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平同志雖然年輕，但涵養很好”

採訪對象：呂拱南，1939年3月生，福建廈門人，工程師。1980年12月起先后任廈門市計委科長、常務副主任﹔杏林區委副書記、區長﹔市台辦副主任、巡視員。

採 訪 組：沈凌 路也 胥晴

採訪日期：2017年6月6日

採訪地點：廈門賓館

採訪組：呂主任您好！習近平同志1985年來廈門任副市長的時候，您在市計劃委員會工作，你們見面的時間比較早吧？

呂拱南：是的。近平同志剛來廈門當副市長，我們就見了面。當時，市計委的辦公室在政府辦公樓的二層，他在三層，他來二層走了一圈，跟大家一一見面握手，讓人感到特別親切。

近平同志任職廈門時，我是市計委的一名副主任。近平同志是副市長，跟我們這些工作人員也就是打個照面，不一定能給他留下什麼印象，但他給我們留下的印象卻是很深刻的。我清楚地記得，他那天穿著褪色的中山裝，頭發大概有半個月以上沒理了，比較長。我形容他是“從農村出來的干部”。因為當時廈門這邊的干部在著裝上已經先走一步，不穿那種四個口袋、有蓋子的中山裝，而是穿沒有蓋子的三個口袋的中山西裝了。

起初，近平同志分管農業、農村、同安縣，以及經濟協作辦（主管國內省市到廈門來的企業的批准、管理，即“引進來”），這些都不在計委口。后來近平同志當常務副市長，我和他的接觸也就逐漸多了起來。

採訪組：在您后來和習近平同志的接觸中，他又給您留下了什麼樣的印象？

呂拱南：隨著接觸的增加，我對近平同志的了解也逐步深入。在我看來，他為人忠厚朴實，淳朴坦然，不講官話，說話實在，和藹可親，平易近人，考慮問題非常全面周到。

近平同志非常謙虛、低調、平和，對別人很尊重，如不管是什麼職務的人，他都按廈門地方的習慣稱呼，不會直呼其大名（連名帶姓），使人感到親切。每次到基層調研或者出差之前，他都會對我們這些同行人員做“安民告示”，明確意圖、行動安排，要求我們自己做好准備，他很細致周到，甚至連住宿、交通都親自安排或過問。

我想，近平同志這種優良品行，來自良好家風的繼承與社會磨礪的熏陶。他出生在革命家庭，父母嚴格的管教使他與同時代成長的普通孩子別無兩樣。他跟我講，他在北京胡同裡長大，是地道的“胡同”孩子。艱苦、耐勞、奮發，從小就在他身上刻下深深烙印。父親的勤奮、嚴厲、平易近人、工作上的認真、善待他人的美德，都一一被他繼承下來。這些美德在他艱苦的陝北知青歲月中派上用場。

在陝北農村的七年時間裡，近平同志與農民群眾同吃同住同勞動，使他深深地了解群眾所想、所盼、所求。廣大農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深深扎根於他的人生價值體系裡。他大學畢業后分配到中央國家機關，但從未忘記基層農村的盼求，就再一次選擇到艱苦的冀中大地為改變農村農民的面貌而奮斗。鄧小平等老一輩革命家指出，中國隻有改革開放才有出路，興辦經濟特區是最前沿的開放形式，要大膽探索、敢闖敢試，殺出一條血路。面對國家戰略機遇和人生鍛煉的機會，他來到廈門經濟特區工作，人生道路從此邁入更為重要的關鍵一步。

近平同志曾親口對我說：“我的價值觀、人生觀來源於我的家庭，來源於我在陝北艱苦地方上山下鄉，來源於勞苦大眾，所以我就選擇走從政為民的道路，不會走別的道路。”所以他現在能非常堅定地說“不忘初心”，他不是激情之下說出這樣的話，而是有著深厚家庭根源、社會實踐根源的，這些使他能夠堅定地全心全意為人民大眾、為振興中華而奮斗。可以說，能夠有近平同志這樣一個領袖人物，是黨之大幸、人民之大幸。

採訪組：請您回憶一下習近平同志在廈門工作時主抓哪些方面的工作？

呂拱南：近平同志的工作方法很好，所以我們都願意在他手下工作。他的思想境界也很開闊，給人以很大的啟發。他剛來的時候，市裡安排他協助王金水工作，后來他自告奮勇抓農業。

1987年，廈門經濟特區擴大到全島以后，近平同志在主抓發展戰略的同時，還主抓八大工程中的信息工程、筼筜港（筼筜湖的舊稱）污水治理和特區道路工程及其他重大項目（八大工程分別是：港口、飛機場、電力即杏林的發電廠、自來水、郵電通信、特區道路工程、筼筜港污水治理、信息工程）。我在他直接領導下，還聯系廈門煙廠、同安礦泉水廠、同安銀城啤酒廠等項目建設，每次都是近平同志親自找我了解項目具體情況和進展，布置我去把一個個事情落到實處。他隔一段時間就會主動過問一次。近平同志是一個心很細的人，他不講虛話，問的問題都很具體，我善於搜集與記錄，背包裡全是材料，要是忘了數字，就趕緊拿出來看，近平同志一問，我就能很快給他答案。這樣一來，近平同志就比較多地找我了解情況、布置工作。

採訪組：廈門國際銀行是國內第一家中外合資銀行，習近平同志當年很關注這個銀行的開辦。請您談談這方面情況。

呂拱南：廈門國際銀行是上世紀80年代經國家批准的首家中外合資銀行，近平同志對這家銀行確實關懷備至。他參加開業典禮並接見香港貴賓，還多次親臨指導工作。2010年來廈門時，仍然惦念著國際銀行的近況。

經濟特區興辦早期最急盼解決的就是引進境外資金與技術。近平同志在廈門最為重視的工作之一就是多渠道引資，以解決燃眉之急。他分管市計委工作后，特別重視金融業務與外國資金的吸納，廈門國際銀行的引進就是成果之一。

廈門國際銀行是由香港的匯豐銀行、渣打銀行和國內的中國銀行，通過合資方式成立的，可以非常方便引進香港資金到廈門特區，所以近平同志對廈門國際銀行高度地重視、關心和支持。在各方面全力支持下，國家首先批准給該銀行2000萬人民幣額度的貸款指標。廈門國際銀行的成功經營范例，使香港的匯豐銀行、渣打銀行，新加坡的天華銀行相繼經國家批准登陸廈門經濟特區，廈門國際銀行亦到廈門以外的地區設立分支機構。

採訪組：習近平同志當時在工作中有哪些特點？

呂拱南：近平同志看問題的角度往往和別人不一樣。比如對待建立同安銀城啤酒廠這件事。在80年代，同安縣有兩個“金娃娃”，一個是高嶺土，是做飛機、導彈都要用的原輔材料﹔另一個就是礦泉水，打井進去，能噴很高，水質又好。同安什麼工業都沒有，所以對於高嶺土，當時也就是做模具，價值太低﹔對於礦泉水資源，我開始沒有想到是做啤酒的優質水源，隻想到能做瓶裝礦泉水，但價值也很低。近平同志了解到這個情況以后，親自來跟我講，他跟銀川方面達成了合作意向，告訴我銀川方面會有啤酒花運過來，用他們的技術跟原材料，用我們的礦泉水資源和資金貸款，合作搞一個啤酒廠。還叫我幫他們解決資金貸款問題。他說：“我們搞特區建設，不要光為特區自己想，要注意內聯外引，要想想其他的地區。”另外，他在抓主業工作的同時，又諄諄教導我們，切不可忘卻，社會的穩定對經濟特區非常重要，也要抓好，不要光搞外向型的經濟工作。

近平同志雖然年輕，但涵養很好。有一次他帶著我和另一名同志去集美區辦事，等人等了半個多小時都無法安排到接見議程，他也沒有不高興，就說人家工作忙，下次再來。還有一次去北京某部委匯報國外貸款問題，本來都聯系好了，結果接待我們的工作人員態度非常傲慢，說：“經濟特區簡化批准手續，要找就去找國務院，不要找我。我辦不了。”說完就走了，把我們晾在一邊。近平同志聽完，當時什麼話也沒說，帶著我們離開了。一直到單位門口他才說：“這個人真不會辦事，如果解決不了問題，也要讓人家高高興興來，高高興興走。”

他從來不擺官架子，很注意傾聽別人的意見建議。筼筜港道路施工，因為筼筜港湖底下都是厚厚的爛泥巴，群眾來信反映說設計施工緊迫沒有處理，擔心會沉降﹔另外，筼筜港的水排不出去，下大雨、漲潮時會淹沒，退潮時會沉陷，問題都很多。近平同志當時就找我去，正好我學的是水電工程專業，我跟他講了兩條：第一，設計標准隻有20年，如果要提高標准，那就要墊高，就要延期，八大工程就不能如期完成。他服從現實，說以后再墊高。第二，爛泥會不會沉陷的問題，跟道路載重、汽車載重有關，解決辦法第一個是打樁，第二個是擴大承壓面積，換沙，排水。他聽完以后說：“就按你說的這個辦。”

近平同志做事非常細致。有一次我陪他接待外商，他對外賓的住宿、談判細節都考慮得很周到，甚至對安保都提出具體要求，讓公安局派了部車去引導，做到有備無患。他在推動廈門經濟特區工作時，交代說凡涉及國家資源、計劃中的產供銷問題、資金來源（特別是外匯）平衡問題，一定要勤跑省與中央部門，以求取得支持。例如，廈門經濟信息中心是國務院批准設立的示范項目，為此他親自幾次到單位視察，對信息中心辦公地點的選擇、設置的科室、信息選擇、設備的選擇（型號與數量）、高端人才引進（共120人的編制）從不遺忘過問，特別交代他要定期聽取匯報、進行檢查，最后在明察細目后才核准數額上報。這是他細致的一面。

生活中，他酷愛讀書，視野很寬闊，有很強的思維能力，常用以古比今的方法，深入淺出地談論問題，強調重在實踐與效果，絕不海闊天空。他也非常虛心向他人求教，在廈門工作期間，他多次對我談及政協工作，極其重視來自政協委員的意見建議。他常說，政協委員中人才濟濟，他們提出的意見建議一般都有理論根據和一定的事例佐証，我們必須虛心傾聽、慎重接納。

近平同志當時的秘書是廈大畢業的碩士生。他總是通過秘書聯系廈門大學知名教授，向教授們借閱名著和登門請教。他經常讀書讀到很晚，如飢似渴地汲取精神文化營養，提升自己的業務知識與分析能力。他還和當時的一位副市長約定，隻要彼此都有空，就利用中午吃飯的一個小時進行交流，一直持續了兩年多。

採訪組：我們知道，習近平同志走到哪裡都關愛干部群眾、關心職工生活。在廈門也有不少這樣的例子吧？

呂拱南：近平同志關心關愛干部群眾的例子俯拾皆是，體現在微小的行動細節中。比如1986年，他親自審批興建原廈門市計委經委宿舍，宿舍建成后，親自來我家探望，使我終生難忘。我經常對周圍的同志講：“像習近平同志這樣一位市級領導，是唯一一位到我這個普通家庭關心慰問拜訪的市級領導，用現在語言表述就是‘我真值了’！”

他對那些肯鑽研業務、好學上進、書寫調研論文課題的同志，很樂意以文字加以肯定，序寫贊文，勉勵他們繼續登高望遠。在他即將離任福建前往浙江工作時，還親自寫了一封勉勵信寄給我，希望我在對台工作上繼續書寫好材料，把好意見寄給他。2002年，曾經與近平同志在廈門一個班子裡任副書記的李秀記同志把自己工作時的文稿結集為一本書《從政二十春》，當時已到浙江工作的近平同志滿腔熱情地為他寫了序言。

採訪組：習近平同志離開廈門之后，您與他還有哪些交往？

呂拱南：近平同志去寧德工作期間，我沒有到那裡找過他。但他到福州工作后，我利用出差，倒是經常過去找他，因為那時候我到杏林區工作，后來又到台辦工作，經常給他提供一些台灣方面的相關資料。他調到浙江去當省長的時候，還特別托秘書跟我說：“這一年我看了你給我的材料，充實了我對很多台灣問題的認識。如果你以后有材料，還可以給我。”

2010年，近平同志到廈門參加98投洽會，接見了福建代表13個人，其中就有我和鄭金沐。他以回憶的形式肯定了大家對他任職福建期間的支持與重要事項，並要求大家繼續努力工作。他親切地叫我“拱南”，拉著我問了相關問題。直至今天，回想起那一段在他領導下工作的經歷，回想起2010年他接見我們的情景，我心裡仍然涌動著一股暖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