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平同志對我做人做事影響至深”

採訪對象：王太興，1954年12月生，福建廈門人。1984年8月起到廈門市政府辦公室工作，1988年3月任湖裡區政府辦公室副主任，2002年9月任湖裡區教育局局長，2007年4月任湖裡區科技局局長。2015年退休。

採 訪 組：沈凌 路也 胥晴

採訪日期：2017年6月2日

採訪地點：廈門賓館

採訪組：王局長您好，習近平同志在廈門工作時您是他的秘書，請介紹一下您到他身邊工作的過程。

王太興：我感覺自己是一個很幸運的人。1985年6月，市政府辦公室主任林義恭同志通知我，近平同志即將來廈門擔任副市長，讓我做他的秘書。我在中學讀書的時候，看《毛澤東選集》裡有關西北戰場的文章總提到習仲勛同志，而我知道習老是近平同志的父親。得知這個消息，好像書本上的人和事一下子走到自己身邊，感到有些不可思議。現在回過頭來看，我剛剛到市政府辦公室工作還不滿一年，就能成為近平同志的秘書，確實沒有想到。那個時候不能說心裡沒有忐忑，但還是很有信心地接受了組織上交給我的這項光榮任務。

我當秘書那一年，不到31歲，近平同志比我大一歲。他來廈門報到那一天，我見到他時，看他臉微微有點紅。他告訴我：“今天我過生日，喝了一點酒。”我這才知道，那一天剛好是他的生日。一開始，他住在廈門賓館，后來搬去了圖強路。以后每年到他生日這一天，我們幾個人就會買點菜，到他家裡做點飯，聚一下，為他慶祝生日。

採訪組：習近平同志當年給您留下怎樣的印象？

王太興：我感覺他是一個很平民化的領導干部，沒什麼架子，很平易近人，也很貼近老百姓，是一個親民的副市長。

工作中，他很注重深入群眾開展調研。特別是他來廈門第一年，對這裡的情況不是太熟悉，工作中至少三分之一的時間花在了調研上。第二年工作逐漸上了軌道，接手分管更多的部門，任務也逐漸加重，去現場協調的次數多了起來，到基層調研的時間才相對少了一些。近平同志在廈門開展的調研活動非常廣泛，工業、農業、鄉鎮企業、民政、部隊、鄉村他都去過。當年亞洲灣大酒店所在地還是一個坑道，是對台前線，我曾經陪近平同志去這個前線坑道開展過調研。

當時交通不像現在這麼方便，他對道路也不熟悉，為了開展調研，他還專門購買了一輛廈門自行車廠生產的“武夷”牌自行車，由他騎車帶著我，到社區街道或者工廠去調研。在調研過程中，他也和普通老百姓一樣，一坐下來，就把煙遞過去，溝通一下感情，然后才進入正題。別人泡的茶，他也不管衛生不衛生，該喝的就喝。廈門的夏天比較悶熱，群眾看他工作辛苦，給他切一個西瓜，他也不管周圍蒼蠅圍著嗡嗡飛，接過來就吃。近平同志沒一點兒架子，根本看不出他是一個從京城裡出來的高干子弟。

近平同志語言很親切，讓人聽著非常舒服，就像毛主席說的“到什麼山上唱什麼歌”，他會站在別人的角度考慮問題，並根據說話對象調整自己的語言風格。場合需要的時候，他會引經據典。但平時跟群眾以及跟我們工作人員在一起交流，他都是用貼近群眾的朴素語言來交談。

記得他剛來那一年，因為廈門島內很多地方毀林採石，導致環境被破壞，開山后的石塊大面積裸露，就好像一塊塊傷疤一樣。當時的市人大常委會主任，也是我們廈門的老書記陸自奮同志看到這種情況非常著急，就在1985年底召集市人大、市政府的有關部門去現場調研，近平同志當時作為副市長也跟著一起去了。現場調研后，在1986年1月10日召開的廈門市八屆人大常委會第十八次會議上，近平同志講了話，既講了人大如何來監督環境保護，也講了政府如何主動接受監督。他說，非常感謝與會同志提出的許多寶貴意見。這些意見對政府改進各方面的工作，改進工作方法、工作作風，都有很大幫助。過去主動提請市人大審議的事項幾乎沒有，這點以后確實應改正。今后凡是法定要提請市人大審議的，再也不能不送或者忘了送。有些還應該主動地、積極地和人大通氣、協商，歡迎進一步監督，更加全面地監督。他的這些話都講到了與會人員的心坎裡，大家覺得他說得很中肯，聽著心裡很舒服。

他不僅在工作中平易近人，在生活中也是如此。在廈門工作期間，經常有同學好友來看望他。那個年代，廈門賓館很少，隻有廈門賓館和鷺江賓館這麼兩個，住宿比較緊張。近平同志經常讓來廈門看望他的這些朋友住在自己家裡。如果朋友想住賓館，他都是自己來解決，從來不讓公家買單。

採訪組：請您介紹一下，習近平同志在廈門擔任副市長期間，是如何開展各項工作的。

王太興：近平同志在廈門期間擔任副市長，他兢兢業業做好本職工作，沒有越過權限，同時又有自己的創見，在職責范圍內盡力發揮自身的才智和作用。

那時候，廈門剛剛成為特區，大家都一心一意發展工業、發展經濟，市政府領導暫時沒有安排專人分管農業。80年代我國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后，是農業發展最好的時期，近平同志當時就在市委常委會上主動請纓，提出他來分管農業。后來，他在廈門開展農業調研，推動了“三農”工作，得到廣大農村干部的認可和支持。

當時近平同志經常和我討論對一些事情的看法。他從不人雲亦雲，對工作往往有獨到的理解、獨到的想法。有一次，我們聊到在中國當時經濟形勢下，工農業生產的“剪刀差”不斷擴大的問題。近平同志認為，應該通過改革開放不斷增強城市的綜合能力，抑制“剪刀差”的繼續擴大。現在來看，我們做到了第三、第二產業反哺農業，已經實現了近平同志當年的設想，已很少再提剪刀差了。但在當時，他的這種想法很超前，所以讓我很震撼，說明他不僅關心廣大農民的疾苦，也很有戰略思維，那時候就能夠從國家層面考慮問題。

採訪組：習近平同志在廈門工作時，您與他在工作上、生活上都有很多接觸，他的為人處世和工作方法對您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王太興：近平同志在廈門工作時，我在他身邊服務，有幸親眼目睹了他的工作和生活，他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都刻在我的腦子裡，對我做人做事影響至深，也奠定了我以后的人生走向。

我是在近平同志關心下，於1987年12月12日入黨的。受他的熏陶，我始終堅守對黨的忠誠信仰，任何時候都沒有發生動搖。

近平同志做事有個很突出的特點，就是極為認真，從不敷衍塞責、馬虎怠慢，更不空喊口號、說說而已。他做事之前一般都要做一些調研工作，提前想好能不能干，一旦決定了就一定要做好。這一點讓我很受教育，也培養了我扎實細致的工作作風。

記得1987年初，市裡在廈門賓館會議廳第一次召開領導干部述職大會。那陣子近平同志工作特別繁忙，第二天就要述職了，他還沒來得及寫述職報告。頭天晚上，他忙完工作，已經晚上10點了，把我叫到他家，由他口授，我用紙筆快速記錄，就這樣整理出一篇7000多字的述職報告。記得當時到凌晨兩三點的時候，我實在堅持不住了，總犯困打盹，但他的精力卻很充沛，將自己分管的計委、農委、體改委、協作辦、民政局、市外辦等各項工作，一條一條如數家珍地口授出來。寫完以后，第二天他就拿著這份報告去述職，效果非常好。我想，如果不是平時工作扎實，有足夠的積累，是很難做到對工作各個方面了如指掌的，也不可能用一個晚上就信手拈來，把那麼多內容的述職報告整理出來。

近平同志總是堅持調研先行。1987年，市裡開會討論企業發行股票的事，他在會上提出了自己的建議，說：“這個事情現在不應該急著做，更不能盲目做，要進行充分的調研，論証清楚之后再做。”他的建議得到了與會同志的贊同，廈門企業1990年才開始發行第一支股票。事情一旦經過了充分的調研，他就大膽去干，從不畏首畏尾。從制定《1985年—2000年廈門經濟社會發展戰略》，到為居委會干部提高工資待遇，都是在充分調研之后作出的正確決策。

近平同志嚴於律己，當時他工資都由我保管，從中開支，每個月除去買書、洗衣服、伙食費，還有看望老同志的費用，剩下的錢月底我再交給他。他自己從不鋪張浪費，錢都用在再平常不過的日常開銷上。他從來不跑不送，每次外出開會，會議間隙的多數時間是呆在房間裡看書，從未借機拜訪組織部或者相應主管局的領導，疏通關系。但在送禮這事上他也有例外，就是對待老干部。有一次，葉劍英同志的參謀、毛主席轉戰陝北時的“活地圖”雷英夫中將來到廈門，近平同志就叮囑我買點廈門特產——香蕉，去賓館看望這位老同志。

近平同志不僅自己不送禮，也從不收禮。別人知道他的脾氣，也不敢給他送東西。有一次，他在梁家河插隊時的隊長帶了幾罐自己腌制的桃子到廈門來看望他，近平同志說：“你們來就好了，還帶這些干什麼，快拿回去。”

正是在近平同志影響下，我后來不論在什麼崗位上工作，都一直自覺遵守干部廉潔自律的各項規定，對錢財物從不動心，從不利用公款交朋友、拉關系、搞小圈子。當時還有人說何必這樣，好像我這樣做就不正常似的。正是受近平同志的影響，我才有勇氣和底氣堅持這樣做，沒有隨大流跟著走。

採訪組：習近平同志離開廈門后，您和他還有聯系嗎？

王太興：1987年，我到新成立的湖裡區擔任辦公室副主任。這個區剛成立，各方面工作都還沒上軌道，近平同志希望我去啃這個“硬骨頭”。后來，他離開寧德到福州工作期間，我去看望過他一次。那一次剛好趕上福州下暴雨，他在布置工作，我就在他辦公室坐著等他。在那短短半個小時裡，他先后給10個縣委書記打了電話，叮囑大家一定要去防汛一線察看汛情。后來他擔任省委副書記時，我也去過兩次。他很關心地問我工作上順不順利？有沒有什麼困難？我說：“沒有，就是來看看你。”

隨著近平同志后來工作越來越忙，我與他的聯系也逐漸少了，但他的言傳身教影響了我后半生，對我的政治信仰、工作作風乃至為人處世都起到了導航作用。這些年，我一直秉承著近平同志的教導做事。現在，我雖然退休了，但今后仍然要按近平同志的要求做人做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