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定發展戰略是近平同志對廈門的一個全局性貢獻 ”

採訪對象：鄭金沐，1936年1月生，福建莆田人。1959年畢業於廈門大學，高級經濟師。1969年6月到廈門市計委工作。1983年10月任市計委副主任兼市物價委副主任，1985年7月兼任市體改委委員，1986年8月兼任市經濟社會發展戰略研究辦公室主任。后任市體改委副主任、主任，市計委主任。

採 訪 組：沈凌 路也 胥晴

採訪日期：2017年6月5日

採訪地點：廈門賓館

採訪組：鄭主任，習近平同志1985年6月到廈門任副市長，您是市計委副主任。你們是什麼時間見的面？

鄭金沐：近平同志來廈門當副市長以后，找市政府部委辦領導了解情況，第一個找到的人就是我，我感到非常榮幸。當時我雖然不認識他，但我知道他的父親是習仲勛同志，從情感上非常尊重他。他的辦公室在我樓上。我跑到樓上去，他們就跟我介紹說，這是習副市長。近平同志給我的第一個感覺就是個子很高，長得很帥，很平易近人，一點也沒有架子。

那次叫我上去，他要我陪他去工廠調研。我記得他在工廠裡也是很熱情地和職工們打招呼、問情況，非常隨和。

后來聽陪同他去同安縣五峰村（以前是蘇區，鬧革命的地方）的同志說，村支書請近平同志喝茶，當時山裡老百姓用的茶具可沒現在這麼講究，上面都積滿了茶垢，黑不溜秋的，看起來有點臟。以前有領導下來調研，一坐下來，秘書就把保溫杯端過來，喝的都是自己帶來的茶水。沒想到近平同志毫不猶豫非常自然地拿起杯就喝了起來。這個茶杯一端，他和村支書、和村民的距離也就一下子拉近了。我聽了之后很感動。

后來我了解到大家對他的評價，跟我第一次接觸他的感覺是一樣的。我想，這可能跟他在陝北插隊，一直跟農民同吃同住打交道有很大關系。

採訪組：習近平同志初到廈門工作，有沒有跟您交流過他對廈門當時經濟社會發展的初步印象和判斷？

鄭金沐：近平同志沒有直接跟我講過他對廈門的最初印象。他倒是公開講過對廈門的印象，那是慶祝廈門特區成立25周年之際，廈門電視台記者去浙江採訪他，他說，1985年中央組織部調他到廈門工作，他是從中央機關到河北，又從河北過來。他剛到廈門包括到福州，和預想的反差很大。因為他以前從來沒有到過福建，總的感覺不像想象中認為的那樣開放和先進，特別是從基礎設施上看，從市容市貌上看，當時廈門確實是相對比較落后。有很多人到了廈門，感覺特區怎麼是這個樣子。所以，近平同志說：“在開始的過程中，工作之艱難是可以想象的。”

不僅是物質條件的落后，當時還有人說廈門是一個海島，廈門人的一些思維方式被稱為“島民意識”“海島意識”。因此，相比別的特區，廈門經濟特區的創建工作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那就是觀念上的更新。回首廈門經濟特區25年走過的不平凡歷程，近平同志對內涵豐富的廈門精神給予了高度評價。他說，廈門的人民群眾是廈門建設的主體，多年來廈門的建設都離不開廈門人民的辛勤努力。廈門的同志創造了很多精神，最早是陳嘉庚精神，50年代有海堤精神，還有英雄三島精神、鼓浪嶼好八連精神、馬塘精神，等等。這些凝聚成了一種艱苦奮斗、拼搏創新的廈門精神。曾幾何時，改革開放這樣一種東風，全方位的開放，廈門人樹立了一種改革開放的廈門精神，這裡邊有自力更生，這裡邊有銳意創新，這裡邊有一種包容並蓄、大氣和諧的內涵。廈門也從一個封閉的海防城市，建設成現代化的海上花園，為人所羨慕的一個美麗現代化城市。

採訪組：1985年，習近平同志力促成立廈門經濟信息中心，打造宏觀經濟的“千裡眼”。請您談談整個建設過程。

鄭金沐：近平同志對廈門經濟信息中心建設非常重視。根據國家和省裡對經濟信息管理系統的規范和要求，廈門1984年就開始籌建這樣一個信息中心，當時叫計算機站，1985年改為現在這個名稱。

近平同志對廈門經濟信息中心的籌建工作抓得非常緊，一環扣一環地推進。他認為，特區要發展市場經濟，參加國際經濟大循環，光有機場、碼頭、通訊設施是不夠的，還要打造宏觀的“千裡眼”，准確及時地掌握國內外經濟信息。因此他非常重視市經濟信息中心的建設，成立了廈門市經濟信息管理領導小組，親自擔任組長，並把經濟信息中心建設列為廈門市基礎設施八大工程之一。

市裡委托一家企業設計了總體方案，近平同志組織國內75名計算機和經濟學方面的專家來廈門進行論証。要干事就要有人，我們這個信息中心是從計算機站發展起來的，開始隻有十幾個人。要搞這麼大的系統，十幾個人干不了。於是市裡就批了120人的編制。編制解決了，還要解決辦公場所，於是又撥款買了七層樓，一共5040平方米。

在近平同志力促之下，市經濟信息中心很快就建立起來了。國家計委信息辦非常滿意，把廈門經濟信息中心列為全國試點單位。到現在，信息中心運行已經30多年了，對推進廈門的信息化、加快電子政務建設發揮了很大作用，給廈門解決了“千裡眼”的問題。

我認為，近平同志當時的考慮是非常超前而又非常周到的。在一般人看來，一個城市能建飛機場就可以了，哪裡還能想到要建什麼信息中心。別人看來是可有可無的事情，他卻認為勢在必行，還把它列為全市八大工程之一。這就是他的過人之處。

採訪組：習近平同志在廈門工作期間，曾主持起草了“實行自由港某些政策”的調研報告，您是重要的參與者。請您談談這件事情。

鄭金沐：搞自由港這個設想，最初是省委書記項南同志提出來的。1984年2月，鄧小平同志視察廈門經濟特區，同意將廈門經濟特區范圍擴大到全島，並可以實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但當時我們這些人對自由港是什麼、能發揮什麼作用，隻知道個大概，認識上很模糊。除了三大政策，即：人員進出自由、資金進出自由、貨物進出自由，自由港還有哪些政策、哪些功能，大家都不清楚。這就好比送給你大餐，你都不知道怎麼下口。

為了研究自由港政策和廈門今后發展問題，1986年8月市委、市政府同意近平同志的建議，決定成立經濟社會發展戰略研究辦公室，由近平同志主抓，我擔任辦公室主任。他曾帶著課題組部分人員到新加坡考察，回來就跟我們商量，“實行自由港某些政策”，方案到底怎麼做、怎麼寫。他說：“我們要立足中國的實際、廈門的實際，不能全搬新加坡的模式，更不能搬用香港的模式，可以把它們作為重要參考。”他要求課題組的同志根據廈門的實際情況研究解決廈門自由港發展模式，爭取探索出一條中國特色的發展自由港的路子。根據近平同志的意見，我們經過深入研究，認為廈門發展自由港應該採取“三步走”加“雙梯度”的發展模式。

什麼是“三步走”？就是通過分階段、分區域逐步擴大自由度。最初特區劃定面積才2.5平方公裡，后來擴大到全島。島內開放度也不太一樣，原來那2.5平方公裡的開放度高一點，老市區開放度就很低。根據廈門特區現狀，劃區分三步逐步推進，逐步增加自由港的因素，提高開放的梯度和開放的層次。第一步就是建立保稅區。廈門保稅區應該是全國最早提出來的。第二步就是以自由貿易區替代保稅區。第三步就是有限度地在全島放開自由港。

“雙梯度”，就是在三個階段的每一個階段都要保持“雙梯度”發展。如果像刷油漆一樣，先刷第一遍，等它干了再刷第二遍，一遍遍地來，這樣會很慢，所以要搞“雙梯度”推進。第一個階段是保稅區和特區雙梯度，保稅區開放力度大一點。第二個階段是開放程度比較大但管理比較嚴格的自貿區和經濟特區的雙梯度。最后是自貿區和有限度的全島放開自由港的雙梯度。

人員進出方面，特別是外國人的進出，近平同志的意見是近期可以採取落地簽的辦法，遠期可以借鑒香港的做法。后來我們也都這樣做了。

商品進出方面，新加坡之前也是學香港一下子全部放開，那樣它自己的工業一下子就會被打垮。但要是封死了，自由港就建不起來，於是它就先搞了保稅區，一共建了8個。新加坡本國有600多個產品，它把這些產品排序，哪些是可以競爭贏外國的，那麼這一類的外國產品就讓它進來，其他產品就放到保稅區去，逐步開放。這種做法，既實施了某些自由港的政策，又保護了本國的工業。我們真正在做的時候，資金、人員、商品三個方面的進出，都是用雙梯度開發的辦法。商品的雙梯度開發其實是吸取了新加坡的教訓。廈門還有很多老企業，一下子放開是承受不了的。在保稅區，外國進口的產品可以實行比較高的開放，特區（非保稅區）就逐步參照條件開放，到最后才實行整個廈門島商品的自由進出。

關於資金自由進出，一開始鄧小平同志提出，要考慮是不是發行特區貨幣。中央曾派國家計委宋劭文副主任和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劉鴻儒同志到香港、深圳考察研究，也到了廈門。他們調研后，感到現在發行特區貨幣沒有條件，也不能採用香港的模式，即“內外兼容”的模式，而隻能借鑒新加坡“離岸金融”的模式。“離岸金融”這個概念在全國也是從廈門率先提出來的。

採訪組：您剛才提到市委、市政府成立經濟社會發展戰略研究辦公室，《1985年—2000年廈門經濟社會發展戰略》就是你們的成果吧？

鄭金沐：是的，《1985年—2000年廈門經濟社會發展戰略》就是近平同志抓戰略研究辦公室的重要成果。而組織制定這樣一個發展戰略，是近平同志對廈門一個全局性的貢獻。

我當時在市計委工作很多年了，一直都是搞“五年計劃”、年度計劃，從來沒搞過什麼發展戰略，而且特區也很少有人關注發展戰略。現在回憶起來，近平同志能提出發展戰略這幾個字就非常了不起。

為什麼要搞發展戰略？主要有三個原因。第一個原因，鄧小平同志1984年來廈門視察后，把廈門特區從2.5平方公裡擴大到全島130平方公裡，而且說可以實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需要組織一幫人來研究。第二個原因，是鄧小平同志題字“把經濟特區辦得更快些更好些”，那麼怎樣落實小平同志的要求，把廈門特區辦得更快更好一點，這個也要深入研究。第三個原因，廈門特區最初是2.5平方公裡，當時雖然也叫“特區”，但實際是個“出口加工區”，現在特區擴大到廈門全島，廈門特區才由出口加工區轉為綜合性的經濟特區。這樣一個轉變，就意味著要重新謀劃。

基於這樣三個原因，近平同志就建議市委、市政府組織一班人進行研究，成立廈門市經濟社會發展戰略研究辦公室，就是由此動議而來的。當時我是市計委副主任，兼任戰略研究辦公室主任。近平同志也不是一開始就叫我負責這個辦公室，而是請一些同志來座談，座談完之后才跟我說：“老鄭，你來抓這個事情。”

制定發展戰略，我們都沒有經驗，他就帶我們到北京向有關部門和專家請教。我們第一個登門拜訪的就是於光遠。到了於老家裡，我們非常震驚，不僅客廳裡是書，連樓梯上都是書。於老見了我們說：“近平，你又來了！”說明近平同志不是第一次來向於老請教問題了。拜訪於老之后，我們來到中國社科院向劉國光副院長和董輔礽所長請教，把我們在廈門搞發展戰略的想法向兩位經濟學家作了匯報，他們都很支持。近平同志對劉國光副院長說：“能不能請您抽個時間到廈門來指導指導？”劉國光說：“我介紹老董的研究所跟你們合作。”於是后來董所長所在的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就一直跟我們合作搞自由港研究。

拜訪了這些名師大家之后，近平同志心裡就有譜了，知道怎麼來做這件事。他組織了中國社科院、中國科學院的專家，還有廈門大學有關院系教研人員，還抽調了市有關部門的實際工作者，總共大約100來人開始做這個研究，圍繞對台問題、實施自由港某些政策、建設自由港型的經濟特區這三個基本問題，進行了21個專題的研究。

這21個專題都是近平同志親自審定的，其中有4個是在全國首次提出的。最后一個專題《廈門市城鎮體系與生態環境問題》，是近平同志請中國科學院南京地理研究所專章研究的，很有遠見。現在他老講“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其實在廈門的時候就已經有這方面的深入思考了。那個時候我們隻注重開發，把精力都放在城市建設上，哪裡還會考慮什麼生態環境問題，但他就考慮得這麼長遠。歷時一年半，我們完成了21個專題的研究，制定了《1985年—2000年廈門經濟社會發展戰略》。要說這個發展戰略到底為廈門解決了哪些問題，歸納起來主要是11個方面。

第一，解決了廈門特區發展模式問題，也就是廈門到底怎麼發展。根據專家的研究討論，鄧小平同志說可以實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所以廈門的發展模式應該是建成自由港型的經濟特區。這應該是廈門的特色，沒有這個特色，怎麼贏人家？

第二，解決了廈門的城市定位問題。廈門應該是現代化國際性的港口風景城市。后來加上“旅游”兩個字，變成“現代化國際性的港口風景旅游城市”。

第三，解決了廈門產業發展問題。鄧小平同志指出：“特區是個窗口，是技術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識的窗口，也是對外政策的窗口。”據此，我們確定廈門要以發展工業為主，兼營商貿、旅游、房地產業。當時有人說廈門要根據自身港口城市的特點搞貿易，但這樣就不能發揮四個窗口的作用：如果隻發展商業，沒有工業，第三產業將缺乏自己的物質基礎﹔如果隻發展工業，不發展貿易也不行，工業也就沒有市場。

第四，解決了廈門自由港的模式問題。這就是我剛才說的“三步走”方案。

第五，解決了特區要發展什麼經濟的問題。確定廈門特區應該大力發展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這在當時爭論比較大，有的專家說要發展商品經濟，有的說要發展市場經濟，到底應該發展什麼經濟？其實這兩者都是說的要發展市場經濟，為什麼說意見會不一致呢？這裡面有一個故事。《1985年—2000年廈門經濟社會發展戰略》這本書在出版的時候，鷺江出版社的領導找了我，說：“你這本書要出版的話，有幾個事情需要根據我們的要求來改。”其中一個，就是要把“發展市場經濟”拿掉。這個要是拿掉的話，就麻煩了。我們不搞市場經濟，難道還搞計劃經濟嗎？然后我就到廈大去找了跟我一起主編這本書的羅季榮教授，把這個意見跟他說。他說：“要不然這樣，就改為發展商品經濟。”有的人稿子裡按這麼改了，有的人沒有改，書裡的用法就會比較混亂。后來定為“在國家宏觀指導下按國際市場價值規律運行的市場經濟”。但這個說法，人家聽不懂。最后就干脆寫成了“大力發展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這樣大家都能聽得懂。

第六，確定了廈門的戰略重點問題。

第七，確定了廈門機構改革的方向問題。我們提出“小政府大社會”，這在全國是首家提出來的。近平同志在廈門抓機構改革工作時，就根據“小政府大社會”的原則撤銷掉了8個工業局。這在全國是先行一步的。

第八，解決了國有企業的組織制度問題。

第九，提出建立特區金融體系。這也是我們在全國第一家提出來的。我們提出要建立一個以人民銀行為領導、專業銀行為主體、多種地方金融機構為補充的多種金融成分並存、分工協作的特區金融體系。

第十，解決了資金自由進出問題。在全國首次提出了“離岸金融”。

第十一，解決了保護生態環境問題。這就是近平同志加上去的課題。當時他就提出，發展特區經濟的同時，一定要防止環境污染，保持生態平衡，為廈門的子孫后代保護和創造一個美好的生產生活環境。

這個發展戰略，解答了廈門特區怎麼發展的問題，為廈門經濟特區發展指明了方向，到現在還具有指導作用。其實，這個發展戰略包括兩個方面：一個是《1985年—2000年廈門經濟社會發展戰略》。另一個是那21個課題，這些課題覆蓋經濟社會生活方方面面的規劃，至今對廈門市制定五年規劃還有借鑒作用。

採訪組：廈門在當時四個經濟特區中是面積最小的，制定發展戰略，很難在短期內體現出效果，為什麼習近平同志當時還要牽頭做這樣一件事情？

鄭金沐：當時，研究發展戰略是個吃力不討好的事情，但近平同志卻一抓到底，毫不鬆手。他說，作為領導者，既要立足於當前，更要著眼於長遠，甘做鋪墊工作，甘抓未成之事。要樹立正確的政績觀，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不貪一時之功，不圖一時之名，一張藍圖畫到底，一茬接著一茬干。

制定發展戰略，重大意義就在於，在廈門經濟特區初創的年代，從思考城市的定位和發展方向上，梳理特區的各項工作，從一開始就為建設經濟特區找准方向，避免大的波折和走上彎路。唯有如此，才能真正落實鄧小平同志關於“要把經濟特區辦得更快些更好些”的指示。現在有些領導都是在任內趕快搞一個事情，成績一出來，馬上就提拔走人了。但近平同志在上世紀80年代就體現出一種甘於做鋪墊、甘為后人種樹的精神境界，這一點非常了不起。

採訪組：在您與習近平同志共事交往中，有哪些事情讓您印象深刻？

鄭金沐：說起來，大概有這麼幾個方面。

一是政治意識強。這一點從廈門到中央一直是這樣，他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信念是堅定不移的，不是說他現在當了總書記我們這樣講。近平同志發展經濟的理念很開放，但掌握一點，一定要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他在廈門制定發展戰略的時候，就跟我們戰略辦的同志說，我們是搞經濟特區，不是搞政治特區，我們是搞社會主義，發展戰略一定要體現這個，嚴格把握制定戰略發展的方向，要堅持社會主義的方向，要把廈門建成具有自由港特征的社會主義經濟特區，而且要把這點作為制定發展戰略的指導思想寫進去，到本世紀末，把廈門建設成具有自由港特征的多功能的社會主義經濟特區。

二是戰略意識強。他在廈門工作期間，組織制定了《1985年—2000年廈門經濟社會發展戰略》。任福建省長期間，提出廈門應加快實施跨島發展戰略，要做到“四個結合”，即：提升本島與拓展海灣相結合、城市轉型與經濟轉型相結合、農村工業化與城市化相結合、凸顯城市特色與保護海灣生態相結合。這充分體現了近平同志的戰略眼光，更體現了他對廈門的關心和了解。

三是改革意識強。他在廈門工作期間，抓機構改革，抓物價改革，抓國有工業企業利稅分流改革試點，抓金融體制改革。這些改革都比較超前。他抓廈門金融體制改革成效明顯，改革方案被選入《中國改革開放二十年》文集，放在了第一篇。這本書的編輯指導委員會，福建省有兩個人，一個是省委書記項南，一個是省長胡平。胡平同志當時評價說，近平同志在廈門談的“金融七條”很有前瞻性，到現在全國金融體制改革還是這七條。

四是大局意識強。1988年，他抓計劃單列，省裡對這個事情大體上是支持的，但有些具體問題看法不一致。省一級的經濟管理權和行政管理權的劃分有分歧，廈門市凡是高級職稱都不能自己評。另外就是指標劃轉問題，比如資金、物資、糧食指標，我們總是跟省裡說，多劃一點給我們，就像姑娘要出嫁了要多給點嫁妝一樣，因為中央直接劃轉的指標，是以省裡劃轉的為基數。但省裡卻說，姑娘出嫁要對父母親多做貢獻啊，少拿一點。在這些方面，省市的看法不一致，近平同志就負責協調工作。他說，大家要從大局出發，從中央的意圖出發，從省裡的考慮出發，解決這些問題。這些話不是秘書給他寫的，是他即席講的。他一直在強調說：“我們是國家大局中的一顆棋，不能鬧獨立，要發揮特區的作用，不為難省裡。”他懂得換位思考，工作方法非常好。 五是奉獻意識強。《1985年—2000年廈門經濟社會發展戰略》這本書出版的時候，近平同志已經到寧德工作了。我給他打電話，請他當主編，他說讓我和羅季榮簽字，這本書就可以出版了。他堅持我們三個都當主編。現在沒有哪本書是這樣的，一般都是一個主編，其他都是副主編。這就是他平時說的“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不在乎名利的奉獻精神。

採訪組：您和習近平同志相識多年，您怎麼看待他的為人處世？

鄭金沐：近平同志非常念情，你對他一分好，他都會非常感激，不會忘記。2010年，近平同志單獨接見我們原來在一起工作的十幾位同志，每一個人，什麼時候跟他認識的，他都能回憶得很清楚。有人說：“您的記憶力真好！”近平同志說：“如果我這都忘記了，那就真老了！”

近平同志公私分明。有一次他正在哈爾濱參加會議，市裡派我和他參加福建省匯報團，到北京匯報情況。我跟他打電話，問他知不知道這個事情，他說知道，明天早上就能到北京。我又問他要不要給他家裡挂個電話，派個車子去接，因為當時廈門的駐京辦沒有車子，我是跟代表團一起，住在省駐京辦。他說不用，讓我在省駐京辦的公共汽車站等他，果然他是坐公共汽車趕過來的。

近平同志很重情義。梁家河的人來找他，所有費用都是他負責，包括醫藥費也是。有一次，梁家河的老支書來找他，說今年村裡的棗子大豐收，想請他幫忙出口。近平同志問一共有多少數量的棗子，老支書說了個數字。近平同志說，這麼少不好出口，也就是沒法給他們解決問題，但他話鋒一轉，問老支書怎麼來的，老支書說是村裡大家出錢送他來的。於是他二話沒說，就給老支書墊付了來回路費，還帶他去鼓浪嶼看了看。后來，我了解到，他那個月工資又光了。

採訪組：在工作之余，習近平同志和您的交流多嗎？主要集中於哪些方面？

鄭金沐：工作之外我們都是閑聊，聊些上山下鄉和看書的事情。近平同志說他當時上山下鄉，滿窯洞都是臭虫，晚上都沒辦法睡覺，第二天還要上工。他聽說66粉可以殺臭虫，就把整個床都洒滿了66粉，結果差點中毒。

這個事情他一講我就有體會。我1958年參加福建省代表團赴安徽考察，考察完后要坐火車，我怕誤點，就從省委賓館搬到離火車站很近的招待所。我交代服務員讓他一定准時叫我，服務員說，不用叫你都會醒的。我當時還不明白，一睡下才發現那兒全是臭虫，一晚上折騰得根本不能睡。

他書看得很多，晚上經常看書到凌晨一兩點，最晚到凌晨4點。他最怕第二天有什麼活動自己遲到了。所以他的鬧鐘設置了之后，還要再校對一次，保証做到絕對不遲到。

採訪組：習近平同志對您個人有什麼關心的地方嗎？

鄭金沐：近平同志對我個人非常關心。后來每次來廈門，他都會問我戰略辦的情況。比起“計委”，近平同志更喜歡叫“戰略辦”。他說戰略辦更親切一點，因為這是他親自抓的。近平同志開始是分管農業、體改委、戰略辦、司法，有時他還兼抓稅收、財務等大檢查工作。任市政府常務副市長后，才全面抓計委、財政、稅務、金融、物價、人事、編委等工作。

採訪組：習近平同志離開廈門后，你們還有交往嗎？

鄭金沐：近平同志離開廈門時，我去為他送行，還有兩個人也去送了，就是陳慧瑛夫婦。近平同志走之前問我，寧德怎麼樣，我說我還沒去過寧德，但我聽說寧德發展很吃力。第一個是交通不方便﹔第二個是沒有電，有人說“福建福建，不是缺水就是缺電”，寧德更是如此﹔第三個是沒有資源，還不如龍岩，龍岩雖然是山區，但是山裡有礦，山上有木頭，寧德山裡頭都是泥巴。

到寧德后，他根據那邊的情況，抓扶貧，做出了很多成績，得到干部群眾認可。他很求真務實，能干什麼就干什麼，而不是生搬硬套。后來他到福州當市委書記，聽聞我到省裡開經濟工作會，還特地約我見面，聽我對福州的看法和對福州發展的意見。

在我心目中，近平同志永遠都是那個年輕富有創見、充滿活力和干勁、願意為黨的事業不斷奮斗的好領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