，因為他有扎實的實踐經驗，能夠理論聯系實際，理解得比我們深刻得多。對習近平同志豐富的理論知識和對社會的廣泛了解，特別他就《資本論》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對當時特區改革開放的指導意義談的幾點意見，我相信參加座談會的青年教師和同學們都會有深刻的印象。

記得習近平同志當時還講到亞當·斯密、大衛·李嘉圖和叔本華，以及當時流行的薩特存在主義等等。因為當時我還是個學生，知識不夠系統，對習近平同志講的內容記憶不是很清晰了，但有一點記憶猶新，那就是對一位年輕的市領導能如此全面系統地掌握《資本論》而感到敬佩。

採訪組：您在廈大讀書期間，和習近平同志還有哪些交往交流？

張宏樑：我們之間的交流還是比較多的。我經常在周末休息的時候到宿舍去找他，一直到我畢業離開廈門。我還跟著他到廈門的貧困村進行過一次調研。那是1986年初夏的一個周末，習近平同志說：“今天我帶你去海邊看個貧困村，離你們廈大不遠。”那天他沒帶秘書，讓司機開著車直接去了何厝村。

何厝村地處廈門海防最前線，與當時國民黨軍隊佔領的小金門島隔海相望，最近相距才4000多米，用望遠鏡就能看得很清楚。當我們的車停到何厝海邊的小路時，習近平同志笑著對我說，那邊國民黨士兵肯定用軍用望遠鏡觀察著咱們呢。

由於何厝村是海防最前線，很多年來漁民不能自行出海打魚，生活比較貧苦，與廈門特區經濟發展反差很大。習近平同志了解到石斑魚在香港賣得很貴，也適合在廈門沿海養殖，他有一次到何厝村調研時，就提議何厝村養殖石斑魚。我們去看的時候已經養成出箱了。記得何厝村支書跟習近平同志匯報，鮮活的石斑魚出口香港能賣到300多塊港幣一斤。那個時候港幣比人民幣的匯率比現在高，村民因為養殖石斑魚，收入增加不少，經濟效益顯著。

習近平同志聽了情況匯報后非常高興，也非常欣慰，並進一步指出，解決溫飽問題只是初步，還要想著產業發展，提出下一步村裡要發展對台灣小金門島的觀光旅游業。

調研結束時，村支書一定要請我們吃一條石斑魚，說是讓我們嘗嘗為什麼石斑魚能在香港賣得這麼貴。我是第一次吃石斑魚，感覺特別好吃，或許是因為心情好、價格貴才覺得味道鮮美吧。吃完魚，習近平同志笑著對村支書說，這條魚我可不能按香港的價格付錢啊，一是付不起，再說我也沒有港幣啊，說著掏出工資付了魚錢。

這是我親眼見証的習近平同志抓扶貧的實例。調研中，他說，我們國家扶貧的任務還很艱巨，一定要關心群眾疾苦，扶貧工作要因地制宜，靠山吃山，靠海吃海，靠島吃島。村裡要發展有本地民俗特色的鄉土農家住宿和漁家餐飲，比如全魚宴。還可以開展對台灣小金門島的觀光旅游，讓我們的漁民開著漁船，帶著游客，到小金門島附近，來一個近距離的小金門島觀島游，回來后再吃上一頓當地風味的漁家宴，住上一晚農家院，游客一定很多。擺脫貧困要長期抓下去，才能見到效果，不解決貧困人口的基本生活問題是無法向老百姓交代的。

採訪組：我們聽說您后來回老家開展社會實踐調查，習近平同志還給予了很多支持。請您談談這方面情況。

張宏樑：1986年初，快放寒假的時候我去看他，並告訴他我准備回老家開展社會實踐。習近平同志很高興地對我說，好啊，我支持。他說，旅游業作為正定縣第三產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在我調走的時候才剛剛起步。旅游基礎設施初始投入比較大，投資回收期較長，但方向肯定是正確的，你回去專門就正定旅游業的發展搞個調研，回來跟我說說，看看還需要我做哪些工作。

我回到石家庄，很快趕到正定聯系上了縣委辦公室副主任及資料組、信息組的三位同志，這三位同志都是習近平同志在正定時的縣委辦工作人員。我向他們介紹說，習近平同志非常惦記正定的經濟發展，特別是旅游產業和榮國府項目的情況。我准備結合“旅游經濟學”課程要求，做一個正定旅游產業發展現狀和展望的實習調查，請你們多幫助。他們三位首先領我到縣委辦公室資料室，把習近平同志在正定時的調研文章、講話稿和起草的公文都找出來，我一眼就能辨認出那些稿子都是習近平同志親自起草的，字體方正、遒勁剛毅、一筆一畫、力透紙背。我一晚上沒睡覺把相關的稿子都認真拜讀了一遍。文稿思路非常清晰，可以看出習近平同志在抓好眼前工作的同時，也長遠謀劃正定幾十年之后的發展。

第二天，我向這三位同志了解正定旅游業具體情況。他們三位介紹說，正定是我國北方著名的文化古城，1983年習近平同志來正定不久就開始醞釀發展正定的旅游業，恰逢中央電視台籌拍大型電視連續劇《紅樓夢》，需要建造一個榮國府，習近平同志就積極爭取項目落地正定，並考慮借此機會建成實景，為正定縣留下一處永久性的旅游景點。

正定歷史上是農業大縣，一些同志對發展旅游業還有疑問，認為一是沒經驗、沒人才，二是建成了也怕沒人來、包袱大。習近平同志認為，隨著經濟增長和人們文化生活需求的提高，旅游業肯定會有一個大的發展，這個機會不能錯過。他和其他縣領導積極做工作，說服了持不同意見的同志，縣委很快作出了興建榮國府和常山公園的決定，為正定縣旅游事業的繁榮奠定了基礎。

短短兩三年時間，這些旅游景點的門票收入就快速增長，實現了經濟效益和文化效益兩方面的豐收。

調研期間，著名京劇演員楊春霞出演的《杜鵑山》正好來正定演出，這在以前的正定縣是不可想象的。演出的常山影劇院，也是當年在習近平同志領導和關注下新建起來的。由於觀眾非常多，我記得我們坐在最后一排觀看演出。從這件事就看得出來，正定的文化旅游已經起步了。

回到廈門之后我就向習近平同志詳細匯報了正定旅游產業發展現狀，雖然才起步，但勢頭很好，用不了幾年就會上一個大台階。他聽了很高興，同時指出，榮國府項目只是一個開始，不能孤立地看，不是隻為拍一部《紅樓夢》而建榮國府。將來正定旅游業大發展，不能光靠賣榮國府、大佛寺門票，如果這樣，人家看一圈就走了，一定要吸引來旅游的客人在正定吃特色餐飲、購土特產品、看當地戲曲，留住一個晚上，隻有這樣搞旅游產業，人流鏈、資金鏈、服務鏈才能一環扣一環，周轉起來，形成旅游文化產業鏈，才能把石家庄、北京、天津甚至更遠的客人吸引來，形成正定特色的文化歷史旅游。

習近平同志又親自總結了幾條，提筆給他的繼任縣委書記寫了封信，就如何進一步發展正定的第三產業特別是旅游文化產業談了意見，建議全縣同志一定要團結一致，統一思想，緊緊抓住旅游產業不放手，發展成正定縣的支柱產業。

記得后來習近平同志還跟我說起，繼任縣委書記收到信后，還特地由上述三位同志中的一位陪同，到廈門看望了習近平同志。

採訪組：在這次社會實踐中，您有哪些收獲？

張宏樑：這次社會實踐對我影響很大，我在校主修的旅游經濟學終於在實踐中有了思考和應用，特別是正定發展旅游產業的生動實踐，習近平同志重視第三產業、重視旅游產業與當地人文相結合的思想，成為我實習論文的核心內容，並受到老師的好評。

后來，我發現在習近平同志親自主持編制的《1985年—2000年廈門經濟社會發展戰略》中，專門把旅游作為附屬篇，提出來把旅游作為重要的發展方向。

採訪組：我們知道您后來畢業論文的選題也與河北正定有關，是否也受到了習近平同志的影響？

張宏樑：是的。我的大學畢業論文，從選題方向到題目、結論都得到習近平同志的指導甚至親自修改。

1987年初，我請教習近平同志如何確定大學畢業論文方向。我說想去調查了解一下石家庄市造紙廠，當時這個廠的廠長馬勝利承包經營的經驗正在全國大力推廣，就此深入研究一下工業經濟。但習近平同志建議我說，你還是回正定農村了解一些情況，研究一下那裡的土地如何集中的問題吧。

習近平同志說，根據他在正定和在廈門工作的情況看，農業集約化是農業機械化的前提，是農業現代化的必經之路，也是農民脫貧增收的必由之路。農業沒有集約化就發展不了農業的現代化，農民就擺脫不了土地的桎梏，農村發展不了第三產業，也不能實現半城郊化、城鎮化，不能實現農民增收。他希望我做個調查，也順便帶給他一些正定農村的信息和情況。

原來，習近平同志在1984年就提出正定縣要走“半城郊型”經濟的發展路子。這是一個介於城市經濟和農村經濟之間的中間型經濟。基於正定緊鄰石家庄的實際，習近平同志提出二十字發展方針，即“投其所好，供其所需，取其所長，補其所短，應其所變”。這就需要把農村土地集約化，把閑置的勞動力轉化到為城市服務的第三產業中來。當我在正定做了初步調查和了解后，我才明白了為什麼習近平同志讓我來正定了解土地集約化經營問題，因為他還深深惦記著正定的發展，惦記著農民的收入，惦記著探索城郊縣經濟發展的新路。

這個選題得到了我的指導教師的肯定。結合所學習的理論知識，我就正定縣土地現狀、土地集約化所需要解決的問題和實現的步驟進行了深入調查、研究和探討，寫出了關於正定土地集約化的畢業論文初稿，題目是《淺析我國農村土地集中問題——從河北正定縣土地如何實現土地集約化談起》。我把論文初稿送給習近平同志審看，他看后表示基本認可，說：“你作為一個快出校門的大學生，情況了解得不錯，也具備基本的理論知識，但要結合當地實際情況，實事求是，才能提出切實可行的分步辦法。”他指出，在現有的土地所有制、承包制和戶籍制度下，如何促進土地集中，這不是簡單的課題，不能脫離實際想當然，不能一蹴而就靠理論。所以，你這個論文的題目應該改為“從土地集中‘難’”談起為好，提出一些解決土地集中難的分步辦法。他的一席話讓我茅塞頓開，於是，我將畢業論文題目改成《淺析我國農業土地集中問題——從河北正定縣土地集中難談起》。

最終，我的畢業論文取得90分的高分，我的指導老師給我的評語是：“本文以河北省正定縣的實際情況為依據，論述我國農業土地集中的意義、條件、途徑及其存在的問題，內容體系新穎，理論聯系實際，論述由淺入深，有較強針對性，有獨立見解，對我國農村經濟實踐有一定指導意義。”我知道，能得到這樣的肯定，很大程度上歸功於習近平同志的悉心指導，他的很多重要觀點給我的論文大大加分添彩。

從指導我論文這件小事就能看出，習近平同志非常重視農業和農村工作。他任福建省長時，還特意請我的這位指導老師到省政府作農業經濟專題講座。后來，習近平同志在其博士論文《中國農村市場化研究》中也深刻指出，中國農村市場化改革是建立和發展農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必然取向，是突破農村改革和發展瓶頸制約、開創農村改革和發展新局面的重大舉措，是實現農業現代化不可缺少的重要前提。

習近平同志也一直非常關心正定的發展。1993年3月，習近平同志到河北考察，他把我叫到他住的酒店，讓我陪他一起回了一趟正定。記得還跟三位縣委辦的同志見了面，習近平同志對那些一起工作過的干部都很挂念，很有感情。

採訪組：在您大學畢業回石家庄工作前，習近平同志都和您說了什麼？

張宏樑：1987年7月9日，我畢業回石家庄的前一天晚上，去跟習近平同志道別，請教他還有什麼需要指導和囑咐的。習近平同志對我說，你工作后一定要下基層工作，不能總待在上級機關，不要把基層當大車店，至少要踏踏實實干上兩三年，一個事情踏踏實實干上幾年才有可能出成果。“不要把基層當大車店”，是他很有特點的一個說法。他說，我在梁家河的7年，正好是你們上高中、上大學加在一起的時間。我上的是梁家河的高中、梁家河的大學。上了這個高中和大學，對老百姓才會有很深的感情。你們一定要下基層，才能培養出對老百姓的感情，才能提高自己，干出實事，做出實效。

臨行前，我對他說：“我的畢業紀念冊，您給題個字吧。”他高興地說：“好啊，我先看看。”他拿著我的畢業紀念冊一頁一頁地翻，仔細看了每個老師和同學的畢業留言。當他看到我自己的留言是：“沉下去，絕不沉淪﹔浮上來，更不輕浮。請讓自然規律做我們的動力吧，用我們的年輕做最大的資本。”他抬眼看了看我，點了點頭，似乎還算滿意，然后他說：“我給你寫八個字吧。”

他拿起平時常用的圓珠筆，寫下了“志存高遠，行循自然”八個字，題上了他的名字和時間。我感覺，習近平同志書寫的時候很用力，寫完之后，他說：“這八個字，你要好好體會，立志的同時，要務實、要實干。”

寫完后，他又拿過我的筆記本，在上面寫了十幾個同志的名字和電話，讓我回石家庄后代他去看望，其中包括呂玉蘭等同志。他說：“這些同志都幫助過我，你回河北代表我去看望他們，謝謝他們，也把他們的情況寫信告訴我。”

那天習近平同志還說，你既然回了石家庄，在把學習工作安排好的同時，抓緊把婚結了，一個是讓你女朋友和她家裡放心，再一個你要是25歲之前結了婚，25歲就有了孩子，這樣你們年輕，精力旺盛，很輕鬆就把孩子帶大了，對晨霞的身體影響也小。特別是你到了50歲時，正是最有經驗和精力干事業的時候，孩子25歲大學畢業了，沒有任何負擔，你們倆都可以專心繼續干事業，而且還形成了影響教育下一代人的良性循環。

他接著說，其實我們社會的傳承也是這個道理，將來你們年輕人走向社會，在工作中要多向大你們十幾二十歲的人學習，他們有經驗有能力，能夠帶領你們更快成長。將來你們隨著年齡的增長，到了40多歲，也要重視對小你們十幾二十歲的年輕人的培養，這樣就形成三代人上下傳承，承前啟后，綿延不絕的奮斗過程。

採訪組：請談談您對習近平同志“勤儉持家，低調做人”的家風的感受。

張宏樑：習近平同志是個非常朴實的人，在廈門我們接觸的這段時間裡，他基本上都是天天走路或騎自行車上下班。按說他是可以有公車的。他對身邊人也關懷備至。記得1986年冬天，天氣特別冷，我寒假回石家庄過春節，習近平同志把他的軍大衣借給我。他說：“你坐火車，還要倒車，穿軍大衣會暖和些，我穿夾大衣就夠了。”

三天后，我到他北京的家裡把軍大衣還給了他。在他家，我感受到了“勤儉持家，低調做人”的優良家風。很幸運的是，那天我還見到了他的父親習仲勛同志。習近平同志特意請習老來到客廳，向老人家介紹我：“這是我在廈門認識的小朋友。”習老握著我的手說：“好啊，他還年輕，你們要多幫幫他啊。”習老那天上身穿紅色中式對襟棉襖，下身穿深藍色西褲，滿面紅光，精神矍鑠。

記得那天家裡還有他的弟弟習遠平。習近平同志介紹說，你們倆年齡接近，更能聊到一塊。習遠平當時正在創業，他開玩笑說他的項目很有前途，讓我畢業后跟他去干，我說還是想回河北政府機關工作。習近平同志聽了我們的對話，嚴肅地對我們說：“宏樑畢業后好好去基層鍛煉，別想馬上去什麼大公司發財的事﹔遠平干公司就好好干，別想回政府機關，做生意也別想著跟政府摻和。總的一句話，想發財就別想當官，想當官就別想發財，別想兩全其美，‘魚和熊掌不可得兼’，兩個都想得，那是不可能的，那會害了你們自己。”這段話對我觸動很大，像刻在我腦子裡一樣，至今記憶猶新。

那次在習家，我感到那麼高層的國家領導人，家庭裝飾擺設等與普通人家別無二致，大門上貼了春聯，家裡充滿其樂融融、喜氣洋洋的氣氛，透出濃濃的年味。院子裡堆著北方人過冬常備的白菜、蘿卜和大蔥，客廳也隻擺著幾盤花生、核桃和糖果。習近平同志讓我坐火車幫他拎回來的一兜子漳州蘆柑，就是最好的時令年貨了。

習近平同志出身高干家庭，但做人非常低調，心裡總想著為百姓做事。在交談中，他時常說，咱們為老百姓干事，不能有隻追求自己生活快樂的思想。大學生也一定要丟掉這種思想，扑下身子為老百姓工作。他曾經多次跟我說：“我自己把‘自找苦吃、為老百姓做事’作為第一信念。盡管會有很多坎坷，每天都經歷不同的挑戰，除非身體不行了，除非不讓我干了，隻要沒有這兩種情況，我都會堅定不移走下去。”

習近平同志做事非常認真，也很注重細節。他說，在軍委工作時，首長下午要去一個地方，我對北京路熟，也知道怎麼好走，但仍然要利用中午休息時間請司機跟我跑一趟，怕修路或改路了，耽誤首長時間，親自跑一趟才放心，這是細節。你做人做事都得有這個細節意識。

採訪組：看來您在廈門和習近平同志的交流還是很多的，您還能否回憶一些有趣的生活片斷？

張宏樑：好！我那時候經常利用周末去他宿舍找他，一直到我畢業離開廈門。習近平同志是北方人，特別喜歡吃餃子，廈門的餐館沒有賣餃子的，隻有一種類似餃子的“扁食”，但味道很不一樣。有空的時候，我們就在他宿舍，自己動手包。他准備大白菜、豬肉，我就負責剁餡兒、調餡兒、擀皮兒，然后大家一起包餃子。他吃得特別香，說：“還是北方的餃子好吃！可比吃‘扁食’過癮多了！”還夸我餡兒調得不錯。

還有一件事讓我印象深刻。1986年中秋節前的一天，習近平同志騎著自行車，帶著兩盒月餅到廈大學生宿舍芙蓉二找我，說是單位發的，一個人也吃不了，請同學們吃月餅，一起過節。同學們都遠離父母家鄉，看著有這麼大一個領導自己帶來月餅給我們過節，都非常開心，都說沒想到堂堂一個副市長能像大哥哥一樣親切。

採訪組：我們相信，與習近平同志的那段交往是您不可多得的經歷。您講的這些事情，您所了解的習近平同志當時的那些思想，對當代青年人特別是大學生有哪些指導意義呢？

張宏樑：接受你們的採訪，回憶起很多30多年前的珍貴往事，對我自己的靈魂也是一次洗禮。因為這些親身經歷，對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形成和發展，我今天理解得就更深入一些。

我認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劃時代的偉大思想，主要由四重維度組成：從時間上講，習近平同志幾十年來艱苦實踐，一以貫之﹔從廣度上講，他親身經歷了中國大多數階層和行業，不屈不撓，上下求索﹔從高度上講，他對馬克思主義理論在當代中國發展作出新貢獻﹔從傳承上講，他傳承紅色基因，受到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培養指導和中外歷史先進文化的熏陶。偉大思想從四個維度與中國實際情況牢固而有機地結合在一起，所以具有極強的生命力、包容力、指引力和傳承力。

習近平同志一直以來非常關心青年成長。他指出：“廣大青年要堅定理想信念，志存高遠，腳踏實地，勇做時代的弄潮兒，在實現中國夢的生動實踐中放飛青春夢想，在為人民利益的不懈奮斗中書寫人生華章。”今天我回想起30多年前和習近平同志的交往經歷，對於我個人來說是一場難得的心靈洗禮，是一次珍貴的黨性教育。他的諄諄教誨和囑托就像春雨沁人心脾，像清泉洗滌人性，像春風喚醒綠葉，像閃電激蕩塵埃，對當代大學生肯定會有重大指導意義。我堅信，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武裝起來的新一代中國青年，一定能夠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變為現實，一定能夠成為合格的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和接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