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年輕的副市長與眾不同”

採訪對象：王金水，1934年5月生，福建安溪人。1979年至1987年歷任廈門市副市長、常務副市長、市委副書記、市政府黨組書記，1987年任廈門市人大常委會主任、黨組書記，1993年任福建省人大常委。1999年10月退休。

採 訪 組：沈凌 路也 胥晴

採訪日期：2017年6月3日

採訪地點：廈門市王金水家中

採訪組：王書記您好！習近平同志1985年來廈門工作的時候，您是市政府黨組書記。請介紹一下你們初次見面的情景。

王金水：我們這些當時在廈門工作的同志都知道，近平同志到廈門那一天，正好是他的生日。用他自己的話說，到廈門有雙重意義：一個是他32歲的生日﹔再一個他當過農民，長期在農村工作，到廈門任職是他第一次從農村到沿海城市工作，又是參與經濟特區建設，所以記憶猶新。我記得他在一篇短文裡是這樣說的：“到廈門這個經歷，對我人生的經歷來說，是一種補充，是一種充實，對后來的工作，起了很重要的、基礎性的作用。”我認為，他對自己在廈門這一段工作的評價是恰如其分的，也看得出他對廈門的感情是很深的。

那時候，我是廈門市政府黨組書記，第一次見到近平同志，是他來參加黨組會議。當時他分管農業，后來還分管內聯（經濟協作）企業。

採訪組：習近平同志在廈門期間是怎樣參與特區建設的？有哪些給您留下深刻印象的事情？

王金水：當時我50多歲，近平同志30出頭，他在廈門的時間雖然不長，隻有3年多一點，但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讓我感到這個年輕的副市長與眾不同。舉幾個具體例子。

1987年，我到市人大工作以后，還兼任市委副書記，組織部也還由我分管，經常宣布政府干部任命。市裡任命新的重要領導干部，我都要跟他們談一次話。我的習慣是這樣：任命哪個口的干部，就請分管的市領導一起來談話。近平同志分管農業口，所以任命農業口的干部，談話時我就把他一起找來。后來他當常務副市長了，計委、財政等很多部門的干部都是他的部下。任命這些干部，我都把他找來，跟我一起談。談話時往往是我主講，講完后也請他講一講。當時他給我印象最深的有兩句話。第一句是：“要發財就不要來當干部，要當干部就不要想發財。天底下好事你都要，上天不會同意的。”后來他到省裡當領導，作報告時還講過這句話，說明這是他一以貫之的思想。第二句是：“我們一切工作，都要落實到基層。我們一切工作，基層最重要。上面千條線，下面一根針，基層是第一線，也是前線，也是火線。”后來他當了省委領導，到廈門視察時還講到基層是第一線，是前線，說明這也是他一以貫之的思想。

還有一件事，讓我感到近平同志有一顆火熱的心。有一次，他到辦公室找我，說他最近走訪了幾個生產隊，在離金門最近、最前沿的何厝村，看到民警抓了一個犯罪分子，民警騎著自行車，犯罪分子戴著手銬坐在后面。近平同志說：“派出所連一部摩托車都沒有，有時候追逃犯，逃犯騎摩托車，我們的民警卻騎腳踏車，這多危險啊。”他就問我，能不能給每個派出所配一部摩托車。聽到這個情況，我把財政局長請來，讓他計算一下，廈門有多少派出所，財政上夠不夠給每個派出所配一部摩托車。第二天，財政局長來找我，說拿不出這筆錢。當時廈門剛辦特區，是“吃飯財政”，有時候發工資都有困難，給每個派出所配一部摩托車，談何容易。我就說，近平同志講的這個事情，是個大事，一定要解決，不一定一步到位，可以分兩三步走。半個多月以后，第一批最前沿的地方先配上了摩托車。

這個事，讓我思考了好久。當時我是常務副市長，他是分管農業的副市長，公安政法不歸他分管，他反映的這個問題，應該由分管政法的同志來考慮解決。而且按理講，派出所是不能直接向市政府打報告的，要先向公安分局打報告，公安分局向市公安局提交申請，市公安局再向市政府匯報。財政局每個月都是集中在一兩次會議上討論基層撥款問題，所以這個事情如果按照慣例來做，沒有半年是肯定下不來的。而且，如果是別人，考慮到不是自己分管的工作，也許不會說得這麼直接。派出所所長給他反映這麼嚴重的問題，他如果想應付了事，隻要說一句話“這個事我支持，你們打報告吧”，也就沒他的事了嘛！但他就能為了這麼一個不是自己分管的、完全可以“應付了事”的事情直接找到我，希望幫助他們解決。我感到他身上有一種很強的責任感，隻要是廈門的工作，隻要是對工作有益的事，他都盡力去做。

第三件事是近平同志接替我任常務副市長后，做了一項很重要的工作，就是主持制定了廈門市第一個發展戰略——《1985年—2000年廈門經濟社會發展戰略》。1984年，鄧小平同志對廈門作了兩個很重要的決定，一個是把特區擴大到全島，第二個是可以享受某些自由港政策。但是，國家隻給政策，沒給錢。這條路該怎麼走？怎麼發展建設？這需要廈門自己來探索。當時近平同志為了制定好這個發展戰略，花了很多精力，邀請中顧委委員、經濟學家於光遠，中國社科院副院長劉國光等100多位專家來廈門調研、論証。同時組織300多人，列出20多個專題，做專題研究。最后制定的發展戰略，好多專家都很欣賞。於光遠對這個發展戰略給以很高評價，他說：“廈門是第一個提到生態問題的﹔把廈門作為貫徹‘一國兩制’、實施對台政策的試驗區，‘兩門對開’、‘兩馬先行’是廈門首先提出來的。逐步開展離岸資金業務，實現資金流動相對自由，也是廈門的首創。”后來，市政府還沒有討論這個戰略，近平同志就調離了廈門。他走前給我留下了一句話：“這個戰略如果市政府討論通過了，也請市人大討論研究一下。”可見，他即使調走了，也念念不忘廈門的發展。

採訪組：您剛才提到，習近平同志牽頭制定的廈門發展戰略第一個提到了生態問題，請您講講他在廈門工作期間是怎樣重視自然生態問題的？

王金水：廈門有一個連著外海的天然湖叫筼筜湖，海水可以流到城市當中來，本來是一個很漂亮的風景區。上世紀80年代，廈門搞特區建設，工業廢水都往這個湖裡排放，到了夏天臭烘烘的，蒼蠅蚊子滿天飛，住在周圍的老百姓叫苦連天。當時我已經到市人大工作，關於這個筼筜湖怎麼治理，人大代表提出很多建議。有一次萬裡委員長到廈門視察工作，我送他到機場的時候說：“委員長您兩次到特區，廈門機場的建設也是您下決心推動的，您要經常到廈門啊！”他回答我：“好啊，你們什麼時候把筼筜湖治好了，我就來。”這是一句很重的話，說明筼筜湖的情況太糟糕了。

后來，市人大召開專門會議，通過了筼筜湖治理決議。我們制定了一整套治理方案，但要花錢——每年花1000萬來清理。20多年前的1000萬是天文數字，比現在幾個億還要多。這1000萬要不要拿、怎麼拿，市政府感到很棘手，討論的時候也有不同聲音。當時近平同志已經是常務副市長，分管財政，他很支持這項工作，最終我們幾個領導同志共同下決心，這筆錢就從近平同志手上批下來了。在人民群眾的呼聲下，人大代表提案，中央領導檢查督促，連續3年，總共投了3000萬，終於把筼筜湖治理好了。這個事情是近平同志與我們共同參與的，我們都從這件事中得到一個教訓，就是：不能以犧牲環境為代價來發展生產。

在保護環境方面，我聽說近平同志擔任福州市委書記時，對壽山石資源的保護採取了很多措施。我們國家有十大名石，福建就有兩個：一個是福州的壽山石，一個是漳州華安的九龍壁。田黃是壽山石最優良品種之一，現在還有一畝多地沒有開採，就是近平同志在福州當市委書記時下令不准開採，才保護下來的。

採訪組：習近平同志與彭麗媛同志是在廈門登記結婚的，您能給我們介紹一下他們兩人結婚時的情況嗎？

王金水：近平同志對廈門情感很深，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跟彭麗媛同志是在廈門結的婚。當時我是市政府黨組書記，他給我和時任市委書記鄒爾均說了自己要結婚的事。他當時說：“有一個事，要跟組織報告，彭麗媛今天到廈門了，明天我們要結婚。”我說，這是個好事啊。我們大家都為他高興。第二天，我給他打了一個電話，問他在哪裡舉行儀式。他說，不舉辦什麼儀式了，就在廈門賓館吃一個便餐。

當時他沒有在廈門安家，住在市委宿舍，結婚那天請我們在外面吃了頓便餐。飯后，我們說民間都鬧洞房，我們就去你們洞房喝茶吧。他很痛快地說：“來吧！”我們去了四個人，我一個，還有市政府辦公室主任林義恭、市計委副主任鄭金沐和呂拱南。他原本沒有任何准備，結果就發現茶杯不夠用。他們夫婦自己喝水有兩個茶杯，又拿出刷牙的兩個茶杯，還有兩個碗，這才湊齊了六個。彭麗媛到門口買了一大包糖果，花了5塊錢。我們還開玩笑，說我們一共四個人，你這一包糖給我們誰吃？彭麗媛說，不好意思，沒給你們准備禮物。呂拱南說，你有禮物，你唱歌就是禮物。她說：“行，我就送你們一首歌。”於是她就給我們唱了一首歌。后來有一種誤傳，說我是他們結婚的証婚人，因為我曾在一篇文章裡介紹了這個過程。其實他們結婚沒有舉行任何儀式，就不存在証婚不証婚。

他們結婚那天正好是周六，近平同志給我講，禮拜天要帶彭麗媛去漳州的東山縣看一看。第二天，司機就開著車帶他們去了東山，住了一晚上，住宿費、來回的汽油費都是他自己掏的。在30年前，他就是這麼嚴格要求自己的。后來我在很多場合用近平同志的這個事情跟大家說：一個人要養成一個好習慣，受益終身﹔一個人如果養成一種壞習慣，受害終身。

採訪組：在您與習近平同志共事的幾年裡，他給您留下了哪些深刻印象？

王金水：我與近平同志在一起工作的那幾年，正是特區建設初期，可以說都在疲於奔命，每天要工作十幾個小時，很少有周六周日，相互之間生活上的交往很少。但我知道，他有一種過目不忘的特殊能力。你看他訪問法國，能把法國歷史上幾個名人的著作一口氣說出來。我曾經問他：“你這種過目不忘的能力是從哪裡來的？”他告訴我，是逼出來的。他給我講，他在耿飚同志身邊當秘書的時候，不能帶筆記本，開會時耿飚同志的指示也不能記錄，隻能憑腦袋記。他經常跑到衛生間偷偷用筆記下來，然后背，背熟了再燒掉。當時也沒手機，打字機也是很原始的，一個字有幾個號碼，都是靠背。他的記憶力就是這麼磨練出來的。

那時候我們工作很忙，隻有周末偶爾能抽出一點時間。他就喜歡跑新華書店，我也喜歡，所以在書店就比較容易碰到他。后來我當市人大常委會主任的時候，每年要到省裡面開人大代表會議。而省人大開會期間，新華書店都會在會議大廳賣書。休會的時候，我經常能在賣書的地方看到他。

當時，近平同志住在圖強路，我和他是鄰居。彭麗媛來廈門的時候，早上經常去廈門賓館的食堂打飯。有一次，我去打飯的時候碰到她，就問：“近平怎麼沒有來打飯，讓你來打？”彭麗媛說，他前一天半夜一直在看書，早上就起不來了。彭麗媛跟我說：“近平一看到書就‘醉’了。”所以說，埋頭工作、埋頭讀書幾乎是他工作、生活的全部。

我還記得海南省委書記劉賜貴同志曾經給我講過一件事，他在廈門當市長的時候，到北京開全國人代會見到近平同志。近平同志問他：“你什麼時候到廈門當的市長？同安的軍營村現在怎麼樣了？”劉賜貴是非常實在的一個人，聽了他的問話很不好意思，就實話實說自己還沒有去過。回來以后，他給我講了這件事，說當時自己整個臉都紅了，沒想到近平同志當年在廈門短短3年時間，連最偏遠、最貧窮的地方都去過了，更沒想到過了那麼多年，他對廈門基層的百姓仍然如此牽挂。

近平同志很尊敬老同志，我從市委到人大工作以后，唯獨他在有想法的時候，要麼給我打電話，要麼到我辦公室，來聽聽我的意見。后來離開廈門以后，尤其到了北京，每年都給我寄賀年卡。不是打印的，是親自用毛筆一個字一個字寫下來的。到了第三年，我給他打電話，說你現在日理萬機，不能再浪費這個時間，不要再給我寄賀年卡了，我也不再給你寄了，我們互相打個電話就行了。他同意了，就沒有給我寄賀年卡。但是逢年過節，都有工作人員給我打電話，講很多祝福的話。

2010年他回到廈門，還在百忙當中把我們幾個老同志找到一起聚聚，見面第一時間伸出雙手和我們握手，對我們很熱情。他給省委書記和北京來的各部門領導、朋友介紹我時，不說我的名字、職務，而是給大家介紹“這是我的老班長”。他離開廈門30年了，不僅沒忘記我們，而且對每一個人都介紹得很詳細。我們聽了以后很感動。

我回憶的這些雖然都是生活細節，但是能看出一個人的高度和胸懷。